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百人参与的王府井广场舞被严格的等级、统一的服装、荧光棒、舞步硬生生地弄出了仪式感、组织感,它的背后隐藏着一起史上最大的广场舞诈骗案,涉案金额近千万。
文/陈劲松 孟静
2015年1月14日晚上7点半,北京王府井天主教堂前的广场上,陆续聚集了30多位大妈,排成五六排。她们几乎都裹着羽绒服、套着帽子,舞姿显得有些笨拙。
两年前,正是在这里,聚集了北京最大也是最有纪律的一支大妈广场舞军团——王府井广场舞团。那时,她们引领风尚、吸引媒体,被称为中国“大妈现象”。2014年8月,全国最大的广场舞诈骗案在这里被捅破,40余人受骗,涉案金额近千万元。
舞蹈团的大妈和“带头大姐”
“2011年10月1日,我去天安门看灯,看完后往家走。已经8点了,看到教堂门口有人在跳舞。”张月如回忆第一次遇见王府井广场舞团的情景。
63岁的张月如现已退休,住在北京市东城区报房胡同,有一个独子。“我看了一会儿,觉得他们跳得挺好,就想加入,于是四处寻找领头人。回头一看,天伦王朝酒店那个坡上站着一个胖子。”
“比我矮一点儿,比我胖三圈,但长得慈眉善目,一脸正气。”这是张月如第一次见到张依。她就是王府井广场舞团的领头人。2011年那时,《最炫民族风》还没流行,更没有《小苹果》,教堂门口的老太太跳的是普通的十六步。张月如早已熟悉这些舞蹈,她和张依搭讪,希望能加入这个舞团。交谈中,张月如发现张依也住在报房胡同,两家相距不到100米。凭借街坊关系,张月如很快如愿以偿。
张依今年56岁,上身胖,腿很细;人懒,能坐着绝不站着。两人熟悉后,张月如对张依有了比较深的了解,“和我在一起,再近都要我用电动车带着她。”张月如说,“她饭量很大,一顿能吃两个肘子,常去我们家蹭饭,说我做的宫保鸡丁好吃。”
王府井广场舞团的大妈大都是原来附近工厂的职工或家属,退休后时间宽余,到这里跳舞,健身是其目的。“带头大姐”张依却与众不同,她集气场、声望、权力于一身,好像是一位天生的领导者。张依的舞团是王府井附近最早的一支广场舞团,它彻底改变了这片区域,使之成了大妈们的社交场所。
舞蹈之外的金钱往来
一天晚上9点,舞罢,张月如约上张依等三人一起骑着电动车来到了东四八条的“五哥烤翅”吃饭。三人一台戏,吃饭间他们聊得热火朝天。“都怪我嘴欠,什么不好聊,聊起了股票。”如今,说起往事,张月如一脸懊悔。2007年,因为拆迁,张月如手里有了一笔闲钱,就投入了股市,卡在6000点巅峰上,随即套牢。
听到这儿,张依随即接口,说她有一位老战友开了一家“金马公司”,进口韩货。她建议张月如不要炒股了,把钱提出来人股,“入10万元,每月可以拿到1500元的利息”。
在与队员的交往中,高大上的“金马公司”常挂在张依嘴边。按她的说法,派给团员的所有东西,都是公司赞助的;广场舞团出去活动,正式名称也用“金马”。
张依曾经以“金马公司”的名义组织过募捐。“在2013年夏天,她说金马公司的一个小女孩得了白血病,让大家捐钱。”舞团成员赵云峰说。他捐了500元。总捐款额9万元送到了北京肿瘤医院,“一男一女出来拿的,说是小姑娘的父母,但谁也没见过小姑娘”。
张依跳舞的时候也经常让大家精神点儿,说金马公司的领导会来检查的。不过,没人知道金马公司在哪里,也没人见过公司的员工。
2012年4月13日上午,张依来到张月如家,开口就要她入股。“当时,我拿不定主意。后来,我想她总是给舞团成员发东西,挺有钱的样子,我们又在同一条胡同里住,她跑不了。于是,我就给了她6万元。”张月如回忆道,“我们去银行取了钱,她就像做贼一样,看四周没人,赶紧塞在怀里。当时她还说,不是谁都能人股的,关系好的人才能人,所以这事不能让人知道。”
6万元钱换来一张借条,上面没有金马公司的章,只有张依的签名。过了几天,张月如又取了5万元给张依送去。半个月后,张依开始“派息”。“派息”也跟做贼一样,走在胡同里,张依瞅着没人,拿出1500元钱塞进张月如的袋子里,说是工资,让她赶紧走,怕被人看到。张依“派息”的时候从来不说是股息,一直说是工资。
对此,张月如一直瞒着家人。就想着最后连本带利拿回来,给儿子办个风风光光的婚礼。
成为金马公司的“股东”之后,张月如在广场舞团的地位上升了,她被张依指定为第三排的班长。班长的权力不小,每天谁来谁没来都由她统计,这一排所有人的电话号码都要告诉班长,汇总后交给张依。队员们不能直接联系张依,必须通过班长。
拿到了“股息”,又成为管着20多号人的班长,每天晚上跳舞的时候,张月如都觉得特别给力,“那段时间学新的动作都特别快”。
后来,张依借钱的速度也特别快。到2012年年底,张依已经向20多位团员借钱。对于北京户口的大妈,她一般会用合作做生意为借口,老人手中谁没有点儿压箱底儿的积蓄。而对外地户口的大妈,她经常扮作神通广大的人,如以办理北京户口之名分别从两位大妈(其中一人也是班长)那儿借走30万元和50万元。
从2012年11月到2013年4月,张依又分三次从张月如那里拿走了29万元。一年之内,张月如给了张依共40万元,张依应承的“股息”达到每月6000元。此后,张依开始尝试在广场舞团的基础上展开新动作——通过考试选拔成立合唱团。2014年4月,张月如进入合唱团,也进入了王府井广场舞团的最高层。
这期间,张依除继续向张月如借钱外,借钱的范围扩大至团里很多人,大家疯狂地信任张依,为她买饭,为她吵架,为她拿出家里的所有积蓄。
严格的等级、统一的服装、荧光棒、舞步,王府井广场舞被张依硬生生地弄出了仪式感、组织感。再加上那些不断释放出来的小恩小惠,张依在王府井广场舞团的地位无可动摇。
“带头大姐”的骗局浮出水面
2012年年底,张依开始大举借钱后,就从报房胡同的平房里搬了出去,住进了胡同口汉庭酒店的315室。她说搬出去的原囚是家里的水管坏了,修来修去修不好。
张依经常组织团员们外出旅游。2014年春节后,张依以“金马公司”的名义带着40多名团员去了北京昌平的龙脉温泉,每人出100元,剩余的由“金马公司”承担。在前台办理入住手续时,有人无意中看到了张依的身份证。身份证上的照片是张依本人,但名字却是“张力”,住址是朝阳区常营。得知这一消息后,舞蹈团的很多成员心头都掠过一丝隐忧,张依的堡垒出现了第一条裂缝。
在昌平旅游归来之后,张依似乎发现了什么,她在广场出现的时间明显变少了。“春节以后,她每次来就唱唱歌,舞也不跳了,8点就走了。”张月如说,“后来,她连歌也不唱了,完全见不到她人。”
2014年4月6日,张月如接到张依的电话,听到了她的哭声……“她说她的孙子7个月早产,刚刚生下来,脑袋偏,腿瘸。让我召集大家集资募捐,反正就是白给她钱,一共筹得4万多元。”张月如回忆说。
7月4日,张月如又接到了张依的电话。“说自己的儿媳妇难产大出血,从4月住院一直住到7月。孙子又检查出来心脏不好,眼睛毛病更大,眼珠都不带转的,怎么晃都不转,你说这还是活孩子吗?”张月如说。为了证明所言不虚,张依还快递了一张孩子的照片。
“我也真是没钱了。我那钱怎么来的?婆婆的拆迁款十多万元,还有公公的住房补贴,60平方米的住房补贴折了十来万元,加上自己的积蓄,一共81万元,全给她了。”张月如数家底。为了给张依的孙子捐钱,张月如不得不当掉了自己的首饰,“她哭得这么惨,我只能当首饰了,是老人给我留的首饰”。
当了首饰之后,张依仍然没有放过张月如,继续以孙子的病为名义向她借钱。“最后,我实在没钱了,我拿了一个盆,里面放了小米,在胡同里一边走一边敲,为她孙子招魂。我一边敲,一边给她打电话,让她听听响。”张月如回忆说。
后来,张月如也起了疑心,开始向张依讨要本金。张月如找到了一个黑皮本,里面夹着12张借据,开始了讨债生涯。
2014年8月4日晚上7点钟,像平常一样,张月如来到了广场上。她突然发现,没人在跳舞,大家聚集在天伦王朝酒店的那个坡上,就是张依以前站着的俯视全场的位置,在议论着。有人说,张依是8月4日上午被抓起来的。
案发后,据警方统计,仅王府井广场舞团,受骗人数就有37人,借据金额高达920万元。被骗的不仅是舞团的大妈们,也有30多岁的年轻白领,甚至还包括残障人士。在长达两年多的时间里,让30多人相互隔绝借钱信息,是张依的行骗手段。“每次钱到手之后,张依总要叮嘱几句,千万不要同别人说,这生意大家都做就赚不到钱了。”赵云峰回忆说。
随着借款的增多,张依对王府井广场舞团的管理愈发严格:跳舞时不许说话,上厕所不许两个人一起去。广场上并没有厕所,大妈们方便时要去旁边酒店的洗手间。“有一次,我和另外两个人一起去了,被她骂了一顿,说去这么多人,不好好跳舞,对不起金马公司的领导。”张月如说,“后来想想,她是怕我们商量借钱的事。”
事后证实,张依发给大家的她孙子的照片,是她跑医院偷拍的。多位受害者也都认为自己当时是着魔了。
此案现已被移送至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的检察官表示,由于张依借走的钱大部分是现金,追回来的难度极大。
编后
广场舞风靡全国之后,各地陆续传出各式各样的广场舞诈骗案。2014年4月,安徽省黄山市一审判决两名利用广场舞诈骗的男子各10年刑罚,他们号称做防盗门生意骗取4位广场舞舞伴共64万元;2014年9月,海南省海口市审理了陈某诈骗案,陈某利用广场舞骗取一位舞伴32万元。相比这两起案件,张依不但诈骗金额空前,而且做的是长线“买卖”。她构建等级体系激发大妈们的情感——希望、苦恼、妒忌、认同,让大家在广场舞这个平台上尽情展示,实现自己被认同的梦想。张依却像救世主一样,借“关爱”、“提拔”之名,甚至利用大妈们的怜悯之心,实现自己的敛财梦。
(所有受害者均为化名,摘编自《看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