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月21日上午，外滩踩踏事故调查报告发布。
在报告中，有两项内容颇为引人注目：一是事故原因，二是对11名责任官员的处分结果。公允地说，这份在事故发生第21天形成的报告和处理结果，比较专业。
令人触景生情的调查报告背后，是这样一则惨痛故事：在夺去58位公民宝贵生命的住宅楼火灾事故发生近50个月之后，同样是在享誉全球的国际大都市上海，又有36位公民的生命凋零在2014年至2015年跨年活动的踩踏事故中。这36位逝者，年龄最大的37岁，最小的才12岁。与58位公民生命的消逝让公众的痛惜幻化为上海一度成为一片花海一样，人们同样用盛开在冬日里的鲜花痛悼踩踏事故中36位公民生命的凋零。
调查报告和处分结果仿佛在为惨痛事故画上句号。与此同时，有两种表情将作为“档案”留存在我们的记忆深处：表情之一是36名死者的亲人泪流满面的悲戚神情，表情之二是受处分官员藏在黯然神伤中的羞愧之色。
此时此刻，36不是一个抽象的数字，而是36个破碎的家庭，是36场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人间悲剧。因此，防止同类悲剧重演才是至关重要的议题。
踩踏事故发生后，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发出了众多声音。在泥沙俱下的“报道”中，传统媒体将一些逝者比如复旦大学学生短暂的生命旅程的“复原”，是以“专业”的姿态发出了“政府有责任防止悲剧重演”的警报。
站在事故调查报告公布这一时间节点来看，面对踩踏事故这样的重大事件，与传统媒体在报道方面的“专业”相比，政府在防范事故和善后方面的“专业”更为重要。
在踩踏事故发生的第五天，刊登在新浪网上的题为《上海踩踏事件不能归罪于群体素质》的文章将后一种“专业”诠释得淋漓尽致。这篇出自新浪驻北美特约观察员唐家婕之手的文章，不仅让我们了解到在美国有“人群安全管理”专家韦特墨这样的人物，也通过韦特墨了解到上海踩踏事故这类悲剧“不是中国独有的，全世界都有可能发生”的常识。
从“人群安全管理”的专业角度，韦特墨为造成这场涉及人群安全管理、群体心理学、群体狂潮、拥挤波等众多专业内涵的事故找到的主因是“错误的人群管理”。
韦特墨的观点被事故调查报告印证。其实，这里的“错误”解读为“不专业”更为贴切。从韦特墨与唐家婕的对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在庆典、音乐会、游行嘉年华等群体活动中，都需要专业的人群管理——人群管理中，包含政府、公众和安全人员三种角色。政府承担“制定群体管理法规、限制和处罚机制”等职责，大众对人群管理须有“正确的认知”，而安全人员则要经过“足够的培训”。为此，他给中国有关机构提出了这样的建议：“在追究上海事件原委的同时，最应该着手进行法规制定。’
如果有关部门采纳韦特墨的建议，把外滩踩踏事故作为一个人群管理建章立制、公众教育和安全人员培训的起点，这场事故便能成为我国“人群管理”走向专业化的一个重要阶梯。
李秀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