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玉波
抗日战争，指20世纪中期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抵抗日本侵略的一场民族性的全面战争。从1937年“七七”事变国民政府发表《告全体将士书》至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结束，历时八年，被称为“八年抗战”。抗战中，众多的石油专家虽然没有走上抗日前线，和日本侵略者面对面进行浴血奋战，但在一滴石油一滴血的能源生死战中，他们在特殊的领域用自己的生命和热血支持着抗战——或在敌占区默默抗争，或埋头学术研究和著述，或投身实业为前线输送能源……用行动证明他们不仅是中国石油工业的脊梁，更是与中华民族同呼吸共命运的一分子。时逢抗战胜利70周年，本文截取了这些石油专家们抗战时期的生活、学习、工作的片断，以此向他们表达由衷的敬意。
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爆发后不久，日军了占领北平。章鸿钊因年迈多病，行走不便，还要照顾长期卧病在床的儿子，所以就滞留在城中。当时，还有几位他的学生和地质学界的干部也没有离开北平。章鸿钊知道，如果他们落在日本军国主义者手里，不是被迫害就是被逼当汉奸。于是，他来到学生们家中，恳切规劝他们离开：“你们还年轻，情况和我们不同，日本人正想利用你们，你们应即速离开北平！”在章鸿钊晓以民族大义的规劝和催促下，学生们醒悟过来，相继逃离北平，奔赴抗战大后方。
章鸿钊困居北平期间，极少出门，也少有客人往来，读书和著述成了他生活中最重要的内容。他一边细心照顾着儿子，一边完成了《古矿录》的写作，并编制了《古矿分布图》。1938年《古矿录》完稿时，华北地区大部已为日寇盘踞，心情沉郁的章鸿钊在卷首填了一阙《水调歌头·好江山》，词末有“不信江山改，依旧好江山”两句，直截了当地表达了他相信全民坚持抗战必能驱逐外虏、恢复中华的爱国情怀。可以说，这期间的每一页文字，都是他的精神支柱，饱含着民族复兴、一血国耻的期待。
此时，章鸿钊在北平没有固定的收入，孩子看病又需要钱，日子过得十分艰难。当时一部分文化、科学界的“名流”投靠了日伪政府，谋求到一官半职，或为生计，或求腾达。日本军国主义者也想利用他是留日地质学家这一背景，多次登门拜访，重金聘请他担任地质研究所所长，他毫不客气地拒绝了。他宁可变卖珍贵的藏书过穷日子，也决不与日本侵略者同流合污过“好日子”。
1940年，卧病在床9年的儿子病逝后，他自己不小心又摔坏了腿。他在北平养了一年多的病，在1943年秋迁往上海寄居在亲友家中，仍然没有停下著述与研究。
八年抗战，他是在敌占区度过的。作为一个学者，他没有铁马冰河的豪迈，但有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坚贞，拒绝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硬逼利诱，表现出一介书生的民族气节，这已足够让后人记住他。
“七七”事变发生时，翁文灏正在莫斯科参加第十七届国际地质学大会。回国后，一介书生阴差阳错地加官晋爵，也许与抗战中的民国政府急需能源支撑不无关系，但不管命运如何弄人，他在抗战中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
翁文灏在抗战中的贡献首先是主持沿海工矿企业的内迁，有效保存了中国工业的实力。日军攻打上海时，翁文灏担任工矿调查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开始着手组织沿海工矿企业的内迁。据统计，抗战时期由官方协助内迁的民营厂矿共448家，机器材料70900吨，技工12080人。至于国营的资委会各厂、兵工署所属兵工厂等也同时全部内迁西南，且规模较民营企业更为庞大。厂矿内迁实现了中国工业建设的重心由东南到西南大后方的转移，保护了国家工业资源，为支援抗战发挥了巨大作用。
翁文灏在抗战中的第二大贡献是组织后方工矿业的发展建设。1938年5月，翁文灏就任经济部长。此时海运通道和铁路大部分被日军封锁和占领，中方运输主要依赖公路，汽、柴油消耗量很大。面对“一滴汽油一滴血”绝境，在翁文灏的组织领导下，于1941年3月开始开发玉门油矿，创办了中国自己的石油工业。抗战时期，玉门实现钻井61口，原油产量约7866多万加仑，给抗战提供了较为稳定的能源保障。除开发玉门油矿外，他还在在江西、湖南、四川等地组织领导开掘钨矿、锑矿、煤矿和开办酒精厂等，为抗战军需和我国工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抗战胜利后，翁文灏一度辞官，后来却又鬼使神差地当了六个月零两天的行政院长，因此而被中共列入战犯名单。很多史学家因此评他是书生为官，误入歧途。新中国成立后，翁文灏克服诸多困难，辗转从海外回国，为新中国的石油工业发展效力，但也受到了很多不公正的待遇。翁文灏为官虽不太成功，作为地质学家却为国出了不少力。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说他是“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是对他很公正的评价。
颠沛流离的李四光
李四光，地质学家。为创立地质力学理论和中国“两弹”的研发作出了重大贡献。
“七七”事变爆发时，李四光正在南京担任民国政府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南京沦陷后，地质研究所也在李四光主持下，先是短暂搬到江西庐山，然后又迁往广西桂林，最后转投重庆。可以说，李四光是在颠沛流离中度过抗战生涯的。
在广西，地质研究所与物理所合租了环湖东路的一座两层楼房，但不久便被日机炸塌近半。李四光只好又将地质研究所搬到了乐群路四会街一座十分破旧的建筑物里，他在大门口挂了一个大灯笼，上书“抗战到底”四字，以示投身抗战的决心。但这里也是日军战机经常光顾的地方，住了两年后就不得不搬到良丰，这才算稍稍稳定了一些。
在广西期间，在战乱中饱尝动荡之苦的李四光一直没有放下自己的地质事业，先后出版了专著《中国地质学》《大陆漂流》，发表了《鄂西川东湘西桂北第四纪冰期现象述要》《广西台地构造之轮廓》等学术论文。另外，他应邀担任了桂林科学实验馆馆长，全力支持当地的经济建设。
1944年6月，在中国战场上进行垂死挣扎的日军从湘桂路直扑桂林。李四光不得不带着同事、家人再次踏上了逃难的路。在去贵阳的途中，李四光不幸染上了疟疾，身体十分衰弱，走了20多天才抵达贵阳。身体虚弱的李四光一落脚就带领同事和学生再次考察附近的地质和第四纪冰川遗迹,并写成了论文《贵州高原冰川之残迹》。可以说，李四光逃难的路，也是进行科研的路。
没多久，桂林、柳州失守，贵阳告急。没安顿多久的李四光只得告别贵阳,奔向重庆。李四光夫妇最终在重庆沙坪坝租到了一所小楼，暂时定居下来。这时候的李四光的身体状况很差，但却始终没有放弃学术研究。1945年4、5月间，他在重庆大学和中央大学联合举行的学术报告会上，作了一次著名的演讲，这次演讲报告后来被整理成了著名《地质力学之基地与方法》。
这是李四光第一次系统地总结地质力学的概述与方法，对地质力学这门科学的建立具有深远意义。
日本军国主义投降后，对挑动内战的蒋家王朝大为失望的李四光先后在上海、杭州等地养病。1948年出国参加了第十八届国际地质学会，之后赴法国、瑞士等地休养。新中国成立后，他冲破阻挠毅然回国，为新中国的地质科学和石油勘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学家、知名预测论专家翁文灏的堂弟。“七七”事变爆发时，考取中英“庚子赔款”公费留学的翁文波，正在英国伦敦大学皇家学院学习应用物理。1939年毕业时，翁文波知道危难中的祖国需要他这样的人才回去效力，于是谢绝了国外优厚的待遇和友人再三挽留，取道法国、越南辗转回国。
回国后，翁文波在中央大学讲授地球物理勘探课程。他在为国家培养人才的同时，还亲自参加了石油勘探工作，为抗战一线寻找能源。当时，四川石油勘探处正在巴县石油沟钻探，翁文波采用1M电位电极系成功地测出了电阻率曲线。这是我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利用电测技术测井，翁文波因此被称为“中国的测井之父”。
玉门油矿发现主力油层的消息传来后，翁文波毅然辞职，带着自制的重力仪、罗盘磁变仪、测井仪等仪器奔赴玉门，决心利用自己所长报效祖国。他应用物探技术指导钻井，将取得的资料进行整理，写成了《甘肃油矿物理探矿报告》。1945年10月，翁文波在玉门组建了我国第一支重磁电测量队，沿河西走廊进行重磁力普查勘探，完成了《甘肃走廊西部重力测量提要》报告，绘制了河西走廊十万分之一的地质、重力综合图20余幅。
抗战线束后，翁文波到总部在上海的中国石油公司勘探室任职。1949年5月上海解放时，翁文波把勘探室的进口地震仪和一些资料，作为对新中国成立的一份厚礼，交给了接管中国石油公司的军代表。1950年，我国成立了第一支地震勘探队，这台进口地震仪发挥了很大作用，中国石油地球物理勘探事业由此揭开了新的一页。
玉门油田奠基人孙健初
孙健初，石油地质学家，玉门油田奠基人。
1937年初，国民政府“中国煤油探矿公司筹备处”组建了由孙健初和美国专家韦勒、萨顿等人组成的“西北地质矿产试探队”，到玉门老君庙考察石油河两岸地层断裂情况。在这期间，“七七事变”爆发后，大片国土沦入敌手，随即南京失陷。考察告一段落的孙健初等人无法再回南京，只好改道重庆。
翌年4月，孙健初等人写出《甘青两省石油地质调查报告，》提交给行政院秘书长翁文灏，报告肯定了玉门地质条件很好，有希望找到储量可观的油田，并提出“战时可考虑开采”的意见。不久，翁文灏找孙健初详谈玉门勘探开发的事情，孙健初回答：“抗战军兴，海路多被日军封锁，洋油来之不易。如果我们立即开发玉门，当有助于抗战，利之于民，价值无量。”
在翁文灏的努力下，资源委员会决定开采玉门油矿。不久，孙健初接到了前往甘肃玉门探勘油田地质的命令。他和严爽等人经过47个日日夜夜的奋战，获得了大量地质资料，提出了钻井探油计划，确定了钻井井位。
1939年3月，第一部从陕甘宁边区借来的钻机运抵老君庙，钻探130米即见油流，日产量达20桶，从此揭开了开发玉门油田的序幕。
抗战期间，孙健初曾经到美国考察和进修。1946年回国后担任甘肃油矿局勘探处处长。新中国成立后，担任石油管理总局勘探处处长等职。1954年，孙健初去世两周年，玉门油矿建成“孙健初同志纪念碑”，以纪念这位杰出的石油地质学家，孙健初的名字也一直是和玉门油矿联系在一起，受到后人敬仰。
越过崎岖而致复兴的孙越崎
孙越崎，我国现代能源工业的创办人和奠基人之一，被尊称为"工矿泰斗"。
孙越崎原名孙毓麒。袁世凯政府受日本帝国主义胁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后，孙毓麒深感国运崎岖，有亡国之忧，故改名越崎，以期努力推动中国越过崎岖而致复兴。年少更名，足见孙越崎坚定的爱国情怀。
孙越崎在天津北洋大学矿冶科毕业后，曾经在东北边陲穆棱从事了6年煤炭勘探开发。1927年，时任北京地质调查所所长的翁文灏到该矿调查后写了一本《吉林穆棱煤矿纪实》，书中谈及孙越崎评价颇高：“今观孙君之一出学校，即入穷山，数载辛勤，卒创大业，其奋发兴起者当如何？”
此后，孙越崎相继进入美国斯坦福大、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并到英、法、德各国参观了煤矿建设。饱学工矿建设经验的孙越崎在1932年秋回到哈尔滨时，却看到此时的东北正在日寇铁蹄的蹂躏之下，他已经成了名副其实的亡国奴。孙越崎悲愤盈胸，只得逃离东北。在翁文灏的举荐下，先后担任了陕北石油探勘处处长、河南焦作中福煤矿总经理，在石油勘探和煤矿开发领域均取得了很大成绩。
“七七”事变之后，国家到了生死存亡之时，孙越崎实业救国的信念更加坚定，他以带入四川的中福煤矿器材为根本，先后与民生公司、盐务总局和四川银行等相继开办改建了年产50万吨的天府煤矿和其他3个年产40万吨的煤矿，有力地支持了艰苦卓绝的抗战。
1940年，国民政府成立了甘肃油矿局，任命孙越崎为总经理，开始开发玉门石油。孙越崎组建了中国第一支油矿钻井队，在严爽、孙健初等人的共同努力下，不久，中国人自己第一次打出了石油。抗战期间，玉门油矿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饱经日机轰炸、1942年井喷大火和1943年特大洪水等重重艰难险阻，共钻井61口，产原油7866万加仑，满足了西北和重庆等地的军、民油料供应。
当时蒋介石给孙越崎寄来一份专用密电码，孙越崎可以直接与他联系。不过，这个对政治一窍不通的实业家，只用这个密电码做了一件事，给蒋介石发了个请求支持空油桶的电报。蒋介石接电后，立即命令军队后勤部拨3万个53加仑的空油桶到玉门，解决了炼油厂储油的问题。
甘肃油矿总局设在重庆，距玉门油矿老君庙矿场2500多公里。孙越崎每年夏秋两季在老君庙矿场督促生产建设，冬春季则在重庆经营天府等4个煤矿，且业绩辉煌，人们都称颂他为大后方的“煤炭与石油大王”。
抗战胜利后，孙越崎曾任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委员兼资源委员会委员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他曾担任政务院财经委员会计划局副局长等职，直到1995年12月9日去世，一直在为祖国的能源事业奔忙着。
“中国炼油第一人”金开英
金开英，前半生在大陆主持玉门油厂，后半生在台湾主持“中油”公司，海峡两岸的石油人称他为“中国炼油第一人”。
抗战期间，为了解决燃料不足的问题，大后方的企业家们制出了酒精、桐油等汽油替代油料。金开英创建的“动力油料厂”在植物油提炼轻油方面就获得了成功。此方法虽然可行，但产量有限，就抗战时的全国需求而言，只是杯水车薪而已。
要想最终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必须拥有自己的石油工业。此时，玉门油矿已经出油，但如何炼制又成了当务之急。鉴于金开英在动力油料厂成绩卓著，民国政府决定派他去玉门办炼油厂。
1941年3月16日，甘肃油矿筹备处和动力油料厂合并成立甘肃油矿局，由矿场和炼厂两部分组成。矿场负责石油勘探开采，由著名地质勘探专家严爽任矿长；炼厂负责原油的炼制和油品生产，由金开英任厂长。
那个年代，想在日军的包围中去购买设备，是难上加难。金开英就在国内收购了一些钢管钢材、车床闸门等，自行设计制造了釜式蒸馏炼油炉，使开采出的原油终于变成了汽油、柴油和其它油品。1939年到1945年间，金开英的炼厂炼产汽油1303万加仑，煤油511万加仑，柴油近72万加仑，此外还有石蜡等副产品。这点产量在今天来看微不足道，但是当时却给抗战输送了宝贵的血液。
抗战期间，金开英的妻儿老母仍然居住在北平，饱受日寇的欺压。他的长女蔚斯在1943年冲破日军封锁线，万里寻父来到老君庙，金开英却已经认不出自己的女儿了。后来，他想送女儿到重庆读书，但工资微薄，只好卖掉了英文打字机才凑足路费、学费。
抗战胜利后，金开英出任接管委员会主任监理委员等职，与翁文灏等人倡议成立一个全国性的石油领导机构——中国石油公司。1949年，国民党政府败退台湾，金开英随之而去，仍任“中国石油公司”总经理直到退休。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