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果·格劳秀斯的法学思想是自然法、国际法和民商法的集合，契合新兴的海洋国家及其新兴市民阶级对于财产权、人身权、贸易权、航海权的法权诉求，具有启蒙意义。
1598年12月，有着“荷兰神童”之称的胡果·格劳秀斯通过了论文答辩，获得法国奥尔良大学罗马法博士学位。法国国王亨利四世授予格劳秀斯一枚铸有自己头像的金质勋章，连声称赞道：“这是荷兰的奇迹！”
20年后，格劳秀斯越狱成功后化装成泥水匠重返巴黎。
年轻的海洋法之父
1583年，格劳秀斯出生在荷兰代尔夫特市的一个律师家庭。他的父亲曾任荷兰西部城市莱顿市的议员和莱顿大学校长。11岁的格劳秀斯就进入莱顿大学学习，尽管年纪小，他却在哲学和古典语言学方面崭露头角，师从著名的语言学家和历史学家斯卡利杰，并被称为“师门最优秀的两名学生之一”。14岁前，格劳秀斯翻译出版了西蒙·斯蒂文的物理学著作《静力学》和《流体静力学》以及古希腊诗人阿拉托斯撰写的天文学著作《物象》。
获得哲学学士学位后，格劳秀斯陪同荷兰议长奥尔登巴内费尔特出使法国。出使期间，他在奥尔良大学攻读法律并完成学业，以16岁的弱冠之龄获得法学博士学位。
1599年，格劳秀斯从法国载誉归国，在海牙开始了大律师的生涯。1607年，他被选为荷兰律师协会主席，历任奥伦治亲王莫里斯的法律顾问、荷兰总检察长、政府财务审计官、鹿特丹市市长、共和国议会议员，可谓一帆风顺。
担任律师期间，格劳秀斯为一起荷兰和葡萄牙的海事纠纷辩护，撰写了近20万字的辩护词。该案缘自一起捕获事件：荷兰东印度公司在新加坡海峡捕获了葡萄牙的“凯瑟琳号”商船，该商船装载了相当于300荷兰盾的巨额货物（这一数额略低于当时英国政府一年的收入）。东印度公司捕获船只后，将货物悉数收入囊中，由此引发了一场国际争端。东印度公司委托格劳秀斯进行辩护。格劳秀斯借此契机，引经据典，详尽地论述了他的自由海洋理论。这份辩护词于1609年春天在莱顿匿名出版，即奠定了他“海洋法之父”地位的《捕获法》。这一年，格劳秀斯26岁。
在《捕获法》中，一个充满朝气的现代海洋自由法权理论诞生了。尽管格劳秀斯的本意是为荷兰的捕获行为辩护，证明捕获“凯瑟琳号”商船是一桩属于正义战争中的正义行为，但是，他的著述远远超越了这份司法辩护词的具体目的，开辟了一个关于海洋法权的新世界。
格劳秀斯提出，公海是属于全人类共有的，对于每个民族、国家都自由开放。在那里，主权要为自由航海和贸易权让步。这表面上是限制主权的论调，实际是为驰骋大海者争取广阔疆域的宣言。1982年，《联合国海洋公约》仍然沿用他关于“公海自由”的表述。
专攻《战争与和平法》
在格劳秀斯的后半生，他经历了太多的考验和磨难。1618年，格劳秀斯因卷入荷兰历史上一场罕见的政治与宗教争端而被捕入狱。后在其妻玛丽亚的巧妙安排下，他藏在一个装书的大箱子里，从监禁地罗维斯退因要塞侥幸脱身，上演了史上著名的国际法之父越狱的一幕。
越狱成功的格劳秀斯搭乘一艘商船，驶往多佛尔海峡。一路受到通缉的格劳秀斯化装成泥水匠，经安特卫普逃抵巴黎后，受到国王路易十三和首相黎塞留的热情款待．
巴黎，这个格劳秀斯的成名之地，再次温暖地拥抱他。40岁那年，他完成了另一部旷世经典——《战争与和平法》。
此时，距离当初动手撰写《捕获法》已隔近20年。经历了司法与外交生涯，饱受磨砺、监禁和流亡之苦的格劳秀斯已不再是那个意气风发的青年律师。理性和人道主义，成为这部新著的根基。他率先摆脱宗教神学的约束，使“自然法”这个神权思想体系中的概念重返世俗领域。他在书中称，自然法代表理性和人的本性，高于国内法。而国内法应以自然法为基础，不能任凭专权者恣意而断——这一思想的确立，或许与他自己的经历有关。
1634年，格劳秀斯接受瑞典女王的任命，成为瑞典驻巴黎公使。1645年8月28日，他客死他乡，享年62岁。
三年后，荷兰法院撤销了对格劳秀斯的错误判决。100多年后，他的灵柩才得以迁回故土。1781年，在荷兰代尔夫特市的新教堂里，人们为他修建了一座陵墓，格劳秀斯是唯一一位长眠于此的非王室成员。墓碑上写着他为自己撰写的墓志铭：“荷兰的囚徒兼亡命者，瑞典王国的公使，格劳秀斯长眠于此。”
深层阅读
格劳秀斯的法学思想
作为国际法的奠基者，格劳秀斯开创了国际法这个新的法学学科。其实，他的思想深度和丰富性远远超越了单纯的国际法，融汇了16世纪欧洲巨变的社会历史内涵。
格劳秀斯的法律思想主要有三部分内容：一是自然法，二是国际法，三是民商法。它们集中体现在他的三部著作《战争与和平法》《捕获法》与《海洋自由论》中。他的自然法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自然法的理性是不证自明的。他说：“自然法思想就像“2+2=4”，即使上帝也不能违背这样一个法则。”他将自然法从与宗教权威纠缠在一起的状况中完全解脱出来，从而赋予自然法独立的权威。他的这段话被广泛引用。
第二，格劳秀斯给予自然法一种几何学般的证明，通过原理、定理、推论、结论等几何方式阐释自然法原则的自明性和普遍性。
第三，格劳秀斯集中把自然法则运用于人类的政治领域，尤其是运用于国际政治领域，自然法成为他的基于国家利益的现代世界秩序的理论基石。
人们认为格劳秀斯一生思想的突出贡献在于他创建了现代形态的国际法体系。而世人鲜有研究的，是他对于民商法的贡献。实际上，格劳秀斯有过大量的民商法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国际法理论是建立在扎实的民商法等欧洲传统法学的基础之上的。正是因为格劳秀斯开辟了国际法新视野，才使他对民商法的一系列概念和观点得以使用，并丰富乃至拓展了这些概念、观点的含义，深化或者改变了传统民商法的理论路径和适用范围。
此外，格劳秀斯还通过分析财产权保护在国际法中的地位、效力、范围等丰富了财产权的传统民法理论；他不止一次地论述了发动战争的理由与人身和财产的保护，还论述了在何种情况下国际法可以用臣民的财产来偿还主权债、破坏敌国及剥夺其财产的权利等。关于契约问题，格劳秀斯也同样给予了深刻的研究，论述了与此相关的允诺、誓约、条约和约定等罗马法学的概念，并且把这些问题富有创新地纳入他的国际法学体系构建中。
总的来说，格劳秀斯的法学思想是自然法、国际法和民商法的集合，契合新兴的海洋国家及其新兴市民阶级对于财产权、人身权、贸易权、航海权的法权诉求，对于那个时代来说，具有重要的启蒙意义。
对于今天的中国而言，他的理论同样具有借鉴和启发意义。在市场机制下，有关财产权保护和契约神圣的相关法律不可或缺。而且，一个国家的崛起，需要一整套有关国内规则和国际秩序的法律体系及其背后完善的政治理论。在历史巨变的时代，合理地汲取格劳秀斯开辟出来的隐藏于国际法背后的政治哲学，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部分内容摘编自《检察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