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春节，我随着游子的人潮来到北方一个村落做客，在声声爆竹、家家户户门前高挂的红灯笼和孩子们的欢声笑语里感受着浓浓的年味，也在老人们“年轻人都到城里去了”的叹息声中体味着乡村的凋敝。与此同时，我也耳闻目睹着“令人震撼”的事情——互联网走进了村庄，成了普通农民生活的一部分。
早在几年前，亲戚家就通了互联网。当时，我以为他们家开通网络是出于亲属在国外的联络需求，因而被我当成了孤例。此番再次拜访，亲戚家的互联网有了Wi-Fi。由于每间屋子和院子里都可以上网，孩子和大人有的在玩微信，有的在打理自己的淘宝网店，我也于深深的震撼之中在网上查找着修改稿件所需的资料。
与每一次到乡村做客一样，我的到来总会吸引一些寻求法律帮助的人。他们会带着诸如此类的问题向我求助：一位矿工在矿井下作业时失踪，家属“生不见人、死不见尸”，虽然报警了，但一直没有结果；一户人家夜半失火，纵火者疑似这户人家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女儿，包括村庄首富在内的多位村民却成了“纵火嫌疑人”被要求承担损失；一个村庄的土地被“储备”，补偿费用却被村子里截留了相当一部分，一位思路清晰的村民被推举为维权首领后，被以“涉嫌诈骗”关进了看守所……这一次，他们向我求助的事情与一座炸药库有关。
那座炸药库建在一座村庄的边上，据说里面储存着10吨炸药。村民说，自从建了那座炸药库，有意来村庄投资的商人由于担心爆炸“扭头就走”，而村民也为潜在的爆炸危险担惊受怕。“我们不想上新闻，不想成为‘随着一声巨响，整个村庄被夷为平地，伤亡人数在统计之中……’的描写对象。”一位村民如是描述自己的心情。
在此之前，我对村民的每一次求助都热情相助，遗憾的是没有一件事情被按照法律规则化解。比如，那起矿工失踪案以当地公安机关领导下令把那个已废弃的矿井夷为平地告终。因而，面对村民“怎么能搬走那座炸药库”的问题，我没敢给出一个确切的回答，只是含混地说“这样的问题，我第一次遇到，需要请教专家后再给你们回答”。
村民想要的帮助，显然不是找到法律条文。我的话音刚落，一位村民便告诉我：“我们上网查过了，炸药库只能建在离居民区至少500米远的地方，而且要建防爆炸冲击波的墙。现在，谁家没有一台电脑？”
“上网查过了”这几个字，字字雷霆般震撼着我的心——为网络进入村庄，更为这些偏僻乡村里村民法律意识的增强。这些一支接着一支不停地抽烟、于嬉笑怒骂间谈论一个法律事件的村民，在权利受侵犯时不仅懂得站出来维护，而且会通过网络找出法律依据一透过他们的所作所为，我俨然看到了公民成长的力量。
公民的成长，给政府包括执法机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就是不仅在做决策时要合乎法度，而且在处理问题时也要遵守法度。从这个意义上说，互联网带给乡村的改变绝不仅仅是一种生活方式。
李秀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