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讲人：李秀平（法律与生活杂志社总编辑，从事法制新闻工作28年，各类著述300余万字。）
2009年12月16日，美国《时代》周刊年度人物揭晓。几名来自中国深圳市的女工作为“中国工人”的代表群体，登上了美国《时代》年度人物亚军的位置。
此时，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刚刚开始平息。在引发这场风暴并处在这场风暴中心的美国媒体人眼里，“中国工人”是经济恢复活力的“复苏功臣”。
《时代》周刊年度人物的评选，是这家刊物自1927年开始每个年度都要进行的活动。这样的评选在2009年前的82年时间段内，榜上有名的中国人是诸如两度人选的邓小平以及蒋介石与宋美龄夫妇这样的大人物，而这次人选的中国人却是数以亿万计的普通工人。消息传来，“中国工人”登上《时代》人物榜一事顿时成了新闻。
“中国工人”登上《时代》人物榜一事被作为新闻广为传播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施行近两周年。由于工人是劳动者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工人”登上《时代》人物榜一事也让这个群体的生存现状引起了关注。
“中国工人”亮相《时代》
故事的发生，对四名深圳女工来说，有些巧合。
2009年11月13日，是个星期天。这天上午，肖红霞、黄冬艳、彭春霞、邱小院和另外三位工友应邀来到自己所在公司对面的一家酒店接受采访。采访她们的人，正是《时代》周刊的记者。
肖红霞、黄冬艳、彭春霞、邱小院四人都是来深圳打工的湖南妹子。肖红霞丈夫的一位朋友在《时代》周刊工作，在朋友委托肖红霞的丈夫寻找采访对象且把身份定位于“外来打工者”时，肖红霞的丈夫便推荐了符合身份要求的自己的妻子和她的工友们。
坐在《时代》周刊记者面前，肖红霞和她的工友们讲述了自己作为“外来打工者”的成长经历。
在接受采访时，肖红霞31岁。这位来自湖南邵阳农村的女子，早在1995年就背井离乡外出打工。当年，17岁的肖红霞在初中毕业后来到广东潮州打工。一年后，她来到深圳。2003年，她来到现在的公司做管理工作。如今，处在人生黄金时期的肖红霞及家人生活在深圳——成为受访者中极少数“能与子女一起生活的人”。
35岁的黄冬艳也是湖南邵阳人。这位学历为“初中肄业”的女子于1998年来到广东东莞打工。2002年，她来到深圳开餐馆，却以赔本告终。后来，经肖红霞引荐，黄冬艳来到深圳这家公司工作。在生产一线以“生产组长”身份负责焊线工作的黄冬艳，有一女一男两个孩子。她几乎每天都给老家的亲人打电话，但“为了省钱，每次通话都很短”。她的愿望是，“三四年后能全家团聚”。
21岁的彭春霞也是湖南邵阳人。这位在陌生人面前有几分羞涩的女孩，在初中毕业后跟随姐姐来到深圳打工。汇入打工妹这条洪流时，她的年龄刚刚超过法定工作年龄。作为一位“85后”打工者，她喜欢“看电视、听歌”，她的长远目标是“嫁一位好老公”。
和许多外出打工者爱“抱团取暖”一样，来自同一故乡的肖红霞等人也是在同一个地方打工。肖红霞等人所在的公司共有100人左右，“其中的大多数人是肖红霞湖南邵阳的同乡”。“性格开朗、爱帮助他人”的肖红霞被工友们亲切地称为“老大”。
在接受过平生第一次采访之后，肖红霞她们的生活又回到了往日的轨道。一个多月之后，《时代》年度人物榜单发布后，她们成了新闻人物。直到那时，她们才知道“邓小平曾经登上《时代》的封面”，才知道“时代人物”有一定分量，才知道自己代表“中国工人”登上《时代》周刊意味着什么。
对于《时代》来说，把肖红霞等人当作“中国工人”的代表并把采访地点放在深圳，是有自身的思考和策划的。
中国崛起最可爱的人
以“中国工人”身份成为《时代》周刊2009年度人物的肖红霞等7名打工者，是该年度唯一以群体形象上榜的。
在《时代》看来，中国的GDP在2009年能成功“保八”，功劳在于“数以千万计背井离乡的中国工人”。在此前一年，随着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世界经济就像被推倒的多米诺骨牌一样或者“倒地”或者“处在危险之中”。中国作为成功抗击风暴侵扰的国家，被认为率先进入经济复苏的轨道。在这个过程中，“正是这些男男女女，他们过去的奋斗、现在的思考以及对未来的看法，引领世界经济走向复苏之路”。
《时代》给予“中国工人”或者说“中国农民工”如此高的评价，把“中国工人”这个群体从幕后推到了前台后，有人认为这种现象是“墙里开花墙外香”。因为随着市场经济的全面推行，过去几乎每天都出现在中国媒体上的“工人”，早已让位于明星、富豪等所谓成功人士。
面对上述情况，一位网友发出这样的诘问：“是中国工人的工作和生活都已经不存在问题了吗？是中国工人在中国现在的政治和经济生活中已不再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了吗？是中国工人已经不再需要任何关注了吗？”
答案自然是否定的。
这位网友注意到，由于现在赋予了企业更多的所谓“自主权”，使现在的企业员工“在劳动强度、劳动时间、工资待遇、劳保福利及对企业的管理行使话语权等方面，存在很多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在《南方日报》刊登的《对话亮相（时代）女工》一文中，也表达了“‘中国工人’更需善待”的观点。为了向读者解读“《时代》杂志为何选择了几名在深圳打工的外来打工者作为‘中国工人’的代表”等问题，《南方日报》记者采访了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教授高兴民。在高兴民看来，一个原因是，“深圳在劳动者的各项权益保护上，包括薪酬待遇、社会保障等领域是做得比较好的一座城市，而这座城市近来也因为一些与劳动者相关的事件被放在了聚光灯下。因此，无论是从正面还是负面来讲，这座城市都极具代表性”。另一个，也是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深圳、东莞、广州等珠三角城市是“中国制造”的代表，而“深圳是外来劳务工人数量最多的城市，也是发展加工制造和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中最典型的城市”。
在高兴民教授心中，“中国工人”是“经济发展、中国崛起‘最可爱的人’”，我们应该“善待他们”。他呼吁提高他们的“薪酬待遇、完善社会保障”，整个社会不要忽视他们的诉求和权利并对时有发生的“开胸验肺”、“跳楼讨薪”等事件引起反思。
法律链接
劳动者
从法律角度看，“劳动者”是指达到法定年龄、具有劳动能力、以从事某种社会劳动获得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依据法律或合同的规定在用人单位的管理下从事劳动并获取劳动报酬的自然人（中外自然人）。
“劳动者”是指一个包括中小资产阶级、公务员、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工人、农民、渔民和手工业者在内的多阶级政治集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规定了劳动者在劳动关系中的各项权利，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劳动者有平等就业的权利，劳动者有选择职业的权利，劳动者有取得劳动报酬的权利，劳动者有获得劳动保护的权利，劳动者享有休息的权利，劳动者享有社会保险和福利的权利，劳动者有接受职业技能培训的权利，劳动者有提请劳动争议处理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