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立德树人是高等教育的重要任务。我国新修订的《高等教育法》也明确提出：“高等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具有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发展科学技术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2017年是我国“文革”后恢复高考40周年。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成为世界上真正的高等教育大国。但仔细审视我国高校人才培养状况，如何立德树人、怎样培养“具有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实在不能令人乐观。
十多年前，著名科学家钱学森不无忧虑地提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1]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
钱学森先生说科学技术创新人才“冒”不出来，那么，文科人才的培养又如何呢？早在二十年前，北京大学前校长吴树青先生就大声疾呼“为什么我们没有培养出文科大师？”[2]很可惜没有引起全社会应有的关注。
当前，我国高校人才培养的情况如何？北大学者钱理群这样评价：“我们的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故，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3]
我国高校如何立德树人？怎样培养具有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我们不妨透过西南联大，对高校到底该怎样立德树人做一番探讨。
二、西南联大的育人经验
1937年7月7日，侵华日军进攻北平卢沟桥，标志着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为保存中国教育文化，薪火相传，国民政府发布命令，“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和中央研究院的师资设备为基干，成立长沙临时大学”。稍后，日军不断西进，三校遂又迁至云南昆明，称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九年中，西南联大弦歌不辍，发奋图强，直到1946年5月4日宣布解散，三校复员平津。
就育人而言，在将近九年时间里，西南联大录取注册的学生有8?000人，但由于种种原因，最终得以顺利毕业的只有3?882人。单就学生人数论，不可谓多。但就学生后来做出的成就，论学校培养出的杰出人才，看这所学校在当时特别是接下来几十年在国内外所产生的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与同时期其它学校相比，而无出其右者。有以下数据为证：
西南联大培养的学生杨振宁、李政道1957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为获诺贝尔奖最早的华裔科学家。
西南联大培养的学生中，有两院院士173人，其中中科院院士163人，中国工程院院士12人，朱光亚、郑哲敏为两院院士。其中包括杨振宁、李政道、陈省身、林家翘四位外籍院士。
199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大会，隆重表彰23位为中国“两弹一星”做出重大贡献的科学家，这其中就有8位是西南联大校友。他们是：邓稼先、朱光亚、郭永怀、赵九章、王希季、陈芳允、屠守锷、杨嘉墀。
除了上述理工科人才外，西南联大培养出的杰出文科人才有何炳棣、王浩、王瑶、汪曾祺、何兆武、任继愈、许国璋、李赋宁、许渊冲等一大批，不一而足。
对于西南联大的育人成就，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历史系教授易社强经过长期深入的研究，对西南联大有一个评价，堪称贴切：“西南联大是中国历史上最有意思的一所大学，在最艰苦的条件下，培养了最优秀的人才，保存了最完好的教育方式，最值得人们研究。”[4]
西南联大在人才培养方面的成功经验，归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先进的办学理念。西南联大是在战争状态下由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三校联合而成的大学。三所大学的办学历史、传统、规模等各有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这三所高校在当时同属我国的顶尖大学，三校的定位都是培养社会领袖、精英人材。西南联大的办学理念、办学思想，概括起来，就是通才教育思想。它集中体现在梅贻琦的《大学一解》中：
“窃以为大学期内，通专虽应兼顾，而重心所寄，应在通而不在专”。“通识为本，而专识为末，社会所需要者，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以无通才之专家临民，其结果不为新民，而为扰民。”“大学虽重要，究不为教育之全部，造就通才虽为大学应有之任务，而造成专才则固别有机构在。”这些机构“一曰大学之研究院”，“二曰高级之专门学校”，“三曰社会事业本身之训练。”[5]
第二，一流的师资队伍。决定一所大学水平的，最根本的是其师资阵容。西南联大之所以能培养出众多的杰出人才，在于它拥有当时一流的师资队伍。在西南联大存续的八、九年时间里，其师资常年维持在350人左右，教授、副教授约占教师总数的一半。据资料统计，西南联大三个常委中，有两位留学美国；五位院长中，全是留美的博士；26个系主任，除五位留学欧洲、一人未留学，其余皆为留美。西南联大179位教授副教授中，有97人留学美国，38位留学欧陆，18位留英，3位留日[6]。即使按照现今的标准，其学缘结构也何其了得。
陈寅恪，堪为联大教授的典型代表。他十五岁即随兄长出洋留学，饱读中外经典，能背诵《十三经》全文，通晓十四种外国语言文字。他在为联大学生讲授《隋唐史》时，有一段开场白是这样说的：
“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讲没有人讲过的！”[7]
西南联大聘任教授也是不拘一格的。其教师大多有留学欧美的经历，但也有像钱穆、沈从文这样没有高学历、洋文凭的饱学之士。
1948年，当时的中央研究院首次评选院士，总共评选出八十一位院士，西南联大的教授就有二十七位，占了整整三分之一。
其实，西南联大的教师人数在当时的高校中并不是最多的。根据1945年国民政府教育部的统计，西南联大有教授155人，副教授7人，讲师34人，助教177人。而位于重庆的国立中央大学，有教授325人，副教授57人，讲师113人，助教259人[8]。两校师资相比，无论是副高以上教师人数，还是教师总和，中央大学均为西南联大两倍以上。要知道西南联大是三校联合而成的大学啊！
第三，科学的大学治理结构。就大学与社会、与政府的关系而言，西南联大地处西南边陲，与国民政府陪都重庆相距遥远。但联大许多教授与云南省主席龙云相处融洽，是他的座上客，龙云对联大也是关照有加。抗战进入相持阶段，陈立夫主政教育部，开始对全国各级学校加强控制。1939年教育部发布命令，要求各大学统一课程、统一教材，引起联大教授们的强烈不满。联大教授们经过讨论，起草了《教务会议呈常委会函》，予以抵制：
“夫大学为最高学府，包罗万象，岂可以刻板文章，勒令从同。世界各著名大学之课程表，未有千篇一律者，即同一课程各大学教授之内容亦未有一成不变者。”“教育部为有权者，大学为有能者，权、能分职，事乃有治”。“本校承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之旧，一切设施均有成规，行之有年，纵不敢谓极有成绩，亦可谓为当无流弊，似不必轻易更张。”[9]
由于鞭长莫及，此事最后不了了之。
就西南联大内部治理而言，联大保持了三校旧有的办学传统，特别是沿续了清华大学的治理框架，秉承教授治校精神，校内设有教务会议、教授会、评议会等组织机构。一般教学事务由教务会议组织实施。学校里凡是重大的决策，都由教授会讨论决定。评议会是学校的最高决策审议机构，由校长、教务长、总务长、秘书长以及教授会推出的教授代表若干人组成，代表学校决定重大事情。联大内部各机构职责明确，各负其责，既充分反映了广大教职员的意见，也避免了机构重复设立、遇事推诿扯皮的现象，体现了教授治校的优越性。
第四，良好的育人氛围。西南联大之所以人才辈出，与其良好的育人氛围密不可分。在西南联大校园，活跃着众多的学生社团，每个学生社团都有知名教授作指导。
昆明是抗战时期我国与国外联系的主要通道，来往于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大多取道于此。西南联大充分利用这一条件，经常举办中外专家学术报告会，密切关注学术动态，使联大即使在战争状态下也保持了活跃的学术氛围。
在当时，西南联大的办学条件异常艰苦。教室里没有电灯，学生晚上自习、看书，大多要到茶馆里，买一杯茶，就一盏汽灯，或读书，或讨论，昆明城里的茶馆俨然成了联大的一部分。杨振宁后来回忆说，当年在联大读研究生时，与黄昆等同学在茶馆读书、讨论，同学之间热烈讨论，从同学身上学到的东西比从老师那里学到的还要多。
有一位曾在联大任教的学者，后来到美国讲学，有一个专门研究西南联大的美国人问他：联大八年，设备条件那样差，教授、学生生活那样苦，为什么能出那样多的人才？——他以为，联大八年中出的人才比北大、清华、南开三十年出的人才都多。为什么？这位学者思索了一下，回答了两个字：自由[10]。
三、在当今高校，育人何以受冷落？
育人原是大学的本分，是大学的中心任务，是高校工作的基调和主旋律。遗憾的是，在当今高校，人才培养被忽视、受冷落竟成了普遍现象。表面上，大家都说人才培养是如何如何重要，而实际上却鲜有实实在在的具体措施来保障。高校育人何以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表面上重视、实际上忽视？笔者以为，至少有以下原因：
第一，高校与政府、社会的关系存在着严重的扭曲错位现象。西南联大的教授们认为，“政府是有权者，大学是有能者，权、能分职，事乃有治”。建国以来，政府对高等教育实行集中统一的管理体制，期间虽经多轮改革，但总的来看，仍然是管得过多、统得过死，高校少有真正的办学自主权，陷入了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怪圈。改革开放以后，中央曾多次下决心简政放权、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的决定》明确提出对高校下放权力；1998年，我国出台《高等教育法》，明确列举了高校所拥有的办学自主权。几十年过去了，在高校办学实践中，政府及其主管部门对高校的管理依然未见明显改善，束缚了高校自主办学的积极性。
剑桥大学副校长阿什比说过：“在学术事务中，应该由学者干预是有充分理由的，大学的教学同医学临床一样，具有高度技术性，外行人要求教授和医师做出什么贡献是可以的，让外行人去指点教授如何教学或医师如何开处方就荒唐了。”[11]
对高校与政府、社会的关系，美国高等教育学者伯顿·克拉克这样认为：“就大学为了追求和传播知识需要自由而言，当种种控制力软弱分散时，大学知识之花就开得绚丽多姿；就大学需要资源维持办学，并因此依赖富裕、强大的教会国家或市场支持而言，当种种控制力量强大时，大学在物质上就显得繁荣昌盛，但是这种力量最可能——也的确常常——以各种有害于教学和研究自由的方式实行控制。因此便出现了这种奇怪现象：当大学最自由时它最缺乏资源，当它拥有最多资源时则最不自由。”[12]
而我们的实际情形是，当高校最需要资源时，政府与社会往往缺位；当高校最需要自由时，它们则又常常越位。
第二，功利浮躁的社会环境。在当今高校，育人之所以被忽视、受冷落，功利、浮躁的社会环境是重要原因。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环顾我国众多高校，无不被浮躁的社会风气所笼罩，时时处处散发着追求功利的倾向。其具体表现为：一是运动思维。在当今社会，有变动不居的社会时尚，永不停歇的时髦话题，但大多各领风骚三五天。在高等学校，一会儿是后勤改革，一会儿是领导体制改革，一会儿是现代大学制度，一会儿又是大学章程，真的是眼花缭乱。高校永远都处在改革之中，像极左年代搞运动一样，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没完没了的运动。至于如何培养人，却很难列入议事日程。二是GDP思维。受社会风气的影响，高等学校追求增长、崇拜发展，追求各种各样的项目、工程，包括“985”、“211”工程，还有诸如协同创新中心，各种智库、基地，增加学科点，追求各类基金项目，追求各种奖项。眼下各高校又在到处抢、挖院士，到年底工作总结时，看哪所学校的数字喜人。高校中的GDP思维根深蒂固，俨然已成惯性。三是政绩思维。在高等学校，领导们追求的大多是自己任内有什么建树，有哪些政绩能载入校史记录。比如学校升格，更名，突破学科点，挖来几个院士，吸引多少长江学者、杰青等，还有就是在自己任内，大学排名前进了多少位次……。鲜有大学领导人能心无旁鹜地抓教学改革，抓人才培养。
第三，人才培养工作本身的长期性、滞后性和复杂性。与科研论文、专著、学科点、院士、各种基地、智库等可以用数字来衡量的科研工作相比，人才培养工作则不容易衡量与评价。这主要是由育人活动本身的长期性、滞后性、复杂性特点所决定的。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人才培养非一朝一夕之功，而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一个人从学前班到大学毕业，大约需要二十年左右时间。若再加上研究生教育、深造，时间就更长了。这长期的学习过程，既是学生本人刻苦努力、积累充实的过程，又是各个阶段、各门学科教师共同努力、辛勤培育的过程。我们承认天才存在，但绝大多数学生的成长是教师培养与学生自主努力的结果。同时，一个人能否成才、成多大才，要在学校教育若干年后才能显现出来，这就是人才培养的长期性、滞后性。
人才培养还有复杂性的特点。同样是人才培养，文科学生与理科学生成长特点有差异，基础理论学科与应用学科、技术学科人才成长也有不同，文理学科与医科、农科、工程人才的区别更是悬殊，培养学术人才的一流大学与培养工程师及技术工匠的高职高专，人才培养的方式也有天壤之别。差别是客观存在的，但各类学科、各类人才成才的内在机理到底是怎样的？人才成长到底受哪些因素制约、影响？都有待于人们做深入的探讨。
人才培养的长期性、滞后性和复杂性，使得其不像科研（成果往往表现为论文、著作、发明、专利等）那样易于衡量、评价，也很难在短时间内看出成效，看出投入的效率高低。久而久之，不少高校领导就不会在人才培养上劳心费神，投入过多的经费、时间与精力，就会只做规定动作，不做自选动作了。
四、回归高校立德树人的新常态
党的十八大提出，立德树人是高等教育的重要任务。作为完成高等教育使命与任务的重要载体，高等学校任重道远。面对当今高校大多偏离人才培养主旋律的窘境，我们何以重构立德树人的新常态？
（一）推进“放管服”改革，切实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总结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不断深化高等教育改革，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1985年，中央出台《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1998年颁布了《高等教育法》，意在进一步深化教育改革，理顺高校与政府、社会的关系，激发高校办学活力，调动高校自主办学的积极性。三十多年过去了，我国高校与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特别是与政府的关系仍未理顺，政府及其教育主管部门管得过多、统得过死的现象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政府管了许多不该管、无须管的事，而需要政府集中精力管好的事，比如规划指导、经费投入、优化服务等，又没有很好地管起来。据媒体报道，解决回国留学生就业问题，看似非常简单，实则需要国家18个部委的会签。要办一所境外高校，至少需要8个中央部委的政策沟通[13]。部属高校干部到国外进行学术交流，一次出国不得超过5天，超过一天则需要向外交部报告、请示。如此等等，看似荒唐可笑，却实实在在发生在现实当中。
2017年，教育部等五部门联合出台《关于深化高等教育领域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的若干意见》，意在破除束缚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进一步向地方和高校放权，给高校松绑减负、简除烦苛，让学校拥有更大的自主权，激发广大教学科研人员教书育人、干事创业的积极性，培养适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各类创新人才。希望政府及其主管部门能在此次改革中切实简政放权，抓大放小，抓好教育改革发展大方向，真正把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等高校办学的具体事务交给大学校长去办理，科学定位，保持定力，做到既不缺位，也不越位，为高等教育改革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二）建立健全高校内部治理体系，激发高校立德树人的内在动力
除了通过体制改革，理顺高校与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为高校办学、育人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高校内部也要通过深化改革，建立健全内部治理体系，焕发高校内部立德树人的积极性。
从学校层面说，国家已于2015年底修改通过《高等教育法》，重申在高等学校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近几年，又陆续出台《关于坚持和完善普通高校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实施意见》、《高等学校章程暂行规定》、《高校学术委员会规程》等规章文件，为高校完善学校层面治理结构奠定了基础，建立了框架。
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我国高校应积极探索高校院系一级的治理结构，促使其释放活力、激发动力，切实调动高校立德树人的积极性。
完善高校院系一级治理结构，要把握好三个原则：一是院系一级治理结构安排要与其承担的主体职责、任务相适应。高校的职能一般有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与创新。而这些职能的实际承担者、完成者为高校院系所等二级单位。院系一级治理结构的构建应有利于其完成所肩负的任务；二是院系一级治理结构安排应有利于简化机构，提升效率。院系单位既然是高校职能的实际承担者，其治理结构就应该着眼于提高工作水平与效率，而不能叠床架屋、相互掣肘；三是院系一级治理结构安排应有利于调动广大教学科研人员立德树人、科学研究的积极性，而不是挫伤其积极性。
本着这些原则，高校院系一级的治理体系构建应做好三个“注重”，搭好“三架马车”[14]：一是注重发挥学院院长（系主任）的行政指挥作用，提升学院（系）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等项工作的效率。有学者指出：大学校长是制片人，院长是导演，教授是演员。这个比喻形象、贴切，符合高校的实际情况；二是注重发挥学院（系）教授委员会的作用，使其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专业发展及学风建设等方面真正起到咨询、决策作用，使高等学校的学术权力落到实处；三是注重发挥学院（系）教职工代表大会的作用，使其对学院（系）的行政工作实行监督。院长每年要向教代会报告工作，以保障学院（系）教职工的民主权力。
做好这三方面工作，使院系层面“三架马车”相互配合、协调运行，高等学校的使命与任务就落到了实处，人才培养工作就能得到有效的保障。
（三）抓关键环节，打组合拳，协力做好立德树人这篇大文章
如果说上述两方面是为高等学校立德树人提供适宜的外部环境与制度保障，那么，要做好立德树人这篇大文章，高校还要真正下一番功夫，采取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措施。
第一，办学思想方面。高等学校是高级专门人才的摇篮，也是引领社会发展的思想文化高地。但大学自身也需要思想的引领，每所高校都要有自己的办学思想、教育理念与培养目标。就像当年西南联大始终不渝地坚持通才教育理念，培养社会领袖人才；而上海立信会计专科学校也坚定地信守自己的办学理想，培养社会需要的会计人才。在不同的时代，高校也要有不同的办学理念、办学思想。二十世纪上半叶，我国高等教育还不发达，接受高等教育只能是社会上极少数人的权利，高等学校培养的人才理应是社会领袖、文化精英。进入二十一世纪，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40%以上，高校不仅要继续为国家、为社会培养治国理政的社会精英，但更多的应是为社会培养具有社会责任感、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的高素质专门人才。如果说当今高校培养人才要有一个共同特征的话，那就是他们都应具有创新思想、创新精神。
如果说我国高校有什么不足与短板的话，那就是绝大多数高校没有明确的、一贯的办学思想。尽管武汉大学前校长刘道玉先生多年来一直呼吁培养创新人才，“钱学森之问”也被人们炒得沸沸扬扬，但并没有引起高校的真正重视。恩格斯在评价文艺复兴运动时说：“这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15]。他把思维能力放在了首位，这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
第二，师资队伍方面。高等学校办学类型不同，历史文化传统各异，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要培养出一流的创新人才，就必须拥有一支过硬的师资队伍。有位美国西点军校校长说：我们培养的是连长，可能有些人会成为将军，那是以后的事情。如果定位为培养将军，目标就错了[16]。培养连长，就需要有培养连长的将军当教师；要培养将军，那就需要能培养出将军的元帅当教师。想当年，西南联大培养出了杨振宁、李政道、邓稼先等一批杰出校友，就因为有吴大猷、叶企孙、周培源、王竹溪等一大批负笈欧美、学富五车的人在联大执教。即使在高职高专，要培养出技能高超的应用型人才，那就需要有一批身怀绝技的大国工匠做教师。名师出高徒，凝聚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的师资队伍是办好学校的不二法门。
第三，教学模式方面。人们常说教学有法，教无定法，贵在得法。高等学校培养人才，自然要结合各自实际，选择不同的教育教学模式。是选择小班化教学、研究型学习，还是积极开展本科生导师制、研究生游学？文、法、政、经、理、工、农、医，专业不同，方法各异，是“985”、“211”高校，还是应用型、技能型高校？培养目标不同，教学模式也大相径庭，不同的高校尽可以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只要各高校把立德树人、人才培养真正摆上了议事日程，就一定能找到切实有效的教学模式。
第四，学风建设方面。高等学校立德树人、作育人才，需要硬件，也需要软件。说到软件，学风建设尤其重要。西南联大之所以培养出大批的国家栋梁、社会精英，与西南联大那刚毅坚卓、兼容并蓄的学风息息相关。在当前社会条件下，高等学校要培养出大批具有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素质专门人才，结合各自实际，重视学风建设，在“静、净、敬、竞、境”五个字上下功夫，是非常必要的。
一是静。高等学校首先要静下来，从喧嚣、浮躁的功利环境中解放出来，营造一种沉潜向学、专心育人的氛围。德国学者维泽说：寂寞和交际是知识增长的条件[17]。没有寂寞，只有无穷无尽的检查、评比、项目、工程，迎来送往，跑步（部）前（钱）进，怎能静下心来立德树人、追求新知？
二是净。就是净化空气，优化环境。高等学校要拒绝低俗，摆脱浅薄，同学术不端划清界线，通过高校师生的努力创造，去营造适宜、理想的学术净土。
三是敬。敬畏学术，崇尚真理，把追求新知、创造发明作为高校师生的重要理想目标。人是生活在现实生活当中的，现实生活中的金钱、名利、地位、荣誉等无时不在对人们产生诱惑。只有有了敬畏学术、尊崇创新的价值追求，高等学校才能造就一批批造福社会的创新人才。
四是竞。现代社会快速发展，一日千里。学术要发展，就要紧扣社会生活的节拍与脉博，与时俱进。学术要提高、进步，学人之间就要竞争，你追我赶，争先进位，探求各个学科领域的疑难问题，摘取科学、学术的桂冠。高等学校要倡导、鼓励师生发奋进取，勇于攀登学术高峰，形成百舸争流、千帆竞发的动人局面。
五是境。境，境界。高等学校是引领社会发展的文化高地、思想源头，高校自身首先要有一种高洁的品格、气质、追求。有了这种境界，才能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相互耳濡目染，彼此敦品力行，形成立德树人的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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