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毛毛
摘要：贫困山区农民法制教育总体上缺失严重，存在法律宣传不到位、司法公信力不高等问题。分析其主要原因为“人治”传统、经济落后、地理环境限制、村干部法律修养差、农民文化层次低、培训缺少科学规划、培训内容滞后及方法缺少针对性等。基于此，从总体思路及具体操作层面提出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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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农民法制教育；存在问题；应对策略；法律社会化；贫困山区
作者简介：韩毛毛，女，曲阜师范大学职业与成人教育学院2013级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成人教育基本理论。
中图分类号：G7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7747（2015）07-0056-04
关注社会的弱势群体，是成人教育的使命。当前我国各项改革已进入深水区，而贫困山区农民法律社会化程度较低，多数农民不知法、不懂法、不守法、不用法，致使农村法制建设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成人教育作为一种与社会发展改革联系较为密切的教育形式，理应在贫困山区农民法律社会化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
一、贫困山区农民法律社会化的必要性
（一）农村科学发展的现实要求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受传统思维的影响，人们习惯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当今时代，终身学习已经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农民通过不断学习已经走上致富之路。然而，那些贫困山区脱贫的步伐却依旧缓慢，经济发展不起来甚至进入死循环。很多农民固步自封，不愿意学习新东西，对国家的法律法规漠视不理，继续粗放式发展生产，从事不利于自身健康、环境保护、生态平衡的工作，这与整个新农村建设的科学理念、和谐氛围格格不入。因而，为促进农村社会管理与治安稳定，形成淳朴民风村风，贫困山区农民法律社会化迫在眉睫。
（二）建设法治中国的客观需要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设法治中国，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维护人民权益，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1］因而，解决好农民的各种问题，尤其是全面提升农民的法律素养，使其法律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将成为农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环节，也将为城乡一体化发展奠定良好的法律基础。
（三）农民自身法律素养提升的应然要求
法律社会化，指通过主体与法律的交互作用，使个体的法律共性与个性共同形成的统一过程。一方面，通过法律教化，使主体在法律环境的作用下，掌握法律文化，造就法律共性；另一方面，通过个体内化，使主体积极作用于法律环境，选择法律文化，塑造法律个性。［2］构建学习型社会，农民的学习问题值得关注。特别是针对当前我国贫困山区农民法律素养与经济发展水平不相适应的现实，要提升农民自身的法律素养，着眼于促进农民法律社会化理应成为一个突破口。具体来说，促进农民法律社会化，就是使农民从自然人成为法律人，就是促进农民逐渐学会法律规范和法律行为并为现存法律体制所接受，就是促进农民法律态度、法律信仰、法律意识形成，也是促进农民理性认知、利用和改造自身所处法律环境，从而使山区农民养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习惯，形成积极学法、遵法的优良风气。
二、贫困山区农民法律社会化存在的问题及归因分析
当前，我国贫困山区农民法律社会化程度较低，主要表现在：农民法制教育严重缺失，没有法制教育的相关计划与安排；缺少专门的法律服务机构，农民接受法律知识的主要渠道是电视、报纸、网络等；存在一定程度的法律信仰危机，司法公信力较低，多数农民认为学习法律无用，或者认为法律程序过于繁琐；农民文化程度多为小学，法律宣传教育效果不明显；法制教育内容与农民实际生产生活关联性小，且法制教育以文本方式为主，教学方式陈旧不先进，农民对其不感兴趣。［3］这些问题的出现有其深刻的历史与现实根源，主要表现在以下七个方面。
（一）农民习惯、干部乐意的“人治”历史传统
中国普通百姓有勤劳善良、隐忍、逆来顺受等性格特质，文化水平低且社会地位低，遇到棘手问题多是依赖别人，不习惯独立解决。由于“有事找干部”、“有事找政府”等传统思想盛行，农民平时遇到纠纷时，常寻求村里的“智者”调和，想不到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二）贫困山区多粗放式经营，经济相对落后
贫困山区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可用耕地较少，因而农民务农收入并不高，村干部经济较差，没有形成新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科学思路，对村里一些不合理、不合法的生产生活方式视而不见或者得过且过，山区经济发展一直跟不上时代步伐，仍旧是粗放式发展。比如，山区农民长期以来形成开山取石的传统，破坏了国家国土资源、矿产资源、原始森林资源，同时，造成生态失衡、引发地质灾害。
（三）地理环境受限，普法宣传不到位
贫困山区多处偏远地带，交通不便，县政府对其监管不力。一些乡镇从未组织过村干部学习法律，更没有采取措施要求干部自学或进行相关法律培训。比如，国家森林保护法、国家矿产开采法律法规、环境保护法、土地流转政策、国土资源保护与利用等与农民切身利益相关的法律法规，政府并未深入进行宣讲，对农民宣讲也不到位，并未分析农民的实际接受能力与法律认同感。一些法律主管部门或者浅尝辄止，或者流于形式，在没有长期性规划的情况下便开始农民法制教育与宣传，导致成果不理想。
（四）农村干部阶层法律意识淡薄，不能很好地依法治村
虽然我国的普法教育已经进行多年，农民的法制观念有所提高，但是贫困山区农民的法制观念依然淡薄。很多乡村干部对法律一知半解，处理一些农村基层工作时，很少以法律的视角来考虑问题，常常以权压法、以暴制暴，甚至对一些积重难返问题放任自流。或者因为自身管理能力有限，心有余而力不足。
部分乡村干部不依法办事，随意侵害农民合法权益，以权谋私，损害党在农民心中的良好形象。然而，农民却不懂法，常常无意识寻求合理途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这种现实对于干部法制观念的强化与农民法制观念的形成极其不利。
（五）农民本身文化层次低，接受法制教育的意识不强
贫困山区农民眼界受限，对外界的新鲜事物常常怀有抵触心理；为了养家糊口，平时除了干农活、打零工外，没有太多时间娱乐或继续学习提升，就算有一点农闲时间也常聚众喝酒、打麻将、闲聊等，对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了解多是随意，或者有一些对时事感兴趣的农民也常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对专业的法律语言不理解，对法律程序、法律制度更是难以知晓；有时听村长宣传相关法律知识，也会有“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麻木心理，多数人认为，法律离自己很远，自己只要本分劳动就不会惹事端。
（六）法制教育培训少科学规划，多主体造成责任分化
从纵向看，虽有从中央到地方的农民法制教育网络，但整个教育培训体系无统筹安排与长远规划，收效甚微。从横向看，目前涉及农民法制教育的部门众多，如组织部、宣传部、司法部、妇联、学校等，但是多方管理造成责任分化，没有主要牵头负责部门便无法保证农民法制教育的顺利展开。这使农民法制教育在实际的宣传与培训中，陷入零散、盲目、无头绪的混乱情形。
（七）农民法制教育内容滞后，方法缺少针对性
农民法制教育内容更多是法律条文的堆砌而非对文本的具体解读，更多体现国家强制性而较少关注农民实际的法制教育需求，内容多枯燥而少灵活性、专业性强而晦涩难懂，无法激起农民的学习热情。
我国于2012年重新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但在农民教育培训方面，各地方省市还缺少相关法律法规，这就使得农民法制教育培训本身操作性不强，法理性不够。教育培训方法存在严重的形式主义倾向，单向的传单发放，不关注农民的反馈意见；多采用墙报、村务宣传栏进行短期突击宣传，不注重长期宣传及后续跟踪。
三、成人教育促进农民法律社会化
许多学者对农民法制教育的探讨侧重从法律、教育、文化、新农村建设等视角，本文重点从成人教育促进农民法律社会化视角来分析农民法制教育问题并提出应对策略，具体表现在：
（一）总体思路分析
1.充分考量农民心理及农民学习实际。在中国自给自足小农经济生产方式影响下，农民形成了“安全第一”、“知足常乐”等生存伦理和价值取向。他们存有保守古板、小富即安心理，力图规避对基本生存形成威胁的风险。同时受市场经济的冲击，农民又有脱贫致富、改变现状的迫切愿望。［4］在这种安于现状的保守心态影响下，农民形成了过分关心实际效果的学习理念，具体明确的学习目的；同时，因农民忙于农事而致使他们严重缺乏学习时间及学习空间。因而，在农民法制教育中，应凸显尊重体谅的人文关怀、身体力行的公平正义，而不是极端偏见下的过分说教、至高权威与随意指责；应自觉打破思维预设，敢于推陈出新，并积极引导农民破除麻木冷漠、保守愚昧等落后思想观念，帮助其充分利用时空资源，养成主动学习习惯，做好对农民进行长期法制教育的心理准备，真正将农民法制教育落到实处。
2.妥善处理个群关系，使之良性互动，各司其职。在农村社会生活中，个人往往以家庭成员的身份参与活动。因而，以家庭为单位开展农民法制教育，充分利用家庭内部与外部人力资源、关系资源、隐性资源显得尤为重要。协调好家庭内部各成员之间、家庭与家庭之间的关系，将有助于其良性互动，更方便地开展农民法制教育。法律宣讲团成员在进行农民法制教育时，应分工明确，各司其职。为了避免工作过程中互相推卸责任，必须提前进行工作分工：集体成员商议后确立短期和长期工作方案，组织部负责培训的具体组织与实施；宣传部负责前期动员与宣传；编辑部负责法律材料的编写与修正等。整个团队应注意个人与群体的良好协调及互动，并在活动中确立工作理念，逐渐形成科学的工作流程。
（二）具体操作方案
1.准备：创设良好的法律学习氛围。（1）宣讲团成员提前深入农民生活，收集农民生活中的现实法律问题（离婚打官司问题、房产问题、子女上学择校问题、土地使用、流转问题等），以这些问题为原型设置问题困境并形成宣传资料，在培训开始前将其发给农户；（2）充分利用电视、广播、网络等进行普法动员；（3）由村委会组织村民观看法制类影片并穿插法律宣传片，充分激发农民学习法律的积极性；（4）将农民的实际法律问题改编成小品、相声等，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给农民以心灵的触动。
2.方法及计划：分阶段进行，循序渐进。法国学者莱斯纳等人认为，成人在继续社会化过程中同时扮演继续社会化的客体、继续社会化的主体、继续社会化的施动者三种不同的角色。在此基础上，莱斯纳提出成人继续社会化的基本机制，分析形成了三类教学方法：以获得规范为导向的传授型教学方法、以个体发展为导向的帮助型教学方法、以对社会直接产生影响为导向的介入型教学方法。［5］对农民进行法制教育的过程，实质就是农民继续社会化的过程。结合农民本身的文化水平，农民法制教育的培训工作应该分阶段实施，循序渐进地完成。（1）培训初期应多采用传授型教学方法，比如讲解法（分为一般法律知识专题和与农民相关的农村法律知识、政策法规等）、读书指导法（重点解读与农民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法律专业术语）等，侧重对农民基本与重点法律知识的普及，使其形成相关的法律概念与解决法律纠纷的图式；（2）培训中期应多采用帮助型教学方法，比如讨论法（讨论并学习借鉴农民身边熟悉的法律案件、纠纷的解决过程与审判结果，帮助农民理解法律问题的关键点及如何遵守法律法规）、心理体验法（有计划组织农民旁听县级人民法院的审判会，让其身临其境感受法律公正、法律权威、法律维权，并在此过程中有针对性地教育他们）等，侧重培养农民的法制观念与意识、形成解决简单法律纠纷的能力；（3）培训后期应多采用介入型教学方法，以实际生活中涉及的具体问题为切入点，比如土地纠纷、村干部换届选举、婚姻财产问题等，侧重农民之间的互动，让其在解决实际问题过程中互相帮助、互相学习、共同进步，争做“法律明白人”、“维权达人”。培训结束后及时总结并延续教学成果同样重要。经过集中式培训后，宣讲团要及时总结培训中成功之处及存在的问题，并在后期对村干部进行针对性培训，重点培养他们倾听农民心声、关心农民生活的习惯，鼓励他们及时发现并收集问题，帮助他们成长为农民的法律咨询员、调解员，最终促成村民与干部和谐共处、法律素养逐步提高。
3.内容选择：体现方向性，凸显地方性、时代性。课程内容的选择在本质上是一种意识形态的选择，是一种文化选择。［5］因此，农民法制教育的内容应符合国家的主导意识形态，即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培养知法、懂法、守法、用法的新时代农民。在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一致的前提下，教学内容的选择更应注重体现地方特色。应该具体结合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等法律及文件内容，形成一套适合农民学习的、与农民切身利益相关的宣讲材料，并结合最新时事动态进行修改完善。比如，教学内容可以包括：基本法律常识、农民合法权益维护问题、婚姻家庭问题、赡养父母问题、房屋买卖问题、财产继承问题、土地承包问题、纠纷处理问题等等。
4.启动：村委会牵头，整合人力、财力、关系资源。由村委会联系组织人员，特别是在外经商者、从政人员、法务人士、大学生等，利用回乡探亲的机会，召开新春座谈会、茶话会等活动，共同探讨如何开展农民法制教育，就具体工作安排作出详细部署。在发展过程中最终形成农民法制教育专款专用机制、村干部法制教育培训长效机制、法律讲师聘任制等各项机制，并写入村规乡约。善于整合利用农村优秀人才资源，做好知识分子阶层及村干部法律培训工作，以便根据农民的学习特点选择合适的培训方案。对农民培训也注意分步实施、分层培训，具体先从村里党员、学生、文化层次高的青壮年开始，然后再推进到中老年、文化层次低的半文盲、文盲群体。利用家庭这个小集体开展农民法制教育，综合考虑家庭成员社会阅历、知识水平等因素选出家庭内部“法律导师”，指导、培养每个家庭成员学会共享、学会互动、转变思想观念，不仅关注父母对子女的正向法律社会化影响，而且更应关注子女对父母的反向法律社会化影响。随后可以进行家庭与家庭之间的法律知识竞赛，促进其友好互动、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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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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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敏慧.关于法律社会化的思考［J］.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0（5）：28.
［3］王锦慧，何云峰，方亮.欠发达地区农民法制教育问题及发展对策［J］.高等农业教育，2012（11）：93.
［4］蒋红霞.基于学习者特征的农村成人教育实效性探讨［J］.中国农业教育，2006（3）：49.
［5］何爱霞.成人教育社会学研究［M］.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7：213，248.
［责任编辑 金莲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