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记者9年助推呼格洗冤
2014年12月15日，呼格吉勒图被改判无罪这天，朱顺忠哭了……作为倾注9年心力推动呼格吉勒图案改判的媒体人，在已经被错误执行死刑的当事人被宣判无罪后，这位热血男儿将千言万语凝为一掬热泪。
跟《法制晚报》记者朱顺忠一样，在推动呼格吉勒图案改判的9年间，众多记者进行了一场舆论监督接力。他们当中，既有第一个详细报道该案的《法律与生活》杂志社前记者王健以及和朱顺忠一样坚持了9年的新华社内蒙古分社记者汤计，也有在冤案平反前夕群起发声的记者。
作为站在国家前行船头的嘹望者，事关公民生命安全的冤案总是能引起记者的警觉——他们常常抱成团，用手中的笔做接力棒，用文字艰难地撬动阻挡在冤案改判面前的磐石。
佘祥林冤案背后也有调查记者的身影，河南版“佘祥林”赵作海冤案背后也是如此。
正如朱顺忠所言，冤案得以沉冤昭雪，离不开近年来我国依法治国理念的贯彻实施，离不开冤案当事人以及家人的坚韧与不放弃，离不开一批批媒体人锲而不舍的调查、跟进和报道，更离不开政法系统内部有良知的人的协助。
1 朱顺忠的呼格案洗冤同行者
本刊记者／李云虹
2014年12月23日晚上，著名媒体人、法制晚报深度部主编朱顺忠在接受《法律与生活》记者专访后赶往位于北京CBD中央商务区的中国大饭店。此行，他要兑现一个承诺：在中国大饭店内宴请被他视为“家人”的呼格吉勒图的父母和兄弟。9年前，身为一名媒体记者，朱顺忠曾在呼格吉勒图的坟前郑重地许下诺言：待呼格吉勒图沉冤昭雪后，他一定要带着“家人”到北京最大的饭店吃顿“团圆饭”。
如今，朱顺忠的这一愿望得以实现。他告诉《法律与生活》记者，冤案能再审并宣判呼格吉勒图无罪，离不开近年来我国依法治国理念的贯彻实施，离不开冤案当事人以及家人的坚韧与不放弃，离不开一批批媒体人锲而不舍的调查、跟进和报道，更离不开政法系统有良知的人的协助。
未料想会坚持9年
2014年12月15日，当呼格吉勒图被改判无罪时，朱顺忠哭了……他与曾任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副局长赫峰通电话那一刻，在背后默默地支持他9年之久的赫峰在电话另一头陪着朱顺忠一同落泪……
9年了，朱顺忠为呼格吉勒图案付出了难以想象的艰辛。
2005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朱顺忠看到了一份“情况通报”。在这份非涉密的情况通报中，他看到了由新华社内蒙古分社政文采访部主任、高级记者汤计撰写的关于呼格吉勒图案的内参。
汤计在文中写道，1996年4月9日，呼和浩特第一毛纺厂家属区公共厕所内，一名女子被强奸杀害。公安机关迅速锁定犯罪嫌疑人——报案的呼格吉勒图。当年6月，呼格吉勒图被执行死刑。
2005年10月23日，被当地媒体称为“杀人恶魔”、在内蒙古境内接连作案21起、身负10条人命的赵志红落网。落网后，赵志红承认他曾经在第一毛纺厂家属区公共厕所内杀害了一名女性。此案一发，呼格吉勒图的父母更加认定，一向老实、木讷的儿子是被冤杀的。
原来，在距离“真凶”赵志红落网一个月那天，在内蒙古政法系统拥有良好人脉的汤计获悉，呼格吉勒图案存在巨大疑点，可能系冤案。于是，他在第一时间将呼格吉勒图案写成内参发往北京。
看到汤计写的内参，正直的朱顺忠想秉笔疾呼。遗憾的是，采访还未成行，他便因一篇调查报道跌入新闻职业的谷底。当年，朱顺忠因报道郑州市郑东新区经济适用房事件被迫离开了《大河报》，离开了河南。之后，他来到北京，成为一名“新闻北漂”。
2006年3月，内蒙古自治区政法委组成复核组对呼格吉勒图案进行调查。同年8月，呼格吉勒图案被确定为冤案。
不久，《法律与生活》杂志刊登了长篇报道《呼格吉勒图，又一个聂树斌？》，第一次就呼格吉勒图案以公开报道的形式发声。此前，时任《法律与生活》杂志社记者的王健从好友楚京辉处获悉“真凶”现身的消息后，展开了历时半年时间的艰难调查并写出报道。与该报道同时见刊的还有《“微笑杀手”赵志红》和《四·九女尸案侦破记》（节选）两篇报道。
三个月后的2006年11月28日，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赵志红案进行了不公开审理。法庭上，公诉机关对赵志红招认的10起强奸杀人案中的9起提起公诉，唯独漏掉了1996年4月9日的那起案件。赵志红当庭指出这一问题，法庭审理因此中断。
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后，汤计立即撰写了第二篇内参。2006年12月8日，汤计对案件复核情况进行了详细记录。12天后，汤计又写了第三篇内参。“在我写完第二篇内参后的第8天，有一名警察交给我一封赵志红写的偿命申请书，我原文不动地发到北京。这篇内参很陕被批示下来了，引起有关领导的高度重视。”汤计表示。
为了扩大影响，2007年，汤计再度就呼格吉勒图案撰写了一份“大内参”，在全国党政系统流转。在全国范围内，这篇客观的“大内参”扩大了呼格吉勒图案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呼格吉勒图案的重新调查。随后，《口望》杂志根据汤计的内参形成公开报道，发表在网络上。呼格吉勒图案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广泛关注。
2007年11月28日，汤计完成了他针对呼格吉勒图案的第五篇内参。根据法律界人士的意见，在文章中，他直接呼吁应跨省区异地审理呼格吉勒图案。
正当呼格吉勒图案在全国范围内引起轰动之际，朱顺忠再一次与呼格吉勒图案不期而遇。2008年年初，在积攒了大量材料后，朱顺忠正式介入呼格吉勒图案的调查。“那一年的冬天特别寒冷”，随着这句话，朱顺忠带着记者一起走进他对那一年经历的追忆中：他第一次来到呼格吉勒图的家乡，第一次走进呼格吉勒图的家，第一次来到呼格吉勒图的坟前，第一次在呼格吉勒图家吃了此后多年每当吃起便会想起呼格吉勒图的吃食——烧卖……太多的“第一次”镌刻在了朱顺忠的脑海中。
说到这里，动情的朱顺忠停顿了良久，几番用手擦拭镜片后欲滴落的泪水……而后，他继续回忆道：“呼格吉勒图的坟位于呼和浩特市近郊的西黑河村，距离村庄很远，远远望去，如同一个孤坟屹立在山坡上。”
朱顺忠清晰地记得，他去呼格吉勒图的坟上看望时，与他一同前往的呼格吉勒图的母亲尚爱云在坟前大哭到呼吸困难，呼格吉勒图的父亲李三仁一只手扶着墓碑无声地抹眼泪。这一场景深深地触动了朱顺忠的心灵。在呼格吉勒图的坟前，他郑重地向掩埋于地下的呼格吉勒图作出承诺：“作为一名记者，我必须秉承客观的立场做报道。如果你的案子真是冤案，我承诺会尽我最大的努力一直追踪下去，直到案子水落石出。”
多年后，回忆起这一细节时，朱顺忠坦言：“正是这份在坟前的承诺，支撑着我在遭遇人生、事业乃至案件调查低谷之际，依然能锲而不舍地跟进这起案件。”
站在“台前”大声疾呼
因为种种原因，朱顺忠随后写的有关呼格吉勒图案的调查报道未能按计划发表。作为一名调查记者，他对这样的际遇早已习以为常。然而，这样的遭遇并未阻断他对呼格吉勒图案的关注。
在持续的深入调查中，朱顺忠越来越坚定地认为，呼格吉勒图案系冤案。2009年5月27日，朱顺忠从内蒙古司法机关一位重要领导处得到一份13年前的笔录。这份笔录显示，即使在被枪决前一个月，呼格吉勒图也坚持称自己是无辜的。同时，曾经多次呼吁重审呼格吉勒图案的一位内蒙古政法系统重要知情人向朱顺忠透露了更多内幕细节，长期关注呼格吉勒图案的公安部刑侦技术专家杨承勋和吴国庆也向朱顺忠表示呼格吉勒图绝非凶手。
2009年8月4日，朱顺忠写的一篇报道《内蒙古“聂树斌案”波澜再起》终于在《南风窗》杂志上刊发。随着这篇报道的出炉，呼格吉勒图案再度被推至舆论的风口浪尖，朱顺忠也成了“站在台前”为呼格吉勒图案呼吁的调查记者。“随后，呼和浩特市政法系统的一些知情人士也开始默默地向我传递内幕消息。”朱顺忠回忆道，“没有知情人对我的信任以及相关可靠消息的传出，我很难在台前推动呼格吉勒图案件。”
从这一年开始，朱顺忠与呼格吉勒图的家人结下了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深厚感情。据朱顺忠说，自2009年以来，每一年的特殊时期，呼格吉勒图的父母都会来北京替儿子申冤。每一次来京，只要朱顺忠在北京，他一定会去北京西站接他们，与他们碰面并沟通信息。
在火车票实名制后，很多时候，李三仁夫妇的北京之行被截访人员阻断。后来，为了掩人耳目，朱顺忠用自己父母的身份证替李三仁夫妇购票。来京后，他们经常在朱顺忠家一住就是半个月。朱顺忠说：“李三仁夫妇用时间丈量出了儿子从有罪到无罪之间的距离。”
2011年，“新闻北漂”朱顺忠再度更换工作单位，来到《长城月报》尝试办刊。当时，时任《长城月报》副总编辑范友峰正在跟踪报道河北一起冤案——聂树斌案。于是，朱顺忠突发奇想，这两起案子都是冤案，具有共同特点，能否放在一起共同推进？朱顺忠的这一想法得到很多同仁及某些法学家的首肯。于是，2011年两会期间，朱顺忠派出两路记者分别奔赴内蒙古和河北接呼格吉勒图的父母和聂树斌的父母来京，四人于3月5日在北京相聚。
朱顺忠还清晰地记得两位母亲碰面时的情景：两人相互握手，沉寂十几秒后双双跪地痛哭……两位父亲在一旁默默地落泪。四位白发父母那一刻的伤心欲绝，令在场的每一个人为之动容。那一刻，朱顺忠在心底默默地许下了第二个誓言：一定会在有朝一日，让两位善良的母亲不再抱头痛哭，而是相拥而笑。
2011年两会期间，通过媒体记者的力量，呼格吉勒图案和聂树斌案的材料被递送到一些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的手中。“但那一时期，案件没有明显地被推动”。
案件陷入谷低
2011年八九月间，是朱顺忠“受打击最大”的时期。那份没齿难忘的打击来自一通匿名电话。一个自称是内蒙古公安厅重要领导的人在电话中告诉朱顺忠：“呼格吉勒图案的专案组组长冯志明得到提拔，即将升任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党委委员。”朱顺忠对这一消息难以置信：“这边我们在为呼格吉勒图案努力奔走，他那边怎么能得到升迁呢？”
在得知消息的当天晚上，朱顺忠乘火车直奔内蒙古公安厅。在一台非涉密的电脑上，朱顺忠看到了关于冯志明的任命文件。2011年5月24日，朱顺忠在《羊城晚报》上刊发了一篇题为《“呼格吉勒图案”负责人多获升迁》的报道。
2011年岁末的一天，朱顺忠和呼格吉勒图的父母一起再度来到呼格吉勒图的坟前。此时，他看到呼格吉勒图墓碑上的“图”字遭岁月侵蚀已被土掩埋，只有“呼格吉勒”几个字还可以辨认。在呼格吉勒图的坟前，朱顺忠动情地对呼格吉勒图的亡灵说：“我和你的妈妈一样，觉得你是无辜的。但身为记者，我必须保持中立的立场。现在，这个案子走入了死胡同，我真的没有办法了。呼格，我关注你这起案子到现在已经过去快7年了，我真的是竭尽了全力。如果你在天有灵，也必须推动一下自己的案子了。”
当朱顺忠将这段饱含深情也实属无奈的话说完后，呼格吉勒图的母亲上前抱住朱顺忠恸哭不止，站在一旁的呼格吉勒图的父亲对朱顺忠说了一句无比苍凉的话：“你要是没有办法，我们就更没办法了。”随后，朱顺忠来到呼格吉勒图家，两位老人为他做了一顿烧卖，他对记者说那是他吃的最难受的一次烧卖。
那段时间，朱顺忠开始接到威胁、恐吓他的电话，且都不显示号码，警告他不要再关注呼格吉勒图案子了。朱顺忠至今都疑惑，在他前往呼格吉勒图家的当天晚上，他人住的酒店怎么会被人知晓呢？在护送朱顺忠去火车站的路上，赫峰建议：“小朱，在你的手机里存一条危急时刻能立即转发的短信，以备不时之需。”朱顺忠知道，赫峰与他一样，在推动呼格吉勒图案件的过程中也做好了遭遇“不测”的准备。至今，在朱顺忠的手机中，还存有当时他为遭遇“不测”而备下的短信。
终于迎来无罪判决
2012年，为了推动呼格吉勒图案件，在朱顺忠的穿针引线下，凤凰卫视的《社会能见度》和《文涛拍案》节目第一次对呼格吉勒图案进行视频报道。
2012年4月16日上午，朱顺忠又一次来到呼格吉勒图的墓前。当时，呼格吉勒图的母亲尚爱云和呼格吉勒图的弟弟庆格吉勒图在坟前说的话让他再度泪流：“如果政府有一天给咱们家赔偿了，都买成鞭炮，到坟上给你放了，让你听听，也让他们听听，你是冤枉的，他们错了。”
每当呼格吉勒图的母亲问朱顺忠“他们什么时候敢认错”时，朱顺忠都感到心口被重重地敲击着。“是呀，一条生命如此消逝，为什么我们的司法却如此消极？呼格吉勒图一家的春天到底何时才能到来？！”在那段看不到案件曙光的日子里，朱顺忠反复地这样问自己。
2013年年初，国内刮起一阵微博风潮。为了能推动呼格吉勒图案件，朱顺忠在同行的献计献策下，第一次尝试用微博直播了呼格吉勒图案。2013年6月20日，在日本《读卖新闻》中国总局局长加藤隆则的协助下，在他们的总部内，朱顺忠与呼格吉勒图的母亲面对面地完成了用自媒体发布的采访报道。
为了这次自媒体采访，赫峰副局长虽未能来到现场，但他赋诗一首，希望呼格吉勒图案早日沉冤昭雪。
采访报道直播历时两个小时，引起了众多网友的关注。人们不知道的是，在自媒体采访前，朱顺忠与加藤隆则达成协议，“《读卖新闻》不对呼格吉勒图案进行报道，仅仅是用他们的场地来做这件事”。
那一年，朱顺忠深感我国法治大环境有所变化，呼吁多年的呼格吉勒图案有了继续推进的可能性。于是，朱顺忠让呼格吉勒图的母亲将这些年来所有关于呼格吉勒图案的报道与资料都收集整理起来，为日后案件的推进作准备。
2013年以来，河南李怀亮案、浙江张辉叔侄案、福建念斌案等一批重大冤假错案的相继被平反，令朱顺忠对呼格吉勒图案的平反充满信心。
曙光终于来临。2014年9月的一天中午12点，朱顺忠接到了一个匿名电话。对方在电话中自称是内蒙古公安系统的人，说在9月底至10月初期间，内蒙古政法委协调了公、检、法三家，召开了一个重要会议，公安机关再次提到呼格吉勒图案且态度积极，法院的态度也很积极，甚至有领导表示呼格吉勒图案最快下个月将启动再审。
得到这一消息后，朱顺忠兴奋不已，他第一时间动用多年来积攒的人脉关系进行核实。不到十天的工夫，朱顺忠核实了4位参与会议的人，证实了消息的可靠性。但朱顺忠选择了“沉淀一下”。因为他获悉10月30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将召开冤假错案会议。于是，在10月30日，朱顺忠独家报道了《内蒙古“呼格吉勒图案”下月将启动再审》的消息。
朱顺忠积蓄9年的力量汇聚在一根火柴头上，在10月30日这一天，他用700字的报道擦燃了火柴盒上的鳞片，瞬间点燃了舆论的炸药包。接下来，“兄弟新闻单位开始大量介入，更多的媒体同行开始展开各个角度的报道”。朱顺忠将自己积攒9年来的人脉关系无私地贡献给了新闻同行。出于多年建立起的信任与有效沟通，很多原本站在幕后的人都欣然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2014年11月20日，呼格吉勒图案正式进入再审程序。
2014年12月15日，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再审判决宣告呼格吉勒图无罪。
2014年12月30日，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国家赔偿决定：支付呼格吉勒图父母李三仁、尚爱云国家赔偿金共计2059621.40元，并于12月31日上午送达赔偿决定书。
呼格吉勒图案尘埃落定，朱顺忠告诉记者，接下来，他将集中精力关注聂树斌案，期盼早日看到两位母亲相拥而笑的情景。
2 呼格吉勒图案公开报道出炉记
作为第一个在媒体上公开报道呼格吉勒图案的记者，在该案沉冤得雪后，再度回忆当年调查的全过程，我感慨万千。
特约撰稿／王健
泣血的呼唤
2006年年初，我在《法律与生活》杂志担任编辑、记者。一天晚上，我突然接到好友楚京辉的电话。他用颇为神秘的语气告诉我：“刚才和内蒙古公安厅的一个哥们儿喝酒，说到正在办的一起公安部督办的大案，其中有个案子可能弄错了。”
这通电话让我睡意全无。在接下来的半个小时里，楚京辉给我详细讲述了事情的经过。一案两凶，毫无疑问此事具有极高的新闻价值。我当即决定和楚京辉共同完成这起案件的调查。
这样的调查对于我来说，已经不是第一次进行了。2004年9月，河北省唐山市冀东监狱二支队政治部主任李久明因涉嫌一起入室抢劫案被判处死缓。不久，真凶蔡明星在温州落网。然而，唐山司法机关在接到温州警方的照会后迟迟不予答复。我前往温州、唐山两地展开调查。调查充满了难以想象的困难。我克服重重困难，最终形成了近2万字的调查报道，最早揭开了李久明冤案的盖子。有了唐山调查报道的经历，这一次调查，我原以为可以驾轻就熟。然而，一系列的待查问题还是让我们感到焦虑。
在赛罕公安分局的采访遭遇闭门羹是预料之中的。因此，一连三天，我们都没有得到任何可靠的消息来源。第四天，在呼市当地媒体一位同仁的帮助下，我们意外地得到了一份1996年4月20日出版的《呼和浩特晚报》。在这份报纸上，当年关于呼格吉勒图案唯一一篇详细报道——《四·九女尸案侦破记》赫然在目，这让我们大为惊喜。这篇报道的末尾点明了呼格吉勒图案“铁案”的两个重要依据：呼格吉勒图熬了48小时后的口供；受害人和呼格吉勒图指缝余留血样完全吻合的司法鉴定。
顺着这份报道的内容，我们找到了呼格吉勒图家的地址。在呼格吉勒图的家中，我见到了呼格吉勒图的父亲李三仁、母亲尚爱云。尚爱云的双眼通红，显然她已经知晓赵志红到山丹小区附近指认犯罪现场的事。她哽咽着说，呼格吉勒图被执行死刑后，全家背负着“强奸杀人”这一罪名9年之久，受够了乡里乡亲背后的指指点点。虽然她没有文化，但她表示就是拼了命也要为二儿子讨回公道。李三仁，这个蒙古族大汉，在整个采访过程中则一直在闷着头抽烟。
尽管李三仁夫妇反复强调呼格吉勒图是被冤杀的，可是，对于具体案件的细节和经过，则始终说不清楚。记者只好联系李家唯一有文化（高中文化）的成员——呼格吉勒图的弟弟庆格勒图。当时，庆格勒图在蒙牛湖北分公司工作。后来，为了二哥的冤案，他辞职回到了呼和浩特。
很快，庆格勒图给我们寄来一份申冤信，希望我们能帮助他们家，早日还他二哥清白。这封信字字血泪，是“杀人犯弟弟”无助的控诉，更是蒙冤者亲属无助的呐喊：“他永远地离开了，感觉就是一场梦。可我们一家人依然在这痛苦中，我的父母每天还是以泪洗面。有时候，他们坐在那里发呆，一动不动的。看见他们这样悲痛，我心里很是难受……十年啦、十年啦，苍天有眼，终于可以为亲人洗刷冤屈了。可就在这十年中，有谁能知道我们一家人是在痛苦的煎熬和受着指责、歧视中活着？”
艰难的求证
从呼格吉勒图家人口中，我们得到了呼格吉勒图生前好友闫峰的联系方式。闫峰是呼格吉勒图案唯一在场者。1996年，他与呼格吉勒图同是卷烟厂的临时工人。两人的生日只差几天，是“很要好、很铁的朋友”。然而，取得闫峰的信任颇费了一些周折。最终，闫峰为我们手写了一份当时他亲历的呼格吉勒图案的事情经过。
在闫峰的笔录中，有几句话引起了我们的注意：问到晚上12点多的时候，隔壁审讯室突然传来桌椅剧烈挪动的声音，伴随着呼格吉勒图痛苦的呻吟声。桌椅动一下，他就喊一声，断断续续的。第二天早上9点左右，一名警察带着我，去找他的领导询问我的处理结果。开门的一瞬间，我看见呼格吉勒图蹲在审讯室的暖气管前，双手伸到背后铐住，头上戴着没有面罩的摩托车头盔，脸色发黑。我经过的时候，呼格吉勒图用力抬头看了我一眼。由于害怕，我避开了他的眼神……
这是闫峰最后一次见到呼格吉勒图时的情景。此后，闫峰变得胆小，遇事就躲，10年里没跟人吵过架，也没有再结交过新的朋友，尤其怕跟警察打交道。呼格吉勒图死后没多久他就离开了卷烟厂，此后没有一份工作超过两年，再没稳定过。
闫峰笔录中的这几句话是否表明呼格吉勒图当时可能遭遇了刑讯逼供？如果呼格吉勒图遭遇了刑讯逼供，那么，意味着呼格吉勒图的口供存疑。这无疑是报道的突破口。然而，呼和浩特市一位多年从事刑警工作的老同志看了这份笔录后告诉我们，单单这些还不足以证明犯罪嫌疑人遭遇了刑讯逼供，给犯罪嫌疑人戴头盔大多是为了防止犯罪嫌疑人自杀。我们刚刚燃烧起来的兴奋迅速被浇灭。此后一段时间，我们的调查停滞不前。在此过程中，呼格吉勒图的母亲尚爱云从内蒙古高级人民法院拿到了呼格吉勒图的终审判决书。判决书上除了认定1996年4月9日晚上呼格吉勒图酒后窜至公厕内对受害人杨某某“采用威胁、捂嘴、扼颈等暴力手段强行将其拖到隔墙上，扒开衣、裤进行流氓猥亵”导致杨某某因其扼颈窒息而当场死亡这样寥寥数语的表述外，没有任何我们需要的有用信息。
就在调查山穷水尽的时候，我们意外地接到了塞罕区公安分局一位当年看过呼格吉勒图案卷的警官的电话。这位有正义感的人士在电话中明确表示，希望我们为他的身份保密。在得到我们的肯定答复后，他向我们透露的信息让我们吃惊不已。他说：“你没见过呼格吉勒图的口供吧，其中一段很有趣：在那个黑灯瞎火的公厕，欲实施强奸的呼格吉勒图居然知道被害人穿的是牛仔裤，系的皮带是向左插的，皮带上还有两个金属扣子。有些同志跟我说，怎么越看越像是诱供啊？”这位老同志还特别告诉我们，呼格吉勒图前后共有三份笔录，只有在第三份笔录中他承认自己有猥亵杀害杨某某的犯罪行为。
逼近真相
调查至此，呼格吉勒图案在我们的头脑中已经产生了大大的问号。关于这起厕所命案，赵志红到底是如何交代的？其口供的真实性到底有多少？这些只能从赵志红本人那里得到印证。然而，由于赵志红所犯案案情重大，再加上在内蒙古，整个司法系统对“4·09”案讳莫如深，采访赵志红似乎成了一个无法逾越的障碍。
在我们采访赵志红之前，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影视中心与上海东方电视台新闻娱乐频道合办的法制电视栏目《终极对话》栏目组一行五人从上海抵达呼和浩特。他们拿着最高人民检察院政治部的介绍函来到内蒙古公安厅要求采访赵志红，被内蒙古公安厅以案情重大为由拒绝。后他们在内蒙古公关一周无功而返，可见，对赵志红的采访之艰难。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们见到了内蒙古公安厅刑警总队赵志红专案组的一位干警。这位体制内的正义之士毫无保留地将赵志红有关“4·09”案的全部四份口供拿给我们看。我们迅速摘抄了每一份口供中的重要内容。
此时，我们的调查已经接近尾声。但是，我们仍然心有不甘，希望能当面向赵志红求证，“4·09”命案究竟是不是他作的案？在我们的努力下，内蒙古公安厅、内蒙古检察院最终有条件地同意我们会见赵志红，我们承诺不谈“4·09”案。
我们与赵志红谈了一个多小时，很诧异他在讲述他所实施罪恶时的滔滔不绝，好像在讲述别人的故事。整个采访过程中，他的“微笑”自始至终，眉毛、眼睛、嘴唇、连带唇上的小胡子都是一副副弯弯的月牙状。最后，赵志红临回监室的时候冲我们笑着说：“我知道你们是公安部派来调查我的，你们报道以后一定要给我寄一本，我要看一看。”
这次采访后，《呼格吉勒图，又一个聂树斌？》、《“微笑杀手”赵志红》和《四·九女尸案侦破记》（节选）三篇文章在《法律与生活》杂志上刊发。
3 洗冤背后的记者群像
实习记者／王会青
每一起冤案平反的背后，都站着一个群体——身负新闻传播使命的记者。通过持续不断的报道，他们将蒙在冤案上的神秘面纱一点儿一点儿地揭开。
余祥林案：记者案情播报的旁白
余祥林，湖北省京山县人，背负杀妻之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然而，在佘祥林已经入狱11年即将刑满释放时，他的妻子张在玉却突然活着出现了1 2005年4月1日，佘祥林走出牢狱。一时间，佘祥林案成为媒体追逐的焦点。记者们在播报此案的同时，也有了不同于其他事件的经历和感受。
吕宗恕：追随公正的脚步
吕宗恕，现为《南方周末》记者，曾先后在《武汉晨报》和《新京报》担任资深记者。
吕宗恕接触佘祥林案，得从他接到线人爆料说起。当时，他是《武汉晨报》的记者。2005年3月29日下午6时，一名湖北省京山县的读者打来电话，说一位11年前“被杀”的妇女张在玉竟然活着回到家乡，而她的前夫余祥林被当成“杀妻犯”在监狱关着。作为有着强烈新闻敏感性的资深记者，吕宗恕意识到这可能是又一起类似河北聂树斌案的冤案。于是，他立即前往采访，途中被上级告知本埠媒体在余祥林案件调查结果正式发布前既不能采访，也不能擅自刊发消息，采用的稿件必须以省公安厅的新闻通稿为准。
此后，佘祥林含冤入狱11年的消息不胫而走，媒体纷纷派记者赴京山采访，有关报道层出不穷。这一段时间，吕宗恕每天上班的第一件事是上网查看媒体对佘案的最新报道。同时，他利用跑政法战线的便利条件，开始频频与湖北省公安厅、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湖北省检察院等有关部门的朋友保持紧密联系，希望能得到有关佘案的最新进展，为以后的报道作准备。
2005年4月12日，佘祥林“杀妻”错案重审前一天，受报社委派，吕宗恕终于得以前往京山采访。当时，有关部门指示对余案不要炒作的“禁令”尚未完全解除，采访很可能发不了稿。但吕宗恕给自己鼓气：即使发不了稿，多一次经历也难得。
4月13日上午9时，佘案在京山人民法院如期开庭。因没有获得庭审现场的旁听证，吕宗恕急中生智，恳求一位媒体朋友带着他的录音笔进入庭审现场录下庭审过程。之后，他立即根据录音整理相关资料，并在4月14日以两个整版的篇幅，以《蒙冤11年，佘祥林无罪获自由》《余祥林“杀妻”四大悬疑》为标题对此案进行报道，同时还刊发了多幅珍贵照片。
宣判后，佘案已不再是媒体关注的热点，许多外地记者和湖北的几家报纸都陆续“撤退”。而吕宗恕本着对佘祥林负责、对读者负责的想法，决定继续关注佘祥林今后的生活。直到今天，他还与佘祥林保持沟通，关注他的现状，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如果不是亲眼见证他沉冤昭雪的那一天，作为一名记者，我对‘公正’二字的含义很难理解得如此深刻。”吕宗恕说。
沈亚川：无忏悔则无宽恕
沈亚川，笔名石扉客，自2001年起从事职业新闻工作，现任《博客天下》杂志主编，先后任职于南方报业传媒集团、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他长期关注刑事司法、言论自由等相关报道领域，代表作有佘祥林案、黄静案、杨佳案系列报道。
沈亚川的《油菜花开：余祥林“杀妻”冤案记录》系列报道对佘祥林案的推动作用毋庸置疑。同时，他对佘祥林案的反思，为促进司法公正、防止冤案发生提供了新的视角。
冤案并不少见，但佘案与其他冤案的本质区别到底在哪里？沈亚川认为，由于这是个由无可辩驳的冤狱结果倒推错综复杂的冤狱过程的案件，佘案的标本意义在于，为从个案人手解剖麻雀、观察当下的司法形态和司法品质打开了一扇难得的窗口。
在采访过程中，沈亚川突破层层阻力最终拿到了当初参与办案的侦查、批捕、公诉和审判人员名单。他希望看到这些当年直接参与办案的司法人员能走到佘祥林面前，以个体身份而不是组织名义，因良心的不安而不是职务的原因，直面佘祥林视力严重受损的眼睛，讲述当时的真实情况，对佘祥林和他的家人说一声：对不起，我错了。
也许是因为集体犯错后荣辱与共的囚徒困境，也许是出于以往处理错案的习惯性反应，沈亚川很遗憾没有看到他希望看到的这些。
赵作海案：记者的脚步还在继续
被称为河南版“余祥林”的赵作海，其人生的经历一直为广大媒体所关注。从获知其蒙冤到他出狱后的生活，记者的脚步一直没有停止……
1999年5月9日，因同村村民赵振晌失踪后在当地发现一具无头尸体，赵作海作为重大嫌疑人被拘留。2002年12月5日，河南省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赵作海死刑缓期两年执行。2010年5月9日，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认定，赵作海故意杀人案系一起错案，宣告赵作海无罪。赵作海获得65万元国家赔偿。2010年7月，赵作海以公民代理人的身份重新出现在公众视野，并于2011年4月与李素兰领取了结婚证。2014年3月，赵作海成为河南省商丘市的一名环卫工人，半年后离职。
陈海峰：“你不是死了吗，咋又复活了？”
河南《大河报》驻商丘记者陈海峰是第一位报道赵作海冤案的记者。他采写的题为《你不是死了吗，咋又复活了？》的报道于2010年5月6日发表在《大河报》上，赵作海冤案得以首次公开。
陈海峰的采访并非一帆风顺。2010年5月4日下午，他根据赵楼村村民的指点来到老王集派出所，想找到“死者”赵振晌，但值班人员称赵振晌不在所里。他又致电该所王所长，王所长问明他的身份后不作任何解释并迅速挂断电话。
谈及采访经历，陈海峰并不想述说去了多少地方、走了多少里路、见了多少当事人，更不想说遇到了什么阻力，他只觉得心里有一把火，促使他尽快完成采访，准确、翔实地把赵作海的冤情披露给广大读者，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能让赵作海早一天无罪释放。
陈海峰和他的同伴儿周斌以非凡的勇气和责任心所写的有关赵作海冤案的报道获得了第28届河南新闻奖。
石玉：“公检法三家为何一错再错？”
时任《南方都市报》记者石玉从法理的角度对赵作海冤案进行了深度报道。他撰写的题为《公检法三家为何一错再错？》的报道反映了民众的呼声，引起了司法机关的重视，更让法学界对中国司法裁判的程序及监督有了深刻的认识，对其中不合理及疏漏之处展开热烈的讨论。
深入公检法内部，质询侦查、公诉、审判此案的司法人员在办案时的错误做法并见诸报端，石玉的胆子可谓不小，因为从这个角度曝光此案意味着当事工作人员不是仅以承认错误就能了结的。把办案人员曝光在公众视野中，他们再也不能找人包庇或者说些冠冕堂皇的理由就可以把自己的错误搪塞过去。这些办案人员很可能会受到行政处分或刑事追究，难道石玉就不怕这些人打击报复吗？
石玉没想上述问题，他只想把事情搞清楚，该是谁的错就是谁的错。至于指出了此案司法程序上的疏漏，石玉认为，司法人员如以此为鉴，会少很多冤假错案。
朱柳笛：“当翻转的人生又回到原点”
冤案平反后的赵作海一直没有走出公众的视野，对他的报道屡见报端。
时间跨越到2014年5月，《新京报》记者朱柳笛采访了赵作海，以《当翻转的人生又回到原点》为题把赵作海离开监狱后的经历呈现在世人面前。
谈及采访目的，朱柳笛有些感慨：一直关注着含冤入狱11年、出来后与社会严重脱节的这位不幸老者，看他磕磕绊绊的人生经历，不写点儿什么感觉过不去自己心里这道坎。
谈起赵作海，朱柳笛说：离开监狱4年，赵作海比想象中老得快。但在更多的时候，你会发现他还像一个孩子，一个懵懵懂懂、没读过什么书、没有任何社会资源、想竭力保护自己的仨瓜俩枣而最终把什么都丢了的孩子。如果没有11年的冤狱，他显然会更懂得人情世故，会打理自己与亲人的关系；如果没有11年的与世隔离，能掌握更多的信息，他便不会对现在的世界如此陌生并被最低劣的骗术欺骗。对于这样的弱者，朱柳笛总想呼吁社会，多些善心，多些包容，多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