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务学堂创办于1897年，是维新派在清末维新运动期间创办的最早一批新式高等学堂之一。1899年时务学堂改名为求实书院，1902年改制为湖南省城大学堂，次年正名为湖南高等学堂。1903年岳麓书院改制为高等学堂后，与原湖南高等学堂合并，诞生了新的湖南高等学堂，为后来的湖南大学。当我们追溯这一历史时，仿佛看到两大源远流长的支流庄严汇聚，由此开始了另一段辉煌。那一历史性的时间节点，让学者们纷纷将目光投向支流之一的时务学堂，探究其发展脉络、追寻其中的人物与往事。20世纪五十年代末以来，百余篇研究文献向我们展示了这种探究的结果。而今天，对该结果的梳理与讨论，又将使我们更加明晰时务学堂对近现代教育的伟大贡献和深刻影响。
一、数据采集与分析框架
为了获得时务学堂相关研究的数据，我们通过反复比对“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和“维普网”等数据库，最终选定“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作为数据来源。截止2017年4月21日，我们通过该平台，以“时务学堂”为关键词，年份“不限”，检索获得学术论文120篇。其中，期刊论文115篇，学位论文4篇，会议论文1篇。
本文主要通过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EXCEL统计分析软件以及阅读文献摘要进行归纳总结等方式，对文献的发表时间、来源出版物、关键词、摘要等信息进行统计和分析，以近几十年来学界研究时务学堂的轨迹和趋势，观照时务学堂自创建以来对现代社会的影响。
二、数据统计分析结果
（一）时间分析
从各年发表的关于时务学堂的论文来看，论文发表的时间是从建国十年开始的，中间经历文革十年的空窗期，每一年的文章数量不尽相同（见图1）。发文量最多的年份分别是1995年和2012年，文章数量有8篇，其次是1996年和1998年的7篇。从论文发表的各年代来看（见图2），20世纪50～60年代这20年间，文章数量较少，仅1959年和1962年分别发表了2篇文章；70年代这十年间，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关于时务学堂方面的文章发表数量为零；从1980年开始，刊发的论文数量开始上升，80年代发表的论文总数为32篇；20世纪90年代研究时务学堂的论文数最多，有40篇，主要集中在1995年、1996年和1998年这三年，而这几年也是我国改革开放取得显著成果的几年；21世纪头十年，研究时务学堂的文章数量急剧减少，仅17篇；2010年以后，研究时务学堂的文章数量基本稳定，论文总数也有所提升。
（二）来源出版物分析
通过对120篇论文的来源出版物汇总分析发现，115篇期刊论文分别来自73种不同的期刊；4篇学位论文分别出自清华大学两篇，湖南师范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各一篇；会议论文出自首届“晚清国家与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针对来源于不同期刊的115篇论文，从论文数量来看，刊发量最多的是《求索》期刊，共刊发论文9篇；出自《近代史研究》的论文5篇；出自《船山学刊》和《清史研究》的论文分别是4篇；出自《历史档案》《文献》和《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的文章分别为3篇；《湖南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人民之友》《历史研究》《人文杂志》《黄埔》《湖南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湖南社会科学》《株洲教育学院学报》《岭南文史》和《中国青年》等期刊的论文数均为2篇；其他期刊的论文数为1篇（详见表1）。从上述论文发表数量较多的期刊来看，期刊出版地在湖南的有《求索》《船山学刊》《湖南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人民之友》《湖南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湖南社会科学》《株洲教育学院学报》等七种期刊。湖南省内期刊对时务学堂的关注度高，说明时务学堂的创办对湖南影响重大。
在115篇期刊论文中，“学报”性质的期刊有18种，来自学报的文章总数是23篇，占全部文章数量的20%。学报的类型主要是社会科学性质，而且是综合类的，说明对时务学堂的研究来自社会科学领域的多个角度。自然地，来自湖南高校的学报最多，一共是9种，其中包括从时务学堂演变发展而来的湖南大学的学报（详见表2）。但是，论文数量最多的学报是《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可见时务学堂的影响力并不局限于湖南省。
（三）关键词分析
通过对120篇文章的关键词进行汇总，选取频数≥6的关键词进行分析（见图3），发现除了“时务学堂”作为搜索关键词出现的频数最高以外，“梁启超”作为关键词出现的频数是65，仅次于“时务学堂”；而“谭嗣同”“陈宝箴”“康有为”和“唐才常”这几个人物姓名出现的频率也相对较高，均在15以上，表明这几个人物和时务学堂的关系十分密切，是重要的研究内容之一；围绕时务学堂展开的“戊戌变法”作为关键词出现的频数是14，“南学会”出现的频数是13；作为时务学堂的根据地，“湖南”也成为了高频词之一，出现的频数是12，而与湖南密切相关具有湖南特色的“湖南维新运动”“《湘报》”和“岳麓书院”等也均成为了频数较高的关键词，说明在研究时务学堂的进程中，湖南的历史文化背景成为重要的因素，湖南维新运动作为重要的背景占有重要地位。
（四）研究内容分析
在所有研究时务学堂的120篇文章中，共分为五大类（见表3）。其中以研究时务学堂相关人物的文章最多，主要包括研究时务学堂的创办者、教习、学生和其他相关人物在内的79篇文章。其次是与近代湖南社会背景相关的文章，共有29篇，说明时务学堂是湖南在特定背景下的产物，近代湖南的社会状况、变革等因素为时务学堂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同时时务学堂的创办也为湖南的社会文化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另外，涉及时务学堂的学科发展和时务学堂教学方法的文章各2篇，其他研究内容的文章8篇。
在将120篇文章划分为五大类的基础上，我们对研究内容进一步进行了划分，将“时务学堂相关人物研究”划分为创办者、教师、学生和其他人物四类；“近代湖南的社会背景”划分为社会状况、变革和影响三类，与上述剩余的三大类合并，总共十大类。同时，为了对这120篇文章的研究内容有进一步的了解，我们将十大类中具体的研究内容通过表4呈现出来。
总体来看，论文数量最多的是对人物的研究。梁启超作为时务学堂的教师，成为关注度最高的人物，相关研究论文数量达到15篇。除此之外，对时务学堂教师中谭嗣同、唐才常的研究文献数量也相对较多。其次，作为时务学堂培养出来的学生——蔡锷，对其进行研究的文献数量有10篇，数量仅次于研究梁启超的论文数。对时务学堂创办者进行研究的文章中，陈宝箴、熊希龄、陈三立和黄遵宪成为重要的被关注人物，对他们进行研究的文章数量均在5篇以上。另外，研究近代湖南的社会状况的文章有8篇，其中有关近代人才的涌现、湘报和湘学报的影响方面占比较大；研究近代湖南变革的文章有12篇，主要是对维新变法运动进行的研究，有5篇文章；研究近代湖南的影响和作用的文章有9篇。相对于近代湖南的现代影响，近代湖南的历史作用比较显著，相关论文数量超过了5篇（详见表4）。
三、结论与讨论：时务学堂对社会和教育发展的影响
（一）对时务学堂的关注程度与社会经济、教育发展背景息息相关
从各年发表的关于时务学堂的论文来看，自改革开放以后，论文的发表数量基本上以十年左右为周期，呈三个“倒U”型态势（如图1所示），反映出论文发表数量直接和中国的社会发展背景息息相关。自1949年建国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中国各项事业百废待兴，论文发文数量也屈指可数，仅1959年和1962年这两年分别发表两篇论文；十年文革使得教育事业在此后的十几年中停滞不前，因而在这一时段，关于时务学堂方面的论文似乎戛然而止，进入了论文发表的空窗期。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开始拨乱反正，各方面工作包括教育事业重新步入正轨，进入发展时期。从图1中也可看出，从1980年开始，关于时务学堂的论文发表数量在增加，基本保持稳定；1989年，国家爆发严重的学潮和动乱，教育受到了明显的影响，关于时务学堂论文的发表数量为零。90年代以后，论文的发表数量在增加，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中国改革开放事业进入高速发展时期，对时务学堂研究的论文数量也在迅速增加。1995年，我国教育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双基”目标如期实现，并且高等教育得到了迅速发展，尤其是1995年和1998年国家分别启动实施“211”、“985”工程，旨在集中力量建设一批高水平大学，此阶段关于时务学堂研究的论文数量也达到了峰值。在此后的几年间，论文数量又有所减少。进入21世纪，我国面临全球化的重大机遇和挑战，在世纪之初的平稳过渡期，体现在时务学堂研究的论文数量上并没有太大的起伏波动。2007年以后，相关论文发表数量在增加，在2011年达到了另一个高峰，共有8篇研究时务学堂的文章。2013年左右发表的相关论文数总体呈下降趋势。2016年以后，论文数量可能进入下一个“倒U”的上升期。
从近几十年有关时务学堂的论文发表情况看出，论文数量和社会经济、教育发展具有密切的关系，是理论研究与社会实践之间互动的表现。并且，社会经济发展出现的新现象，反映在教育领域，会促使学者们对学制、学校、教师、教育理念、教育思想等方面进行反思和探究。而在不同历史时期，学者们对时务学堂的关注点是不一样的，因此研究文献会发生相应的变化。
（二）研究对象展示了时务学堂对社会进步和教育发展的贡献
对时务学堂进行研究的这120篇文章中，有79篇文章的研究内容是对与时务学堂密切相关的人物进行的研究，占文章总数的65.8%；同时，在关键词分析中，20个高频词中有9个是人物的姓名，由此得知，这些对时务学堂进行研究的文章主要以人物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特别是对梁启超、谭嗣同、陈宝箴、唐才常、熊希龄、黄遵宪、蔡锷、陈三立等进行的研究。
这些人物主要涉及时务学堂的创办者、教习和学生，他们是现代大学制度中最为重要的三类角色，是高等教育机构的内部与外部关系网络中的节点，以这三类人物为研究对象体现出时务学堂对当时教育的影响。在湖南巡抚任内的陈宝箴早在1895年就与按察使黄遵宪等倡办新政，开办时务学堂，而熊希龄作为时务学堂设立时的学堂提调（校长），以及作为陈宝箴长子的陈三立也都为时务学堂的创立作出了突出贡献。因而，在时务学堂的创办者的研究中，以陈宝箴为主要研究内容的文章最多，为9篇，同时“陈宝箴”作为关键词出现的频数是23。此外，以熊希龄、陈三立和黄遵宪为主要研究内容的文章数量均在5篇左右，作为了关键词出现的频数均≥6，可见陈宝箴、陈三立、熊希龄和黄遵宪都成为时务学堂创办者中的主要研究对象，而这与他们对时务学堂、对湖南教育所做的贡献是密不可分的。例如陈宝箴作为时务学堂最主要的创办人，从拟定招考示，提出办学宗旨到筹措开办经费、选择堂址、课程设置、聘任教习、招生录取等具体事务都亲力亲为，为时务学堂的创办作出了突出贡献[1]。黄遵宪主张教育为维新变法之本，开“教育救国论”的先声；在批判儒学和抨击科举制度的同时，重视基础教育和师范教育，积极开创时务学堂[2]；自订时务学堂学规，过问新生招收，教员聘请等工作，使时务学堂办得很有朝气，有力推动湖南革新运动[3]。熊希龄先生不仅仅在《时务学堂公启》中确定“开通民智，培植人才”的办学宗旨，而且参与创办了南学会、《湘报》，推动了近代湖南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4]。在时务学堂的众多教师当中，以作为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的梁启超为主要研究内容的文章数量最多，为15篇，成为研究数量最多的对象；同时“梁启超”作为关键词出现的频数是65，仅次于“时务学堂”这一关键词，而谭嗣同和与谭嗣同并称“浏阳双杰”的唐才常不仅仅作为高频词出现，也是研究内容中关注度较高的人物。由此得知，梁启超、谭嗣同和唐才常是时务学堂教师中的主要研究对象。梁启超、唐才常和谭嗣同都将自己投入到教育实践活动中，他们以其先进的思想理念为时务学堂培养大批人才，为近代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作出努力，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5][6]。在时务学堂的学生中，以蔡锷为研究内容的文章数量最多，同时“蔡锷”也是高频词之一，说明蔡锷也是重要的研究对象之一。和时务学堂相关的其他人士也深受时务学堂学风精神影响，积极投身于维新运动、辛亥革命等救国运动，为时务学堂的发展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
以上分析表明，对时务学堂的研究主要以人物作为研究对象，围绕时务学堂核心人物展开的研究占据论文中的主体。除此之外，上述这些人物并不仅仅是教育者，有的还是改革家、实业家，不仅兴办各种新式学堂，在教育领域颇有建树，而且也积极投身地方工商业的发展，例如瓷业的发展使得湖南醴陵的经济发展迅速[7]。这些研究对象对时务学堂都有很大的贡献，促进了社会进步和教育发展，也从侧面反映出时务学堂对社会进步和教育发展的贡献巨大。
（三）研究内容体现了时务学堂对近代社会变革和教育发展的重要影响
近代中国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清末维新运动、辛亥革命，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每一次的变革对于国家民族来说都具有重大意义。湖南在近代人才辈出，对维新运动乃至无产阶级革命都产生了重要影响。19世纪末，湖南在其特定地域的湖湘文化中，孕育了许多具有先进思想的知识分子，他们在内忧外患的国情下，将中西方的思想融为一体，创办新式学堂，主张救亡运动，推动了湖南思想的解放，促进了湖南的近代化。
在有关时务学堂的研究论文中，共有29篇文章研究的是与近代湖南相关的社会背景情况。同时，通过对关键词分析可以看出，20个关键词中有“湖南”“湖南维新运动”“湘报”“南学会”“岳麓书院”等多个具有湖南特定文化内涵的关键词。这说明，在对时务学堂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同一时期湖南维新派创办的具有鲜明特色的的湘报、南学会等亦是重要的研究内容。时务学堂、南学会、《湘报》、《湘学报》实际上成为了湖南维新教育的一个整体：学堂用来培养维新人才，学会广开维新风气，报纸则扩大学堂学会之影响，三者中又以学堂为主体。如此一来，三者联为一体，使一切新政思想皆弥纶贯舞于其间，使教育的社会作用与时代的政治需求紧密结合起来[8]。一方面，时务学堂的倡办是湖南维新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时务学堂创办的历史背景——近代湖南的思想启蒙、书院对西学的吸收和融合、近代湖南资产阶级教育家组织的一系列变革等，都对时务学堂的创办甚至湖南的维新运动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另一方面，时务学堂作为维新派的重要活动场地，以其中西并重、民主开放的教育理念，培养了大批维新志士，为全国新政和维新变法输送人才，促进了社会变革[9]。
时务学堂，作为近代开办的第一所新式学堂，对当时湖南乃至中国社会思想界产生的影响都是深远的。时务学堂的创办，促进了其他地方时务学堂或新式学堂的建立，推动了晚清教育的发展，同时，作为现代长沙城建的文化来源，培养了现代湖南人的自信精神。研究内容中所出现的“教学方法”“学科发展”，关键词中的“教育思想”、“岳麓书院”无不反映出时务学堂对教育思想以及教育制度的深刻影响。时务学堂不仅在历史的长河中培养了一大批人才，而且在湖南实现了由旧制书院制度向新式学堂制度的转变。时务学堂所秉承的“东西并重，融为一炉”的教学方针，具有浓郁的近代化色彩，而鼓励“自创新理”或“自著新书”,可以评为“异常高等”，则开启了湖南近代素质教育的大门[7]。维新派教育家提出了全面发展的教育思想以培养资产阶级新政治、新经济所需要的人才。在教育方法和学校管理等方面，维新派也作出了建设性的改革。一些新的教育方法和学校管理方法在时务学堂得到了继承发展，比如采用班级授课制、编写新教材、推行新教学法，以及反对体罚，提倡学生生动活泼地学习，提倡学生协助教师搞好学校管理，开展校外游历活动等等[10]。这些教学方法和管理方式在当今学校教育中仍然适用，如班级授课制也正是目前大多数学校所实行的，反对体罚、提倡学生参与学校管理的管理模式也正在为现代学校管理所提倡[11]，表明时务学堂对现代教育的发展影响深远。
尽管时务学堂在历史上存在的时间不到一年，但是不可否认，它是湖南维新派为了救亡图存实行教育救国，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和启蒙教育相结合的一次伟大实践。并且，这一实践不仅开湖南省近代教育之先河，实现了由传统教育向近代教育的转换，还为国家、为民族培养了不少近代著名的资产阶级革命家[12]，促进了社会转型和社会进步，在历史上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值得一提的是，时务学堂对社会进步和教育发展的影响力并不限于湖南省内，人物、革新运动本身无不体现出这一点，而现代关于时务学堂的研究也未止步于湖南省内的学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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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刘泱泱.谭嗣同与唐才常[J].船山学刊,1998(02):90-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