蒋光明
近日，女网友“滴答”晒出自己和老公写的一份让人“笑中带泪”的《保证书》并迅速引发热议。这是应年仅八岁半的女儿要求写的，《保证书》上她和老公向女儿保证：“我保证永远第一喜欢我家大宝。”女儿在下面签字“可以！”然后女儿、父母双方签名，写保证日期。据当事人介绍，跟女儿说想给她要个弟弟或妹妹后，女儿一下子接受不了，很反对，怕家里突然再多一个孩子，爸爸妈妈就不爱她了，于是要给她写个《保证书》。
这不是个例，近来媒体还曝出一系列父母想要生二胎，遭老大强烈反对的新闻。《沈阳晚报》就报道过沈阳铁西区李女士自从有了二胎，大女儿赖在奶奶家半年不肯回家，竟还改口奶奶为妈妈。如何让姐姐接受弟弟，现如今成了李女士一家最大的难题。如此看来，生“二孩”对许多人而言或许真的需要勇气。
2014年11月5日，国家卫计委综合监督局监察专员赵延配在新闻发布会上称，符合条件的1100万对夫妇中，只有6%申请了二胎生育许可证。此前，有人预计将会有一两百万对夫妇会借机生育二胎，但目前递交申请的夫妻数量仅70万对，与此前官方提出的每年约200万对夫妻提交申请的预期差距较大。政府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数十年，到头来人们惊讶地发现并没有多少人愿意享受新的生育自由。
添丁不只是添双筷子
“单独二孩”政策实施已满一年，面对申请二胎人数预期与现实的差距，人们不禁要问，政策放开，为何不生？有媒体随机采访了多名符合“单独二孩”政策的青年人，发现多数人对这一政策表示欢迎。但出于现实的考虑，许多人表示不愿生、不敢生，还有“出去生”的意愿。
不愿生。公民不愿生育致使人口下降的状况，在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国家和地区很普遍，如欧洲各国及俄罗斯，东亚的韩国、新加坡及台湾地区，政府补贴鼓励生育也扭转不了人口数量降低的大趋势。 据日本厚生劳动省2012年的《人口报告》，享受高度现代化生活的日本青年人，有20%将终生不婚不嫁，低生育率将导致日本人口减少三分之一，50年后全国仅有8千多万人。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现代化、城市化进程正在加速，生活方式与思想观念也在急速改变。《二十年城乡居民生育意愿变迁研究》发现，城市居民的理想子女数呈现出随年代发展而逐渐下降的趋势，在上世纪80年代是以1、2孩为主，90年代以后则是以1孩为主。根据2010年的统计，北京育龄男女中约有10%选择不要孩子，而广州、北京、上海等大中城市中已经有60万个“丁克”家庭。而这些城市人群正是“单独二孩”政策的主要适用对象。
“一个孩子就已经够操心的了，怀孕开始后就要全家总动员，定期的孕检、产检更是让人疲于奔命。孩子出生之后，要全身心照看孩子，生病后忙着跑医院、找大夫，心力交瘁。”李先生说，“有一个女儿已经足够了，我们这一代人就是独生子女，也过得很好。”据他介绍，他身边的许多朋友都选择做“丁克”，过二人世界。
不敢生。生活压力大，生活成本高，入园难、上学难，现实中的种种困难，让很多父母，尤其是80后父母，想要“二孩”不容易，而在北上广等一线城市中，这些问题尤为突出。有调查显示，育儿成本过高已经成为一线城市单独家庭生育二胎的最大顾虑。
“生”相对容易得多，“育”则是一个漫长的路程。社会学家徐安琪的调研报告《孩子的经济成本：转型期的结构变化和优化》显示，从直接经济成本看，10年前的上海，一个0-16岁孩子的抚养总成本达到25万元；若子女上大学再读研，则高达48万元。10年后的今天，抚养成本无疑更高。也就是说，对大部分中国家庭，生二胎是一个十足的经济考验。也有媒体调查显示，育儿费用已经成为家庭第二大支出，占家庭全部支出的24%，仅次于家庭日常生活支出。而北上广等一线城市的家庭，在育儿方面的投入明显高于全国其他城市，其中上海家庭育儿投入高居首位，约3%的上海家庭每月在育儿上的投入超过5000元，一年就高达6万元。
目前教育投入是学龄前儿童的主要投入，80%的公立幼儿园平均每月费用在2000元以下，私立幼儿园则明显偏高，24%的私立幼儿园费用每月需2000-3000元，有的甚至超过5000元。除此之外，现在越来越多的家长还为孩子选择了各种各样的课外培训班。很多家长表示，其他小孩都学这样那样的，我不可能让我的小孩什么都不学，不要让小孩输在起跑线上。所以，二胎是个奢侈品，不是人人都能消费得起。
穷人“生不起”，富人“出去生”。大陆一部分富人都有这种观念：“要么选择不生，要么以更好的方法生”。按理说，“单独二孩”政策的受益人群应该主要是包括家庭条件较好的独生子女以及城市公务员在内的受计生政策管控最为严格的中产阶级群体，他们又是对育儿质量和生活品质尤为关注和在意的群体。电影《北京遇上西雅图》曾引起了大众对“翻墙生子”的热议，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就是正在崛起的中产阶级对国内现阶段的公共服务或生活环境不满。据《安联全球财富报告》的计算，2012年中国中产阶级的数量已增加到4.13亿。仅2012年一年，全球中产阶级人数增长了将近1.4亿人，中国占了最大份额）。经济上的独立又给了中产阶级更多的选择，比如赴美产子。2013年9月，《全美月子中心行业白皮书暨美国月子中心产业发展调研报告》显示：2008年，大陆赴美生子的人数达到4200人；2012年，超过了1万人。二胎妈妈的另一个聚集地——香港，来港产子的数量也在10年间以50倍的速度飙升——2001年，香港“双非”新生儿仅有600余名；2011年这一数字飙升至17万。另据香港《大公报》报道，赴港产子的内地孕妇中，超过六成是生二胎。
消除“后顾之忧”是关键
一个家庭有两个孩子的好处显而易见，在“只生一个好”的计生政策下，不只是父母心疼子女太孤单，独生子女这一庞大群体的性格特征也为人关注。美国《科学》杂志刊登的一份调查报告称，1979年后出生的中国独生子女“互信程度较低、更倾向于规避风险、情绪上更为悲观”。报告称，这将对中国产生广泛的社会和经济影响。
空巢老人缺少精神关爱，则是“一胎政策”下的衍生课题。家庭养老一向是中国人传统的养老模式，随着父辈们逐渐迈入老年，中国第一代独生子女已然面临赡养老人的压力，而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下，一些独生子女无力也无暇照顾老人，已是无法回避的社会问题。如今“单独二孩”真的来了，民众反应却很冷淡。
面对“单独二孩”遇冷的问题，国家卫计委综合监督局监察专员赵延配解释说，这是因为今年开始实施单独两孩政策以后，各地实施的时间不一。从生育周期来说，十月怀胎一朝生育，今年不可能有太多婴儿出生。另外，由于“单独两孩”涉及的人口对象很大一部分是城市人口，他们的生育观念已经有了转变，尤其在政策允许以后，很多年轻夫妇因为生育和养育成本问题，或者工作和其他事业发展方面的原因，不急于要孩子。赵延配说，有些夫妇有了政策以后，也不急于生了，这也是一个方面。政策有滞后性，至少到第二年、第三年才能看到整体生育水平是否有一个大的变化。
一方面是民间对这一政策既欢迎又“纠结”，另一方面则是官方对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谨慎。国家卫计委近日对外公布，“普遍放开二胎的问题，现在确实没有一个时间表。”辽宁省社科院研究员张思宁认为，民众对“单独二孩”政策反应平淡并不奇怪。目前，青年人承受的家庭、工作以及社会压力都比较大，生活成本高，生养孩子的成本更高。“没有充足的物质基础做前提，人们往往不会选择生二胎。这既是许多人的理性判断，也是面对社会现状的无奈选择。”他认为，单纯依靠放开“单独二孩”政策来提高生育率并不现实。正是因为长期以来在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户籍制度以及医疗、卫生、教育等方面的配套与公众的实际期待有较大差距，使人们难以消除后顾之忧，因此，很多人虽然对“单独二孩”有所期待，但又很纠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