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鉴
摘要：城市大众文化是大学生社会化的主要环境。剖析城市大众文化对大学生社会化的负面效应，探析环境育人的有效途径，借助构建城市精神的强劲东风以提升大众文化的品质；聚集属地政府和高校的合力以提高高校德育教育的实效；增强大学生个体内化能力以加强自身免疫力。确保大学生在优化的社会环境中得以朝着社会主义价值主导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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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城市文化；大众文化；城市精神；大学生社会化
基金项目：2013年宁波市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课题“城市大众文化与大学生社会化”（项目编号：SGXSZ13012）
作者简介：孙鉴，女，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城市文化与大学生社会化。
中图分类号：G7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7747（2015）05-0074-05
现代化伴生了城市化，同时，也催生了大众文化。如果说城市是现代性在物质和现实层面的展现，那么大众文化就是现代性在人们精神和心理层面的演绎。为此，大众文化是与现代城市相生相伴的一种文化现象。城市不仅给大众文化提供了社会语境、经济和技术等基础，更产生了大众文化的社会基础——城市大众。［1］大学生是城市大众中不可忽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代大学生因其思想活跃、追逐时尚潮流、乐于接受新事物，无疑成了任何一座城市大众文化的重要消费群体；然而，大学生毕竟心理和价值观念不成熟，审美意识和审美理想尚未定型，且理解力、判断力、选择力较弱，在参与大众文化的同时难免受其消极因素的影响与熏染。不可否认，当前在中国的大众文化市场中充斥着粗俗、享乐、拜金等非道德意识和非主流价值观的产品，当大学生面对大众文化所提供的鱼目混珠的信息时，往往是非难辨，甚至于被错误观念误导，产生观念选择的失误和认同上的紊乱，从而陷入迷茫与困惑，造成社会化过程中的偏差。由此，从城市的视角来研究大众文化与大学生社会化的问题，显得刻不容缓。
一、城市文化：大学生社会化的主要环境
城市是人类文化的创源地和栖息地，它代表了人类文化的精华和发展方向，是人类文化创造能力的集中体现。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一书中说过，人类所有伟大的文化都是由城市产生的。城市文化是人类生存的主要环境，也是人类实现自身本质的重要途径，它无处不在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交往方式、价值观念等。同时，城市文化又是一个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资源和潜在财富，文化的发展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城市文化的传播功能显得尤为重要，它所带来的一个最主要效应，便是个体的社会化，即人在一定的文化氛围中生活，受到特定的文化环境的制约、熏陶而潜移默化地完成个体社会化的过程。［2］城市是大学生群体主要集中的地方，他们通过学习和传承社会文化，了解着前人的生活经验和行为价值准则，逐步掌握了城市中现行的社会规范，建立起了属于自己的社会群体关系，并履行了一定的社会角色行为，在融入社会的过程中进而完成了自身的社会化转变，因而城市文化是促使大学生社会化的主要环境。城市所积聚和表现的文化是多种多样的，而大众文化借助最现代化的传媒工具，成为与城市特性结合最为紧密的文化，逐渐成为现代城市文化的主潮，影响着大学生社会化的过程，不可动摇地成了“教化”大学生成为“社会人”的教科书。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应该肯定城市大众文化的传播功能就主流而言显然是具有社会主义价值导向的，是围绕着将大学生培养成为“合乎理想要求的未来社会成员”的目标而展开的。随着大众文化日益成为参与大学生社会化的文化因子，关注大众文化的精神内涵和道德取向，促使大学生在社会化的过程中，朝着社会主导价值规定的目标发展而不至于偏离，是城市文化在传播过程中必须严肃考量的一个问题。
二、大众文化：大学生社会化的负面效应
大众文化是在城市文化中拥量最大、涉及范围及接受人群最广的一种文化，更是一种商业性文化。文化性要求其具有满足受众文化诉求的价值取向；而商业性又使其具有一般商品的共性：以赢利为目的，受市场规律支配。因而，大众文化在实现其文化使命的过程中，必然与它的经济效益和产品价值的实现方式相互矛盾。这种难以求解的悖论的存在，造就了大众文化对大学生社会化富有双重效应。此处，受篇幅所限，对大众文化的积极效应不作赘述。本文根据法兰克福学派创始人马克斯·霍克海默对大众文化四个特点的表述，即从商品性、技术化、标准化、强迫性这四个角度，阐释大众文化对大学生社会化的负面效应。
（一）理想失落，价值失衡
大众文化的商品性，决定了其一诞生就以积极“入世”的态度，强烈关注现实取向：肯定生活、肯定感官享受、肯定个体的社会地位和作用，并以此作为促销的手段，走向非政治化、个人化和煽情。在传播过程中，这种文化的“世俗”性又往往裹挟着一种物质主义、功利主义和享乐主义的文化伦理，并伴之对以往时代权威和神圣的怀疑与逆反。随着大众文化的“世俗”性不断强化和偏激化，造成的结果只能是其思想内容上日趋“低俗化”，于是，出现了“明星取代了模范，美女挤走了学者，绯闻顶替了事实，娱乐覆盖了文化，低俗代替了端庄”的现象。与此同时，与个人利益相关的人生价值观不断地被凸现出来，使得大学生群体越来越依赖于物质的满足，更多地把物质利益作为了评价自我价值的标准；实现人生价值的手段也更加现实。正如舍勒所言“在现代道德中价值有一定的序列。价值序列最深刻的转化是生命价值隶属于有用价值。”［3］“实用主义”的价值观一旦成了部分大学生判断成功与否的价值准则时，功利主义、享乐主义的思潮就会在他们中找到市场，并逐步蔓延开来，他们往往会表现出一种拒绝崇高、淡化政治、躲避责任等冷漠的生活态度。由此可见，大众文化的商品性是造成相当一部分大学生陷入“理想失语和价值失衡”这一集体无意识状态的重要原因。只要他们在社会上遇到挫折，就会因为没有崇高理想和终极价值的支撑，最终陷入到深层的精神困境和困惑之中。
（二）疏离人文精神，降低审美能力
大众文化的技术化，是其快速发展的保证，也是大学生便捷地获取多样、丰富的大众文化的保证。它利用高科技手段，将文化以图像、声音、特技等形式表现出来，借助灯光、音响、道具等现代化的技术手段，迎合了大学生对感官愉悦的追逐。但是一味的依赖高科技，竭尽渲染、造势、烘托之能事，而不挖掘每一个文化产品的自身内涵，发掘其感染人、熏陶人的艺术魅力，使得纯工具化的思维模式支配文化产业的各个阶段，将文化产品的人文气息、人文情怀在其生产、制作和传播消费过程中被不断消减，理性思考的空间被不断挤压，而人性结构中的感性部分却被不断强化，长此以往，大众媒体就会以“轻松娱乐”为藉口，剔除文化领域本身应有的严肃内容，将重大深刻的社会问题浅薄化，这无疑极易造成大众文化对人文精神的疏离，降低了人们的审美能力。另一方面，大众文化在技术理性的压迫下，还会使人成为物的附属，导致人的主体性的丧失。最终有可能导致“技术原则摧毁文化准则。”
（三）隐匿个性发展，遏制思维能力
正如霍克海默所言，大众文化的生产是一种“标准化”、“强迫性”的工业生产。它按照既定的标准和程序，大规模地批量生产各种文化复制品。为了迎合大众的口味，它的叙事方式更加平面化，它的文本语言日趋简单化，既削弱了文化所应传达的深意，又剥离了文本应有的深度。因此，按照模式化、流水线式的程序制造出来的大众文化，抹平了文化艺术品和商品之间的界限，使文化活动变得更加简单化，使文化形式趋于类型化、雷同化，从而导致受其影响的大学生群体在思维方式上变得简单而缺乏创造性。同时，现代的城市生活又是变化不定的，正如现代性概念创始人波特莱尔所刻画的：“现代性的特征之一，就是人们感觉到社会现实处在一种永不休止的变动状态中”。［4］为此，大众文化在表现现代城市生活时并不追求深度，而是求变化而弃整体，重现象而舍本质，满足于对生活感性的、即时的和碎片式的把握。尽管大众文化为了追求商业利益，形式上不断推陈出新、标新立异，但形式上的千变万化却无法掩盖其实质内容方面的同一性、单维度和碎片化。大学生群体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下，从表面看来似乎很自由，什么都可以选择，什么都能够选择。然而正是这种自觉或不自觉的耳濡目染，习惯性地被迫接受这种既定的文化产品，追逐这种碎片化的内容而缺失了对社会知识系统的全面掌握，久而久之逐步剥夺了他们的理性思维、削弱了他们认知的效果和自我正确选择的能力，出现了“历史从人物中退出、理性从感性中退出、思想从对话中退出”的状况。最终在无意识下隐匿了他们的个性发展，遏制了他们的思维能力。
三、城市精神：大学生社会化的目标引导
如上所述，大众文化的负面效应在大学生正在形成的社会化过程中产生着某种程度上的消极影响，这充分说明我国在城市化进程中所创造的文化环境对大学生的社会化而言是不容乐观的。因此，如何在城市化进程中提高大众文化的品质，改善大学生社会化的文化环境，已成为整个社会亟待解决的问题。党的十八大召开以后，全国各大小城市迅速落实大会的精神，纷纷将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作为今后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战略目标，由此作为城市文化核心的新一轮“城市精神”定位也渐此拉开了序幕。在新一轮城市精神的塑造过程中，聚集全党全社会的力量，注重提升大众文化的品质，优化大学生所处城市的文化环境，使大学生社会化朝着主导价值规定的目标发展，这是一个难得的契机。
（一）以塑造城市精神的要求，引导并提升大众文化的品质
城市精神归根结底是城市市民人文素质的集中反映，是全体市民精神状况的缩影，其本质上是塑造什么样的城市大众的问题；而城市大众又是大众文化的生产者、传播者和消费者，他们的审美艺术品位提高了，大众文化的品质也将随之提高，城市精神也将进一步得到提升。可见，两者具有共同的着力点——城市大众。不同城市都应依据各自的地域特色，以塑造城市精神的要求，通过对城市大众匠心塑造，最终实现引领并提升大众文化品质的目的。
在塑造城市精神时，要尽量淡化其说教性和强制性色彩，努力使其回归到文化本位上来，也就是说要以更具感染力、说服力的话语形式表达城市的根本意志、文化趋向和价值观，以强化城市精神的隐性教育功能。隐性教育这个概念是英国学者N·V·奥渥勒1970年提出的，其优势在于可以借助各种载体，构建强烈的氛围去感染、陶冶受教育对象，在渗透中达到教育的目的。不同地域的城市精神，都会通过城市的各种物质形态载体和意识形态载体加以体现并代代传承。各个城市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应该有效借助城市精神的各种载体，构建强烈的氛围去感染、陶冶城市大众。当然，实现城市精神的隐性教育功能，关键所在必须使城市精神的各种载体共同体现一致的价值目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样才能通过重复性的暗示，强化城市大众对社会道德的认同，真正凸显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导向作用。为此，城市领导者、组织者在塑造城市精神时，要精心设计载体，十分注重隐性教育的整体性和一致性：在城市价值理念、发展目标、道德规范、风俗习惯等纯精神因素中反映城市精神；在城市建筑风格、城市雕塑、城市历史文化古迹、城市公共空间等有形物质因素中体现城市精神；在城市法律条文、规章制度、典礼仪式、行为准则、组织领导方式以及其他行为方式中彰显城市精神；在形式多样的城市文化活动中践行城市精神；在不同的文化作品中演绎城市精神。
大众文化是城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塑造城市精神不可忽视的主要阵地。城市精神隐性教育功能的整体性和一致性要求我们：必须以城市精神统领大众文化，必须以城市精神的要求去引导并提升大众文化的品质；反之，大众文化不能脱离城市精神塑造的正确轨道，一切大众文化工作者都要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去宣传、弘扬城市精神。文化工作者要多创作、多提供有利于城市精神建设的食粮，积极释放出正能量；广大市民、尤其是大学生要提高欣赏大众文化中的真、善、美，鉴别大众文化中的假、丑、恶的能力。属地政府要营造良好的城市氛围，宣传城市中的先进典范、最美人物；要关注属地城市的重大事件，以彰显地方特色文化；要挖掘属地城市的历史文化资源，以寻找新时期属地城市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的新突破和新元素等。只要上下一致努力、共同打造，城市精神之花将开得更加绚丽多彩。
（二）以塑造城市精神的要求，提升高校德育教育的社会化功能
文化管理部门在新一轮城市精神塑造过程中，注重了大众文化品质的提高，并尽量对城市文化环境进行了认真的“杀菌”。但不管管理部门如何努力，都不可能使大学生在“纯而又纯”的空气中呼吸。如今，高校从封闭走向开放，高校的学生日益与属地城市广泛接触，他们与属地城市的文化大环境息息相通，因此，他们在社会化过程中必然受到属地城市文化环境的制约和影响。为此，教会大学生如何抵御“不良”大众文化的侵袭，提高自身的辨别力和选择力，才是大学生社会化问题的关键。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在其《教学与社会学》一书中提到：教育最基本的社会功能是实施人的社会化。大学时代对大部分大学生来说是在步入社会之前的最后一个求学阶段，高校正是实现这最后阶段社会教化责任的主要承担者，尤其是高校德育教育部门更是集中承担着大学生政治思想、道德观念、心理素质、社会角色等方面社会化教育的任务。然而目前高校德育教育普遍存在着教学内容、教育方式与社会生活严重脱离的现实，教师不能及时解答学生在社会上碰到的问题，又不能帮助学生解决在社会化进程中的思想实际，几近僵化的教育内容和纯理论的教学模式不但实效低下，而且使大学生产生了一种莫名的抵触情绪。高校德育教育与大学生的社会生活严重脱节，容易造成大学生社会化进程的“真空”，使得他们在大众文化不良影响下缺乏辨别力和选择力，进而被大众文化的负面效应所同化。应该看到：作为城市文化内核的城市精神，是历史传统、时代精神和地域文化的有机结合，每座城市都沉积了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正是这些资源为形成各不相同的城市精神提供了厚重的基础。高校的德育教育不能从书本到书本，进行纯理论教育，相反，应该理论联系实际，应该借助属地城市丰富的资源，从言之无物的困境中解脱出来，变言之无物为言之有物，这样的德育教育既有新意，又有深度，才能呈现出其强大的生命力，才能引起学生的情感共鸣。高校可以充分利用属地城市的“展览馆、博物馆、自然人文景点、身边见义勇为的先进人物、开拓创新的先进典型、父慈子孝的道德模范、乐于奉献社会的支边支教人员的先进事迹、被冠以“最美”头衔（指心灵美）的城市普通教师、护士、驾驶员等善举、以社会为己任的志愿者胸怀以及乐于助人的从善向善的思想境界”等城市资源对大学生进行鲜活的德育教育。以塑造城市精神的要求，将城市精神融入高校德育教育，定可弥补目前高校德育教育脱离社会现实所暴露出的种种问题，这不失为一种提升高校德育教育社会化功能的有效尝试。
环境和氛围对人的群体具有重大的影响作用，是产生人群同化的重要力量。高校德育教育如果能主动地与所在地的城市精神融合，两者形成一种相互感染的气场，并在相互整合中引领城市文化的提高，净化城市复杂的文化环境，那么，大学生社会化的正确方向也就有了坚实的保证。
（三）以塑造城市精神的要求，拓展大学生社会化个体内化的正面效应
大学生社会化是社会教化和个体内化双重作用的结果。因而，除了上文所述的外部教化作用外，大学生社会化的个体内化，即大学生对社会的自我调适，也非常关键。由于大学生在生理和心理上都已基本成熟，思想观念和行为模式也基本形成，因而他们具有更明显的内化倾向和自主选择性。所以，高校需要引导大学生自觉地将主流价值和社会规范内化为价值标准和行为准则。社会实践是联系主观与客观的中间环节，也是沟通个人和社会，实现个体内化的“桥梁”。目前，高校的实践环节还比较薄弱，存在着诸多问题，如社会实践不但仅仅局限于暑期“三下乡”、实训、社会调查等有限的几种形式，而且对不少社会实践活动实行着松散性管理，最终导致了社会实践活动流于形式的结局，其实际效果也就可想而知了。为改变这种状况，城市相关部门应以塑造城市精神的要求，精心谋划和拓展高校社会实践的基地，为大学生提供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富有实效的社会实践活动的条件。不容置疑，由于体制和行政管理等方面的原因，属地政府和地方高校除了明确存在的行政隶属关系外，在具体的工作指导、互相利用文化资源、加强对在校大学生的思想道德教育等方面，确实存在着一些不协调的问题。然而，要为大学生提供健康向上的外部教化环境，帮助大学生在社会化过程中实现个体内化，政府和高校只止步于行政隶属关系是远远不够的，两者必须积极寻求密切配合的有效切入点。例如城市的宣传口和“文明办”在召开筹划“城市精神”构建的会议时，应邀请高校的有关领导参加；而高校领导则要根据会议的总体精神和安排，从学校实际出发，精心安排好与城市对接的有关活动，并使德育课教师明确属地城市精神构建的最新举措，以利在课堂教学时加以及时有效的对接，在保持时空和部署一致性的前提下，取得教育对接的最佳效果；又如城市相关部门要有计划地确定一批供高校学生参与城市精神构建和体验的实践基地，高校则要相应地精心组织好学生分批轮换赴实践基地参加各项社会实践或实习活动。这样，既有政府行政力量的统筹、协调和支持，又有高校积极地、常态化地融入城市文化建设的努力，两者相互衔接、密切配合，定能形成良性循环：既能拓宽高校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活动的渠道，又能使学生直接参与城市精神的构建，并使城市精神深入到大学生群体的内心，使他们对学校所在的城市更具认同感、自信心和责任感，长此以往，将有效引导大学生自觉地将社会核心价值和社会规范内化为价值标准和行为准则，真正达到实现大学生社会化个体内化的目标。
“乌鸦反哺，羔羊跪乳”，学成毕业的大学生大都会义无返顾地投身于学校所在地的城市建设，他们会以满腔热忱回报哺育他们成长的城市。当代大学生是先进文化的传承者，在他们身上蕴含着巨大的文化能量，当他们步入社会后，定会将所学的文化知识、已实现个体内化的良好的生活方式、精神素养及行为习惯等传播于社会，那时他们自身所具备的综合素质就会产生应有的社会效应，定能为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作出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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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秦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