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记者／邢毅
在2000万条开房信息泄露后，上海市民王金龙以个人名义向酒店发起诉讼。面对成千上万名沉默的受害人，他希望以这场号称“维护个人信息安全第一案”的诉讼呼吁更多受害人站出来维权，最终推动个人隐私和个人信息的立法保护。
“既然开了这个头，再难的路，我也会坚持走下去。”王金龙对记者如是说，无奈的脸上闪烁着坚毅。这位担任信息安全公司副总经理职务的“70后”前一阵辞去工作，做了一件看起来很“傻”的事情——为2000万人讨公道。
2013年10月左右，网络上流传的一份名为“2000万开房信息”的资料在各大论坛提供下载。随后，“查开房”网站开始出现，大量网友“躺枪”，惊呼“后脊梁直冒冷汗”。在泄露的数据中，房客开房时间介于2010年下半年至2013年上半年，包含姓名、性别、国籍、民族、身份证号、生日、地址、邮编、手机、固话、传真、邮箱、公司、住宿时间14个字段。
在2000万条开房信息泄露后，王金龙和伙伴以个人名义向酒店发起诉讼。2013年12月30日，此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正式立案。
信息泄露的极端遭遇
相比很多人遭遇的只是一些骚扰或者诈骗电话，另一个具有广泛流传度的故事是一名受害人竞因为开房数据的泄露而丢了未婚妻。本来，他们已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但女友居然在2000万条开房数据中一不小心查询到未婚夫在几年前几乎每周都有几个晚上到酒店开房，且每次只逗留两三个小时，这显然不是因为出差。
尽管这名受害者解释说，这只是他以前和前女友开房时留下的记录，没想到“陈芝麻烂谷子的事”给现在的生活造成这么大的困扰。最后，他的女友决定与他分手。
对比上面的故事，王金龙的故事也颇为曲折。这名35岁的小伙子本来不姓王，现今他之所以姓王，就是因为这次的信息泄露事件。2013年秋季，2000万条开房数据泄露的消息传出来。随后，数据库被广泛应用，查开房的网站到处都有。出于职业敏感，王金龙搜到了自己在2012年12月出差广州时的信息。当时，他曾入住汉庭酒店。
当王金龙注意这个信息时，也早有其他人注意到了。于是，不久之后，他便开始频繁地收到比较精准的推销电话，从卖房子、卖黄金期货、炒白银到推销保险，甚至到能接收成人节目的卫星电视等。更让他惊讶的还在于，这些推销员能准确地说出他住的房子有多大、开什么品牌的汽车。
恍然间，王金龙发现自己就像一个裸奔的人，仿佛所有人都在盯着他，而他却无一丝遮羞之布。这还不算惊险的，他还因此遭遇过更加离奇的事。一次，王金龙接到一个陌生电话：“是金龙吗？”等他确认之后，对方却不说自己是谁，而是让王金龙去“猜”。有经验的王金龙并没有入套，结果对方说出一番让他至今心有余悸的话：“等到你×月×日过生日时，我把礼物从广州寄到你×地的家里去，你记得收快递。”
这里面的生日信息、家庭住址信息和实际情况完全吻合。如此翔实的信息让王金龙忘了戒备，以为对方真是他曾经的一位客户，只是自己忘了这个人的姓名。于是，他就这么支支吾吾地跟对方敷衍了几句。第二天中午，王金龙又接到那人的电话。那人自称遇到麻烦，要向王金龙借一笔钱。直到这时，王金龙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也是骗子。
据了解，“2000万开房信息”资料有两个版本，其中一个容量1.7G的2000万条数据基本指向2000万个实实在在的个人，每人1条。此外，还有一个容量7G的资料文件，内容更详尽，会有某人在某酒店几年里的所有开房记录，故数据量更大。
民间漏洞检测平台“乌云网”称泄密信息于2013年中旬就已被盗取，泄露源无从查起，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已就此事展开调查。究竟谁是泄露者，或许已经不重要，甚至把这样的“凶手”绳之以法，也无法阻挡2000万人数据泄露的危机。
为了规避越来越多的风险，王金龙决定改姓。不过，这个决定遇到了很大的麻烦，因为父母不同意，“大丈夫在世，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尤其改姓涉及祖宗。但是，最后与父母多次沟通后，他获得了父母的理解。
当王金龙去派出所办理改姓事宜时，警察觉得这个成年人过来改姓有点儿莫名其妙，因为这会带来一系列的信息更换，比如身份证、户口本、社保卡、银行卡等，而且麻烦的还在于毕业证恐怕就无法更换修改了。大约10天之后，他成了“王金龙”。当这些事情料理完毕，王金龙的维权行动开始了。
面对现实的无力与挫败
在给记者的一份自白声明中，王金龙这样介绍维权的初衷：“我一直在信息安全领域工作，做了大量的企业咨询和培训服务。但是，毕竟个人能接触的面有限，个人信息安全知识的传播速度、广度也都非常有限，我只能看着越来越多的个人信息在网上被随意泄露甚至买卖，不断有受害者由于个人信息的泄露导致感情破裂、钱财损失甚至失去生命。” “我一直觉得应该去做点什么。”王金龙在铺垫一长串背景后，表示自己有责任、也有义务发起对泄露企业的诉讼维权。只不过，这没有先例，国家也缺乏对个人信息安全的法律。因此，他也曾打消过发起诉讼的念头。
随后，王金龙在与相关媒体从业人员、律师交流后发现，只要提起诉讼，即便没有立案，这种行动本身也会对个人信息安全的推动和普及有积极意义。于是，他开始了取证、诉讼的历程。
王金龙并不孤独，他还有一个伙伴叫张威。他们都是在信息安全行业工作十多年的白领，也都是开房数据泄露的受害者。张威说，有些推销信息很有针对性，定位非常精确，这表示非常详尽的个人信息已被外泄，并被分析过了。
记者在随机调查中也发现，即便是理财类的推销信息，也有着相当的精准度。有些高级白领收到的推销信息，基本上都是门槛在百万元级别的理财计划，而另外一些普通白领收到的只是门槛在数万元的理财计划。这证明，人们的信息早已被反复地精准使用。而这次2000万人的开房信息泄露，也早已被“物尽其用”。由于不同的网站提供下载，尤其是BT方式的传播，完全无法禁止，所以，资料已经是几何级数的泄露。
王金龙通过下载相关信息制作了一份《上海市民信息泄露情况分析报告》，他得出的结论非常惊人。上海有86万名受害人，居全国首位。上海户籍人口才1400多万，这就意味不到20个人中就有1个人信息被泄露。记者通过身边十来个人的身份证信息，验证了将近有一半的人信息已经被泄露。虽然有的当事人否认曾经在彼时彼地开过房，但是，身份证信息以及他们的手机号则可以轻松检索到。
几乎每个人在得知自己中招后都表现出愤怒，但随后也就变得无可奈何。泄露的后果已经无法改变，作为受害者还能做些什么？王金龙说：“作为信息安全讲师，我们一直告诉别人如何做好信息安全，到最后发现连自己的隐私都保护不了。”最终，王金龙和张威决定用实际行动推动信息安全保护。随后，他们开设了2000万条开房信息“受害者联盟”的QQ群、公众微信号。王金龙表示，他希望通过这两个渠道，先将有意维权的受害人集中到一起，商讨如何维权。第一个加入“受害者联盟”QQ群的受害者，就是丢了未婚妻的那位网友。
在了解到更多受害者的故事后，王金龙和张威更加坚定了诉讼之路。随后，他们在朋友的介绍下，聘请了上海市律师协会电子商务与网络法律委员会主任商建刚及其同事黄海东律师，开始诉前准备工作。毫无疑问，工作是艰难的。就拿取证来说，王金龙到闵行公证处去了三次，因为电子取证需要提前预约，需要一周时间。前两次去，他反复进行演练和操作。第三次去，他花了4个小时才将1.7G的数据库完整下载。这个过程还被全程录像。不仅如此，他还将数据库刻成光盘，让其成为有公信力的查阅证据。
诉讼维权之路的艰难
最后，王金龙和张威提起诉讼，要求判令酒店以书面形式公开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20万元。他们解释说，本来打算要求赔偿1元。但认真考虑后，觉得不妥，要求赔偿1元意味告诉民众，原来个人信息不值钱。
王金龙和张威为提起诉讼支付了高昂的律师费、诉讼费、公证费等。王金龙告诉记者：“如果官司胜诉，费用还有盈余的话，多出的钱将全部用到个人信息保障公益维权事业上。”
“我们希望能给那些不重视信息安全的商家以警醒，给那些认为可以随意买卖个人信息的人员以警醒，给那些正利用我们的信息谋取不义之财的人以警告。”王金龙说。他希望那些因个人信息泄露而带来苦恼的兄弟姐妹们也能站出来，提供被侵权的相关法律证据，一起呐喊、一起维权、一起伸张正义，推动个人信息保护立法。
“在2000万条开房信息泄露后，以个人名义向酒店发起诉讼，这在国内属首例。”商建刚律师这样说。现在，大多数受害人还在沉默。他希望通过诉讼，让少数人先迈出实质性的一步，这也是为了呼吁更多受害人加入进来维权，最终能推动个人隐私和个人信息的保护。
商建刚认为，我国《侵权责任法》规定，提供服务的商家应尽到安全责任。这个安全怎么定义？是仅指人身、财产安全，还是也包括信息安全？比如，如果酒店管理不善，消费者的行李在酒店客房内被盗，或客人在大堂因地滑摔跤，酒店应该承担责任。根据这样的逻辑，如果酒店管理不善，导致消费者信息泄露，消费者当然也有权索赔。
因为案子压力大，为了避嫌，王金龙辞掉了原来公司的职务。毕竟，他曾就职的信息安全公司，酒店企业和酒店相关企业都是其相关客户，公司不愿意得罪他们。就个人内心的挣扎而言，王金龙曾表示：“从去年10月中旬至今，虽只有两个多月的时间，可是，我却觉得这段时间是如此的漫长，真正地品尝到了度日如年的感觉。”
2013年12月30日，此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正式立案。这对于王金龙来说算是一个好消息。但是，结果如何还无法预期。王金龙告诉记者，起诉之后，某酒店的一名安全主管通过第三方与他接洽，希望他们撤诉，说某酒店没有泄露客户信息。王金龙没有答应。他认为，个人信息泄露泛滥的时代，总要有人为泄露付出代价，也总要有人为维权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