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美国洛杉矶地区引发震撼的中国留学生绑架案进入庭审聆讯阶段，10名涉案被告中国留学生中有6名到案出庭（其中3人未成年），另4人仍然在逃。
案件本身性质恶劣且触目惊心：介于成年人、未成年人之间的10名被告人对身为同胞、同学的受害人施加长达数个小时的伤害，且将施暴过程摄影、录像，事后更试图威逼被害人，将罪责栽赃他人。而其中一名被告人的家长更因试图贿赂证人被捕，为这起本已十分轰动的案件更添“作料”。
很显然，这些对同胞、同学痛下狠手的年轻被告人，将中国某些“潜规则”搬到了大洋彼岸的美国加州，认为这种施暴行为是“熟人间的私事”，施暴者和受害者又都是“年纪轻轻的学生”，出了事不被发现最好。即便被发现，也可以用“熟人间玩笑开大了”之类去搪塞；搪塞不过去，还可以花钱打点受害者和证人“私了”……
这样的“规矩”在美国完全不适用：学生身份或熟人关系均不构成“法外开恩”的理由（即便家人之间的相互伤害也一样量刑）。而漂洋过海去花钱“私了”的家长，则为自己和子女被送进大牢而“添砖加瓦”。
中国留学生甚至他们的家长之所以不能做到“入乡随法”，和国内法制环境的不成熟、不健康有关，诸如校园暴力、婚内强奸、家暴、不走法律程序的“私了”等。在成熟法治社会，这些都会受到刑律的严厉指控、惩罚；而在中国一些地方，则常被“高高举起，轻轻落下”。许多地方、部门对这类事件也往往视为“小事”、“内部事”，或不愿过问、处理，或将本应刑事处罚的犯罪当作民事甚至家务纠纷去调节、淡化……这些在自家“没规矩”惯了的人，又如何能在自撞南墙之前懂得“人乡随法”的必要性？
（《新京报》陶短房）
平均工资差距背后的机会均等问题
每年，甚至每个季度，平均收入或平均工资总要引发热议。每个人都关心自己的收入，也都愿意通过平均数据去衡量和比较自己的收入状况。通过数据比较可发现，大部分省份的城镇非私营单位和城镇私营单位平均工资，竟然都没有达到全国平均水平。这说明不同群体间、不同地区工资收入差距依旧很大。
当然，我们并不该苛求每个人工资差距就应该很小，毕竟每个人工种不同，付出的劳动形态、创造的价值不同。我们也不能苛求相对落后的地区一步到位达到发达地区的工资水平。需要关注和实现的是工资增长机制的公平、社会分配机制的公平以及各地区发展机会的公平。
无论是全国还是分地区来看，城镇非私营单位职工的工资都要远高于城镇私营单位。而所谓城镇非私营单位，主要就是指公务机关、事业单位、国企等。除工资层面外，机关事业单位的福利和社保也远高于城镇私营单位。相对而言，城镇非私营单位从业人员的平均学历、受教育程度要高于大部分城镇私营单位职工，其工作形态也偏白领，他们获得较高的收入并不奇怪。同时，也不能否认，城镇私营单位中也有工资高的，城镇非私营单位中也有工资低的。但城镇私营单位和城镇非私营单位的平均工资差距，为何就那么大？
从很大程度上说，中国城镇私营单位以中低端就业形态为主，这就决定了这部分就业人群的工资收入偏低。而这又是我国现代化程度有待加强、全球社会分工优势不够明显的体现。另外，城镇非私营单位在中国社会的优势地位过于明显，这影响了城镇私营单位的发展机会，自然会反映到工资水平上。
至于无论是城镇非私营单位还是城镇私营单位的平均工资，大部分地区没有达到全国平均水平，则说明中国区域间的发展差距依旧很突出。让每个地方都有机会发展起来，任重而道远。
（中国网 张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