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靳玉乐（1966-），男，河南邓州人，教育学博士，西南大学教育学部教授，主要从事课程与教学论研究；李红梅，西南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生。
《大学》的德育思想对当代大学生道德人格的培养具有重要意义。道德人格是人在一定的道德关系和道德活动中所获得的道德性质及其所表现的道德形象，是人格主体的道德认识、道德情感、道德意志、道德信念和道德习惯的有机结合。它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和物质条件下，通过教育和社会生活实践经验的积累，以及个人自觉锻炼和修养而逐步形成的，能支配和影响自己行为的道德观念、道德情感、道德意志和道德信念，并经过长期的积累而成为行为整体中的稳定特征和一贯倾向，构成特定的道德人格[1]。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经典著作之一，《大学》是我国古代关于道德教育的纲领性教材，是“初学入德之门也。于今可见古人为学次第者，独赖此篇之存”[2](P3)。《大学》开宗明义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三纲领”诠释了“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的大学之道，指明了大学的首要职能是要发扬学生与生俱来的德性；《大学》认为人的成长和完善是一个完整的过程，提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个前后相续、循序渐进的条目，构筑成一个由内到外、由精神追求到制度规范相统一的完整育人体系，指明了从“为学”到“为人”的的基本途径和方法，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其道德教育的体系，既有“为学”的程序，也有“为人”的纲要；既有“修己”的基础，也有“治人”的法则，对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以及当代大学生道德人格培养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一、以“明德入道”的道德信仰建构 大学生的价值观念
价值观念是一个人对世界的根本看法和评价，是个体道德人格形成的基础和逻辑起点。《大学》以“明明德”为“大学之道”，阐述了其道德教育的宗旨和原则。“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明明德”是诚意、正心、修身的基础。“明明德”，朱熹在《大学章句》中解释为：“明，明之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明明德于天下者，使天下之人有以明其明德也。”[2]（P3）朱熹将这种天生的善性、禀赋称之为灵明的德性，即“明德”。“明明德”于天下是要让所有人摒弃一己私欲，把与生俱来的善性和内心光辉的品德发扬光大，这是为学做人的第一步，也是教育的出发点。朱熹将“明德”内在化，是“内圣”的过程，强调自我启蒙。《大学》把“德”作为核心价值理念，注重对人才内在道德品质的培养，正所谓“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必先成“人”继而才能成“才”。秉持“明明德”的价值指引，这不仅是对中国优良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也是积极响应和贯彻党的“十七大”所提出的“育人为本，德育为先”以及“十八大”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的表现和实践。对于现代大学而言，“明明德”既是大学生命的本体，也是大学生命发展的逻辑起点，意味着要“明确大学的学术特质，以人才培养为根本”[3]；对大学生道德人格培养来说，“明明德”是要秉持提高人的内在修养和道德品质的核心价值理念。我们需要秉承“明德入道”的道德法则，重振“大学之道”，着重培养高尚道德修养和理想的人格品质。
朱熹说：“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但为气禀所拘，人欲所蔽，则有时而昏；然其本体之明，则有未尝息者。故学者当因其所发而遂明之，以复其初也。”[2]（P3）即“明德”是一种来自于天的品性，但虽然人的德性是与生俱来的，但却具有“虚灵不昧”、“具众理”和“应万事”的特征，所以有时候难免受气质的影响，因为人的气质有好有坏、有刚有柔，如果不加节制任由其随意发展，必定会受到外界的功名、荣耀、利欲、声色的引诱而丧失其灵明的德性，需要后天的教化使其美好的的品德再显露出来。因此，大学生要克服外在因素的干扰，树立“明德入道”的价值观念，坚守内心“明明德”的信念，不断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以彰显“明德”的品德和情操。那如何才能形成这种价值观念呢？朱熹云：“盖自天降生民，则既莫不与之以仁义礼智之性矣。然其气质之禀或不能齐，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聪明睿智能尽其性者出于其闲，则天必命之以为亿兆之君师，使之治而教之，以复其性。”[2](序)朱熹不仅为我们指明了“明德入道”的方向：仁、义、理、智、信，而且指明了其培养方法是要“知其性”“全其性”“复其性”[3]。“知其性”是指要对人与生俱来的天赋禀性有所认知，“全其性”指要完全地保有自己的“天命之性”并充分展现出来；“复其性”指当“天命之性”受到“气质之性”的影响时，能及时摒弃这种影响，恢复其本性。因此，“明明德”作为崇高的道德法则，它时刻提醒大学生要排除外在环境的干扰以及内心的私欲杂念的诱导，进而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念。
二、以“亲民”的道德行为陶冶大学生的爱人之心
仁者爱人的品格和大公无私的的精神是道德人格的基本标志。《大学》以“亲民”为重要纲领，强调推己及人的重要性，为现代大学道德教育和道德人格培养指明了方向。“亲民”，朱熹在《大学章句》里说：“新者，革其旧之谓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当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旧染之污也。”[2]（P3）“亲”也作“新”，有更新、创新、革新的意思，意思是要发动人民群众共同显明内在的德性，不能仅自己昭明其明德，要把个人的善性推己及人、转化为他人的善性，感化更多的人民，使他们摒弃“旧染之污”，臻于善的境界。这种推己及人的道德行为是儒家所倡导的实现和谐人际关系的重要途径，如孔子所倡导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孟子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更近一步看，“亲民”更加侧重于对仁爱精神的推广，主张把个体善的行为和情感推及他人，在人际交往中体现出主体“仁者爱人”的行为和精神，即儒家所倡导的“仁爱”精神，这对当代大学生道德人格的塑造具有永恒的精神价值，“仁者爱人”、“仁者人也”，只有具备爱人之心才能培养道德人格，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才能达到“安人”和“亲民”的目的。
“亲民”作为继“明明德”的大学之道后的第二纲领，是从明己之德的内在个人修养走向外化的道德行为的表现，即“亲民”是“外王”过程，是用个人的崇高德性去影响他人，这种推己及人的道德行为是一种善的行为，让他人去旧染之污，而明他之明德，因为只有人人都能拥有高尚的品德、都能与人为善，我们的国家和社会才能繁荣昌盛。“由自爱产生的对他人的爱，是人类道德的正义的本原。”[4]一个自私自利，为了个人的一己私利而损害他人和集体利益的人是没有道德人格可言的。这种推己及人的道德行为可以诠释为一种爱人之心，即“亲民”就是亲近、亲爱人民，将“明明德”延伸到“明明德于天下”，体现了儒家以民为本、施行仁政的思想。这也是现代大学重要功能的外在表现，大学不仅仅是一个人的完善，而是意味着培养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具有从事文化和科技创新能力的社会主义新人[5]。对于大学生道德人格的培养而言，“亲民”为我们塑造了值得坚守的价值取向：一方面要“日新其德”、自我更新、推陈出新，以“推己及人”的德育思想不断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在处理自己与他人的关系时，要站在他人的立场和角度去思考别人的外境、感悟他人的感受，想人之所想，急人之所急；另一方面，还要树立仁者爱人之心，以爱己之心对待他人，与人为善、善以待人、扶困济贫，善于关心和帮助他人，以大爱无疆的道德情操来诠释和升华自己的人格修养。
三、以“止于至善”的道德戒律提升 大学生的精神立场
“止于至善”是儒家尊崇的道德最高境界。“止于至善”，《大学》解释为“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止”是达到、处于的意思，是要让每个人在扮演不同身份时都遵守伦理道德规范，做到各司其职、各守其德、尽善尽美。而“仁”“孝”“敬”“慈”“信”不仅是个体外在的人伦行为，也表征出个体行为所遵循的道德戒律和道德规范以及背后所蕴涵的精神立场。朱熹《大学章句》云：“止者，必至于是而不迁之意。至善，则事理当然之极也。言明明德、新民，皆当至于至善之地而不迁。盖必其有以尽夫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也。”[2]（P3）“止”可以理解为，人立志于达到最高的善和最完美的境地，不达到理想的状态和极为高妙的境界就不能停止追求，即使达到了良好的境界也要继续精益求精。这是一种对个人修养极高的要求，需要做到进退有度、知悉利害、去除杂念私欲、有所为而有所不为[6]（P152-168）。“至善”是“善”的最高境界，体现了儒家最高的道德戒律和道德目标。“至善”也是永无止境的，很难达到而且没有具体的标准，只有达到很高的道德教养后才能做到“知止”，但却是我们不断努力追求和超越的真善美的理想境界。
作为最高道德目标的“止于至善”，对主体的道德认知和道德行为具有引导和统摄作用，是“明明德”和“亲民”二纲领发展的归宿，也是二者发展的最终目标和要求。它要求我们在“明明德”实践过程当中，将其内在修为和“新民”的外在表现的主动性发挥到顶点[7]，从而使主体的外在行为准则和内在道德修养结合起来，达到“至善”的道德最高境界。如朱熹说：“明明德、新民，皆当止于至善之地而不迁。”[2]（P3）“止于至善”是相对于“明明德”（内圣）和“新民”（外王）而言的，“内圣”和“外王”都要止于至善，达到“圣人之域”。“止于至善”体现真善美的精神境界，成为“明明德”和“新民”，即内圣和外王两种实践的内在评价标准。“三纲领”体现了从内圣到外王的全过程，《大学》因此变成以内在而超越的天理的显明、外推和最大程度的实现为终极目标，变成先内圣再外王，以内圣决定和统摄外王，或从内圣推向外王的形态[8]。“三纲领”由“明明德”到“亲民”到“止于至善”是一个层层递进的体系和不断进取的过程，而且是一个要求由低到高、内涵由简单到复杂、活动由自身到他人乃至社会群体的过程，“止于至善”要以“明明德”和“亲民”为前提，而唯有“止于至善”，“明明德”和“亲民”的价值才能真正实现[9]。因此，“大学之道在于育人，而非制器”，要我们“精益求精，善更求善”，达到于理无所不穷、于事无所不尽，万物能各得其所，千古而不易其道，毫无一己私欲的至善至美的境地[10]。“止于至善”作为大学终极目标和道德的最高境界，也成为规范大学生外在行为的道德戒律。“止于至善”有着极其深刻的人类主义意义和价值，是作为人应该坚守的内在尺度。对于大学生的道德人格培养而言，意味着要以“止于至善”为道德戒律严格贯彻于人格培养的全过程，要坚守人伦礼节和道德戒律，具有坚定的意志力和清醒的判断力，知道什么事能做、什么事不能做，不断提升自身的精神立场。
四、以“格物致知”的道德智慧引领大学生的“为学之道”
精深的专业造诣是当代大学生的首要基本素质。我们应以“格物致知”的道德智慧来引领大学生的“为学之道”，进而培育人才扎实的专业基础和精深的专业造诣。格物致知是“大学始教”，也是“为学次第”的第一步。“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始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格物”就是要“穷究物理”，去除事物表面虚伪混浊的杂质，深入接触客观事物进而彻底认清世界的本质和事物的真理，没有任何疑惑。朱熹《大学章句》以“致知在格物”为中心展开，“致，推极也。知，犹识也。推极吾之知识，欲其所知无不尽也。格，至也。物，犹事也。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人心之灵莫不有知，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2]（P4）。在朱熹看来，“格物”即推究事物的原理，能认识到万事万物的本来之理；“致知”指要去掉蒙昧无知，尽可能地将外在的各方面知识转化为自己的内在智慧进而增进自己的知识、充实自己的智慧，达到知无不尽、无所不明。格物与致知是认识的不同阶段，既相互区别，又相互统一，格物致知就是将知识推广致极而形成自己的智慧，每格得一物，穷至一物之理。
基于“格物致知”的道德智慧是培养大学生道德人格的关键。格物致知不仅是理论上的道德知识，也是一种应用性很强的知行结合的道德智慧，它以反思人类道德生活经验的多元性、零散性、不合理性为起点，以引领人类从道德、伦理的关系框架来认识、理解和把握人类道德生活的本质和真谛为至高点，以批判地反观和评判人类道德生活能力和道德生活状况为终点，进而彰显理论性与实践性的融合与统一，是理论性道德智慧与实践性道德智慧的统一[11]。换句话说，对事物的认知不能停留于认识论层面，还需要深入实践，在亲身实践探究中发现事物的客观规律。正如中国传统文化虽然重视知识教育、人文教育，但却具有明显的实践品格和特征，如《中庸》讲：“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知识教育的目的是教人为学和为人，也是内圣和外王的统一，始终是与育人结合在一起的，因此，实质上是为学与为人、知与行相统一的实践。对于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而言，格物致知就是要培养人才的道德智慧，不断提高其道德认知、道德判断、道德评价、道德选择的水平和能力，也要尽量提供丰富多样的道德实践活动，培养其道德实践能力，促进“知德”与“行德”、“知道”与“躬行”的融汇贯通，培养出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人才。
五、以“诚意正心修身”的道德自觉 涵养大学生的内在品质
道德教育是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脊梁，内在品格修养是一个人的立身之本。“《大学》之书，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也。”《大学》是古代用来教育人的法则纲领，阐述了许多成“人”的道理。首先，《大学》教人养成表里如一的诚意精神和“慎独”精神。“所谓诚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要诚意就不能自欺欺人，不违心，爱吾所爱，恨吾所恨；独自一个人时最容易放松对自己的要求，产生恶念，甚至做出邪恶的行为。“曾子曰:‘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故君子必慎其独也”，需要养成“慎独”精神，即使在独处的时候也要彰显自己的德行，不为非作歹，不存侥幸心理。其次，诚意可能为个人的喜怒哀乐等情感和外在的功名利禄所控制，必须要正其心来驾驭这些情感。正心就是要端正自己的道德情感、去除私心杂念。朱熹《大学章句》：“意诚，则真无恶而实有善矣，所以能存是心以检其身。然或但知诚意，而不能密察此心之存否，则又无以直内而修身也。”[2]（P7）它能够控制和支配人的意念和行为，要求人不要被外在的功名利禄、经济利益、人际关系等蒙蔽了双眼，而应该把关注点放在道德修为、品格塑造和责任担当上，高尚的品德才能净化人的心灵，只有“诚于心”才能“形于外”而后“正于身”。最后，通过修身来提高自我的道德修养水平。修身是主体自觉地加强自我道德修养。《大学》云：“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从国家领导人到一般的平民百姓都应该把修身养德作为为人处事的根本。修身是由内及外、由己及人，由“明明德”到“亲民”的转折点，是人的一种综合修养过程，是人品质的全面养成；作为一种学习，修身不再局限于个人内心的自省和自律，而是开始走出自我，在与他人的相互关系中再认识、要求和提高自我[9]，即，修身不只是内在修养，而是从内到外的表现。
基于“诚意正心修身”的道德自觉是培养大学生道德人格的核心。“道德自觉是指道德主体对于时代的伦理使命和教化责任要有一个自觉的担当和深切的认同”[12]，具有主体自觉性、自主性、自控性和自律性等特征。《大学》云：“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意思是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和不想做什么内心才能安定，安定之后内心才能清静。“定”“静”“安”“虑”“得”都是一种表现在精神层面和意志力层面的内在规范和秩序，强调去掉杂念，彰明本心，寻得定力，然后思虑周详，最后达到完善境界[6]（P152-168）。基于“诚意正心修身”的道德自觉则是指道德主体对自身的伦理使命和教化责任有深切的认同和自觉的责任担当。其一，要让道德成为人的一种内在需求，才能引发自觉的道德行为、激发顽强的道德意志，“将修己，必先厚重以自持。厚重知学，德乃进而不固矣”[13]，即必须将“以德修身”、“以德正身”作为自我的内在需求，才能“修己治人”，实现从“修身”到“德教”的飞跃。其二，“君子慎其独”，必须要自我警戒，做到“慎独”，即使在独处独居、没有人监督的时候也要像“十目所视，十手所指”一样小心谨慎，严格要求自己，也就是要求自始至终表现出由内到外、表里如一的高尚品德，仰不愧于天，俯不愧于地。其三，“富润屋，德润身，心广体胖，故君子必诚其意。”“意诚”作为一种特殊的道德自觉，是要体察自己内心的诉求，倾听内心的声音，不要做违心、违德之事。“格物者，知之始也；诚意者，行之始也。”[14]内心清澈澄明才能正确引导外在的言行。
六、以“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德情怀 践履大学生的责任担当
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担当是当代大学生的必备品质，也是“立德树人”的内在要求。“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大学》最高的理想追求，也是其道德思想付诸实践的具体表征。“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以使众也。”齐家即以“孝”“弟”“慈”的原则维护家庭和睦，是治国、平天下的基础；治国是要以“仁政”“仁德”为原则治理好国家；平天下是要建构天下安居乐业的“大同”世界。儒家的道德理想和政治理想是与个人修养结合在一起的，“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国人”、“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国人”，所有的正心、修身、治己都为了最终“齐家治国平天下”。所谓“修身以上，明明德之事也，齐家以下，新民之事也”[2]（P5），即以个人道德的自我完善为基础，进而承担起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责任。“齐家治平天下”既是一种道德实践、道德行为修养，更是一种道德情怀的表达，一种以社会责任和使命担当为己任的理想信念，是个人对家国责任由衷的认同与悦纳，它能够引领和规范人的道德行为和道德实践。
基于“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德情怀是培养大学生道德人格的核心，也是将人格上升和扩大到更高层次“国格”的体现。道德情怀是一种心怀家国天下的强大精神力量。这种道德情怀是对“什么样的人格才是高尚”的本质规定，体现在整合了国家目标、社会理想与个人修养，是个体成功、社会进步与国家富强的统一；还体现在排除教育的工具性与功利性，既关注学生个体的生命成长、个体尊严与价值意义，又将学生长期的个体发展与社会和国家的发展相结合[15]。对于大学生道德人格的培养而言，“齐家治国平天下”是要培养人才的道德情怀，一种为全人类、全民族的利益和福祉而奉献、服务的普世情怀，也就是要树立为人民服务的社会责任感，由个人上升到家国人民、由“修己”走向“治人”，也是从“内圣”到“外王”的过程，是道德的最高境界。《大学》及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人才的培养理念，充满了对道德情操、社会责任、伦理关怀等人文气息的追求，如“忧天下人之忧，乐天下人之乐”、“公而忘私，国而忘家”、“苟利天下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现代大学生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坚力量，肩负着振兴中华民族的历史使命，把个人的命运同家国的命运紧密相连，对国家、对社会、对人民负责。当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受到威胁时，要自觉承担于国、于家、于人民的责任担当，必要时要舍己为国，全力捍卫国家和人民的正当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讲，以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为追求的道德情怀是大学生道德人格培养的核心，也应该是现代大学教育的精神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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