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王名扬来说，他的这一辈子实在是有太多让人意想不到的人生经历。意想不到：在上世纪动荡飘摇的社会环境下，一个湘中山沟沟里出来的农村少年竟然会成为一名留洋的博士：意想不到：有着大好前程的青年为何会放弃国外的优越条件，只身回到百废待兴的中国大陆：意想不到：归国后，深受种种不公的待遇，依然能够坦然面对，积极工作：意想不到：中断了学术研究20多年的古稀老人，为何能够在迟暮之年爆发出难以想象的学术劲头，写作出上百万字的理论著作。
人生很多时候确实有着难以言明的因缘际会，但对于王名扬来说，这些看似意想不到的经历背后都有着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他一直未曾破灭对国家前途的憧憬，没有丢掉超出自我功利价值的家国情怀。毛泽东曾说，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有没有这种精神，结果是很不一样的。王名扬身上就具有这种决定人生命运和轨迹的精神。正是这种爱国精神成就了王名扬，使他的命运没有按照常规的语境发展，没有落入那合乎情理的“俗套”之中。
★“我和全国许多热血青年一样，参加了抗日救亡活动”
1916年，王名扬出生在湖南衡阳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由于家境贫寒，王名扬是在本地（王家）宗族补贴资助下去读书的。因此，王名扬十分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读书机会。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终以全衡阳第一名的成绩考入衡阳师范中学。毕业后，他做了一段时间的小学教员，后来又考取了武汉大学法律系。
就在王名扬进入武漢大学法律系学习的那一年，七七事变爆发，全面抗战由此打响，不仅偌大的华北难以安静地摆放一个课桌，就连处于敌后的武汉也“山雨欲来风满楼”。此时，意气风发的王名扬和许许多多爱国的热血青年一样义愤填膺、情绪激昂，时刻准备为国家贡献自己力量。正好这个时候华北抗战部队在武汉招政治工作人员，王名扬报了名，随军来到了晋南抗战前线，参加了战地服务团，接受了抗战部队的政工干部培训。在那里，王名扬见到了朱德，他问朱德中国怎么样才能统一。朱德回答：“中国想统一就要摆龙门阵，完全民主作风，除民主外，没有统一的方法。”
在晋南抗战前线，王名扬深入群众中宣传抗日救亡，脚步走遍了晋南大地的沟沟坎坎。他后来回忆道：“那一年多，我们居无定所，几乎把晋南一带走遍了，可谓八千里路云和月。”经过一年多的投军抗战，王名扬直面了日寇的残暴，了解了民众疾苦，这种体验越发坚定了他改变祖国落后面貌的信念。尽管王名扬在晋南前线只停留了一年多的时间，后来又回到武汉大学继续求学，但这一年多对于他的思想冲击是巨大的，他把这段经历作为自己青年时期最难忘的记忆。他自己后来强调：“若问我青年时代记忆最深刻的是什么？我觉得最难忘的是抗日战争爆发的那一段。我和全国许多热血青年一样，参加了抗日救亡活动。”
★“国外读书时，看到祖国在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下飞速发展，看到祖国前途无限，非常兴奋，决心回国参加建设”
在大学学习之时，王名扬就感受到中国当时的法学界被日本学说所支配的窘境。随着研究生学业的完成，他萌生了想改变学界这种日本学说独大的局面，创立起中国行政法学体系的想法。因此，1943年已经获得硕士学位并在武汉大学任教后，他计划前往行政法的母国——法国继续深造，学取真经，以便推动中国行政法学的独立发展。1948年，王名扬成为国民政府选派的公派的留学生，远渡重洋，来到法国巴黎大学求学。在法国，他一待便是10年。
法国的10年，是王名扬学术精进，思想日渐成熟的时期。王名扬曾经回忆说，他每次从自己的住处去饭堂，都要经过法国最高行政法院，让他对行政法运行有了直观的感受，这是在国内不能体验到的。1953年的一天，这个意气风发的青年人，向巴黎大学学位委员会提交了题为《公务员的民事责任》的博士论文，并顺利通过了答辩。在答辩会上，王名扬侃侃而谈，对答如流，意气风发地阐述了自己文中的独创性观点。在场的法国的行政法学的权威对这个东方青年频频点头。王名扬的导师埃森曼看到这样的情景，感到由衷的高兴和欣慰。为了进一步对世界其他国家的行政法有客观的认识，王名扬在获得博士学位后，旋即又在法国东方语言大学学习了3年俄文和日文。
王名扬在法国的10年，祖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宣告成立，国家各方面建设如火如荼地开展着。王名扬心里敬佩中国共产党，暗下决心要回到祖国大陆，投身国家的建设。他后来在访谈中袒露自己归国的心迹时这样说：“在国外读书时，看到祖国在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下飞速发展，看到祖国前途无限，非常兴奋，决心回国参加建设。”
对于王名扬来说，他本可以选择留在法国，凭借他的才学在法国学界斩获一席之地，并不是难事，并且他已经在法国安静地生活了10年，适应了这里的方方面面。但他还是毅然决然地投进祖国大陆的怀抱。要知道，中法当时并没有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也没有互派大使，王名扬要回到祖国大陆，并不是那么容易。终于到了1958年，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过问下，王名扬转道瑞士，从中国驻瑞士大使馆取得护照，途经苏联，只身回到了阔别己久的祖国。在他的行李中，除了一台半导体收音机外，其余全都是沉甸甸的书籍。王名扬认为，这些书籍，是中国法制建设必要的资料，必须要带回去。
1958年，王名扬回国后不久，就被安排进北京政法学院（今中国政法大学）理论教研室，很快受到政治运动的冲击，于1959年调到外贸学院担任法语老师。在“文革”中，由于王名扬与法国友人经常保持通信联系，竟然被冠以“里通外国”的罪名，由此一连串的打击接踵而至。但他相信，艰难、困苦和不公正的待遇终会过去，祖国的春天一定会到来。
★“年龄不饶人，我得抓紧著书，把我学得的东西多多地留给后人，才好瞑目啊”
梁南在“文革”结束后曾写下《我不怨恨》这首诗，诗中这样写道：“马蹄踏倒鲜花，鲜花，依旧抱住马蹄狂吻。”这表现了饱受时代不公正待遇的知识分子并没有因此消沉，内心仍旧保存着对国家、对人民的那种挚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王名扬恢复了原来的工作，重新拿起了笔，执起教鞭，老当益壮，进发出一股磅礴的创作热情和研究劲头。
此后不久，王名扬就参加了我国第一部行政法统编教材《行政法概要》的编写工作。当时，行政法学的基本概念和范畴都未成型，相关认识还很不清晰，王名扬承担了该书“行政行为”一章的编写，对我国行政法研究起了奠基作用。该书编写完成后，中国政法大学想请王名扬回去执教，王名扬本不想在晚年进行工作调动，因为涉及到人事关系和工作待遇的衔接，会增加很多麻烦事情。但是，当他听说是请他回去培养新中国新一代行政法硕士研究生时，一下子触动了他的行政法情结，激起了他专业报国的夙愿，欣然同意回中国政法大学执教。在政府法制建设领域，王名扬、潘汉典、方彦、应松年、朱维究等老一代行政法学家，自20世纪80年代起在中国政法大学开启了新中国行政法学科建设的奠基工作，培养了改革开放后的首批行政法教师、首批政府法制机构的领导以及首批行政法学硕士研究生，为中国行政法学的学科建设、学术研究和政府法制机构输送了人才。
1983年，几近古稀之年的王名扬才得以重返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行政法与外国行政法。至此，最好的年华已经被浪费了20年。王名扬感叹：“想起来，真是南柯一梦，人生真易老。”王名扬重启学术研究后的第一项成就，便是编写了《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中国际私法及行政法词条。走上行政法教学岗位后，他发现作为人才培养基础工程的行政法教材竟然还十分不系统，尚无任何行政法研究生培养的教材，一切只能靠他自己。王名扬后来回忆说：“当时的条件相当艰苦，我把书稿直接写在没有格线的白纸之上，修修改改，看上去密密麻麻。我一个七十老翁别无他求，所求者，要紧的乃在于翻烂参考书、吃透大量的第一手材料，用最可靠的资料著出最新的作品。”
正是意识到肩头的责任，王名扬抓紧写作，全身心地投入到写作之中。他感叹说：“年龄不饶人，我得抓紧著书，把我学得的东西多多地留给后人，才好瞑目啊！”王名扬对科研、对事业忘我的投入和献身精神，达到了痴迷的地步，而这其中进发的坚毅和顽強也是让人相当惊奇和敬佩。写作时，每天一顿简单的自制早餐再加一杯粗茶后，王名扬随即开始写作。查资料时，王名扬常常是几个面包在国家图书馆呆上一天。在研究中，为了弄清楚美国行政法，他还前往美国进行过两年访问研究。为了加快出书的进度，他还自学五笔输入法。朱维究教授表示：“王老的刻苦精神，到目前为止，也就在极个别的青年学生身上看到过，就连那些同辈的人里面也几乎没有像他那么刻苦的。”正是这样的毅力和决心，才有了他71岁出版《英国行政法》、73岁出版《法国行政法》、79岁出版《美国行政法》，完成行政法学“三部曲”。这“三部曲”累计近两百万字，填补了我国外国行政法研究领域的空白，开启了学术史上人人称道的“王名扬时代”。可以说，没有哪位中国行政法学者的著作，能够达到如王名扬“外国行政法三部曲”这样高的知名度和引用率。清华大学何海波教授通过对王名扬成果在各法学核心刊物上的引用率的统计，证明了在我国行政法领域“王名扬时代”的存在和经久不衰。北大苏力教授的研究也显示在“他引最多的教科书型著作”中，王名扬的《美国行政法》当之无愧地排在第一位。
《英国行政法》、《法国行政法》和《美国行政法》，再加上一部未竟的《比较行政法》，王名扬的这些学术著作已经成为中国行政法学研究的里程碑，这些著作无可争议地奠定了王名扬在中国行政法学界的泰斗地位。王名扬在这些著作中对英、法、美等国行政法的一系列原则、制度及其作用和历史沿革做了精辟的阐释。这批著作，对我国研究、借鉴外国行政法制经验，完善我国相关立法和规章制度，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起到了积极和重要的推动作用。例如，其中介绍的“行政法原则”现在已经成为学界普遍共识，书中引进的“行政救济的独立原则”“自然公正原则”“赔偿制度”“国内行政裁判所制度”“行政合同制度”“行政法律制度”等成为当时立法的重要参考内容。正是如此，有人将王名扬称作行政法学界的“盗火者”，所引介的概念启蒙广大后学，整整影响了一代人。当然，王名扬的著作不是舶来品，在对西方行政法学进行阐释的时候，很好地实现了中国化。应松年教授曾这样评价：王老的著作的一个特点是中国化，“不是简单的翻译和单纯的述说，而是在综合研究、融会贯通的基础上，以中国化的思维、语言进行阐释，使我们易读、易懂、易接受。这才是真正的理论大家”。正是基于王名扬的学术功绩，2006年11月，在庆贺王名扬九十华诞的大会上，中国政法大学授予他“终身成就奖”。
中国知识分子素有以天下为己任的家国情怀，将民族兴衰与自己的人生命运和职业追求紧密联系起来。这种家国情怀既是一种人生使命，一种责任担当，也是一种精神支柱，能够让人经受住磨难，砥砺人前行。这种情怀和精神熔铸在了王名扬的血液里，贯穿了他治学研究的一生，也正是这种精神的力量，使其绽放出了别样的人生精彩，书写了不朽的思想篇章，从而为后学点亮了一盏前行的灯。
作者：张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