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龙杰 白 丹
1935 年10 月，中共中央率领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在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原落脚生根。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进驻延安7 个月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此后的岁月里，革命圣地延安成为红色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新起点，建立了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医疗卫生路线。
奠定医疗卫生事业的群众路线1936 年6 月，当埃德加? 斯诺从上海启程前往延安时，与他同行的还有一名年轻的美国医学博士——乔治? 海德姆。4 个月后，埃德加? 斯诺完成采访计划，离开当时的陕甘宁边区，乔治?海德姆却坚持留了下来。埃德加? 斯诺信守诺言，没有在之后的通讯报道中提及乔治? 海德姆的名字；而乔治? 海德姆在完成一个回民居住地的医疗情况调查后，悄悄将名字改成了马海德。
“1937 年1 月， 随红军队伍回到延安后，马海德一边与身处抗日前线的白求恩保持频繁的书信联系，一边以满腔热情投入诊疗工作。”延安干部学院组织处处长冯建玫介绍，在整个抗战时期，延安乃至整个陕甘宁边区都处于极度缺医少药的状态，医疗卫生条件同样极端落后，“白求恩、柯棣华、马海德等人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来到中国帮助抗战的”。
“当时的陕甘宁边区，政治、经济条件落后，恶劣的卫生环境、盛行的迷信治疗手段导致传染病、地方病流行，民众染病后的死亡率高，就连中共中央一些领导人得病后也只能采取休养的方式治疗。”冯建玫说，为确保抗战胜利，中国共产党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先后成立中央卫生处、军委卫生部、陕甘宁边区政府卫生处等医疗卫生管理机构，下设各机关卫生所、中央医院、陕甘宁边区医院等一大批医疗卫生单位，并颁布了一系列医疗卫生条例，这些条例就是新中国成立后医疗卫生体系的雏形。
“中国共产党医疗卫生政策的群众路线就是在抗战时期奠定的。”冯建玫介绍，中国共产党领导开展了非常广泛的群众卫生运动，并要求各医疗单位在服务军队的同时，向群众敞开大门。
“把最好的东西都让给了病人”
在延安大学附属医院，现年88 岁的退休医学专家秦燕娥回忆，1937 年为躲避日本侵略者的战火，她与家人从山西渡过黄河抵达陕西。“那段时间，深深感受到中国人的痛苦和屈辱。”
“我是在1949 年到达延安的。”
秦燕娥回忆，她从西安产校毕业后，与同样来自外地的十几名医学毕业生一起参与创建了延安人民医院。这家医院是延安大学附属医院的前身，也是当时延安、榆林地区唯一一家正规医院。
“虽然医院成立了，但除160 余箱药品器械和百余孔破旧窑洞外，其他所需用品都没有。”秦燕娥说，建院初期，医院提出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就地取材、因陋就简、自力更生、勤俭办院”的方针，在短短一个多月时间里，将100 多孔窑洞整饰一新，还新建了36间瓦房，设立了候诊室、病房和手术室等。
在常规手术器械不足的情况下，秦燕娥和同事自己动手，制造了一些简单手术器械。没有氧气，就用高锰酸钾和氯化钾自己制氧；做手术没有电灯，小的手术用手电筒、蜡烛，大的手术点气灯。
化验室的医务人员夜间到延河边，打着手电抓青蛙，以备做妊娠试验。
“虽然条件艰苦，但医务人员对病人都很好，把最好的东西都让给了病人。”
秦燕娥说，“我们给病人送水、送饭、洗脚、洗头。医院在山上不方便，叫理发店的师傅过来还要花一毛钱，为给病人理发，护士们自己学会了理发。”
“一切围绕为人民服务宗旨”
如今，延安人民医院已更名为延安大学附属医院，并转型为高校教学医院，从单纯的医疗诊治，转变为医疗、科研、教学并举的综合性医院。而从延安市的整体情况看，无论从医疗资源总量还是从满足群众医疗服务需求而言，医疗卫生事业都取得了巨大的发展。
据材料显示，延安市紧紧围绕“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的总要求，强化政府责任，加大投入力度，探索和实践具有延安特色的医改模式，取得了积极成效。今年上半年，该市无重大传染病疫情发生， 乙肝、艾滋病、结核病、手足口病等重点传染病发病率得到有效遏制，各类传染病报告发病率为78.46/10 万， 较去年同期下降了14.42%。
与政治、军事等方面的研究相比，学术界对抗战时期延安医疗卫生事业的关注度较少。“当时的整体医疗情况如何，目前已经很难明确统计。但可以肯定的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很多卫生纲领都可以追溯到延安，一切都围绕着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冯建玫说，在实践中解决问题、服务群众，是抗战时期延安医疗卫生政策的主要思路，1941 年出台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更是明确提出“推动卫生行政，增进医药设备，欢迎医务人才，以达减轻人民疾病之目的”。
“新中国从抗日战争一路走来十分不易，与抗战时留下的痛苦记忆相比，现在的生活条件、医疗卫生条件可以说是天翻地覆。”秦燕娥说，“医改更应该以历史为借鉴，让医患携手，共同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