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秀平
人死账不烂，是一个流传于民间的诚信规则。如今，这个诚信规则被公众与一个法律规则联系在了一起。
上述法律规则，就是现行《刑事诉讼法》中的“违法所得没收程序”。这一于2012年修改《刑事诉讼法》时新增的规则，曾在确立时和实施前后被广为宣传。但是，因为当时尚没有案例“支撑”，普通民众对这一规则如同“雾里看花”。如今，随着徐才厚因病死亡与之发生关联，这一规则变得广为人知。
用通俗的话说，“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就是对腐败分子、恐怖分子等重大犯罪者来说，无论你是“死亡”还是“逃亡”，你用非法手段聚敛的财物——即赃款赃物都将被依法没收。
作为诸多打击贪腐等犯罪的手段之一，没收死亡和逃亡嫌疑人赃款赃物的法律手段可用“釜底抽薪”来形容。以“海外追赃第一案”即江西省鄱阳县财政局李华波案为例，一旦其逃往新加坡时所携2953万元赃款被追缴，他在境外生活的“资金链”就会被切断。而对徐才厚这类在案发后死亡的贪官而言，他们生前聚敛的赃款赃物再也无法作为“遗产”留给后代享有。
在中央大力遏制腐败的当下，“违法所得没收程序”正在发挥巨大作用。但是，这样一项堪称“给力”的法律制度却由“巨大代价”换取而来。
如同任何一项法律制度的确立一样，“违法所得没收程序”也是“亡羊补牢”的结果。虽然早在2003年年底，联合国就针对在全球蔓延的腐败问题签署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我国政府也在两年后的2005年年底加入了该公约，但是，公约中有关“追缴腐败资产”的规定并没能有效遏制贪腐者外逃或向境外转移赃款赃物的势头。
换句话说，在贪官向境外转移赃款和移民亲属的同时，一些涉嫌集资诈骗等经济犯罪者也不断携赃款外逃。“大量贪官等人将违法所得转移出境”和“一旦贪官死亡其所贪占财产便无法追缴”的残酷现实，催生了“违法所得没收程序”。
“违法所得没收程序”这一法律规则一经诞生，其在打击贪腐行为、恐怖活动和其他经济犯罪方面的价值便逐渐显现。但是，法律规则毕竟是堵截犯罪的最后一道堤坝，最好的方式还是筑好防范犯罪的那道堤坝。
徐才厚案带给我们的启示之一是，我们不能满足于任何个案的成功查处。因为无论是“向死亡者追赃”还是“向逃亡者追赃”，都是治标之策；而治本之策是将权力装进制度的笼子——让一些政府官员和家人“在境外‘活不起’”，也没有非法巨额遗产可留给后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