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雅丽 广东省宏观经济信息分析中心
2014年，美元指数由年初的80.23升至年底的90.28，全年涨幅超12%，创下2006年4月以来的最高水平；特别是2014年7月份以来，美元指数连续六个月持续走强，升值速度加快。随着美元升值步伐的加快，我国外经贸受到的影响将更加明显，因而深入分析未来美元及人民币汇率走势，及美元升值对我国外经贸的影响，具有很现实的意义。
一、美元升值与人民币汇率走势展望
（一）美元步入升值周期
2014年美元持续走强主要受以下两方面因素支撑：
一是全球经济内部复苏进程分化为美元走强提供坚实经济基础。得益于消费者信心提升、商业投资增长加速、出口超预期增长和库存情况的好转，美国2014年二、三季度GDP年化增长率分别为4.6%和3.9%，经济自主复苏动力增强，IMF预计2015年美国GDP增速达3.2%，比2014年提高0.9个百分点。与此同时，欧元区和日本复苏势头放缓，经济增长前景不容乐观；新兴经济体虽仍保持中速增长，但内部分化严重，经济持续增长面临的问题逐步增多。美国经济一枝独秀为美元升值提供坚实的经济基础。
二是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分化助推美元升值步伐。2014年10月，美联储FOMC会议决定在11月结束资产购买计划，标志着美国货币政策逐步向正常化迈进，市场普遍预期美联储将在2015年年中开始加息。而日本和欧洲央行先后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新兴经济体货币政策取向也趋于分化，俄罗斯、马来西亚、南非等迫于通胀和货币贬值压力选择加息，韩国、印度、土耳其、匈牙利等为提振经济则实施更加宽松的货币政策，中国也于2014年11月底宣布降息，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分化直接导致美元与非美货币之间实际利差的持续拉大，驱使国际逐利资本大幅流向美国，推动美元对非美货币升值，强化美元升值预期。
（二）美元兑人民币汇率走势回顾与展望
2005年7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实施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美元/人民币官方汇率由8.27调整为8.11，人民币开始迈向升值之路，到2008年8月人民币兑美元升值近20%。欧债危机爆发后，人民币在6.81-6.89元兑换1美元区间窄幅波动。2010年6月19日，人民银行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坚持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人民币又重新走上快速升值之路，到2014年1月，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中间价达到6.09附近，比2010年6月升值超10%，汇率比价达到近20年内的最高水平。随后人民币单边升值轨迹被打破，开始出现升贬交替的周期性运行轨迹。
随着美国加息周期的临近，美元升值的步伐将越来越快，在中国经济处于三期叠加的新常态下，人民币将面临越来越大的贬值压力。但短期来看，人民币大幅贬值的可能性不大，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一是高额的贸易顺差抑制人民币大幅贬值的空间，2014年我国贸易顺差达2.35万亿元，同比增长45.9%，创历史新高，天量的贸易顺差不支持我国通过人民币贬值刺激出口增长。二是“一带一路”战略需要相对稳定的人民币，因为“一带一路”战略的稳步推进，必然带动大量资本输出，相对稳定甚至升值的人民币汇率有利于降低资本输出成本。三是人民币国际化需要相对稳定的汇率环境，2014年以来，人民币国际化步伐明显加快，目前，人民币已超越欧元成为全球第二大贸易融资货币，并跃居世界第七大储备货币，因此，汇率双向波动，将会成为人民币汇率走势的一种新常态。
二、美元升值对我国外经贸的影响
（一）美元升值对出口的影响
由于我国近年来实际上实行了盯住美元的汇率政策，因此，2014年以来的美元快速升值并没有带来人民币大幅贬值，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更多表现为区间波动，在央行设定的2%区间内，汇率变化完全是由银行间外汇市场供求关系来决定，超出这个区间，央行就要通过购汇或者抛售外汇的方式使汇率维持在这一区间内。在美元兑欧元和日元大幅升值背景下，我国现行汇率政策实际上造成了人民币变相对欧元和日元升值，2014年，美元兑欧元和日元升值超过13%，人民币兑欧元和日元升值也高达11%。因此，从贸易伙伴国来看，美元升值有利于我国对美国等经济复苏强劲国家和东南亚等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出口，但却抑制了对欧元区和日本等货币贬值国家的出口空间。
从行业来看，人民币变相升值有利于我国“一带一路”战略相关的交通基建、能源和资源等方面合作和“高铁外交”的顺利推进，但直接削弱了纺织服装、鞋类等传统劳动型密集行业的价格竞争优势，降低了相关企业的出口竞争力，加剧了我国一般贸易出口压力。从2000年以来美元指数与我国出口增长的变动关系来看（图1），我国出口增长与美元指数呈现明显的反向波动关系，即美元升值，则出口增速放缓；美元贬值，则出口增速加快。这种反向波动在美元处于持续贬值期间（2000-2004年）尤其明显，在美元处于窄幅震荡区间（2005-2013年）影响相对有限，2014年美元指数升值超12%，同期我国外贸出口14.39亿元，增长4.9%，比2013年下降1.1个百分点，美元升值对出口的负面影响逐步显现。
（二）美元升值对进口的影响
美元升值导致以美元计价的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低迷，2014年国际原油、铁矿石价格跌幅超50%，铜、大豆、玉米等也分别下跌14.7%、20%和5.9%。人民币变相升值增加了其国际购买力，利于我国增加进口，但大宗商品价格下跌相应降低了我国进口煤、原油、橡胶和钢材等能源与资源型产品的进口均价，如铁矿石进口均价下跌23.4%，原油下跌6.1%，铜下跌6.1%，大豆下跌6.8%等，在我国内需不振的情况下，进口量增加幅度不足以抵消进口价格下跌的影响，因此，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进口总额。据测算，2014年因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下跌，直接拉低我国进口值增速3.3个百分点。
此外，不同行业受美元升值的影响程度也不尽相同。对于生产要素进口行业，如石油及天然气开采业等，升值将直接降低进口成本，有利于改善其盈利状况；而对于进口替代性行业，如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等，升值将会降低进口产品的价格，从而对国内的同类产品造成冲击，尤其对那些在技术含量、品牌以及质量等方面与世界先进水平还有距离的产品受影响较大。2014年美元升值超12%，我国进口增速近五年来首次出现负增长，比2013年减少6个百分点，美元升值对进口的影响更为明显。
（三）美元升值对利用外资的影响
美元升值将直接影响国际资本流向。虽然我国对资本项目的管制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国际资本短期内的频繁进出，但长期看，美元升值带来的较高的预期投资回报将吸引国际资本回流美国，特别是在美国经济强劲复苏和再工业化稳步推进的同时，我国面临着人口结构老变、劳动力成本上升和资源环境约束增强的压力，这种双重作用将会减缓外资流入我国的速度。
从图1可以看出，我国实际利用外资自2011年开始逐渐放缓，到2014年，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1195.6亿美元，同比增长1.7%，比2013年下降3.5个百分点。与此同时，东盟国家中越南、汶莱、印尼、马来西亚及新加坡的FDI（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均显著增长，菲律宾、印度已经超越中国成为企业首选的两大全球外包市场，这说明部分外资企业已逐渐撤回本土或转向东南亚市场。随着美元的继续升值，外资流入的速度将会进一步放慢。
（四）美元升值对对外投资的影响
美元升值使得人民币的国际购买力随之增强，降低了对外投资的资金成本，利于我国“走出去”战略的顺利推进。2014年，我国境内投资者对全球156个国家和地区的6128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累计实现对外直接投资1160亿美元，同比增长15.5%，其中，非金融类和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分别为1028.9亿美元和131.1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14.1%和27.5%。全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与同期我国吸引外资规模仅差35.6亿美元，首次接近平衡，可见，美元升值加速了我国资本输出和服务输出的步伐，利于我国抢占全球市场。
总体看，美元升值有利于我国“走出去”战略和“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有分析认为，美元可能已经启动了自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后的第三次大牛市，本轮美元升值不仅将轻松突破100，而且有接近甚至挑战历史高点的可能。这意味着在我国现行汇率制度下，未来我国外贸面临的形势将更为严峻，而对外投资将迎来难得的发展机遇。
三、加快我国外经贸发展的对策建议
第一，积极营造良好的外贸发展环境。按照国家“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要求，完善落实国家出台的一系列外贸扶持政策，持续释放改革红利。一要创新贸易方式，努力推进电子跨境商务平台建设，进一步扩大电子商务，促进外贸发展与信息产业建设相融合；二要继续加大简政放权力度，建立政府权力清单制度，提高外贸便利化水平；三要继续清理进出口环节不合理、不必要税费，重点清理中介服务收费以及具有垄断性的涉企经营服务性收费；四要完善有利于进出口发展的投资、融资、信贷、汇率、保险政策体系，推动外贸综合服务平台企业的发展，优化外贸发展环境。
第二，加快贸易发展方式转型升级。一是做大做强一般贸易，增强产品出口竞争力，鼓励企业加快品牌建设，推动品牌、技术产品贸易，并引导和企业采用国内外先进技术标准，以促进企业加强质量管理和诚信自律；二是鼓励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提高科技含量和附加值，有序推动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整合，以提升我国加工贸易的产业链和供应链；三是加快发展服务贸易尤其是高附加值服务进出口，建立和完善与服务贸易特点相适应的口岸通关管理模式，进一步优化贸易结构，创新新型外贸商业模式，促进外贸企业转型升级。
第三，大力鼓励企业“走出去”。充分利用人民币相对升值的契机，鼓励企业适应全球价值链整合发展要求，在世界范围内配置资产，带动资本与服务输出。一方面要以“一带一路”战略为抓手，大力推进周边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合作项目，支持大型企业承揽国际重点项目，并推动中小企业进行相关配套产品供应，拉动出口增长。另一方面要鼓励企业“走出去”，特别是到欧美发达国家开展的投资合作，要重点加强在高端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领域的合作机会，实现以资本换技术策略；同时，更要鼓励和支持企业在发展中国家开展的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带动国内技术、标准“走出去”。
第四，优化外资结构，提高利用外资水平。加大吸收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资金和人才的工作力度，大力推动一批科技含量高、产业层次高、辐射能力强的大项目落户；创新招商引资方式，加快海外招商工作站建设，积极探索并购、境外上市、投资基金、境外债券、转让基础设施经营权等利用外资方式；鼓励外商在我国积极发展总部经济，积极组织园区专项招商，承接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加工制造环节和服务外包转移；加快建设若干特色专业园区，引导外资进园区集群发展，增强集聚和创新效应。
第五，引导企业积极规避汇率风险。引导外贸企业适应汇率变化新形势，主动利用各种贸易手段和金融手段规避风险，锁定汇价；坚定不移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扩大跨境人民币结算规模，加快推进人民币跨境贸易和投资中的使用，鼓励金融机构及时开发适应外贸经济发展需要的避险产品，帮助企业规避汇率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