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箐门山人
“提供更多优秀文艺作品，倡导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在李克强总理于今年全国两会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我国政府首次公开提及“书香社会”这一温馨浪漫的词汇。多名代表委员随后解读说，“书香社会”的典型特征就是“人人爱读书，人人有书读”，即“人们都有自觉的阅读意识，并把书当作最忠诚的朋友”，“无论是在公园、地铁，还是在车站、机场，都可以看到人们捧着书安静阅读”，“对个人来说，书香是忙碌之后，学习充电、心灵得到安慰和沉浸的重要方式”。代表委员们还一致认为，一个民族的精神境界取决于这个民族的阅读水平，一个书香充盈的国度才能成为美丽的精神家园，因此我们的民族、国家对阅读都必须要有信仰。但大家也都坦言承认，如今我国社会的阅读风气并不好——在功利心态和电视、电脑、手机的大、中、小屏冲击之下，“浅阅读”和“碎片化阅读”在我国社会颇为盛行，“手机社会”已全面取代了“书香社会”，国民阅读率因而正连续下降，人们对经典的啃读也日益式微，阅读在中国已到了得靠实施国家战略来促动的地步。
阅读关乎国家民族的兴衰，同样也关乎个人生命的质量。就国民个体而言，阅读是增长知识的主要途径，而知识则是人们生活中的明灯，能够给人类增长财富、为世界带来光明，人们若没有知识便无异于行尸走肉，所以我国古人常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然而因受转型期的多元价值观影响，知识在当今中国社会似乎并未真正处在被礼遇的崇高位置上，相反“读书无用论”还不时在一些领域攒头。据权威调查数据显示，目前中国人年均读书量还不到1本，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有读书习惯的中国人仅占5%，人们每天的阅读时间不足15分钟，且中国家庭的平均藏书量也不到6本……虽然建设书香社会的理想非常“丰满”，但民众阅读的现实状况却显得十分“骨感”，知识在当今中国社会也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尴尬际遇，这也从一个层面说明了倡导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博士幸福感不如文言
今年1月21日，上海浦东新区总工会公布了《浦东新区职业女性幸福感调查报告》，其中显示在浦东新区工作的外省市非农户口未婚职业女性虽然大都接受过高等教育，且目前主要从事白领等工作，是非常希望融入上海的“新上海人”，但她们的家庭幸福感与工作幸福感却是最低的，原因是她们对幸福的要求较高，但却面临着高房价、高入户等门槛，工作和生活等方面的压力都很大。与这个类别的职业女性相比起来，从事一线生产岗位的职业女性（尤其是18至25周岁的青年女性）幸福感就要高得多了，虽然后者的岗位劳动时间长、强度大，且其收入相对较低，社会地位也相对较低。
同一份调查报告还显示，金融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业以及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的从业女性，其工作满意度和幸福感也相对较低。这三个行业工作的基本特征就是以脑力劳动为主，工作强度高、压力大，甚至长期处于枯燥的人机对话系统中，令职业女性们多有身心俱疲之感。尤其是金融行业的职业女性虽然文化水平和工作能力都普遍较强，对幸福的理解也更为深刻，但较高学历与文化水平却往往只会给她们的幸福感减分。
这种现象不止出现在上海浦东新区，在全国各地亦然。今年2月12日，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发布的《国民幸福报告2014》，在健康、收入、婚姻、学历、职业等各个方面对构成幸福的密码进行解读，从而揭示了当前中国百姓的幸福现状。该报告显示，我国居民教育水平的提高并未创造出更高的幸福感，博士的幸福感甚至还不如文盲——从整体来看，学历程度更高的人更不幸福，如幸福指数最高的是小学毕业生，达到了133．3；博士学历人群的幸福指数最低，仅为121.0，甚至低于文盲群体的130.2。而从性别来看，相关调查数据已一改民间语境中女博士的弱势地位，证实男博士比女博士更加不幸福，因为男博士群体的幸福指数为117.1，女博士群体则为121.6。单身博士群体堪称最不幸福的社会群体，其幸福指数仅达到109.4，只略高于100分这个临界点。
随着学历的提高，也就是随着知识水平的不断提升，人们的幸福指数却基本是呈一路下滑。面对这样的调查结果，许多读者都不禁惊呼“让人大吃一惊”，更有网友发出了一连串追问：“博士的幸福感还不如文言，那谁还愿成为博士？谁愿培养这样的博士？这样的博士又能对社会做什么贡献？”“既然博士的幸福感还不如文盲，那么我们还求学上进干什么？我们还崇尚知识干什么？难道我们学习知识并不是为了提升自身的幸福感吗？”
平心而论，无论是生活环境还是生存空间，博士都理当比文盲更为优越，也更具有幸福的前置条件。但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中，文盲群体惯有的那种门槛极低的“幸福感”，在以博士为代表的高知者群体面前却成了一种奢求，这便是知识与智慧带给人们的尴尬。而当知识的海量累积只能让人们心中充满越来越多的遗憾和不满，以及越来越多的焦虑与苦闷，甚至让人感到异常痛苦和艰辛，只能埋头赶路而不能盼顾四周的风景时，我们身处的社会与“书香社会”之间确实已有了太远的距离。
信口开河与搜索依赖
2014年11月初，演员袁立曾发布了一条盛赞乔治·华盛顿“完美道德人格”的微博，引发了不少网友的爆笑。该博文称：“1783年经过了七年内战，华盛顿将军打完江山之后，竟然跟其他士兵一样回家种地归隐田园去了。”她就此赞扬华盛顿“将手中权力无条件交还人民”，并称“从此人类历史上便诞生了一个从未有过皇帝的国家”。
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的袁立拥有大学本科学历，获得过“影响中国最具品牌价值明星奖”等殊荣，曾撰写过自传《正午时分》的她据说很喜欢看书，其床头总是放着人物传记，供她时不时的拿出来看。但这条不经意发出的微博，却洗白了她经营已久的知性女星形象——该微博导致互联网舆论哗然，是因为当中存在常识性错误，如华盛顿领导的是美国对外的独立战争而非内战，而且在打完此仗后没多久，华盛顿就当上了美国总统，随后还获得了连任。她随后转发微博批评说，个别网友不应只关注“下雨天脚后跟上的些微泥巴”，但网友们却坚持认为，史实错误决非鞋跟上无足轻重的泥巴，而是“致命硬伤”。
其实在近些年里，我国的不少名人明星都在不断爆出类似的“致命硬伤”，这个本该准确地传播相关知识的群体，却在不断传播着误人子弟的常识性谬误。如央视著名主持人朱军曾在节目现场采访毛岸青之子毛新宇时说“不久前，毛岸青去世了，首先，向家父的过世表示哀悼”，显然他不清楚只能称自己的父亲为“家父”。著名影星刘晓庆在重庆卫视的一档选秀节目担任评委时，竞默认“曹植称象”并盛赞“曹操一统天下”，显然她对连小学生都深谙的“曹冲称象”和“曹操统一北方”等文史知识一无所知；当红影星范冰冰曾自夸说：“如果赶上抗日战争时代，我一定会成为刘胡兰式的人物，拼死保卫国家！”显然她并不知道1947年1月英勇就义的刘胡兰是在解放战争中涌现出来的英雄人物。此外，蔡依林称《三国演义》中的三国是指刘备、关羽和张飞，周杰伦问“雷锋是不是个唱歌的”，李玟问“我可不可以请岳飞帮我写歌”等等，也都暴露出了当事明星的无知。还有一个常被援引的实例是，在某省卫视的一档娱乐节目中，当主持人问《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的作者是谁时，嘉宾回答“是苏东坡”，主持人竟很神气地纠正道：“回答错误，是苏轼！”
对于名人明星们经常出现的如此“口误”，有媒体建议称：在这个资讯发达的时代里，很多问题其实“只要百度谷歌一下便知”。遗憾的是，置身于“人人都有麦克风”的网络时代，不少更靠近麦克风的名人大V们仍习惯于信口开河，也就是不惜经常抛出连事实依据都错漏百出的观点，从而将自己的无知暴露无遗。
不过凡事都上百度、谷歌上去搜索一番，有任何问题都只会去问“度娘”，也是我国当代的不少青壮年人比比皆是的一个坏习惯。早在2008年9月，当搜索引擎存储着超过400亿互联网网页的谷歌公司年满“10周岁”时，便有报道称中国已有过半网民陷入了“搜索依赖”的漩涡。这种状况在今天越更变本加厉，人们在碰到一个10秒内想不出答案的问题时，大都会上网求助搜索引擎。而搜索成瘾所带来的思考惰性，正在让越来越多的网民思维趋于简单化，使之不记忆任何资料、不思考任何问题、不撰写任何文案，从而将人们的大脑变成了没有思辨和质疑能力，一切知识都来去匆匆、丧失基本积累的“抽水马桶”。
基础知识已“还给老师”
曾在网上热传的一篇文章称，一名中国留学生在美国曾看到一位女教授的名片，上面印着：“哈佛大学哲学博士( 1945)；哈佛大学哲学博士( 1963)；哈佛大学哲学博士(1981)……”当这名东方年轻人表示困惑不解时，美国女教授回答道：“知识是需要更新的，博士学位过了一段时间就会成为历史，不再反映现实水平，所以我必须再攻读新的知识与学位。”这名留学生后来感叹道：当今社会，任你是何等样的专家学者，都要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谁也不例外，因为学习不是一次性的，不要设想能够一蹴而就、一劳永逸，就跟牛奶、水果一样，知识也有保质期，过了期就打折扣，有的“过期信息”甚至会让你拉肚子、坏大事。
置身于“知识爆炸”的今天，学科的高度分化使得每一门学科的蕴涵量都在快速增长，结果是全球平均每天都有上万篇科技论文发表、有上千件科技发明专利诞生，知识淘汰、更新期也愈益缩短——在19世纪里，人类知识总量增加一倍大约需要50年时间，如今却只需5年就足以翻番。虽然就全球而言，面对排山倒海而来的海量信息，文化科技知识的扩容、更新势头比以往的任何时候都来得更加迅猛，但在国内的不少领域，我们所能见到的情形却是，“一次学习管终生”的现象依然比比皆是，不少行家里手仍装着满满一肚子过了时的陈旧知识，并未真正跟上以“学习化社会”为特征的现代社会的发展步伐。
如果每位国人都能对自己学过的所有知识做到烂熟于胸、运用自如，那倒也不错了。问题是，由于普遍缺乏孜孜以求的学习态度，也没有“温故而知新”的能力，当代中国人的知识遗忘率高得惊人，很多本该刻骨铭心并毕生受用的基础知识也大都在跨出校门不久便“还给老师”了。网上曾经流行的一个段子便是：“很多年前，我能做三角函数，解多元高次方程，会画大气环流图，能背化学元素表，知道小孔成像，看得懂电路图，能背很多文言文，英语语法也熟，知道植物细胞有细胞壁而动物细胞没有……现在我就是个文盲！”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2013年7月曾通过民意中国网和搜狐新闻客户端，对5200多名成年网友进行了一项调查，结果显示：58.6%的受访者都表示已不记得中学时代所学的大部分知识，只有2.5%的受访者表示还都记得，其中数学、化学与物理成为被受访者忘记得最厉害的三门课程，遗忘者比例分别达到了46.O%、45.6%与36.9%。而人们对中学时代所学的知识之所以如此易于遗忘，主要原因是在工作和生活中极少用到——调查显示50.8%的受访者表示毕业后仅偶尔会用到中学所学知识，18.6%的受访者甚至表示从来没有用过，仅有8．6%的受访者表示经常在用这类知识。调查还显示，有71.5%的人认为中学教育应取消一些与生活关系不大的基础性知识，15%的人则认为这是“知识无用论”的变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