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重点学科建设：学科的一种社会建构
学科一方面是科学知识的分类体系，也是一种社会建制。大学中的学科是高等教育系统中的学术组织，构成了大学各种功能（教学、科研、社会服务等）的具体承担者[1]。伯顿·克拉克指出，“无论哪里，高等教育的工作都按学科和院校组成两个基本的纵横交叉的模式。各学科穿过地方院校的界线，各院校又反过来收拾各学科的亚群体在地方集合起来。”[2]这种院校和学科纵横交叉的矩阵结构，即马奇等人所言的“有组织的无序状态”，是一种松散耦合的组织形式，具有开放性和流动性，有利于大学中的学科组织发挥大学的教学、科研等多重功能。
学科自身连续不断进步变化的过程即学科发展，它既有量的变化也有质的变化，既包括科学知识体系的不断分化整合也包括学科组织的功能复杂和结构变形的过程。大学中的学科发展有其客观的运行规律和发展机制，科学发展的内在逻辑是影响学科发展的内部力量，也是衡量学科发展的根本标准。“大学中的学科是一个处在张力影响下不断发展变化的学术组织，有其自身的系统结构和运行机制。组织的自适应行为、分叉、正反馈机制，各自的作用不同组合在一起，形成了学科发展的动态平衡机制。”[1]
学科建设则是不同主体（特别是政府）根据学科发展规律，结合社会需要和自身实际，采取一定的手段或措施促进学科发展和学科水平提高的社会实践活动。作为大学的基础性建设，学科建设有两种形态，即学科知识形态的建设和学科组织形态的建设，其基本内容“包括调整学科布局、完善学科组织、确定学科方向、组建学科队伍、建设学科基地、确立学科项目、建立学科制度、营造学科环境等。”[3]从结构要素上看，学科建设包括内在性要素和外显性要素。内在性要素包括学科研究方向、师资队伍、研究基地。研究方向是学科建设过程中长期形成的稳定的研究领域。师资队伍是从事教学和研究活动工作人员的集合，包括学术带头人、学术骨干和其他教学科研人员，师资队伍是学科建设发展的核心要素。研究基地包括国家级、省部级、校级科研基地，如实验室、工程中心、研究中心等。外显性要素是学科作为一个子系统在社会系统中外现的功能性要素，包括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和服务社会等。根据学科建设的主体和生成方式的不同，可以将学科建设模式分为市场主导型、政府主导型、学校主导型、知识内生型等。在西方，大学中的学科建设主要以科学知识发展为内在标准，大学中学术知识的创新性、优势性和学术地位直接影响了大学学科知识建构和组织建构。而学科发展受到社会需求、政府的力量的影响。这种模式可以称为学术自组织模式。我国学科发展走了一条与西方大学不同的模式，它是以行政权力为主导的社会建构模式。重点学科建设正是我国行政主导型的学科建设模式的典型代表。我国高等教育是后发外生型的，在学科建设上，主要采用以行政权力为主导的社会建构模式。具体而言就是采用重点建设的方式，由政府主导，运用国家政策，通过评选、资助某些高校的重点学科，达到引导和推动高等教育系统的学科发展。所谓重点学科，“是国家教育行政部门（或省级、部级行政部门）根据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对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需求、科技发展和国家财力的可能，在高等学校择优确定并安排重点建设的学科。”[4]
二、我国重点学科建设的基本特征
作为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制度安排，重点学科建设是政府部门根据国家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在大学中择优确定一批优先发展的学科并进行重点投入重点建设[3]。它已经成为大学学科发展的重要制度，它与重点大学建设、重点实验室建设一样，是我国高等教育重点建设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5]。从学科建设层级上看，有国家重点学科、省、部、市级重点学科、校级重点学科；从学科建设类型上看，有特色学科、优势学科、重点学科等。重点学科建设是包括重点学科的准入机制、重点学科的管理机制和退出机制等在内的一整套完整的学科运行制度。其基本特征有：
第一，从政策主体看，重点学科建设具有行政性。国家重点学科建设运行30余年来，政府在政策启动、政策执行和政策评估等方面发挥了主导性的作用。首先，国家对重点学科建设始终进行政策驱动和引导。国家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先后三次以行政命令的形式下发政策文件，在全国高校范围内评选国家重点学科。如1987年由原国家教委颁发的《国家教育委员会关于做好评选高等学校重点学科申报工作的通知》和《关于评选高等学校重点学科的暂行规定》；2001年，教育部颁布《关于开展高等学校重点学科评选工作的通知》和《高等学校重点学科评选办法》；2006年教育部颁布《关于加强国家重点学科建设的意见》和《国家重点学科建设与管理暂行办法》。在三次政策文件中，均明确规定了重点学科遴选的原则、范围、条件、方法和资助形式，并对重点学科管理的主体和职能职责进行了明确规定。其次，政府在政策实施过程中，采用自上而下的执行模式。国家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职责主要包括规定国家重点学科建设的建设目标、建设原则、建设条件和建设规划，对全国国家重点学科进行整体布局等等，是重点学科建设的宏观管理部门。各省市自治区政府是本区域的学科建设的主体，其教育工作部门（主要是各省学位委员会）结合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在不同阶段的发展需要，落实执行国家重点学科建设的政策、组织申报和管理本区域国家重点学科，并通过学科建设标准、学科布局、学科服务经济的能力等多个方面对本区域重点学科规划和结构布局，组织实施省级重点学科的评选、实施和评估，对各高校重点学科建设进行指导，这是重点学科建设的中观管理部门。各高校在政府部门的指导下，积极申报重点学科，并按照政府部门的规划和建设原则、方法对本校学科进行规划、组织和建设，组织本校重点学科的评选、管理和评估，是重点学科建设的微观管理和执行机构。
第二，从政策过程看，重点学科建设具有封闭性。所谓重点学科建设的封闭性是指重点学科建设政策与外部政策环境的能量和信息交换甚少，同时政策的整个实施过程流动性差，缺乏优胜劣汰的政策机制。从政策的信息公开机制看，由于缺乏客观的社会专业评估机构和社会认可度高的客观性强的学科评选标准，国家对重点学科的评审以政府指定为主。这样，高校的水平层级和地位而不是学科发展自身的客观评价标准成为了遴选重点学科的标准。这也造成重点学科建设的科学性比较欠缺的问题。与此同时，我国重点学科的建设领域的退场机制作用不明显，重点学科建设犹如一个自由入口却没有出口的鸽笼，把各个重点学科圈起来单独建设、单独发展，相互之间各自为政，老死不相往来，形成了所谓的“鸽笼效应”，进一步固化了学科壁垒，导致重点学科之间、重点学科与一般学科之间缺乏必要的资源和人员的交流共享，影响了学科建设水平的进一步提高。
第三，从政策资源看，重点学科建设具有荣誉性。不论是国家重点学科还是省级重点学科、校级重点学科，重点学科的名号不仅具有学科的物理学意义，也具有学科的政治学意义。它内嵌着各种各样的学科发展资源、游戏规则、学术权威。一所大学拥有国家重点学科、省级重点学科，意味着这所大学占据了相应的位置和权力——一个有权力获得有价值资源的位置[6]。重点学科作为一种身份荣誉，对内吸引和凝聚学科成员，对外具有社会信用，从而产生社会感召力。重点学科的身份一方面由于其凝结的学科发展资源，在社会互动的过程中表现为社会资本，并可以转化为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从而显示其社会地位。另一方面，重点学科的身份作为组织运行的游戏规则，将重点学科与一般学科进行区分和隔离，居于其中的内部成员获得了身份感，并由此不断激活其维护自身地位和身份的使命感。由于组织的自利性，为了维护其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身份荣誉，重点学科获得者不断强化对自身有利的规则和行为，而对后来者设置了越来越高的门槛，以达到维护和巩固其自身利益的目的。二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到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就反映了重点学科评审中的强烈的身份认同和排斥行为。而政府部门为了照顾后来者的利益，不得不设立新的名号和荣誉，以维持利益的动态平衡。以至于第三次国家重点学科评审不得不设置了二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和二级学科国家培育学科等三种类型。目前，尽管国家重点学科评选已经废止，但是该制度所采用的重点建设做法已经成为影响学科建设发展的基本做法，如“优势学科创新平台项目”、各省市和高校的“重点建设学科”、“优势学科”等均受到重点建设思路的影响。“重点学科点的评选和建设和‘重中之重’项目相携而来，是‘重中之重’的补充，同时也是‘重中之重’的利益缓冲区。但是，现在看来，重点学科点的评选和建设的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其对重点建设思路的发展。”[7]
三、体系化同构：重点学科建设在H省的历史变迁
建国以来，国家层面的重点学科建设经历了30余年的历史。从新中国成立到1985年，尽管我国指定性重点大学政策已蕴含着国家有区别的资助和扶持，但总体而言不是制度化的、专门化的项目管理，只是孕育了重点建设某些重要特征。从1985年至1992年是确立期，我国组织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国家重点学科建设评审，采用了项目管理的制度，对全国重点学科进行管理，形成了完整的“国家级——省部级——校级”重点学科建设体系[8]。发展期是1993年至2014年，“211工程”和“985工程”均将重点学科或一流学科建设纳入其中。同时，国家启动了第二次、第三次重点学科评审，从重点学科评审的目的、条件、方法、程序等诸多方面均做了详细规定，增加了重点学科评估形式和重点学科的类型与范围，在制度上得到了完善。2014年以来是转型期，处于简政放权的需要，2014年国家取消了国家重点学科评审制度。与此同时，教育部推动了行政审批改革，推动了建立在高校自愿参与力图体现第三方评价的学科评估。
建国以来，学科建设始终是政府主导有目的、有计划的调整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的过程。H省地处中部地区，经济实力较强，居全国前列，第二、第三产业发展迅猛，是人口大省、教育大省。对H省而言，高校重点学科建设是H省政府以国家重点学科建设为指导，根据H省具体经济社会发展实际而制定H省高校重点学科发展与建设规划。这是一个体系性的系统同构过程：在这一建设过程，H省重点学科建设既沿袭了国家重点学科建设的做法，同时在实践中也有部分的创新。H省高校重点学科建设的历史也分三个阶段，即初始期、发展期、转型期。
（一）初始期（1985年至1993年）
在《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颁布之后，国家鼎力推进宏观教育体制改革和重点学科建设。在此政策指引下，H省政府教育工作部门和地方高校高度重视。“一方面，H省高校积极参与国家重点学科评选工作，建成了一批国家重点学科、重点实验室，为建设高水平学科提供了保障；另一方面，在省教委的指导与组织下，H省启动了省级重点学科的评选工作，对一批省级重点学科进行重点建设，逐步形成了两级重点学科建设相互促进、中央和地方政府共建高校的模式。”[9]也就是从一开始起，H省重点学科建设就与重点实验室建设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1991年经H省教委批准，6所省属高校的15个学科成为H省“八五”期间第一批省级重点学科，获得了省财政厅和省教委重点学科建设资金640万元的支持，这15个学科对H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有较大推动作用。与此同时，为推进国家重点学科建设，H省先后对重点实验室、实验基地进行了财政支持，推动了W大学、HK大学、WL大学和HN大学等4所高校成功申报7个国家重点实验室。这些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为这些高校的相关重点学科建设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物质保障。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在H省教育主管部门的推动下，H省重点学科建设开始了新进程，其学科建设的基本思路、基本程序和条件积累，为此后省级重点学科建设奠定了基础，也促使H省认识到了学科建设重要性，各高校从此开始了重点学科建设的工作进程。
（二）发展期（1993年至2014年）
1993年，在《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党中央提出了“为了迎接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挑战，要集中中央和地方等各方面的力量办好100所左右重点大学和一批重点学科、专业，力争在下世纪初，有一批高等学校和学科、专业，在教育质量、科学研究和管理方面，达到世界较高水平”的决定。党的十五大提出科教兴国战略，并在十六大后实施《教育振兴行动计划》。由此，高等教育按照“巩固、深化、提高、发展”的工作方针，出台了众多重大改革项目，如211工程、985工程。2010年出台《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提出以公平和质量为主题，改革高等教育，“以重点学科建设为基础，继续实施‘985工程’和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建设，继续实施‘211工程’和启动特色重点学科项目”。这段时期，政府提出以创建一流大学为战略目标，凸显学科建设、尤其是重点学科建设在高等教育发展改革中的作用。
在科教兴国的战略指引下，H省充分认识到高教资源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和特殊地位。1993年H省人民政府提出“充分发挥科技、教育优势，把科技、教育优势更快更好地转变为经济优势。”H省成立了省学位委员会，统筹全省学科建设工作，根据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求，设置学科标准，优化学科布局，指导学科服务经济社会等方面[10]。
H省在90年代提出“高水平大学建设工程、省属高校国家重点学科建设工程、省属高校重点学科提升计划、省属高校重点学科培育计划”等四大工程，其中高水平大学建设工程包括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积极实施985工程，对W大学和K大学等重点大学争创世界高水平大学；第二层次，积极实施211工程，支持其他部委属高校：L大学、D大学（武汉）、N大学、S大学、C大学等争创国际知名、特色鲜明的高水平大学；第三层次，重点建设具有较高办学水平和鲜明学科特色的ZM大学和省属高校争创国内知名高水平大学。
为积极配合国家重点学科建设工程，2011年H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H高等学校学科建设的意见》的通知，并提出：“通过5年建设，基本形成具有国际一流、国内知名、省内特色鲜明的高水平学科体系。大力支持W大学、K大学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积极支持部委院校、省属重点高校、军事院校争创国内知名高水平大学；重点支持10～15所省属高校争创有特色高水平地方高校。力争“十二五”期间，进入ESI（基础科学指标）排名世界前1%的学科数达到30个左右，其中进入前200位的学科数达到10个左右，打造一批世界一流学科（群）；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数达到35个左右、国内前5名的学科达到45个左右；在省属高校重点建设50个左右省级重点学科，创建国家重点学科、重点科研平台。”[10]
H省在配合国家重点建设工程的同时，包括211工程、985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项目”（以国家和行业发展急需的重点领域和重大需求为导向，围绕国家科技发展战略和学科前沿，从属于211工程建设学校但不属于985工程建设学校中选择一批学科进行重点建设，打造一批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国家重点学科、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建设计划，积极谋划和打造省级重点学科建设平台。将省级重点学科评选范围从省属院校拓展到部委属院校，将省级重点学科的评选分为H省省属高校省级重点学科、部委属高校省级重点学科2个类别，并进行了4次省级重点学科评选工作。
2008年H省在全国首次进行了高校优势学科、特色学科评选，共评出优势学科76个（一级学科23个、二级学科53个）、特色学科66个（一级学科6个、二级学科60个）。在《H省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1～2020）》中，提出，“大力推进重点学科建设和特色优势学科建设，支持部委属高校建设10个左右一流学科，支持省属高校重点建设50个左右的重点一级学科。”2008年，共选出省级重点学科289个，其中一级学科99个，二级学科190个。
（三）转型期（2014年至今）
2014年国家取消重点学科评选，H省重点学科建设转而主要以双一流建设、学科评估为重点内容进行。H省取消了国家重点学科评审，启动了双一流建设的实施方案。2016年12月，H省颁布《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实施意见》，提出“实行政府主导、高校主责、地方参与、企业融入、项目引领、择优择需、动态调整，重点建设一批高水平大学和高水平学科，全面提升湖北省高等教育整体实力、区域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其建设目标为：“第一，一流大学建设。到2020年，力争10所以上大学进入全国百强，至少5所大学列入国家层面开展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到2030年，至少2所大学进入世界一流大学行列，至少10所大学进入国内一流大学行列，力争更多高校进入全国百强。到本世纪中叶，H省世界一流大学、国内一流大学的数量位居全国前列。第二，一流学科建设。到2020年，6个以上的学科领域进入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ESI）全球同类学科前1‰，20个左右进入前200位，70个以上学科进入前1%，在全国学科评估中，排名第一的学科数占全国总数的10%左右，60个左右学科进入前5名，120个左右学科进入前30%。到2030年，H省高校更多学科进入世界一流、国内一流行列。到本世纪中叶，H省世界一流学科、国内一流学科的数量位居全国前列。”[11]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此阶段的重点学科建设的建设，已有三大变化，第一，世界一流学科（以ESI为指标）的建设目标有较大提高：从2011年提出的进入前1%的学科从30个增加到70个，而进入全球前200位的学科由10个增加到20个；另外提出6个以上学科进入ESI前1‰。第二，对国内一流学科的建设目标有较大变动：从2011年提出的以国家重点学科更改为全国学科排名。第三，在资助方式上，鼓励政府、高校和社会多方参与双一流建设，通过设立政府双一流建设专项资金和奖补资金、争取政府债券资金等方式，继续实施“省属高校优势特色学科（群）建设工程”，向承担双一流建设任务的重点学科倾斜。
四、非均衡与趋同性：重点学科建设对地方高等教育系统的影响
（一）重点学科建设加剧了地方高等教育系统的非均衡性
所谓非均衡性是指某一区域或系统中学科发展过程中呈现结构性的非均衡性稳定，表现为学科建设中的差异化资源占有。“重点学科评选实际上是对既有高校分层结果的检验与确认，同时又促使高校在新的发展平台上进一步分层。为抢占先机，争夺资源，高校尤其是具有一定实力的中央部委所属重点高校，自然会竞相追逐重点学科的入选，以使自己获得更有利于生存与发展的优势资源。”[12]从而推动了地方高等教育系统的非均衡发展。
1.国家重点学科资源在地方高等教育系统不同层次高校的非均衡分配
国家重点学科凝聚着个体资源、组织资源和社会资源，政府在不同高等教育层级分配国家重点学科资源时既有先后顺序、也有权威等次差异。政府在分配国家重点学科资源时的先后顺序体现在，政府的国家重点学科资源分配融入了政府的价值性赋予，即国家发展越急需的学科，其赋予的价值就越大，也意味着政府投入给该学科的资源就越多。从国家重点学科分布看，目前H省国家重点学科高校有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17个，二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126个（含一级学科覆盖的68个二级学科），居全国第四位。这17个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主要分布：工学12个，占70.59%；理学2个，占11.76%；经济学、农学和管理学各1个，各占5.88%。126个二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中工学50个，占39.68%；理学26个，占20.63%；经济学11个，占8.73%；医学9个，占7.14%；法学7个，占5.56%；管理学6个，占4.76%。上述分布清晰表明，国家在工学、理学、医学等自然科学类重点学科价值投入比经济学、法学、管理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类的价值投入更多。而据有关研究，2003年至2005年，158个国家重点学科所获得的研究经费中，自然科学类学科成员平均研究经费量为12.6万元，人文社会科学类学科成员的平均研究经费量为0.87万元，自然科学类学科教师与人文社会科学类教师的人均研究经费量之比为14.48:1[9]。
政府在分配重点学科资源时也存在权威等次差异。这种权威等次差异体现了政府在分配国家重点学科资源时，融入了政府对高等教育分层的学术权力授受关系。我国高等教育系统是一种体制性的权威等级系统，居于塔尖的是985工程学校，211工程学校次之，而后是非重点建设的一般高校，而居于底层的是职业院校和民办院校。这种分布在区域重点学科分配过程中也同样有所体现。从分布高校看，重点学科主要都分布在985和211高校中，其中H省985高校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为12个，占70.59%，平均每所985高校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数为6个；H省211高校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为17个，占100%，平均每所211高校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数为2.42个。H省985高校二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为86个，占68.25%，平均每所985高校二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数为43个；H省211高校二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为121个，占96.03%，平均每所211高校二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数为17.29个。其他高校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数为0，二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为5个，占3.97%，平均每个其他高校二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为0.17个。
从学校所属管理部门看，H省现有国家重点学科全部集中在11所部委属高校中。如下表所示：
2.省级重点学科资源在地方高等教育系统不同层次高校的非均衡分配
在评选省级重点学科和培育省级重点学科时，地方政府对各类高校和各类重点学科的资源分配和价值赋予，一方面参考了国家发展战略大方向，另一方面也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战略重心紧密联系。近年来，H积极构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作为我国中部和长江中游地区唯一人口超千万人、地区生产总值超万亿元的城市，W市一直努力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力图成为以中部地区的全国经济中心、高水平科技创新中心、商贸物流中心和国际交往中心[13]；积极实施1+8城市圈、生态旅游圈、H长江经济带等经济建设发展战略，推进W市中部地区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W东湖成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新技术开发区国家双创示范基地、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在这些重大区域发展战略的背景下，省级重点学科被视为H省重点学科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价值定位是紧紧围绕服务H省经济社会发展战略重点。因此，由于自然科学类学科在经济发展中的功用和地位，省级重点学科在资源分配上占据了绝对的上风。
截止2008年，H省省级重点学科共有289个。从学科结构看，一级学科省级重点学科中哲学2个，经济学4个，法学7个，教育学3个，文学5个，历史学3个，理学17个，工学36个，农学5个，医学6个，管理学11个；二级学科省级重点学科中，哲学4个，经济学8个，法学16个，教育学4个，文学18个，历史学1个，理学23个，工学59个，农学5个，医学6个，管理学11个。学科类型上，自然科学类重点学科数量要远大于比人文社会科学类重点学科的数量。
另一方面，由于高等教育的权威等次是政府授予的，因此，地方政府在进行省级重点学科资源分配时不可避免地接受了这一分配法则。从层次结构分布上看，985高校比211高校的重点大学分布优势体现得更为明显。H省现有省级重点学科中，985高校有一级学科省级重点学科37个，二级学科省级重点学科39个，平均每所985高校有一级学科省级重点学科18.5个，二级学科省级重点学科19.5个。211高校中有一级学科省级重点学科66个，二级学科省级重点学科74个，平均每所211高校有一级学科省级重点学科9.43个，二级学科省级重点学科10.57个。其他高校共有一级学科省级重点学科33个，二级学科省级重点学科116个，平均每所其他高校有一级学科省级重点学科1.17个，二级学科省级重点学科4.14个。
从学校所属管理部门看，H省现有省级重点学科主要集中在11所部委属高校中，占一级学科省级重点学科总量的70.71%，二级学科省级重点学科总量的44.74%。如下表所示：
（二）一般高校与重点高校学科建设的趋同性
与资源分配的非均衡性不同的是，一般高校和重点高校在学科建设组织结构上呈现出趋同性的特征。重点学科建设的组织管理模式，是一个以行政权力为主导的学科建设模式。行政权力和行政逻辑贯穿于整个学科政策过程；在学科建设呈现高度的分科化，学科建设自我封闭于外部制度环境；在资源分配上，学科建设以身份荣誉为依据。表4是H省一般高校学科建设管理组织与重点高校学科建设组织的结构表。从组织结构可以看出，一般高校与重点高校在学科建设管理组织机制上，都已专门成立了专门的学科建设办公室、研究生院、科技管理部门和师资管理部门，并且在组织名称上也高度相似。
与此同时，从学科设置看，呈现出大、全、同的学科趋同化特征。第一，所谓全，就是各校追求学科门类齐全：985工程高校W大学学科门类最齐全，其学科涵盖了除军事学以外的哲、经、法、教育、文、史、理、工、农、医、管理、艺术等全部12个学科门类。在学科组织上，设有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理学、工学、信息科学和医学六大学部35个学院（系）；5个一级学科被认定为国家重点学科，共覆盖了29个二级学科，另有17个二级学科被认定为国家重点学科；6个学科为国家重点（培育）学科；44个一级学科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58个一级学科具有硕士学位授予权；有42个博士后流动站。作为国家部委院校但尚未进入211工程的院校M大学，同样在学科门类上涵盖了除军事学以外的全部12个学科门类，19个一级学科具有硕士学位授予权，77个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省部级一级重点学科9个，一级重点建设学科2个。
第二，所谓大，即每个一级学科布点大，即每个一级学科下属二级学科授权点平均数，反映了学科覆盖面的大小。从数据上看，一级学科硕士授权点布点数，均在4.0以上：H大学硕士点布点数为6.59，WK大学硕士点布点数为6.0，F大学硕士点布点数为4.27，G大学硕士点布点数为4.17，M大学硕士点布点数为4.05。一级学科博士授权点布点数均在4.0以上，W大学博士点布点数为4.2，H大学博士点布点数为8.2；M大学博士点布点数为8.0；WK大学博士点布点数为5.14。
第三，所谓同，即同一层次学科建设类别及发展方向趋同化严重。例如，W大学、H大学、M大学为综合性大学，其学科门类非常齐全，包含了除军事学以外的所有学科。又例如，以H省重点学科为例，F大学、WK大学、H大学、G大学的材料科学与工程均为省级重点学科或特色学科，而化学、机械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等学科也在这几所大学中重点学科重复建设程度很高（见表5）。
（三）非均衡性与组织趋同性的运行机制
之所以众多地方高校出现学科建设全、大、同的特征，是因为地方高校将重点学科建设视为广义学科建设的参照系，对其进行模仿。之所以进行模仿，从而使学科建设趋同，按照新制度主义的解释，组织趋同性是组织合法性机制的表现。所谓合法性机制是指组织为了生存和适应制度环境的制度化机制，其目的是为了减轻外部环境对组织的冲击。组织在 获得合法性之后，组织的社会地位得到提升，组织的外部资源交换能力和生存能力都得到提升。根据迪玛奇奥、鲍威尔和斯科特的解释，高校组织趋同有自身特有的环境，即高校受技术环境的影响比较弱，而受制度环境的影响比较强。因此，高校学科建设管理组织趋同通常是三种机制交叉作用的结果：即强制机制、模仿机制和规范机制。
所谓强制机制，是指国家法令、法规和体制等具有强制性制度环境对各高校学科建设的影响，从而造成学科建设的组织趋同。法律法规的重要性对大学学科建设自不待言，但体制性的影响，包括政策权力的权威性、高等教育管理的政治性，国家乃至地方重点学科建设正是运用强迫性的体制影响，迫使一般高校在学科建设过程中接受政府的影响，从组织、资金、人员等方面进行配备。
所谓模仿机制，是指在高校学科建设制度环境不确定的情境下，一般高校的学科建设只能以模仿成功高校的学科建设组织管理，从而获得更多资源的过程。这种模仿包括竞争性模仿和制度性 模仿。所谓竞争性模仿是指向对手学习，取人之长，补己之短。而制度性模仿是指对社会上公认的好的制度化的组织形式或做法进行模仿，从而节省成本。重点学科建设领域从二级学科向一级学科逐渐覆盖，重点学科建设的领域覆盖几乎各学科领域，从而体现学科建设上的“高、大、全”共有特征，即是重点学科建设政策引导的结果。这种政策诱导，客观上推动了高校学科发展从综合性和研究型大学学科建设路径看齐。
所谓规范机制，是指高校学科内部长期进行训练，从而形成了共同的思维观念，即共享观念，共享观念成为社会规范，诱导其他学校的学科建设组织趋同。“作为一项建设制度，重点学科建设最初是在政府的倡导和推动以及国家重点大学的积极参与下，逐步形成、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充分体现了学科建设水平并具有一定的建设规范。在学科建设实践中，重点学科建设先进的学科理念、开阔的建设思路和较为完备、规范的建设体系，逐渐被广泛意义上的高校学科建设所接受和认同。虽然，就一般高校或高校的一般学科建设而言，并不完全适用重点学科建设的标准和要求，但重点学科建设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等方面所具有的特殊影响力以及由政府所赋予的合法化的建设机制，最终使重点学科成为学科建设积极的内生变量，使重点学科建设制度成为广义的学科建设制度的参照系。”[12]
政府主导的重点学科建设实施30多年来，通过示范、联动等机制为获得重点支持的高校学科建设带了资金投入、软硬件建设，聚集了大量人才和社会资源，获得重点支持的高校的学科优势不断增强，为创建世界一流学科打下了坚实基础。1995年到2005年，我国有26所高校共计75个学科进入ESI全球前1%，而2005年至2015年10年间，我国则有168所高校（不包括港澳台地区高校）共647个学科进入ESI全球前1%，高校ESI学科在全球排名大幅上升[14]。但是，由于强制机制、规范机制和模仿机制的交互作用，一般高校（主要是地方高校）在进行学科建设由于政府权力的介入，不断学习模仿重点学科建设的机制，一般高校对重点高校的模仿在不断加剧，推动了一般高校和重点高校在学科专业发展的趋同性，导致其学科专业发展无法顾及自身实际，而呈现行动的盲目性和被动性。
因此，政府在进行学科建设规划和发展的过程中，需要进行从学科发展的内在逻辑出发，减少行政干预，引入市场和社会机制，推动一般高校和重点高校学科发展不断走向正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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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湖北省教育厅.省教育厅关于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湖北高等学校学科建设的意见》的通知[EB/OL].(2011-12-26). http://hbxw.e21.cn/content.php?id=984.
[11] 湖南省办公厅.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实施意见[EB/OL].(2017-01-06).http://gkml.hubei.gov.cn/auto5472/auto5473/201701/t20170106_936549.html.
[12] 左兵.重点学科建设及对高校发展的影响[J].教育发展研究,2008(Z3):69-72.
[13]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支持武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复函(发改规划〔2016〕2650号)[EB/OL].(2017-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