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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红包被逼婚被问收入 三招神回复解救春节恐归族

  • 投稿Phi
  • 更新时间2015-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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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在城市中出现了这样一群特殊的人,他们在异乡工作,每逢春节,盼望回家却又害怕回家。让他们恐慌的不只是逼婚,还有发不完的压岁钱、还不清的人情债、探不完的隐私……在网络上,这群人被称为“恐归族”。

A类恐归族恐慌 年过三十剩男剩女怕被逼婚

“有对象没”已经成为现在年轻人过年回家最怕被问起的问题,这个父母亲戚们过年团圆最热衷话题让他们苦不堪言。今年是钟小姐研究生毕业参加工作的第一年,刚满25岁的她一直认为,会被家里人逼婚的就是年过三十的“大龄未婚男(女)青年”,但这次回家的第二天,“有男朋友了吗?”、“到底想找个什么样的啊?”、“不小了,别再挑三拣四了!”……这些问题已经被自己大家族中的几十个人轮番问了十几遍,让钟小姐觉得自己在父母亲戚的眼里俨然变成了“大龄剩女”。外公还特意提醒她,如果明年过年仍然不能带回男朋友给家里人看,这样的“审问”还会继续下去。“回家过年简直就是在受刑!”钟小姐感慨说,要是明年也这样逼婚,她也会变成“恐归族”。

A类神回复:对于钟小姐这样的“女学霸”,在《春节返乡反逼婚指南》中对应的招数就是各种反问,“念高中的时候准我谈恋爱了吗?那我念大学的时候你准我谈恋爱了吗?念研究生的时候呢?”在家长节节败退回答“没有”的时候,作为女学霸的你就可以大吼一声“我成女博士了您让我嫁人?”如果你是宅男,那就更简单了,一句“你从小就不让我跟陌生人说话啊”,家长只能一边泪奔一边反思自己了。

B类恐归族恐慌 红包越来越大 春节变春劫

如今,90后开始进入职场,80后也集体“奔三”,收红包的年纪过了,发红包就难以逃脱。但随着物价水平的年年增高,红包的厚度也是年年看涨。1989年出生的王小姐感慨地说,小时候过年大人给10块钱都能高兴好久,但今年自己给刚上幼儿园的小侄子包了500元的红包都没能换来他甜甜地叫一声“姑姑”。

“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爸爸妈妈,还有侄子侄女、外甥……”王小姐掰着手指头数起自己要发红包的对象,从年三十回家到年初四,她一共发出去10个红包,主要给了家里的长辈和晚辈,细算下来已经花了近7000元,好不容易盼到的年终奖所剩无几。除了同家后发的红包,回家前采购的“年货”也是王小姐的一大笔开销,不到年初三,王小姐从北京带回老家的十几盒点心、烤鸭、果脯就已经送光了,“还有亲戚朋友没送呢,又要落埋怨,明年还得多买!”如此一番折腾下来,年还没有过完,王小姐已经为自己年后缺钱的生活发愁了。

B类神回复:回家难免要送礼,全送“高大上”,一年的血汗钱就打了水漂,所以学会低调(便宜)、奢华(样子货)、有内涵(靠忽悠)。给孩子们的压岁钱可换成“熊猫银币”,立马就显了档次。面对孩子,你应该把重点放在熊猫图案上,让他们拿着银币乐和乐和;对着家长,可以大谈一下近几年邮币卡投资市场的火热,不经意透露一下“这银币的升值前景很明朗!”当然,你带回来的银币只是淘宝买来的。

C类恐归族恐慌 回家无隐私

收入财产情况,本属于每个人的隐私,尤其对于在外工作的年轻人,自己每月收入几何、如何开支,往往希望对亲戚朋友甚至家里人保密。在北京从事IT行业已有两年的小宁,便是如此。小宁的月收入与绩效挂钩,因此每个月实际收入不平均,基本保持在7000至10000元之间。大专毕业的他已报名参加自考,拿到本科学历,周末就贡献给了培训班。而报名自考的事,亲朋好友大多不知情。

“我不想告诉爸妈,但是他们就想知道我钱花在哪儿了。”小宁说,在京工作两年基本没有存款,但都花在自己认为该花的地方。过年一回到家,父母和亲戚朋友便仔细询问他收入如何,让他十分无奈。

C类神回复:解决小宁的担忧,网友支招“要主动出击”,不等亲戚朋友问及工作就主动曝光。“月收入三万,so easy!”当然,你也可以回顾过去一年的工作。中石化、中石油这些央企,是你时常合作的商业伙伴,它们的产品价格高、质量差是众所周知的。不过没办法,这就是工作,“一个乙方还耍大牌,只能忍了”。这不算撒谎,因为你开车总是要加油的。

专家观点:

“恐归症”反映了传统观念和现实的割裂

年轻人害怕回家过年,归因于个人心理素质不过关,还是家长们过于“强横”?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銮认为,社会传统观念和年轻人的生活现状不接轨,是造成部分年轻人患上“回家恐惧症”的深层次原因。他解释,在大城市打拼的年轻人视野较为开阔,思想也更为开放,与家长们对待压岁钱、婚恋等的观念有一定分歧。

“不少年轻人其实收入并不高,生活压力比较大。”夏学銮教授分析,许多北漂青年的实际收入有限,与家长、亲戚朋友的期望或许不相符。他们的老家在小城镇或乡村,社会风气较为传统,街坊邻居相互攀比,“好面子”的家长唠叨不停,逼婚、压岁钱等自然让年轻人不胜其烦。“要治好‘恐归症’,家长们应该学学春晚小品《人到礼到》中的‘刹住不正之风’,理性、开明地接受年轻人的新观念。”

(转自:《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