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世豪 布娲鹣·阿布拉 新疆农业大学
土耳其位于古丝绸之路的中心地带，是继“金砖国家”后最具发展潜力的新兴经济体之一，也是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心节点国家之一。历史上中土贸易往来频繁，如今随着国际形势变化也日益密切，2013年中土双边贸易额约220亿美元，目前中国已成为土耳其第二大进口来源国和第三大贸易伙伴。土耳其在世界农产品贸易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根据Trade Map数据，2001-2013年间，土耳其农产品出口总额和进口总额分别由4141.7百万美元和2345.0百万美元增至16767.7百万美元和13210.1百万美元，分别增加了3倍和5倍，其农产品贸易额占总贸易额平均每年约在1.74%左右。但是目前中土双边农产品贸易存在其规模与双边总体贸易规模不协调、贸易失衡、产品结构不合理等问题，在进行数据统计分析的基础上，深刻剖析中土农产品贸易发展现状的影响因素，并结合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的背景提出相应的优化路径。
一、中土农产品贸易现状分析
（一）中土农产品双边贸易额增长迅猛，但贸易规模较小
近年来，中国与土耳其的农产品对外贸易都经历了迅速发展，在世界市场格局中均占有重要地位。2013年，中国农产品贸易额为1768.0亿美元，土耳其农产品贸易额为299.8亿美元，分别占世界农产品贸易总额的6.01%和1.02%（见表1）。中土农产品双边贸易也一直保持较快且持续增长的态势，2001—2013年，双边贸易额由34.0百万美元增长到260.6百万美元，年均增长20.3%，其中，土耳其出口到中国的农产品贸易额由11.1百万美元增至115.0百万美元，中国出口土耳其的农产品贸易额由22.9百万美元增至145.6百万美元，年均增长率分别为21.6%和16.7%。然而由于地缘政治和两国经济规模差距等因素的影响，导致中土农产品双边贸易规模狭小，2013年，中土农产品双边贸易额仅占到中土双边贸易总额的1.2%，另外据统计，中土农产品双边贸易平均每年仅约占中国农产品总体贸易额的0.2%，占土耳其农产品总体贸易额的0.8%，这不仅表明两国农产品双边贸易规模与总体双边贸易规模不相协调，还意味着中土双方彼此还不是对方农产品贸易的重要伙伴，在农产品贸易上的合作强度有待提高。
（二）中土农产品双边贸易严重失衡，土方表现为长期逆差
2001-2013年间，在世界农产品贸易市场上，土耳其一直是农产品贸易顺差国，而中国自2004年之后一直是农产品贸易逆差国。但在中土农产品双边贸易中，土耳其对中国一直保持逆差地位，该逆差在2008年达到峰值122百万美元。由于贸易不平衡问题的凸显，2008年之后，土耳其采取了反倾销调查、关税高峰、进口禁令等措施以限制从中国进口，中国对土耳其农产品出口额在2011年达到峰值175.5百万美元后遂呈递减状，与此同时，土耳其对中国农产品出口额度出现了保持连续5年增长的良好态势，土耳其对中国逆差随之缩减至30.6百万美元，贸易不平衡局面仍未能从根本上得以改观。从产品结构看，土耳其逆差主要分布在果蔬类、饲料、烟草、其他、油籽类等农产品上，2013年其逆差分别为10.7、17.2、11.4、10.5和24.6百万美元；而土耳其在某些农产品上也长期呈现顺差情形，额度较大的产品主要为纺织纤维、谷物类，2013年其顺差分别为41.8、8.9百万美元。由此可见，土耳其的逆差分布相对较为均匀，顺差分布则较为集中。中土农产品贸易的严重失衡在一定程度上阻滞了双边贸易规模的进一步扩大，进而对两国贸易的健康可持续发展造成了负面影响。
（三）中土农产品双边贸易结构稳定单一，部分产品进出口额度呈不同幅度变化
长期以来，在中土农产品双边贸易中，每年都有不同种类的产品进入和退出市场，但整体来讲，贸易结构较为稳定，往来产品较为单一，其分布主要集中于几类大宗农产品，且部分农产品的贸易额度随年份呈现出不同幅度的变化。
土耳其对中国出口的农产品主要集中于果蔬类、纺织纤维、动植物原料。2013年，土耳其对中国出口纺织纤维45.9百万美元，出口果蔬类22.7百万美元，出口动植物原料10.0百万美元，三者分别占农产品总出口的40%、19.7%、8.7%，共计68.4%。另外，出口上升较快的农产品有谷物类、咖啡类。2001年，谷物类出口额仅为0.06百万美元，在总出口中占比0.6%，2013年其出口额增长至10.4百万美元，所占比重则上升至9.1%；咖啡类在2001年出口额为0.10百万美元，占总出口比重1%，而2013年出口额则达到8.6百万美元，比重也随之上升至7.5%。出口下降最快的农产品为肉类，2001年其出口额为3.7百万美元，占农产品总出口比重33.2%，2013年该比重下降至不足0.1%；在活动物、饲料和动物油脂三类农产品上，土耳其对中国的出口始终未发生。
中国对土耳其出口农产品主要集中于果蔬类、动植物原料、油籽类、其他、烟草、饲料。2013年，中国对土耳其出口果蔬类33.4百万美元，出口其他25.3百万美元，出口饲料17.2百万美元、出口动植物原料13.2百万美元、出口烟草11.9百万美元、出口油籽类10.6百万美元，其出口额分别占总出口的22.9%、17.4%、11.8%、9.1%、8.2%、7.3%，共计76.7%。其中，出口上升最快的农产品为饲料，2001年出口额0.6百万美元，占总体农产品出口比重2.5%，到2013年上升为17.2百万美元，比重随之增至11.8%；出口下降最快的是谷物类，该产品出口额于2003年一度达至峰值17.4百万美元，占当年农产品出口总额37.9%，而2013年出口额仅1.5百万美元，占比随之降至0.1%。除肉类、活动物、乳蛋类、饮料、皮类几类农产品外，其余各类产品出口额均有上涨，但占农产品总体出口比重均有下降。
二、中土农产品贸易现状的影响因素分析
（一）土耳其贸易壁垒限制了双边贸易规模扩张
贸易壁垒包括关税、非关税壁垒，其设置是为了保护本国产业不受外来商品的挑战，许多国家用来限制进口以扭转逆差的局面。在世界贸易中，土耳其的总体贸易逆差十分严重，但其农产品则表现为明显的顺差，然而在与中国的农产品双边贸易中却频频“失手”，连年逆差。在此情形下，土耳其一方面积极寻求解决逆差的途径，另一方面对我国农产品有针对性地设置了一系列贸易壁垒，以缩减对我国进口，扩大自身产品出口。目前比较典型的具体贸易壁垒有：1、反倾销调查。根据世贸组织数据统计，2001-2013年，土耳其对我国出口商品发起反倾销调查达59起，占世界对华反倾销调查案件总量的6.72%，按对我国进行反倾销调查次数多少的国家排名，土耳其位居第五。2、关税高峰。仅以2007年为例，土耳其进口糖类的关税税率平均为103%，乳蛋类的关税税率平均为133%，肉类的关税税率平均为128%，最高时分别达到135%、170%、225%。3、进口禁令。土耳其尚未建立肉类准入检验标准和与生物技术有关的法案，而且其检疫准入标准缺乏透明性，却以卫生为由限制对活动物等农产品的进口，并使我国以玉米、大豆等为原料的产品以及棉花对土出口受阻。
（二）产品结构缺乏互补性，土耳其对中国出口农产品不占优势
根据要素禀赋理论和产业内贸易理论，一国的产品结构很大程度上由该国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程度决定，若两国的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程度相近则两国的产品结构存在互补可能性。土耳其虽然是新兴经济体，但自“脱亚入欧”的重塑强国战略实施以来，在经济结构上向欧美看齐，采用的是发达国家的模式，2013年其服务业产值占到GDP的59.1%，工业产值占22.4%，农业产值占8.5%。我国虽然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但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改革的不断深化，经济结构得以相应的调整优化，2013年服务业产值占GDP的46.1%，工业产值占GDP的43.9%，农业产值占GDP的10%。从表面上看，两国的经济结构存在互补的可能性，但由于中国与土耳其的国民经济都尚处于发展中阶段，就决定了在当前甚至未来一定时期内两国在农业生产上的要素投入是相似的，于是双方农产品结构也较为相近，缺乏较强的互补性。另外，虽然近年来我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有所下降，但与土耳其相比，我国在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农产品方面均具有较强比较优势，如此一则导致土耳其农产品在种类和价格方面很难进入中国市场，二则导致土耳其能够进入且适合我国市场的农产品贸易量较小，进而从根本上决定了土耳其对我国的逆差地位。
（三）土耳其出口对中国进口的匹配程度不高，两国贸易水平仍然较低
若出口国出口到进口国的产品恰好是出口国对进口国存在互补性的产品，则一国出口对另一国进口的匹配程度较高，匹配程度是两国贸易产品结构能否合理化的主要影响因素，直接反映出两国贸易水平高低。选取2001-2013年中土农产品双边贸易数据，采用贸易互补指数TCI测算中土农产品的贸易互补性。结果表明，土耳其出口对中国进口存在较强互补性的农产品有：果蔬类（1.13）、油籽类(1.75)、纺织纤维(6.46)、植物油脂(1.67)，即说明土耳其出口的这几类产品正是中国进口所需的产品；中国出口对土耳其进口存在较强互补性的农产品有：果蔬类（1.01）、饲料（1.15）、纺织纤维（7.29）、动植物原料（1.20）、动物油脂（1.22）和其他（1.12），亦表明中国出口的这几类产品恰是土耳其需要进口的产品。结合上述中土双边贸易中主要进出口的农产品种类分析，中国对土耳其主要出口的农产品基本都是中国出口对土耳其进口的互补性农产品，而土耳其对中国主要出口的农产品却不是土耳其出口对中国进口的互补性农产品。因此，就总体农产品贸易结构而言，中国出口对土耳其进口的匹配程度较高，而土耳其出口对中国进口的匹配程度较低。此外，部分农产品有限的互补性未能得以有效发挥，中土两国仅在果蔬类和纺织纤维两类农产品的进出口上存在着较强的双向互补性，表明其贸易仍以产业间贸易为主，贸易合作水平还比较低，是两国农产品贸易结构不合理的根源。
三、中土农产品贸易优化路径选择分析
（一）加快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强化中土农产品贸易往来
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应契合国际贸易新趋势，以推动贸易自由化为抓手，实现互惠共赢。近年来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为促进要素流通和实现自由贸易开辟了新的途径。迄今为止，中国与东盟、巴基斯坦、新西兰、智利、冰岛、瑞士等19个国家和地区签订了多达11项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另外正加紧与韩国、澳大利亚等国自贸协定的谈判进程，根据现有实施效果来看，自贸协定不但强化了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双边贸易合作，双边贸易额也出现了相应幅度的增长。土耳其位居黑海和地中海之间，有利的地缘优势使其成为衔接欧亚非的运输枢纽和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同时还与欧盟有关税同盟协定。随着亚太经济圈的繁荣发展和中国经济实力的崛起，土耳其向中国寻求经济合作的意愿也日益强烈，我国应主动加强与土耳其的合作交流，以携手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为契机，加快推进中土双边自贸协定的签署，从根本上尽快解决中土农产品贸易规模狭小问题。通过缔结农产品双边自贸协定，能够最大限度降低或有效消除导致双边贸易成本居高不下的负面因素的影响，有效规避关税高峰和绕开不成文的准入规则，推动贸易自由化以促进农产品的自由流通，进而改善两国经贸关系和扩大贸易流，并可借力使我国农产品通向欧洲和中东市场。
（二）优化产品贸易结构，促进农产品转型升级
中国拥有丰裕的资源和廉价劳动力等要素禀赋优势，从而为农产品在对外贸易中的发展营造了低成本比较优势，然而长期以来也形成了较强的路径依赖。在世界农产品贸易中，虽然我国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农产品一直有着广阔市场，但是随着土耳其以及其他新兴经济体后发优势的彰显，我国农产品现有优势的减退只不过是时间问题，例如果蔬类、茶、大豆等是我国对世界出口的大宗商品，而如今也都是土耳其的优势产品。又由于土耳其的农产品市场重心在欧美，为适应市场需求，土耳其实施了一系列措施，如提高农产品的质量及卫生标准等，从根本上提升自身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在丝绸之路经济带背景下，中国将形成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新格局。因此从长远利益角度考虑，我国农产品若要维持并逐步扩大在土耳其的市场份额，则必须将潜在的比较优势转化为强有力的竞争优势，优化产品贸易结构，促进农产品的转型升级，打破大量投入初级要素和以环境为代价的路径依赖，实现农产品向高新技术、高附加值产品的转变。首先，以新兴高新技术为先导，经由合作创新、引进创新的模式开发，引进高新技术，对其吸收消化，并通过高新技术产业的外溢效应改造提升农产品的传统生产技术，促进农产品向高价值链攀升。其次，建立高效的绩效评审体制和淘汰机制。通过对农产品生产、加工技术的绩效评审，有目的性地选择先进适用的技术，淘汰落伍过时的生产技术和设备，优化资源配置，重新进行要素组合，深化专业分工，不断提高农产品的技术含量。
（三）实施产品差异化战略，发展产业内贸易以提高贸易水平
本着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东西联动、合作共赢”的原则，我国应从提高贸易水平为出发点，建立全新的合作理念和模式。通过考察发现，多年以来，中土农产品双边贸易额的增长，主要是基于原有贸易产品的数量扩张，而不是通过新增贸易产品的种类扩张实现的。因此我国在促进农产品转型升级的同时，也要注意产品差异化战略的实施，通过大力发展与土耳其的产业内贸易达到提高双边贸易水平的目的。第一，提高农产品标准化水平，遵循统一协调的规范化原则，制定相应的程序化标准，加强标准的实施力度，优化生产要素的投入配置，生产出符合国际质量和检验检疫标准的农产品；第二，提高农产品专业化水平，从目前我国农产品生产涉及多项目、多种类的格局，加快向产区集中、优势凸显、种类精细的布局迈进，实现供产销一体化和资源的集聚效应；第三，突破国内资源约束，实现农产品从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的转变。至今我国人均耕地面积、淡水资源和森林面积三个指标仅占世界平均水平的42%、25%和20.6%，农业资源面临由流量约束转变为存量约束的风险。在这样的情形下，我国必须逐步放弃对廉价劳动力和丰裕资源禀赋的依赖，以市场为导向，大力发展技术密集型农产品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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