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刑事诉讼法的再修订过程一直都存在很大的争论，修订过程中也存在很多的相关选择。主要围绕在以下几个问题上：当事人主义与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上的选择、法治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选择、宪法体制与司法改革之间的选择、以及犯罪控制和人权保障的选择等等。本文针对相关选择进行详细的阐述。A
关键词：刑事诉讼正当程序相关选择
一、当事人主义与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上的选择
当事人主义与职权主义的区别性在于，当事人主义注重双方当事人在诉讼程序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并且使用司法竞技激化当事人的对抗性；职权主义在于掌握和推动诉讼程序的主导者是裁判。两种诉讼模式在发展过程中出现融合趋势，有些学者表明：当事人主义借鉴职权主义并不完全，并且存在一定的技术性，相反职权主义向当事人主义进行转变的过程就非常完整，其构造性也很强。就这种观点来看，只是存在一定的参考价值，并且也反映出刑事诉讼目的的一系列调整。我国的刑事诉讼模式在1996年经过一次修订，确立的庭审方式为对抗式，在经过二十年的实施和演变以来，有些条例在社会上不被认同，或者说确实存在很多不合理之处。当事人主义在于提升被告人的诉讼地位，给予充足的诉讼权利，然而这只是在形式意义上进行分析。因此，我国对对抗式庭审方式并不存在选择的可行性。
首先，对于对抗式庭审方式在之前就有美国学者提出了观点，即判例法制度的存在会对审判模式产生特殊意义。这种制度的发展主要是由案件的判决进行推动，激化双方当事人的抵抗也是必要的。在判例制度下，法律的基本法理就在于先例拘束原则，然而，在实际现实中并不会满足这种情况。因此，当事人就有必要查询对自己有利的判例，并且通过辩论程序使得法院接受。其次，就目前来看，比较法学逐渐发展，使得两大法系之间的发展也相互借鉴、配合，单纯的当事人主义与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已经不再出现，相反更多的是两种诉讼模式的相互融合。这种情况不仅在各个国家之间出现，在我国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所以说，在再修订过程中，应该考虑的问题在于继续引进对抗制模式，还是遵循我国的历史传统坚持职权主义为核心的模式，或者是追求两者相互融合的模式。因此，为了能够选择更加合理的诉讼模式，有必要对我国的传统法律和当下所使用的诉讼模式进行透彻的分析。就日本的法律来看，在二战之前其大陆法制定的尤为标准，而我国在对法律进行修订时也借鉴了很多日本国家的法律制度，随之我国也就确定了大陆法制度的基本模式，并且经过多年来的发展和多次的修订，大陆法制度也成为了我国现代法律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另外，通过对英美法系的制度模式来看，我国并不存在相关的对抗制模式基础。从而得出，我国在修订刑事诉讼法过程中职权主义模式还是作为主要核心存在，并且以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为辅。
二、宪法体制与司法改革之间的选择
宪法对于司法来说是上位法，而司法就是宪法的下位法，两者之间又有着相关的联系，即宪法体制的基础是为刑事诉讼法的实施提供前提条件。就这一点来看，宪法体制的存在，是刑事诉讼法得以实施和修订的必要条件。然而有关研究学者指出我国现行的宪法体制存在很大的问题，表明若是实行宪法的制度会对刑事司法改革产生一些不良的影响，只有排除宪法体制的影响力才能够准确的实施司法改革。因此，在形式诉讼法的再修订过程中，要准确处理宪法体制与司法改革之间的选择。法作为我国的根本法则，即使是在刑事诉讼法进行再修订过程中，也要对其尊重并且重视。宪法中的条文表述存在很大的抽象性，其解释权也在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因此，刑事诉讼法不可能存在违宪的情况。若是同一主体掌握立法权和法律解释权，也就无法真正的区分两者的关系，更有的认为，立法实际上是对宪法的一种解释。宪法必须具备有效力，也就只能被看为基本法理被立法机关进行解释。
刑事诉讼法自1996年出台，指导2005年7月，有关的解释性文件已经超过了149种。自内容上来看，有关解释与形式诉讼法之间存在很多的冲突，甚至有些解释对刑事诉讼法的实行产生了很大的限制。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这种问题就要了解其根源所在，有学者已经指出，最为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刑事诉讼法本身，也就是说，这种不正常的现象主要是刑事诉讼法的体制。刑事诉讼法一共有四编，通常在刑事案件中作为整体所使用，但是目前已有相关公安机关对某部分进行的详细的解释，使得整体被分割为部分，导致各机关都拥有了各自的势力范围。我国对法律研究较深的张志铭曾经指出，行政机关对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使得刑事诉讼法面临被监督和管辖却没有裁判权利的局面。这种局面会造成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受到严重损耗，并且也会对刑事诉讼法的发展以及实行产生很大的阻力。
然而，目前我国立法和司法实践情况也并不能满足刑事法治的发展需要。主要原因在于，当下强制措施体系并不完整，包括对人和物以及隐私权的强制，另外还在于监听过程，更加找不到相关的依据；实行强制性的条件和程序不够完善，无法实现在法律上的保留；另外，在法律保留难度加大的同时，无法进行法官保留措施。
因此，在进行刑事诉讼法再修订过程中，将此等问题进行改善，会更加迎合宪法的制度，同时也能够发挥自身的法律作用。
三、犯罪控制和人权保障的选择
在1964年，美国刑法学家提出有关犯罪控制和正当程序的相关理论，并且得到了大多数人们的认可。然而也有人提出我国刑事诉讼的核心应该在于人权保障，应该将犯罪控制的旧观念废除。在现代刑事诉讼中，这两者的存在是一种基本矛盾，而这种观点的提出无非是急于希望人权得到完好的保障。就目前来说，两者的存在都是不可缺失的，每人都是被告或者被害人的潜在，这两者的缺失也并不是在同一种原因。对于人权保障而言，缺失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制度，而对于犯罪控制来说，制度因素与实际能力因素各占一半。制度因素又在于问题在制度层面上得不到解决，而且本身也是一项重大原因；能力因素在于当前公安机关处理案件过程中的技术，实际上，这一点对于人权保障来说存在很大的隐患。当前的公安机关掌握的科技技术水平较低，主要依赖的解决案件还是在于人证，对获取物证真实性的技术能力有一定的缺陷。因此，在进行刑事诉讼法再修订过程中要特别重视制度和能力上改善。
在此，需要对刑事诉讼的目的进行适当的了解。首先，刑事诉讼的目的讲述的不是政治概念，而主要是法律概念。在我国，历来思考问题的思维方式就是政治概念，在对刑事诉讼上也是一样，这就违背了我国法治精神的传播。更加有的学者将刑事诉讼的概念建立在政治之下，从而更加无法对刑事诉讼有正确的认识。其次，刑事诉讼是在立法过程中坚持法治原则，这一点符合犯罪控制和人权保障的实行前提，从而“依法”才是每个公民应尽的责任和义务，经过对政治和法律界限的区分，能够使得犯罪控制和人权保障两者共同展开。因此，只有让法律之间良性的结合，并且区分各自的法律义务，才能够使得整个法律体系得到良好的运转。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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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巴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