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秀平
在即将过去的2014年，有一件大事终将对未来影响深远。这件大事，便是十八届四中全会所通过的《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据统计，“法治”一词在被称为四中全会公报的上述决定中出现58次，而“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这句话更是被广为传颂。
在即将过去的2014年，有3起死刑案件成为标志性的司法事件：第一起，是由死刑改判无罪的福建念斌案；第二起，是由死缓改判无罪的甘肃陈琴琴案；第三起，是已经执行死刑的内蒙古呼格吉勒图案。
法治成为信仰和改判案件，两者之间有何关联？
福建念斌案的案情众所周知，念斌作为毒杀邻居丁云虾家两个孩子的犯罪嫌疑人被判处死刑，在无“真凶落网”的情况下被福建省高院改判无罪；现年52岁的甘肃女子陈琴琴的命运和念斌相似-5年前，与她有点儿矛盾的邻居家的养女死于鼠药中毒后，她被作为凶手判处死缓，同样在无“真凶落网”的情况下，她于2014年9月30日被甘肃省高院改判无罪；与念斌和陈琴琴相比，在18年前被执行死刑时年仅18岁的呼格吉勒图的命运最为悲惨。
念斌和陈琴琴之所以能挣脱死刑的枷锁重获自由，既关乎施政者依法治国的施政方略，也关乎执法者从“打击犯罪”到“保障人权”的观念嬗变——如果“尊重公民人权”的观念和“打击犯罪”的观念不能比肩而立，从死刑到无罪的案例便没有出现的基础。
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在盘点2014年的法治进程时不应忘记给福建、甘肃和内蒙古等地的“高级法院”点赞。在这些“高级法院”中，内蒙古自治区高院尤其值得称道，在呼格吉勒图的生命已经被剥夺而同类案件——聂树彬案没有下文的背景下，他们对呼格吉勒图案启动再审程序需要极大的勇气。
事实上，与任何行业都可能出错一样，我们不能要求法院在审理案件时保证百分之百正确。用一位法学家的话说，一定比例的错案是一个良好的司法制度存在的前提。浙江大学宪法学博士刘练军的话更直白：“除非废除刑事司法制度，否则，一定比例的错案就不可避免。”
正是因此，“错杀”还是“错放”就成了摆在执法者面前的一道选择题。从念斌等人的案件中，我们看到了“高级法院”选定的答案。
敢于“错放”如同辛普森那样的人，需要执法机构和执法者有足够宽广的心胸，也需要民众对这种执法理念的认同。而公众的认同路径之一，便是通过对一些个案的处理，认识到“并非所有案件都能告破”并确立“敢于‘错放’才能减少‘错杀”’的理念。换句话说，“依法治国”作为抽象原则，它的实现需要执政者和执法者在具体工作中一点一滴地体现；“法治成为信仰”如同在民众心中筑起一座法律殿堂，它的基石既是好的规定，更是那些令人信服的“个案”。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念斌等人死刑案件的改判和纳入再审程序，都是给民众心中的法律殿堂添砖加瓦，都是给“法治成为信仰”的加分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