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广西和云南在对越贸易上具有竞争性但也有可比性。本文在Reuven Glick和Andrew K.Rose贸易引力模型的基础上，简化主要影响因素，通过引入“调整距离”构建滇越、桂越贸易引力模型。比较发现，GDP、非农产业比重、调整距离等三个主要因素对滇越贸易的影响效应依次是GDP>非农产业比重>调整距离，而在桂越贸易中则体现为GDP>调整距离>非农产业比重；同时，广西GDP对桂越贸易的影响要大于云南GDP对滇越贸易的影响，调整距离和非农产业比重则相反。本文据此揭示出云南应在努力扩大其经济发展规模的同时，持续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对越国际通道的便利化，提高非农产业比重等为核心内容的对越贸易对策。
关键词：贸易引力模型；滇越贸易；桂越贸易
基金项目：云南省交通运输厅咨询项目：“桥头堡战略实施中云南国际公路跨境运输便利化对策研究”
中图分类号：F7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5年5月30日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中国与东盟十国组建的自由贸易区，自贸区建成后，东盟和中国的贸易占到世界贸易的13%，越南则是中国通往东盟的陆路门户。中国广西、云南两省则与越南接壤，进出口岸三大关口为广西的凭祥、东兴，云南的河口。广西、云南作为国家“一带一路”18个重点省份的其中2个，对滇越、桂越贸易影响因素进行比较研究，提出进一步提升这两省对越贸易水平的政策建议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贸易引力模型文献综述
所谓“双边贸易”是指两个国家或地区之间开展货物、技术或服务贸易形式的统称。引力模型较早便应用于两国（或地区）贸易的研究，是一种较为有效的双边贸易定量研究方法。贸易引力模型的理论思想源于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两个物体之间的引力与它们各自的质量呈正比，与它们之间的物理距离呈反比。天文学家斯图尔特和社会学家齐坡夫将其应用到社会科学领域，建立了一个确定两个城市旅行者人数与其人口和距离关系的模型；丁伯根（1962）提出两国（或地区）之间的双边贸易额与这两国（或地区）的经济总量成正比，与两者间的空间距离成反比；波贺农（1963）将贸易引力模型应用到国际贸易理论中，论证了一国（或地区）的出口量与进出口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成正比，与两国间的运输距离成反比，在模型中他将国民生产总值作为衡量贸易能量的指标，当两个贸易国的贸易能量越大，双方贸易量就越大；反之则小。当两国越接近，贸易就越活跃，距离遥远，贸易量就小。利尼曼（1966）系统地将引力模型应用于双边贸易流量的计量分析，首次对贸易引力模型的研究与分析进行了系统集成。利尼曼认为一个国家的进出口量取决于出口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进口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以及是否存在贸易优惠待遇，他还认为进出口额与人口负相关，因为人口众多的经济体没有必要从专业化或规模经济中获利而进行贸易。一个国家是拥有贸易优惠待遇还是面临贸易壁垒也影响贸易量的大小，而运输成本与贸易量总是负相关。
在此后的研究中，贸易引力模型不仅实现了与经济计量学的有机结合，而且加入了更多影响贸易的变量。如Reuven Glick，Andrew K.Rose（2002）检验了政策、历史、文化等因素对贸易流量的影响，同时将优惠贸易协定、贸易限制措施、殖民关系、语言等因素加入到引力模型中，使引力模型有了进一步的扩展。
我国学者也开展了对贸易引力模型理论与实证研究。张杰、古斯达·克里斯坦森（1996）、史朝兴、顾海英、秦向东（2005）等人通过对引力模型理论的介绍、整理，推动了贸易引力模型在我国的应用；谷克鉴（2001）结合中国实际，构造了中国贸易引力模型的初步方案，为其他学者研究引力模型奠定了基础性工作。盛斌、廖明中（2004）运用贸易引力模型检验了新兴市场经济的出口贸易流量的决定因素，从总量和部门两个层次就中国对40个主要贸易伙伴的出口潜力进行了估算。他们研究的结果显示，中国的出口在总体上表现为“贸易过度”，但对日本等几个国家（或地区）表现为“贸易不足”。此外，作者以对美国的出口为参照，分析了中国对其他经济体出口不足的原因，指出贸易伙伴的经济规模总量是最为重要的影响因素，而地理和区域因素则发挥着相对次要的作用，贸易依存度和人均收入因素的影响则次之，进口国的贸易限制措施以及与中国的贸易匹配程度等是最为不重要的因素。林玲、王炎（2004）对传统贸易引力模型中的解释变量做了增减，建立了一个适合中国双边贸易的引力模型，在实证分析后指出GDP、空间距离、国土面积和APEC等因素是影响中国双边贸易的主要因素，同时在对外贸易依存度过高和贸易发展潜力有限的情况下，中国当前应该充分利用国内资源禀赋，深化国内贸易，积极调整贸易政策，改善贸易绩效。朱彤、王金凤（2004），肖良、张社梅（2005），李钦（2008）等则主要从虚拟变量如APEC因素、实施卫生和动植物检疫措施协议（SPS）等角度研究这些因素对两国（或地区）贸易的影响和估算地区贸易发展潜力；骆许蓓（2003）、楼朝明（2003）等人则从空间距离和实际距离的缺陷入手，探讨“调整距离”的计量问题。
贸易引力模型是一种研究两国（或地区）贸易及其影响因素的有效方法，本文就是基于贸易引力模型对滇越、桂越双边贸易影响因素效应进行研究。
二、滇越、桂越贸易特征与影响因素选择
（一）滇越贸易特征。从2004年起，越南就已成为云南省的第三大贸易伙伴，2013年云南与越南的进出口总额达10.77亿美元，占全省进出口总额127.27亿美元的8.46%，越南成为95个与云南省有经贸往来国家（或地区）中的第二大贸易伙伴。截至2013年，经由云南与邻国地方政府协议开放的双方边民开放中越通道达26条。在滇越贸易结构上，云南向越南出口5大类200多种商品，主要是谷种、锡、肥料、咖啡、烤烟等；从越南进口4大类100多种商品，主要是腰果、铁矿石、铬矿石、天然橡胶等。总体上，滇越贸易的商品结构单一，科技含量较低。从增长趋势上看，出口商品中的机械设备、化肥、稻谷种、钢材的发展潜力较大，而进口商品中的矿产品、农产品、水产品具有较大发展潜力。 （二）桂越贸易特征。广西与越南一衣带水，陆地边境线长达1，020公里，有8个县（市）与越南交界，目前拥有一类二类口岸共12个，过货码头4个，边民互市点25个，相对于云南，广西拥有更为得天独厚的对越贸易地缘优势。
2001年以来，越南一直是广西的第一大贸易伙伴。2013年，广西对越南贸易进出口总额为126.97亿美元，占广西对东盟贸易进出口总额的79.78%。随着桂越贸易的发展，贸易形式从最初的“肩挑手提式”的边民互市贸易，发展到边民互市、小额贸易、加工贸易、易货贸易、经济技术合作等多种形式并存、共同发展的局面。
在桂越贸易结构上，广西向越南市场出口商品多达200多种，主要有生产线、机器设备（医疗、运输、农机等）、原料（汽油、化肥、水泥、钢铁、建材等）、农产品（化肥、农药、谷种等）、日常消费品（摩托车、服装、儿童玩具、电子产品等）；向越南进口的商品一直主要是农副土特产品、林产品、矿产品三大类，主要包括：原料、燃料（原油、天然橡胶、煤炭、各类矿石和各类精油）、粮食农作产品（胡椒、花椒、花生和各类热带水果）、新鲜和冷冻的各类水产品（虾、鱼、蟹、鱿鱼等）以及日常消费品（手工艺品、拖鞋、高级家庭用品）等100多种货物。从增长趋势上看，广西出口商品中的机电产品、日用五金、纺织品等有较大增长潜力，而传统农用物资、食品的出口增幅在不断下降，显现出广西对越南出口商品结构在不断优化。
（三）主要影响因素选择。贸易引力模型中，双边贸易额的核心解释变量分为“吸引力”因素和“排斥力”因素两类。不同“吸引力”和“排斥力”因素的设置，会形成不同形式的贸易引力模型。尽管双边贸易的影响因素错综复杂，但贸易理论及贸易影响因素的各项实证研究认为，地理或距离因素、经济体规模因素、政策因素、联盟因素、贸易历史与文化的相似性、互补性等作为主要影响因素对两国（或地区）的双边贸易具有显著的影响效应。
较有影响的衡量因素与贸易关系的是美国学者Reuven Glick和Andrew K.Rose所建立的国际贸易引力模型，该模型是一个综合考虑较多主要影响因素的双边贸易引力模型。这一模型可表示如下：
Ln（Xijt）=？茁0+？茁1Ln（YiYj）t+？茁2Ln（YiYj）t/（PopiPopj）t+？茁3LnDij+？茁4Langij+？茁5Contij+？茁6FTAijt+？茁7Landij+？茁8Islandij+？茁9Ln（AreaiAreaj）+？茁10ComColij+？茁11CurColijt+？茁12Colonyij+？茁13ComNatij+？酌CUijt+？着ijt （1）
上式中，i表示本国（或地区），j表示贸易伙伴国（或地区），t表示时间，各变量的含义见表1所示。Reuven Glick和Andrew K.Rose使用1948～1997年的数据，对217个国家（或地区）的双边贸易额及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估计，其估计结果如表1所示。（表1）
由于云南、广西这两个地区不仅所处的国内社会经济发展的政策环境相同，而且这两个同为我国西南地区的省份在发展的经济条件、自然地理条件、人口规模、消费水平等方面十分接近，都与越南直接接壤，对越贸易在其对外贸易中均占据显要地位；这两个省份开展与越南双边贸易的历史、政治背景、文化背景十分接近。鉴于本文的主要目的在于分析云南、广西对越贸易影响因素效应的差异，我们可以忽略“政策”、“联盟”、“贸易历史与文化”等因素在滇越和桂越双边贸易上的影响，仅考虑经济体规模、贸易互补性及距离这三个主要影响因素，具体使用GDP、非农产业比重和“调整距离”三个解释变量分析它们在滇越和桂越双边贸易上的影响效应差异。
三、滇越、桂越双边贸易引力模型及主要因素影响效应比较
下面以Reuven Glick和Andrew K.Rose贸易引力模型为基础，并简化贸易主要影响因素，通过引入“调整距离”构建滇越、桂越贸易引力模型，继而对模型及主要因素对双边贸易的影响效应进行比较。
（一）调整距离DIS的构建。两个国家（或地区）间的距离是影响双边贸易的重要排斥因素，但在进入模型之前需要结合交通便利化程度对距离进行调整，以修正“直线距离”或“实际距离”的缺陷。本文以交通密度为基础，形成对滇越（或桂越）实际距离的调整因子，具体方式为：
？籽■=[■（d■+d■）/（2S■）]/31 （2）
k■=？籽■/[（d■+d■）/（2S■）] （3）
k■=？籽■/[（d■+d■）/（2S■）] （4）
DIS■=DIS■k■ （5）
DIS■=DIS■k■ （6）
上（2）～（6）式中，d■、d■分别表示t年某省（区）公路和铁路长度；c表示各省区；S■表示某省（区）的国土面积；？籽■表示t年全国平均交通密度；d■、d■分别表示t年云南公路和铁路长度；d1gt、d2gt分别表示t年广西公路和铁路长度；Sy、Sg分别表示云南和广西国土面积；kyt、kgt分别表示滇越和桂越实际距离的调整因子；DISy、DISg分别表示滇越和桂越陆路实际距离；DISyt、DISgt分别表示t年滇越和桂越陆路调整距离。由此，获得滇越和桂越陆路调整距离。
（二）滇越、桂越双边贸易引力模型及其含义。在获得滇越和桂越陆路调整距离基础上，为了更好揭示云南及广西两省在提升与越南贸易水平主观努力的效果差异，本文选用云南（或广西）GDP、云南（或广西）非农产业比重、调整后的滇越（或桂越）距离作为影响滇越（或桂越）双边贸易的主要影响因素，由此建立的滇越、桂越双边贸易引力模型为：
IN（TRADE）i=？琢1i+？琢2iIN（GDP）i+？琢3iIN（DIS）i+5？琢4iIN（NONAGRI）i （7） 其中：TRADE分别表示滇越和桂越进出口总额；GDP分别表示云南和广西年度GDP；DIS分别表示滇越和桂越陆路调整距离；NONAGRI分别表示云南和广西非农产业比重。（表2）
从表2的回归模型结果看，各模型的整体拟合效果不错。所有变量系数具有明确经济意义，且通过1%或5%的显著性检验，据此可以判断，样本期内经济产出、陆路调整距离、非农产业比重对滇越和桂越双边贸易的改善均具有促进作用，只是这种作用有较大的差异性。
1、滇越、桂越双边贸易引力模型的含义。在滇越贸易中，三个因素的影响效应依次为GDP产值>非农产业比重>调整距离。云南GDP与非农产业比重每增长1%，则滇越贸易额分别增长0.499%与0.292%；调整距离每减少1%，滇越贸易额将增长0.282%。在桂越贸易中，三个因素的影响效应依次为GDP产值>调整距离>非农产业比重，广西GDP与非农产业比重每增长1%，桂越贸易额分别增长0.749%与0.096%，调整距离每减少1%，桂越贸易额将增长0.181%。
2、公路基础设施改善效应比较。滇越调整距离对滇越贸易的影响效应大于桂越调整距离对桂越贸易的影响效应，表明云南交通基础设施的改善对滇越贸易的积极效应大于广西。
广西与越南的主要国际通道为南宁—东兴—越南芒街—下龙湾—越南河江—河内公路线（538公里）、南宁—龙洲—越南高平—河内公路线（500公里）、南宁—凭祥—越南谅山—河内公路线（419公里）、南宁—凭祥—同登—河内铁路（468.75公里），广西与越南的主要国际通道为昆明-文山-麻栗坡-越南清水河—越南河江—河内公路线（870公里）、昆明—河口—越南老街—越南富寿—河内公路交通线（850公里）、昆明—金水河—越南马鹿塘—莱州公路交通线（865公里）、昆明—河口—老街—河内铁路线（768公里），广西与越南实际陆路平均距离为468.75公里，比云南与越南的实际陆路距离838.25公里要短，广西拥有北部湾钦、北、防三个港口，陆路和海上交通相对于云南已经十分便捷。但1990年以来云南省对公路建设投资力度明显加强，公路设施密度的提高幅度超过广西。1995年，云南与广西公路密度相差不大，但2013年云南公里通车里程数为22.29万公里，广西公里通车里程数为11.13万公里，2013年云南公路密度是广西公路密度的1.24倍。2013年滇越陆路调整距离相当于1995年时的41%，相当于通过13年云南公路基础设施的改善缩短了滇越调整距离76%。公路基础设施的改善，使滇越“调整距离”逐渐与广西接近，弥补了滇越贸易在地理因素特别是实际陆路距离上的先天劣势，较好发挥了滇越调整距离对滇越贸易的“边际效应”优势，因此相对于广西，云南公路基础设施改善对滇越贸易的效应更显著。
3、GDP增长效应比较。GDP是三个主要影响因素中对贸易额贡献最大的因素，说明云南和广西的GDP具有较强的促进与越双边贸易的正向效应，是推进两地与越贸易的核心因素；相对于云南而言，广西GDP对桂越双边贸易的效应更大。
云南、广西均属中国西南部边疆省份，经济总量、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增长速度较为接近。但云南在烟草、矿产品初级加工上有优势，而广西则在生产线、机器设备制造、机电制造、日用消费品生产、纺织品生产等方面具有优势。结合前面我们对滇越和桂越贸易特征的分析，广西的优势产业正好与越南的进口需求匹配，桂越贸易中的互补性强于滇越贸易，这解释了广西GDP对桂越贸易的促进效应大于云南GDP对滇越贸易的促进效应。
4、非农产业比重效应比较。2013年云南省非农产业比重为83.8%，广西非农产业比重为83.7%，但云南非农产业比重对滇越贸易的影响效应大于广西非农产业比重对桂越贸易的影响效应，而且效应值弹性系数差异0.19个点，这表明云南提高非农产业比重对滇越贸易的积极效应要显著高于广西。云南边境地区的第一产业产品结构历来单一，除粮食外，主要种植甘蔗、茶叶、橡胶、咖啡，技术含量低，加工落后，主要以初级产品形式参与国际交易。而云南边境第三产业特别是传统服务业的迅速发展，具有典型的贸易促动特征。云南与越南因经济发展阶段的差异，第三传统产业贸易互补性强。随着双方商品交易量的逐年增加，边境地区物流、交通运输、宾馆、饭店、修理、房地产、金融保险、旅游等行业渐渐发展起来。云南各大口岸城市凭借特殊的地理优势，聚集了众多商贩、商铺，形成了一定规模的中低档商品市场和物流中心，通过划地兴建边境经济合作区、保税仓库和优惠政策的实施，使城市（镇）也有了一些加工工业进驻，非农产业的发展明显的推动了滇越的双边贸易。
四、主要结论
从滇越、桂越贸易引力模型的对比可以获得以下结论：在滇越贸易中，影响效应从大到小分别为GDP>非农产业比重>调整距离；在桂越贸易中，影响效应从大到小分别为GDP>调整距离>非农贸易比重；同时，广西GDP的影响效应大于云南GDP的影响效应；云南调整距离的影响效应大于广西调整距离的影响效应；云南非农产业占比的影响效应大于广西非农产业占比的影响效应。
云南与广西的GDP都对滇越、桂越贸易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效应，两省GDP的增长能够显著提升对越贸易水平，因此两地提升对越贸易水平的重中之重在于扩大本地经济发展规模；相对于广西而言，云南应在不断提升经济发展规模的同时，继续改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要积极推进对越国际通道硬件和软件建设，提高对越国际通道的便利化程度以有效降低滇越运输成本，加快云南与越南接壤口岸及边贸地区非农产业的发展，也可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与桂越贸易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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