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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某县居家老年人健康状况、养老服务需求及老年医学团队的作用
孙香荣1梁靖2张洪艳2曾慧敏2白如玉2刘宇2
1.茌平县贾寨中心卫生院，山东茌平252114；2.阳谷县人民医院老年医学科，山东阳谷252300
摘要：目的调查阳谷县居家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居家养老服务需求及老年医学团队干预对居家养老老年人的影响。方法按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随机抽取阳谷县居家养老的老年人687例，调查老年人的慢性病、老年综合征及多病共存的患病情况；调查居家老年人服务需求；老年医学团队对部分老年人进行医学干预指导3个月后，调查居家老年人对自身健康状况、安全防护知识的了解，居家老年人功能独立性的改善情况，居家老年人对居家生活的满意度，以评估医学干预对居家养老的影响。结果共687例接受了调查，平均年龄(74.1±6.0)岁；其中男321例，女366例。606例(88.2%)老年人有慢性病，患有慢病的中位数为4种(0～11种)；共病老年人为466例(67.9%)，3种及以上者为338例(49.2%)。位于前3位的慢病为高血压病(471例，68.6%)、心脑血管疾病(320例，46.6%)和骨关节痛(212例，30.9%)。受访老人中，91.1%的居家老年人(626例)患有老年综合征，中位数为4(0～13)种。居家养老服务需求前三位的是生活照料类需求571人(83.1%)、医疗保健类需求648人(94.3%)、家政服务类需求535人(77.9%)。老年医学团队干预后，居家老年人对自身健康状况能正确了解的比例，从干预前的15.7%升高到68.1%；掌握自身安全防护知识的比例由干预前的11.5%上升为58.4%；对居家生活的满意度由31.3%上升到91.6%，干预前后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居家老年人功能独立性干预前90～125分20例、54～89分22例、54分以下4例，干预后分别为28例、17例、3例，功能独立评分由干预前的(91±19)分增加到干预后的(108±21)分，干预前后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居家老年人健康状况较差，多有慢性疾病，多病共存、老年综合征较普遍；医疗保健服务是居家养老的主要服务需求；老年医学团队的服务能改善居家养老水平，提高居家养老的满意度。
关键词：居家养老；健康状况；服务需求；老年医学；干预
中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老龄化带来众多挑战[1]，养老问题和老年人保健尤其突出[2]，而且二者相互影响，如不能合理解决，势必影响家庭发展能力，成为家庭发展的障碍，进而影响社会的发展[3]。阳谷县卫计委、阳谷县人民医院老年医学科联合山东第一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在我县进行了相关调查和研究，分析居家养老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养老服务需求及老年医学科团队干预对居家养老的影响，为探索我县居家养老模式提供基础资料，为家庭发展政策制定提供客观依据。
1资料与方法
1.1研究对象
阳谷县居家养老的老年人按居住地不同分为城区和农村两层，农村以行政村为单位，城区以社区为单位，采用随机整群抽样的方法，抽取3个行政村和1个社区，年龄大于60岁，自愿参加调查、居家养老的老年人纳入研究。
1.2方法
1.2.1调查问卷调查问卷内容包括一般资料、慢性疾病和老年综合征(geriatricssyndromes，GS)。慢性病包括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脑血管病、高脂血症、糖尿病、慢性支气管炎或慢性阻塞性肺疾病、骨关节病、前列腺增生、恶性肿瘤等。GS包括视力障碍、听力障碍、睡眠障碍、慢性疼痛(以上为被调查者主观评价，自觉影响日常生活)、跌倒(最近1年内)、营养不良或营养不良风险(MNA-SF量表)、尿失禁(近1年内漏尿超过5次)、便失禁(近半年内)、便秘(3个月以上)、多重用药(≥5种)等。慢性病的判定需有二级以上医疗机构的诊断。老年综合评估应用老年综合评估手册，主要包括简易营养评价法简表(MNA-SF)、国际尿失禁咨询委员会尿失禁问卷表简表(ICI-Q-SF)、日常生活能力量表(ADL)、简易精神状态量表(MMSE)、老年抑郁量表简洁版(GDS-15)，对所有入选老年人进行仔细问卷调查。视力问题评估方法：根据询问从事看书、看报纸以及看电视等日常生活活动时，因视力不佳而受影响判定为视力下降。听力问题评估方法：根据在受试者侧方距耳朵15～30cm处轻声说话，以不能清楚听到判定为听力下降。营养不良风险评估方法：应用简易营养评价法简表(mininutritionalassessmentshortform，MNA-SF)进行营养状况评估，评分标准：①12～14分为正常营养情况；②8～11分为有营养不良风险；③≤7分为营养不良。慢性便秘评估方法：根据症状诊断，仔细询问近6个月有无反复发作便秘，例如有排硬便、排便费力、排便不尽感、肛门阻塞感、需手法辅助、需应用缓泻药物辅助等判定为慢性便秘。慢性疼痛评估方法：根据仔细询问过去1年内有持续超过1个月的头部、肩颈、腰背、四肢的疼痛判定为慢性疼痛。跌倒风险评估方法评价标准：①近1年内有发生过跌倒或撞到其他物体，起立-行走计时试验>10s；②近1年内无跌倒发生，起立-行走计时试验>20s；③以上2项至少满足1项即为跌倒高风险。多重用药评估方法：长期每天用药>5种判定为多重用药。
1.2.2对服务需求的调查共7个方面：生活照料、医疗康复、家政服务、精神慰藉、文化娱乐、司法、人文关怀，分别调查老年人对不同服务的需求。
1.2.3医疗干预在被调查的老年人中随机抽取50例老年人，排除完全独立和完全依赖的老年人，共纳入46例进行干预。由阳谷县人民医院老年医学科组成的老年医学团队，对居家老年人进行老年综合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制订针对性的干预计划，并通过家庭成员、专职陪护人员、社区医师执行，在干预第1、2、3个月时进行再评估，分析成效及不足，并进行调整。3个月后调查干预对居家老年人的影响。观察指标主要包括：居家老年人对自身健康状况、安全防护知识的了解，居家老年人功能独立性的改善情况，居家老年人对居家生活的满意度。
1.2.4老年人的功能独立性评估老年功能独立性的评价采用功能独立性评定(FIM)量表，共包括18个项目，内容有进食，梳洗修饰，沐浴，穿上身衣，穿下身衣，上厕所，膀胱管理，大肠管理，床、椅、轮椅移动，坐厕，浴盆、浴室转移，行走，上下楼，理解，表达，社会交往，解决问题，记忆，评分越高表示独立水平越好。分为完全独立(7分)，有条件独立(6分)，有条件依赖按依赖程度分为监护和准备(5分)、少量身体接触的帮助(4分)、中度身体接触的帮助(3分)，完全依赖分为大量身体接触的帮助(2分)，完全依赖(1分)。最高分为126分，最低分为18分。126分为完全独立，108～125分为基本独立，90～107分为有条件的独立，72～89分为轻度依赖，54～71分为中度依赖，36～53分为重度依赖，19～35分为极重度依赖，18分为完全依赖。本研究分为90～125分、54～89分、<54分3个级别对老年人的功能独立性进行评估。
1.2.5调查员为阳谷县人民医院老年医学科的医护人员，在调查前经过统一培训及考核。
1.3统计学处理
采用Excel电子表格建立数据库，双人核对录入。应用SPSS20.0软件进行数据分析，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表示，两组比较采用t检验；不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中位数表示，两组比较采用秩和检验。计数资料以频数及百分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卡方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一般资料
共687例老年人接受了调查，平均年龄(74.1±6.0)岁；其中男321例(46.7%)，女366例(53.3%)。调查人群的文化程度以小学为主(324例，47.2%)，文盲256例(37.3%)，初、高中78例(11.4%)，大专及以上29例(4.2%)。
2.2居家养老老年人慢病情况
687例被调查者中，无慢性病的老年人为81例(11.8%)，只有1种慢性病的140例(20.4%)，有2种慢性病的128例(18.6%)；即至少患有1种慢病者为606例(88.2%)，至少患2种者(即共病)为466例(67.9%)，3种及以上者为338例(49.2%)。患有慢病的中位数为4种(0～11种)；在被调查的老年人中，最常见的前3种慢病为高血压病(471例，68.6%)、心脑血管疾病(320例，46.6%)和骨关节痛(212例，30.9%)。
2.3居家养老老年人老年综合征情况
91.1%的居家老年人(626例)患有至少1种GS；患GS中位数为4(0～13)种，以75岁为界分为老年组(60～75岁)与高龄组(>75岁)，患GS中位数分别为3(0～9)和5(0～13)种，两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最常见的前3种GS分别为视力障碍(397例，57.7%)、营养不良风险(326例，47.2%)及听力障碍(247例，35.9%)。
2.4共病、老年综合征与居家老年人生活能力的关系
慢病数量≥3种的老年人ADL受损者(评分<60分)176例，占52.1%，显著高于慢病数量<3种的老年人(78例，22.3%)，χ2=25.38，P<0.001。GS数量≥4种的老年人中ADL受损者200例，比例为56.4%，显著高于GS数量<4种的老年人(54例，16.9%)，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68.02，P<0.01)。GS与慢性病的数量均与老年人ADL评分呈负相关(r=-0.638，P<0.001；r=-0.440，P<0.001)。
2.5居家老年人对服务项目的需求情况
有生活照料类需求的571人(83.1%)，医疗服务需求的648人(94.3%)，家政服务类需求的535人(77.9%)，文化娱乐类需求的124人(18.1%)，精神慰藉类需求的156人(22.7%)，人文关怀类需求的108人(15.7%)，司法服务类需求的18人(2.8%)。在调查的居家养老7个服务项目中，医疗康复类、家政服务类和生活照料类是最主要需求，需求率明显高于其他项目。
2.6老年医学团队干预对居家老年人的影响
老年医学团队共对46例居家老年人进行干预，干预后居家老年人对自身健康状况能正确了解的比例，从干预前的15.2%(7例)升高到67.4%(31例)。干预前后居家老人基本掌握自身安全防护知识的比例，由干预前的10.8%(5例)上升到58.7%(27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干预后居家老年人对居家养老的满意度由14例(30.3%)上升到42例(91.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结果见表1。
表1老年医学团队干预对居家老年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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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干预对居家老年人功能独立性的影响
老年医学团队干预前后对居家老年人功能独立性进行评价。干预前90～125分者20例、54～89分22例，54分以下4例，干预后分别为28例，17例，3例，干预前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8.54，P=0.014)。功能独立评分由干预前的(91±19)分，增加到干预后的(108±21)分，干预前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4.07，P<0.001)。
3讨论
本研究调查了我县居家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居家养老服务需求及老年医学团队干预对居家养老老年人的影响。结果显示，居家老年人身体状况差，多合并慢性疾病，共病现象严重，老年综合征的患病率高，慢性病和老年综合征影响了居家老年人的生活能力。居家老年人服务项目需求位于前3位的是生活照料类需求、医疗服务需求和家政服务类需求。老年医学团队干预可提高居家老年人对自身健康状况的了解，掌握自身安全防护知识，提高居家老年人功能独立性，提高老年人对居家养老的满意度。
中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社会的老龄化带了新的挑战，尤其在老年人保健和养老方面最为突出。老龄化首先带来老年人慢性病、多病共存、老年综合征的增多，且严重损害了老年人的生活能力，降低了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3.1居家养老老年人健康状况
慢性病全称是慢性非传染性疾病，不是特指某些疾病，而是对一类起病隐匿、病程长且病情迁延不愈、缺乏确切的传染性生物病因证据、病因复杂，且不能完全治愈的疾病的总称。2015年4月10日国家卫计委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布了《中国疾病预防控制工作进展(2015年)报告》，指出防控形势严峻，慢性病导致的死亡人数已占到全国总死亡的86.6%，此前为85%，而导致的疾病负担占总疾病负担的近70%。在老年人群中，慢性病现象更为严重。本研究中的调查显示，居家老年人患有慢性病的患病率为82.7%。
反映老年人健康状况的除了慢病以外还有老年综合征，老年综合征与老年人的健康状况联系更为密切，是衰老与疾病的体现，老年综合征的出现多伴随功能的下降。随着增龄及各器官系统功能的逐渐老化，在老年人中出现一系列非特异性症状和体征，这些症状严重损害老年人的生活能力、影响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和显著缩短预期寿命。这种由多种原因造成的非特异性的同一临床表现或问题概括为老年综合征。常见的老年综合征包括跌倒、压疮、疼痛、失眠、认知功能障碍、老年性尿失禁、便秘、老年营养不良、晕厥、眩晕、谵妄、睡眠障碍、听力障碍、抑郁症、衰弱综合征等，它们与传统临床医学提到的综合征有着本质的区别。本研究中94%的老年人有老年综合征，患者老年综合征种数的中位数是4(0～13)，且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增加。
共病也称作多种慢性病共存(multiplechronicconditions，MCC)，MCC相互间可有关联也可无关联，但多数可相互影响，同时也增加了老年患者医疗的复杂性，增加住院、死亡和失能的风险，增加医疗费用，使生活质量下降[4]。近年来共病的提出，一是反映了在老年患者共病现象加重，二是反映了目前专科治疗模式不能满足共病患者的需要，必须改进。目前的临床单病种指南还存在局限性，旨在解决单个临床问题，如果把这些指南生搬硬套、照本宣科地用于共病管理会存在潜在危害性[5]。
3.2居家养老老年人服务需求
与患者的健康状况相适应，居家养老老年人服务需求中健康服务需求最高。本研究发现我县居家老年人有医疗服务需求的比例占94.3%，其次是生活照料和家政服务。对医疗保健需求增高是老年人健康状况差的表现，在我们的调查中，有慢性病的老年人占88.2%，多病共存的老年人占67.9%，而有老年综合征的占到94%。国内的其它研究也显示老年人对健康护理服务需求突出，孟杨等[13]对上海宝山区60岁以上的老年人进行调查，尽管90%以上为行动能力与自理能力正常的老人，却有高达70%的老年人患有慢性病，并且其中一半以上并发有多种慢性病。这些老人对于家庭医生上门服务、就医提醒、陪同就诊、健康保健讲座、生命体征测量等服务提出了极高的需求。我国目前的养老模式还是以社区居家养老为主，也开始了医养结合的养老模式，但是不论哪种养老模式，公共卫生保健是以基层公共卫生服务机构为基础，工作人员由乡镇中心卫生服务的医务人员组成，大多采用免费为居家老年人体检、培训及健康讲座的方式。但老年患者健康有其特殊性，目前的人员及采取的方式不能解决老年人的健康问题。在我们的调查中绝大多数老年人不了解自己的健康状况，更不了解安全防护知识，就说明了这一点。
国外的成功经验值得借鉴，美国居家养老也是医疗和社区服务相结合的模式，但美国的居家养老起步非常早，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美国即开始培养临床护理专家和老年专业护士[6]，由老年医学医师和受过老年专业化培训的护士为老年人提供专业化的护理服务。目前，我国开展的老年护理学课程学时偏少，培养的人才只能粗浅的了解老年护理的基础知识，缺乏专业实践技能训练，基层医师也存在同样的问题[7-9]。不论是在乡镇医院，还是在县级医院，很少接受老年护理相关知识和系统的教育，为老年提供的医疗、护理缺乏专业化[8]。因此，要顺利在我国开展医养融合式居家养老，解决居家养老的健康服务问题，老年医学专业的医疗护理服务人员的队伍建设将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3.3老年医学团队干预对居家养老的影响
近年来阳谷县人民医院老年医学科在小范围内进行了居家养老老年人的综合干预研究。结果显示通过老年医学团队干预可提高居家老年人对自身健康状况的了解，掌握自身安全防护知识，提高居家老年人功能独立性，提高老年人对居家养老的满意度。这也是由老年人的特点和老年医学的性质决定的。
老年人的身体特点是衰老和多病共存，承担能力及修复能力下降，多病共存又带来了多重用药，加重了老年人的脏器负担，增加了不良事件的风险。老年综合征是老年人特有的表现。不论是多病共存、老年综合征，还是由此导致的多重用药都不是以专科医疗为主的医疗模式所能解决的，特别是多重用药可以说是专科医疗的副产品。老年医学的出现正是为了应对老年的特殊性，解决专科医疗所不能面对的问题。易景娜等[10]的研究也认为团队家访服务能显著改善高龄居家老年人的健康状况，为居家养老提供社区医疗支持。
第2篇：音乐疗法在老年医学中的应用及其生物学机制
周月霞1吴斌2(1西南大学音乐学院，重庆400715；2重庆市中医院风湿病科)
〔关键词〕音乐疗法；老年医学；生物学
人口老龄化是一个全球问题，而且老年病的发病率也逐年上升〔1〕。音乐治疗能缓解紧张和焦虑情绪，改善老年病人的生理功能、认知功能、行为功能和情绪功能等，进而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循证依据已证实音乐可为老年患者带来益处，美国法律甚至规定老年医疗机构必须开设音乐治疗。欧美国家音乐治疗的应用已有半个多世纪的经验，可以说已经相当成熟。本文论述音乐治疗在老年病中的应用，并综述其疗效机制。
1音乐疗法的临床应用
进入老年期后，老年人的组织器官进一步老化，各器官功能逐步衰退，身体抵抗力逐步衰弱，易发生心血管、呼吸、肿瘤、认知和精神心理等方面疾病。
冠心病、高血压是常见的老年心血管疾病，随着音乐疗法循证证据的积累，从最严重的心肌梗死到心脏普通保健，音乐疗法逐渐被用于心脏病的辅助治疗。现已有试验证明古典音乐对心脏自主神经平衡有直接生理效应，一项系统评价发现音乐可以改善收缩压，被视为音乐对高血压患者的主要益处〔2〕。在急性心肌梗死恢复期的患者中，与常规治疗的对照组相比，在宁静的环境下听古典音乐的试验组，观察到心率、呼吸频率和焦虑水平的明显降低〔3〕。音乐干预对冠心病患者的心理和生理也有积极的效应，如Cochrane数据库分析了来自26个试验的数据，其中包括1369名参与者，采用音乐聆听作为主要干预措施，结果发现音乐对血压、心率、呼吸频率、焦虑和疼痛产生有益影响〔4〕。上述研究表明音乐疗法有益于老年心血管疾病的康复。
近年的研究发现，老年患者有相当比例存在慢性呼吸道症状，如哮喘和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等。一项为了探讨音乐疗法干预哮喘有效性的系统评价纳入了8项临床观察，在3项随机对照临床观察中，1项低偏倚风险的轻度哮喘试验显示对肺功能有保护作用，另2项显示能减轻哮喘症状；在5项非随机对照临床观察中，发现2项减轻了哮喘的症状，3项音乐呼吸训练也观察到类似的疗效，同时还改善了患者的情绪、抑郁和焦虑。有关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一项系统评价共纳入7个临床观察，以唱歌、聆听和播放音乐等为音乐治疗方式，其中5项研究进行了随机对照研究设计，疗程从6w到21个月不等，样本量从7～72个不等，结果音乐疗法改善了生活质量、呼吸困难和焦虑等，也改善了1s用力呼气容积(FEV1)、用力肺活量(FVC)等肺功能指标〔5〕。但是由于纳入研究的质量较低，还需更长时间和更大样本量的研究来证实音乐的疗效。
阿尔茨海默病(AD)是老年人常见的一种病因未明的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其特征在于认知恶化，尤其是感知、思想内容、情绪和行为的改变。除药物治疗外，非药物治疗也可用于治疗这些症状，其中音乐疗法适用于任何阶段的AD患者。首先音乐疗法能增强AD患者的行为和认知功能，如Zhang等〔6〕共纳入34项研究(1757名受试者)，荟萃分析结果支持使用音乐疗法来改善认知功能；然而要求疗程要足够长，短期效果并不明显〔7〕。其次音乐疗法对AD患者的情绪有益，如vanderSteen等〔8〕采用系统评价的方法纳入了21项基于音乐治疗的随机对照试验，包括2190例患者的数据，结果发现音乐疗法可减少抑郁症状，并改善整体行为。此外躁动是AD患者常见的棘手问题，包括重复动作、不安、徘徊和攻击行为等，虽然常规治疗有效果，但仍需要补充或替代疗法。Pedersen等〔9〕从12项研究中荟萃分析发现音乐疗法对AD的躁动具有中等强度的疗效证据。并且有研究发现熟悉的音乐、每周2～3次治疗、每次30～50min效果最好〔10〕。虽然音乐可以有效缓解AD患者的躁动，但不同的音乐和参与方式均可影响疗效。如Tsoi等〔11〕分析了38项试验，结果发现采用接受式音乐疗法的患者躁动明显减少，比交互式音乐更有效。上述研究表明音乐治疗对AD是有益的，同时音乐的干预方式也很重要。
老年抑郁症和精神障碍问题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虽然心理治疗和(或)药物治疗可能有效，但传统的药理学方法可能导致精神运动和认知功能的依赖和损害。在这种背景下，各种评论和荟萃分析都提到了音乐疗法有积极的临床疗效。如针对老年抑郁症，Aalbers等〔12〕纳入了9项研究，其中411例患者被用于荟萃分析，结果表明音乐疗法对抑郁症短期效果良好，与单纯的常规治疗相比，联合音乐更有助于改善抑郁症状，且没有增加常规治疗的不良事件。另外一项研究还发现音乐治疗的时间越长，抑郁水平降低的统计学差异越显著〔13〕。另外抑郁症常与神经系统疾病共存，其患病率占脑卒中、癫痫和帕金森病患者的20%～50%；抑郁对神经功能恢复、治疗依从性、生活质量等可产生负面影响，因此抑郁症被认为某些神经系统疾病的危险因素。为了评价音乐治疗对神经系统患者情绪和抑郁症的影响，Raglio等〔14〕纳入了25项研究，其中11项评估音乐对AD的影响，9项探讨脑卒中患者的疗效，5项为其他神经系统疾病，结果大多数研究均提高了神经病患者情绪、抑郁和生活质量的疗效。综上所述，音乐疗法是减轻抑郁负担的有效方法。此外精神分裂症属于严重精神障碍疾病，治疗的目的是帮助患者提高他们的情感和沟通能力。研究表明作为治疗重大精神疾病的有效替代疗法，音乐对精神病学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为了评估音乐治疗的效果，Geretsegger等〔15〕对18项试验(1215名参与者)进行Meta分析，结果发现音乐疗法改善了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全身状态、精神状态和生活质量，但循证依据强度还有待提高。
癌症在老年人中的发病率明显增多，音乐干预早已被用于缓解老年癌性疼痛，Cochrane基于数据文献进行了全面的系统评估，从52项试验中发现音乐疗法对癌症患者的疼痛、焦虑、疲劳和生活质量有益〔16〕。音乐减少了焦虑，从而减轻了癌性疼痛强度，并提示音乐疗法可减少患者阿片类药物的需求〔17〕。又如Huang等〔18〕对126例患有癌性疼痛的住院患者进行了一项随机对照试验，将患者随机分为试验组和对照组，允许试验组患者聆听自己喜欢的音乐30min，然后使用先进的疼痛评估技术和适当的统计分析，结果发现试验组患者疼痛明显减少，提示熟悉的、文化上适当的音乐是疗效的关键因素。最近的一篇报道也证实了熟悉的音乐驱动了调节疼痛的情绪机制，不熟悉音乐的镇痛机制可能是认知性的而不是情绪性的〔16〕。总之现有证据表明基于音乐的干预措施可能对癌症患者的疼痛、焦虑、情绪障碍和生活质量产生积极影响。神经生物学的进步为音乐疗法的潜在机制研究提供了深入了解的新方法，但还需要更多的研究来确定哪些癌症患者群体最有可能从音乐疗法中受益，哪些干预措施对患者最有效，哪些测量参数最能评价其有效性。
2音乐疗法的生物学机制
早在几个世纪以前，古希腊人已经认识到音乐在激发身心健康方面的力量。毕达哥拉斯发现和声的音乐能够抚慰人的心灵，治愈精神、身体和灵魂的疾病，将其称为“音乐医学”。柏拉图认为音乐训练比其他任何方法都有效，因为“节奏与和声进入了灵魂的内心”。研究证实，愉悦的音乐与情绪唤醒有着密切关系，音乐对心理健康产生积极影响，这就是所谓的莫扎特效应，即1993年Rauscher等〔19〕描述的，在听完莫扎特的钢琴奏鸣曲K448后，正常人的空间推理能力更强。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倾听音乐在神经功能和心脏等方面显示出有益效果，这一领域被称为“音乐疗法”〔20〕，音乐疗法存在神经影像、神经生化和免疫学等生物学基础。
应用现代成像技术(正电子发射型计算机断层显像和功能磁共振成像)研究发现在听音乐时大脑的双侧脑区(如杏仁核和海马)和旁边缘结构(例如眶额皮质，海马旁回和颞叶)被激活，这表明音乐能够调节情感核心区域的活动〔21〕。已经观察到小调比大调激活大脑的区域更大，当小调式的协和和弦被认为是悦耳时，右纹状体被强烈激活，而大调式的协和和弦则在左中颞回中诱发活动〔22〕。Trost等〔23〕应用fMRI证实在左侧纹状体和岛叶中发生高兴奋的快乐音乐活动，而低唤醒的怀旧悲伤音乐则能激活右侧纹状体和眶额皮质。从这些成像研究中可以看出不同情绪激活大脑的不同结构，显然音乐疗法存在神经影像学基础。
目前有关音乐疗法的神经生化机制引起研究者的兴趣，有研究发现听音乐可以降低皮质醇的分泌，改善情绪障碍；听音乐可促进神经发生以及脑神经的再生和修复，可能与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介导有关〔24〕。音乐的另一个生化特征是神经递质多巴胺的分泌增加，使用正电子发射型计算机断层显像和11C-放射性标记能够在听音乐的高峰情绪时发现纹状体内源性多巴胺释放。众所周知，多巴胺水平的增加可改善执行功能、认知和注意力〔25〕。研究还发现在对愉悦音乐的感知过程中，血清中血小板含量高于对不愉快音乐的感知过程。最近的遗传研究表明5-羟色胺系统与音乐疗法有关，倾听愉快的音乐能带来谷氨酸神经传递和N-甲基-d-天冬氨酸的增加，进而介导了神经的可塑性〔26〕。
许多研究表明免疫与多种疾病相关，应激诱导的免疫失调可能会引起体液和细胞免疫反应的改变，增加健康风险，而音乐疗法可以获得很好的神经免疫改善作用〔27〕。一项根据293个独立研究的荟萃分析显示健康受试者的限时应激源与自然免疫的适应性上调相关，采用音乐疗法可获得满意的调节疗效〔28〕。如集体击鼓增加了NK细胞的活性和脱氢表雄酮/皮质醇的比率〔29〕。同样也发现聆听休闲音乐调节了成年人的免疫反应，观察到CD4+T细胞和记忆T细胞及干扰素(IFN)-γ和白细胞介素(IL)-6都有显著增加。综上所述音乐疗法对人体免疫反应具有健康调节作用〔30〕。
3问题与展望
目前关于音乐治疗的临床研究越来越多，但是多数研究没有采用严谨的临床研究设计。如Robb等〔31〕分析了音乐干预研究的质量，在187篇研究中涉及121种出版期刊和31个国家的作者，但整体报告质量较差，不足50%的文献提供有关所用音乐、分贝水平/音量控制或材料的信息；报道内容存在明显差异，术语多种多样且不一致。报告质量问题阻碍了有意义的解释和交叉研究的比较，不一致的术语也会导致跨专业沟通的障碍。提高研究质量和创建共享语言将促进音乐疗法研究的科学性和严谨性。另外目前在音乐的治疗方式上还不够丰富，主要集中于主动参与与被动接受、自选与他选、愉快与悲伤音乐。因此，应当正视音乐疗法在应用研究上的不足，充分发挥音乐治疗在老年患者生理和心理调节方面的积极效应，用音乐为老年人服务，将音乐治疗作为老年人重要的辅助治疗方法，实现延年益寿的目的。
音乐疗法可以调节皮层和皮质下系统及皮质-皮质下网络的活动，促进遥远但功能相关的大脑区域之间的联系。音乐利用大脑中的情绪和激励系统可增强神经功能障碍的恢复。迄今为止的研究发现音乐疗法对神经递质、激素、细胞因子、淋巴细胞、免疫球蛋白、生命体征以及心理有一系列影响，然而音乐的神经学和免疫学机制研究还很少；研究倾向于孤立地检查生物标志物，而不考虑所研究的生物标志物与其他生理或代谢活动的相互作用，导致对音乐可能产生的影响不清楚；因此应该加强在音乐诱发情绪的背景下对神经、内分泌、分子标志物及其相互联系的机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