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学自古以来都是我们中国的一个传统文化，并且在医学上也是占有一定地位的，而且现在很多人也都特别喜欢中医学的研究，那么对于中医学的学者来说想要撰写论文，却又不知怎么写，下面就跟着小编一起来看看吧。
第1篇：中医学的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
陈少宗
摘要：文化现象是一个中性的概念，但涉及文化的继承、弘扬问题，就不能不涉及到价值判断，梳理中医学积极的价值体系应是中医的人文文化研究的主要目标之一。中医学治疗疾病的有效性与探索治病规律、治病原理的特质决定了其自然科学属性。对于中医学无论进行怎样的人文文化研究，都不应当排斥对中医的科学文化的追求。对于中医学进行人文文化研究应当避免各种科学名义的干扰，同时也要避免用人文文化的研究方法解决具体的科学问题。中医学的科学研究应当与其积极的价值体系相统一。
关键词：中医学，针灸学，中医文化，现代中医学，现代针灸学
无论是中医学的人文文化研究，还是中医学的科学文化追求，都是一个比较沉重的话题。有一部分中医人文文化研究是为文化而文化，似乎只要与文化“沾亲”就是积极进步的，甚至可以不需要现代科学视角的审视，或者凡是现代科学研究无法证实的内容均归于人文文化范畴。也有一部分中医学的科学研究是为科学而科学，对于研究对象的性质根本不加辨识，甚至对中医学内取象比类得出的传统概念都要作为科学实证研究的对象，而只要是现代科学无法证实的内容就要否定。
显然，以上两类观点都是不可接受的，出现这样的尴尬状态，表明学术界对中医学的文化认知和科学认知都存在着很大的混乱。
1中医学的人文文化研究
中医学的人文文化研究有两种出发点，一种是关注中医学的过去，即对其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及其既往的演进规律的文化学研究；另一种是关注中医学的现在和未来，即对其当下面临困境的文化根源及其能够引领潮流的文化价值体系的梳理，以期为当下面临的困境寻找突破口。
1.1关于中医学的人文文化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总是在不经意间受到各种文化的影响，从衣、食、住、行等各种日常的物质消费行为，到游乐及艺术鉴赏，获取新闻、知识、技能等精神消费行为，还有各种发明创造活动，总有一些文化现象伴随着每个人的现实生活。所以，从根源上讲，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实践和生存活动中产生的，是“人类在社会实践中所获得的能力和创造的成果”[1]925。但从性质上说，文化现象是一个中性的概念，在它的含义中不包含价值判断，我们说一种文化时往往可以是进步的文化，也可以是反动的文化[2]；可以是优秀文化，也可以是糟粕文化；可以是与科学同向的文化，也可以是与科学背离的文化；可以是积极的文化，也可以是消极的文化。
很显然，从根源上讲，具有两千多年历史的中医学，无论从广义的文化角度还是狭义的文化角度来考察，都具有文化属性的一面，将其归于文化学范畴是没有什么疑问的，这也是针灸疗法能够被联合国确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在要素。问题的关键在于，如果将中医学作为一种文化进行研究，就不能偏离文化视角，并遵循文化学的研究方法。但这一角度研究的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毕竟中医学是一门治疗疾病的学问，在当代的学科分类中将其归属于自然科学的范畴也属正统，对其仅仅进行文化学角度的研究是远远不够的；更何况，文化学角度的研究与中医学在当下如何治疗疾病的具体运用以及治病规律、治病机制的探索没有直接关系；与之相反，这正是中医学、针灸学的科学研究所关注的焦点。
另外，当下讨论中医学的人文文化问题，不应当为文化而文化，不能为传统而传统，毕竟文化现象是一个中性的概念，对于中医学文化问题的讨论，目的在于更好地继承和发扬光大。涉及文化的继承、弘扬问题，就不能不涉及到价值判断，否则就没有是非、丑恶之分了。当下有一种认识需要警惕，只要谈到传统文化就认为都是宝贝，就要保护其所有、继承其一切，这显然是没有弄清文化的性质。
1.2关于中医学积极的文化价值
中医学的人文文化学研究包括多个方面的内容，易学、儒学、道学、佛学或多或少都与传统中医学有一定的关系，无论是哪种角度的探究都有一定的学术意义，但中医学的人文文化学研究并不等同于弘扬其一切。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弘扬传统中医学文化本身不应有太大纷争，问题在于弘扬的具体内容是什么，不能笼统地讲弘扬中医药文化，也不能笼统地讲弘扬优秀中医药文化，我们需要厘清优秀的中医文化的具体所指到底是什么，这正是本文要讨论的核心问题之一。
笔者认为，梳理中医学积极的价值体系应是中医学文化研究的主要目标指向之一，这项研究也就是要弄清弘扬的具体内容。中医学作为一门防病、治病、追求健康的学问，其积极的价值体系应当体现中医学的目标追求，大体应包括如下六个方面的内容：(1)强调人的系统性、整体性的思想；(2)天人相应的养生保健思想，即尊重自然规律的养生保健思想；(3)治未病的思想，即预防重于治疗的思想；(4)重视扶正固本，调动机体的自然修复能力的思想；(5)精神内守，病安从来的思想，即精神、心理状态与健康密切相关的思想；(6)医乃仁术，医心近佛，乃苍生大医的思想，即医生自身的道德要求及对患者人文关怀的思想。如从这六个方面进行中医学的文化研究与挖掘，将有助于中医学的科学研究或现代化研究；如果以这六种思想为指导进行中医学的科学研究或现代化研究，也有助于中医学文化的弘扬。
1.2.1强调人的系统性、整体性的思想
人体以五脏为中心，通过经络系统，把全身组织器官联系成有机的整体，并完成机体统一的机能活动。强调“人者，本也，证者，标也”，“以人为先，因证次之”。临床上反对“见病不见人”、“见头不见脚”、“见心不见胃”，而是通过“四诊”综合，全面把握“人的状态”，然后进行“辨证施治”。
1.2.2天人相应，道法自然的养生保健思想
天人相应，道法自然的养生保健思想，即尊重自然规律的养生保健思想。中医养生学源远流长，其系统理论体系在《黄帝内经》中已趋完善，代表作就是《素问·上古天真论》，这是《黄帝内经》养生学的专论。《素问·上古天真论》载：“……上古之人，春秋皆度百岁，而动作不衰；今时之人，年半百而动作皆衰者，时世异耶？人将失之耶？歧伯对曰：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今时之人不然也，以酒为浆，以妄为常，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不知持满，不时御神，务快其心，逆于生乐，起居无节，故半百而衰也。”
1.2.3治未病的思想
治未病的思想，即预防重于治疗的思想。中医历来非常重视预防，《黄帝内经》就提出了“治未病”的预防思想，并论述了“防病重于治病”的意义。《素问·四气通天论》中明确提出：“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若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生动地指出了“治未病”的重要意义。上工治未病，防病重于治病，这是中医学的重要思想，预防就是要切断患病途径和疾病不良转化的途径，使人体恢复阴阳的平衡，从而达到“阴平阳秘”的健康状态。对于疾病的预防除了改善生活方式、生活环境，还应注意体质的改善。
“治未病”应当包括三个方面的内涵，一是“未病先防”，像心肌梗塞、脑卒中、高血压、糖尿病、恶性肿瘤等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慢性疾病，都可以通过预防大大降低其危害性；二是“亚健康的调节”，即控制“亚健康”的转归，通过保健阻断其向临床疾病方向发展；三是指疾病的再预防，即临床治愈后预防复发。
以高技术支撑的“被动应战”治疗模式不但造成了低效率、高成本，而且还制造了许多灾难，只有不得病、或少得病、或原本患重病而预防保健之后患轻病、或原本早发病而预防保健之后迟发病，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被动应战”治疗模式所造成的低效率、高成本。这就需要将医疗行为的中心逐步前移——把预防、保健放到第一位。
1.2.4扶正固本，调动机体的自然修复能力的思想
人体是十分典型的自组织系统，它具有强大的自我调节能力、自然修复能力，并使自身趋向或保持有序稳定这一目标。针刺疗法完全不同于药物疗法，既没有任何外来物质的输入，也没有特种能量的补充，对机体施加影响的最大特点是“双向良性调节作用”，并表现为三种形式。现代针灸学研究已经证实，针灸疗法对许多疾病的治疗效果具有可靠的生理学或生物化学方面的证据。针灸疗法的这种独特的干预方式在本质上就是通过对人体自稳调节功能的触发与强化而完成双向调节作用的，是对人体自我调节能力、自然修复能力的积极调动。另外，中医辨证施治、辨证调理十分强调扶正固本，这一思想体现的也是对人体自身强大的自然修复能力的调动。
1.2.5精神内守，病安从来的思想
精神内守，病安从来的思想，即精神、心理状态与健康密切相关的思想。《素问·上古天真论》载：“……恬惔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是以志闲而少欲，心安而不惧，形劳而不倦，气从以顺，各从其欲，皆得所愿。故美其食，任其服，乐其俗，高下不相慕，其民故曰朴。是以嗜欲不能劳其目，淫邪不能惑其心，愚智贤不肖不惧于物，故合于道。所以能年皆度百岁，而动作不衰者，以其德全不危也。”强调了良好的精神、心理状态对“能年皆度百岁”的重要意义。现代心身医学研究也证实了许多疾病的发生都与不良的精神、心理状态密切相关。
1.2.6医乃仁术、医心近佛，乃苍生大医的思想
医乃仁术、医心近佛，乃苍生大医的思想，即医生自身的道德要求及对患者人文关怀的思想。唐代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大医精诚》言：“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蚩、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深心凄怆，勿避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工夫行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反此则是含灵巨贼。”
明代裴一中《言医·序》云：“学不贯今古，识不通天人，才不近仙，心不近佛者，宁耕田织布取衣食耳，断不可作医以误世！医，故神圣之业，非后世读书未成，生计未就，择术而居之具也。是必慧有夙因，念有专习，穷致天人之理，精思竭虑于古今之书，而后可言医。”
清代叶天士《临证指南医案·华序》也强调：“良医处世，不矜名，不计利，此其立德也；挽回造化，立起沉疴，此其立功也；阐发蕴奥，聿著方书，此其立言也。一艺而三善咸备，医道之有关于世，岂不重且大耶！”古代中医学家的这类论述还有很多，这种道德境界及对患者人文关怀的思想是中医文化积极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当下及未来永远需要弘扬的优秀文化。
2中医学的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不能混淆
中医学具有如下双重特性，即文化属性与科学属性，亦即文化的中医学与科学的中医学。通常所说的中医学的文化解读，主要是中医学的人文文化研究，而中医学的科学研究则追求的是科学文化、科学精神。中医的人文文化考察的是孕育中医学的历史文化背景、中医的行医宗旨等；中医的科学文化追求的则是中医科学原理、科学依据、科学实证等。中医的人文文化应突出梳理中医的民族特征、自身特有的积极的价值体系；而中医的科学文化要突出其规范性、普适性。中医的人文文化是个性化的，民族特有，没有客观标准；中医的科学文化需要遵循科学规范，超越民族特征，具有客观标准。
中医学的人文文化属性由其漫长、丰厚的历史文化背景所决定，中医学的科学属性由其在现实中治疗疾病的有效性及其机制的探索过程所决定，这双重身份好比是硬币的正反两面，二者无法分离，但又无法等同、无法相互取代。虽然这两种属性在学术分野上是清晰的，但在现实操作层面上，常常出现文化属性的内容与科学属性的内容在归属上的混乱，这种混乱带来了一个更为重大的错误，即研究方法的选用与研究对象的错位[3-4]，无论是运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手段和方法探究中医学的文化学问题，还是运用文化学的研究手段和方法探究中医学的科学问题，都是错误的，不可能获得预期的研究成果，“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需要恰当的契合点才有可能实现。还是拿硬币的正反两面来举例，如果你想要看清硬币的正面，只能站在与硬币正面相对的位置，但在此位置你永远看不清硬币的反面；反之亦然，也就是说，硬币的正反两面虽然永不分离，但站在同一个角度却永远无法同时看清，只有站在不同的角度才能达到完整审视的目的。中医文化与中医科学作为中医学永不分离的两面，对其进行完整的审视也需要站在不同的角度，需要采用不同的方法，这就是我们所强调的：中医学、针灸学的文化学研究必须遵循一般文化学的研究方法，而中医学、针灸学的科学研究就必须遵循一般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要想取得应有的研究结果，选用与研究目的、研究对象相适应的研究方法和手段至关重要，如果错位必致失败，从现代角度对“阴阳”、“气”、“经络”实质的研究所陷入的困境无不与此相关，而这种错位又与对传统中医学不同结构层次内容的学术性质的混乱认识密切关联。如果科学超越了自己的阵地同样会无所作为，甚至招致唯科学至上、唯科学至尊的批评[5]。
文化的延续性较强，活泼而多维，对于中医文化或文化的中医进行研究重在传承与挖掘；而科学的时效性较强，严肃而单维，对于中医科学或科学的中医进行研究贵在创新与超越。文化的中医可以努力固守，以保个性的纯洁与永恒，或者说中医学的文化学研究可以在自身框架内自成体系；但科学的中医学需要不断发展，以超越个性文化而走向科学大同，或者说中医学的科学研究难以自成独立的范式。即便将传统中医学、传统针灸学纳入广义的文化范畴，但涉及中医学、针灸学的疗效评价、提高其治病规律、机制等问题的研究依然属于科学的阵地。对于中医学无论进行怎样的文化解读，都不应当排斥对中医学所进行的各种科学探索。现代中医学研究、现代针灸学研究需要摆脱文化绑架，同时也应当避免绑架文化，将某些传统的概念范畴作为实证研究的对象就是绑架中医文化的错误。同样的道理，对于中医学进行文化学研究就应当避免各种科学名义的干扰，同时也要避免用文化学的方法解决具体的科学问题。此外，两种情况值得商榷：一是想把中医学归于科学之列，却不情愿运用现代的方法对其进行研究；二是认为科学是多元的，中医学属于现代科学范畴之外的另类科学，不能用当下的科学标准进行审视。
3中医学的科学文化
中医学的科学研究追求的是科学文化、科学精神。科学是“以范畴、定理、定律形式反映现实世界多种现象的本质和运动规律的知识体系。它是社会意识形式之一，有时还指产生知识的活动和过程”[1]404。这里所讲的科学特指自然科学，亦即狭义的科学。自然科学是研究包括人的生物属性在内的自然界中各种各样的物质类型、存在状态、物质属性及运动形式和运动规律的所有学科的总称。自然科学的根本任务是揭示自然界的各类自然现象发生的本质，发现自然界各类现象背后的规律。
自然科学对事物的解释遵循着自然程序的发生发展，坚决反对和拒绝超自然的、由上帝或神支配的方式。观察和逻辑推理是自然科学前进所需要的两个轮子，求解问题的途径完全依赖于假设、证明、推理和实验，探索者的探索途径和方式超越自身的文化背景、宗教信仰、语言种类的束缚。在自然科学里，只有真理和检验真理的实践标准，所谓的学术权威、学术判官乃至学术共同体最终都要服从这一标准。
科学不但包括对真理的探寻结果，也包括探索过程本身。以中医针灸学为例，其所具有的治疗疾病的有效性与探索治病规律、治病原理的自然特质决定了其科学属性，包括针术、灸术、点穴按摩之术，以及中草药治病原理的研究，将其归于科学范畴也是没有什么疑问的，这些内容都属于自然科学属性的现代针灸学、现代中医学所关注的核心。
比如，对传统针灸学的“得气”(针刺穴位产生的酸、麻、胀、痛等感觉)及其传导机制的研究就是科学实证的一个例子。大量研究发现，针刺穴位时“得气”的产生主要与深部感受器有关，肌梭、腱器官、环层小体、关节感受器及游离神经末梢等感受器在不同部位体穴处的分布有所不同，因此针刺不同部位的穴位常常会有不同的“得气”感，一般说来，肌肉丰厚处的腧穴，其针感感受器以肌梭为主，“得气”感以胀为主；在肌肉与肌腱接头处的腧穴，其针感感受器以腱器官为主，“得气”感以酸为主；在头皮处的腧穴，其针感感受器是以游离神经末梢为主，“得气”感以痛为主。腧穴处的感受器受到针刺刺激所产生的“得气”信号传入中枢神经之后才能产生调节作用，大量研究证实，针刺信号的外周传入的主要通路是支配腧穴的躯体感觉神经，其中中等粗的Ⅱ类、Ⅲ类纤维在针刺信号的传入中起决定作用，特别是刺激强度引起Ⅲ类纤维的兴奋时，可产生良好的针刺镇痛效应[3]。
再如，对中药活血化瘀作用的研究也是科学实证的一个例子。丹参是活血化瘀的代表性中药，被广泛应用于心脑血管疾病的治疗，大量的研究证实，丹参治疗心脑血管疾病具有可靠的药理学作用：能够加强心肌收缩力、改善心脏功能，但不增加心肌耗氧量；扩张冠状动脉，增加心肌血流量。对脑血管痉挛引起的脑损伤有防治作用，在恢复脑血流、抗脂质过氧化物方面优于钙拮抗剂尼莫地平。具有促进组织的修复与再生作用，能够更快清除坏死心肌；促进纤维母细胞分化、胶原纤维形成；肉芽形成比较成熟，但对过度增生的纤维母细胞有抑制作用。能够抗血栓形成，提高纤溶酶活性；延长出、凝血时间；抑制血小板聚集；改善血液流变学特性(血粘度降低、红细胞电泳时间缩短)，等等[6-7]。另外，青蒿素的抗疟作用也是科学实证研究的一个例子。中医针灸学内这样的科学实证的例子还有很多。
还是那句话：硬币的正反两面永远无法分离，但无法实现同一个角度的双面认识。中医学的文化属性与科学属性即如此，无法利用文化学角度的认识方法和认识结果取代科学角度的探索方法和探索结果，反之亦然。弘扬优秀中医药文化，涉及文化优劣的甄别、比较、价值判断，中医学的科学研究应当与其积极的价值体系相统一。
第2篇：中医学的认知方法——取象比类法
王娇娇，周荣易，高卫萍（南京中医药大学，南京210029）
摘要：中医学是一门博大精深的医学，取象比类法是中医学主要的认知方法之一，贯穿于中医学的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思维之中，在中医思维中起到“黏合剂”的作用，是物质与意识的结合部，同时也是中医学讲求“悟性”的关键。它在中医学对人体生理学的认识、病因病机方面的认识、疾病的诊断、疾病的治疗、中医学方药运用等方面发挥着指导性作用。从方法学上剖析中医，有助于从逻辑上梳理和把握中医，从而使中医更易被理解和接受，进而对中医学的学习和研究有所裨益。
关键词：中医学；取象比类；病因病机；方法学；应用
中医学是数千年来中华民族繁衍生息的保障，它的存在依托于中国古代哲学，饱含辩证思维［1］。方法学是人类认知世界的工具和途径，方法学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经历了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中医学的发展是在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和自然辩证法思想的指导下，逐步形成的一整套认识和研究人体疾病的方法。这些被总结出来的方法，又促进和推动了中医学的发展，而且至今仍有效地指导着临床实践。中医学“思外揣内”的方法学符合“黑箱理论”［2］，而中医学的另一种思维方法取象比类法，从中医学诞生至今一直影响并有效指导着中医临床实践。它是把自然界和日常生活中遇到的一些事物和现象，与人体的生理病理现象进行比较，以此来认识疾病的一种方法，是中国先民朴素唯物主义辩证思维的体现，是中医学重要的认知方法，只有充分认识中医学的认知方法，才能更深入地了解它并进而发展它。
1取象比类法
象是事物所展现出的现象，取象比类就是把自然界和日常生活中遇到的一些事物和现象，与人体的生理病理现象进行比较，以此来认识疾病的一种方法。它是将自然辩证法与人体客观实际相结合的认知方法，将自然现象与人体生理病理相联系，从而对人体进行了解。如夏令之时天气闷热，趋寒就冷则热减，对于人体的热性疾病，《黄帝内经》“热者寒之”的治疗方法亦即取象比类的结果。
所谓比类就是比较和分类。比较是区别事物之间相同或不同、优势或劣势的一种逻辑思维方法。把握“共性”和“个性”是比较的前提，而透过现象把握本质的比较则是“比类”的核心。在对2种事物与现象进行比较时，必然要先掌握一种事物与现象的本质，然后与另一种事物进行比较，才能得出未知事物和现象本质的结论［3］。如《黄帝内经》“寒者热之”与“寒因寒用”2种治疗方法，只有首先了解人的正常生理现象这一本质，即人体自身是寒热适中，没有偏寒偏热的差异，而疾病表现出来的症状或是畏寒怕冷，喜衣被热饮，寒则不适加剧；或是体外虽有寒象而恶热喜冷，拒衣就寒，得热则适；根据正常人体生理特性这一本质，不难得出“寒因寒用”患者之“寒”的虚实真假。分类是一种归纳整理性的逻辑思维方法。分类是建立在比较的基础之上，通过比较才能找出事物之间的不同个性从而进行归纳整理。如中医学的阴阳观念，既有阴阳的大分类，又有阴阳之中复有阴阳的逐级分类，如白天属阳，夜晚属阴；而白天之中上午阳气升腾属阳中之阳，下午阳气沉降属阳中之阴；夜晚半夜阴气聚集属阴中之阴，下半夜黎明将至阴气消散属阴中之阳［4］。
2取象比类在中医学中的应用
2.1在人体生理方面的应用
中医理论指出，精、气、神为人身三宝，精为基础，气为动力，神为主宰；而精、气、神三者的关系，中医将“灯油”与“灯光”进行比类取象，“灯油”如人之精气，“灯光”是人之神的基础，油满则灯亮，油尽则灯枯［5］。《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是取象比类思维的经典代表。《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认为：“东方生风，风生木，木生酸，酸生肝，肝生筋，筋生心，肝主目……在声为呼，在变动为握，在窍为目，在味为酸，在志为怒”，将肝心脾肺肾五脏与自然界的事物相比类，解释五脏的五行五味等属性。将四时自然界生物的活动规律来形象化解释人体脉象的四时变化。如《素问·脉要精微论》：“春日浮，如鱼之游在波；夏日在肤，泛泛乎万物有余；秋日下肤，蛰虫将去；冬日在骨，蜇虫周密，君子居室。”取象比类思维作为一种解释人与自然关系的方法学，将人与自然密切联系，从而构成了人与自然相和谐的“天人一体观”。
2.2在病因病机方面的应用
中医学病因学说认为，人体之所以发病与外感六淫、七情内伤、风火痰瘀、戾气疫毒等密切相关，邪气侵犯人体，导致阴阳平衡失调、正气亏虚而致发病［6］。《素问·生气通天论》：“因于寒，欲如运枢，起居如惊，神气乃浮……因于气为肿。”“风为百病之长”“百病多由痰作祟”“怪病多痰”等诸多病因理论，都是取象比类思维的体现。如“风为百病之长”，大抵自然界之风四季皆有，春之微风，夏之暖风，秋之凉风，冬之冽风，合四时之气，或寒或热，或燥或湿，或夹有不洁之气，或伴有花粉飞絮，都可以引起身体的不适，故有“百病之长”之说。关于疾病的病机，《素问·至真要大论》曰：“诸风掉眩，皆属于肝；诸寒收引，皆属于肾”，无不体现取象比类的思维方法。关于疾病的传变规律，中医更是将这一复杂的规律用取象比类的思维形象化、直观化。疾病的发生发展亦有四时轻重之不同，《灵枢·顺气一日分为四时》提出：“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是气之常也，人亦应之。”相对于一日而言，亦有“旦慧、昼安、夕加、夜甚”之分。近来国外学者发表于NatureMedicine杂志的文章初步证实，呼吸系统疾病的轻重与1d时间的变化有密切关系，十分接近两千多年前中医提出的“旦慧、昼安、夕加、夜甚”的疾病轻重日节律，人体内存在与自然界相适应的“时钟系统”［7］。
2.3在疾病诊断中的应用
中医学对疾病的诊断，是取象比类和思外揣内2种思维方法的结合。根据病人的主诉采取望闻问切相结合的诊断方法，望形体审苗窍，闻声音嗅气味，问病史详病情，切脉之长短虚实、弦紧滑数，无一不体现取象比类的思维方法。《灵枢·五色》：“以五色命藏，青为肝，赤为心，白为肺，黄为脾，黑为肾。”由此进一步比类“青黑为痛，黄赤为热，白为寒”，以自然界中的五色来比喻五脏的病色。此外，取象比类思维将脉象理论与自然现象相对应，如《脉经》：“脉来沉滑坚如石，肾脉也；脉来如弓弦者，肝脉也”等。古之先贤有“望而知之谓之神，闻而知之谓之圣，问而知之谓之工，切而知之谓之巧”的论述，取象比类思维的熟练运用在疾病诊断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2.4在疾病治疗中的应用
中医学治疗疾病的方法，亦是取象比类思维模式的用武之地。中医学在确立治则治法及阐明药物作用时常用取象比类思维。如阴虚型便秘采用“增水行舟”法；火热上炎性疾病采用“釜底抽薪”法；热秘采用“导龙入海“法等。在确立针灸的治则上，取象比类思维更是体现无余，如用日之晦明及月之盈缺的现象类比治法，确立“得时而调”的针刺法则。《素问·八正神明论》：“凡刺之法，必候日月星辰，四时八正之气，气定乃刺之”；“是以天寒无刺，天温无疑。月生无泻，月满无补，月廓空无治，是谓得时而调之”。在药物命名和作用阐述上，如泻青丸针对“肝脏色青”，泻黄散针对“脾胃色黄”，泻白散针对“肺金色白”等，都是运用取象比类法指导疾病治疗的代表性指导原则。
2.5在方药运用方面
方药运用是中医取象比类法的集中体现。中医方剂配伍讲求君臣佐使、君君臣臣的配伍理念，是从中国古代社会结构中比类得来的结果。方剂的命名也深受取象比类思维影响，如真武汤、白虎汤、玉屏风散。大抵真武乃北方水神，肾属水，比类而补之；白虎乃西方之金神，虎啸山林，不寒而栗，恰合本方泻阳明实热之功，故有此名。中药的四气五味、升降浮沉也有取象比类的影子，如味酸入肝能收能敛，味甘入脾能和能缓；花类药多具有升浮的特性，而种子类药则多具有沉降的功能，藤类药多能舒筋活络，矿物类药多能重镇收敛。因花类药质轻能浮，种子质重易降，藤如人之筋脉，矿物类质重沉降。取象比类思维也广泛应用于药物命名，如擅治妇科疾病之益母草，能够驱风解表的防风，形如白发长者的白头翁等，诸多的取象比类思维不胜枚举。
总之，取象比类法是自然辩证法和人与自然相联系的思维观念相结合的产物，它从方法学上阐释自然界朴素纯真的基本规律。中医运用此认知方法解释人体复杂的生理病理现象以及疾病发生发展和诊治规律，取象比类思维渗透到中医的各个环节，是认识中医的切入点。这种形成于两千年前的认识事物的方法，将人们对事物的认知思维进行发散扩大，将不同事物从外在和本质多方面联系起来，是逻辑学上的一大成就。取象比类法应用于中医学使之变得易于理解、形象生动，不仅将哲学的辩证思维与中医理论结合起来，更将自然、社会与人紧密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中医学独特的认知方法，为中医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第3篇：中医学精理论源流初探
曹姗1，赵紫薇1，周萱1，徐芳2，李德杏2，王泓午2（1.天津中医药大学研究生院，天津300193；2.天津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天津300193）
摘要：中医学诸多理论的形成都受到古代哲学思想的影响，精理论是中医基础理论体系的重要构成部分，自然也不例外。故从哲学及中医学典籍的相关论述着手整理归纳精的含义，旨在探究精理论与两者的联系及其发展。通过理论梳理得出，中医学精理论既是对哲学精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也与其存在质的转折，突出表现在对人体“精”、“气”关系的认识。
关键词：中医；哲学；精；本原物质；人体之精
在哲学与医学范畴下精均被赋予重要的作用，意指构成万物的本原，尤其是在维持人体健康方面，被养生学家誉为“人身三宝”之一。然中医精理论是如何从哲学过渡发展的，至今尚无明确表述。为进一步探讨精理论对人体健康的作用，需要溯本求源。
1中国古代哲学对精的论述
1.1精是本原物质
中国道家学说的创始人老子认为，道乃万物本原，而道无形可触，精为道中之有形实质。如《老子·第二十一章》曰：“孔德之容，惟道是从。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1］”历代学者将此处之精解释为构成宇宙的物质，其有形、真实存在，与道之无形相对。如《老子白话今译》中解释为：“精，指极细微的物质性实体，是中国古代学说中特有的概念，指的是肉眼看不到的极其微小的原质。［2］”
延续老子对精的认识，后学者也认为精是宇宙万物的本原物质，如《庄子·外篇·知北游》所述：“夫昭昭生于冥冥，有伦生于无形……形本生于精，而万物以形相生。［3］”《管子·内业》所述：“凡物之精，此则为生，下生五谷，上为列星［4］”《论衡·龙虚》所述：“天有苍龙、白虎、朱鸟、玄武之象也，地亦有龙虎鸟龟之物。四星之精，降生四兽。［5］”特别是《吕氏春秋·下贤》提到：“与万物变化无所终穷，精充天地而不竭。［6］”明确指出精是构成宇宙万物的本原物质。
1.2精与气实为同质
随着古代哲学的不断发展与成熟，逐渐提出“气为一元”的物质理论，即认为无形之气是构成宇宙的本原。但此时的“气”与“精”并无实质差异，甚至在此时的哲学范畴中精即为气，只是程度略有差异。如《管子》中提出的“精气学说”，《管子·内业》中提到“精也者，气之精者也。［4］”
1.3人体之精
古代哲学亦提到人体之精，如对生殖之精、精神心理活动的论述等。
1.3.1生殖之精在《老子·第五十五章》中提到：“未知牝牡之合而全作，精之至也。［1］”《老子校诂》作出的解释为“精，精气。此言赤子未知男女之合而阳物挺举，乃由精气极充满所致也。［7］”可见，此处之“精”为生殖之精。此外，《管子·水地》中所言“人，水也。男女精气合，而水流形［4］”也体现了生殖之精的思想。
1.3.2精神心理活动在古代哲学中也将精代指人的精神心理活动。如《庄子·外篇·达生》在讲述如何养神时提到：“弃世则形不劳，遗生则精不亏。夫形全精复，与天为一。［3］”这里指出养神要摒除各种外欲，心神宁寂事事释然，此处之“精”疑与神同指，即“精”为“精神”。
2中医学对精的认识
在古代哲学影响下，中医学结合长期的生活实践，逐渐形成独具特色的中医学精理论，尤为突出人体之精，不仅提出了精的概念，还明确了生理功能等内容。
2.1精为本原物质
秉承哲学思想，中医学之精依旧含有构成宇宙万物本原的意思。如《素问·五运行大论》曰：“虚者，所以列应天之精气也。［8］”《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在借自然现象论述人体生理特征时提到：“东方阳也，阳者其精并于上，并于上则上明而下虚，故使耳目聪明而手足不便也……故天有精，地有形，天有八纪，地有五理，故能为万物之父母。［8］”
2.2形体之精
与哲学相比，中医学更侧重具体的人体之精，认为精是构成和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本原物质。如《素问·金匮真言论》中指出：“夫精者，身之本也。［8］”在《灵枢·经脉》中有更加详细的论述：“人始生，先成精，精成而脑髓生，骨为干，脉为营，筋为刚，肉为墙，皮肤坚而毛发长。［9］”
2.3生殖之精
中医学认为，精是人类生殖、延续生命的原始物质。如《素问·上古天真论》曰：“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二八肾气盛，天癸至，精气溢泻”，“七八……天癸竭，精少”［8］等。
2.4水谷精微
中医学还认为，饮食物在脾胃腐熟运化下形成并运输到周身以提供营养的水谷精微亦是精。如《素问·经脉别论》曰：“食气入胃，散精于肝，淫气于筋……食气入胃，浊气归心，淫精于脉……输精于毛皮。毛脉合精。”“饮入于胃，游溢精气……脾气散精……水精四布，五经并行。［8］”
2.5脏腑之精
在中医学中，精还可以指脏腑功能活动所产生的精微物质，并且这种精微物质在满足自身需要后将其盈余部分输送到肾以藏之。如《灵枢·根结》中的“一日一夜五十营，以营五脏之精”［9］，《灵枢·本神》中的“是故五藏，主藏精者也，不可伤，伤则失守而阴虚，阴虚则无气，无气则死矣。［9］”精入脏藏之称为五脏之精，这里虽未提及六腑之精，但脏腑相关，精入腑则为腑之精。如《素问·上古天真论》中所述：“肾者主水，受五藏六腑之精而藏之。［8］”
2.6脏腑之气
中医学讲究天人相应，认为人体之气的一部分是自然之气进入人体后形成，如《素问·金匮真言论》：“东方青色，入通于肝，开窍于目，藏精于肝”，“南方赤色，入通于心，开窍于耳，藏精于心”，“中央黄色，入通于脾，开窍于口，藏精于脾”［8］等，而这里用精指人体吸收自然之气后形成的脏腑之气，也是在一定程度上对“精气学说”的进一步延伸。
2.7人之津液
中医学亦认为精属有形之液体，并认为精是人体内一切正常水液的总称。如《素问·经脉别论》在描述体内津液代谢过程时提到：“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水精四布，五经并行。［8］”此处体现了精为体内之正常津液。
3所指涵义不同，彰显传承与发展
3.1“本原之精”：中医学精理论在哲学上的发展
中国古代哲学认为，精是构成宇宙万物本原的精微物质。在《老子》中精被描述为道的物质实体，且真实存在。在此基础上，《庄子》进一步丰富精理论，认为精是道生万物的元素，如《庄子·外篇·知北游》曰：“夫昭昭生于冥冥，有伦生于无形，精神生于道，形本生于精。［3］”在《管子》中将精赋予了宇宙万物生成本原的涵义，如《管子·内业》曰：“凡物之精，此则为生。下生五谷，上为列星。［4］”至此，精明确地被提出是生成宇宙万物的本原。
中医学对本原之精的认识继续补充和完善，将精是构成宇宙的本原精确到具体的人类生命，即认为精是构成和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基本物质。由此，中医学精理论与哲学精理论形成了同源异流的转折，虽然两者均是古代人民通过长期生活实践得出，但两者侧重不同，特别是研究对象发生了从宏观到具体的变化。
3.2“人体之精”：中医学精理论从哲学过渡
哲学范畴下的精虽以宏观宇宙本原为主，但也初具人体之精的雏形。如《管子·内业》：“凡人之生也，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为人。和乃生，不和不生。”又云：“人，水也。男女精气合，而水流形。［4］”这里的“生殖之精”作为铺垫为中医人体之精理论的形成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中医学对于人体之精的认识在哲学精理论的基础上更加具体，将人体之精不断细化，引申出水谷精微，五脏之精等。并在此基础上描述了人体之精的生理功能［10］：精能促进生长发育，如肾中精气充盈到一定阶段后产生天癸，进而人体的生殖之精发挥繁衍后代的功能，并且在精气的作用下人体的各脏腑官窍正常发育，从而保证了生命进程的发展；精化生气血津液生髓化神，从而保证了这些物质功能正常发挥等。
3.3“精气学说”：中医学精理论由哲学转变
中医学精理论与哲学精理论有着不可隔断的联系，其中“精气”的延用即为两者的纽带之一。精气学说最早在《管子》中提出，但实为哲学思想“气一元论”的内容，虽说精（气）是万物本原，然所言之精依旧为无形之气，正如《论衡·言毒》所言“万物之生，皆禀元气”［5］，所以《管子》中的“精”与“气”同意，皆为万物本原，但较元气低一层次。
中医的“精气”不仅含指人体之“气”，还专指人体之“精”。如《素问·上古天真论》中“二八肾气盛，天癸至，精气溢泻，阴阳和，故能有子。［8］”这里溢泻的“精气”并非“气”而是“生殖之精”。精气含义的不同，也证实了两者的区别，即哲学“精”与“气”界限不明确，而中医学对“精”、“气”的认识日趋明晰。不仅如此，中医还提出“人始生，先成精”的理论，认为精是成形的基础，继而产生气等一系列人体所需的物质。但同时也认为“精气互化”，提出人体的精微物质是在气化作用下生成，但这里“气化精”应是针对后天精和气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