臧志军
《职教通讯》大力支持的“职业教育新思维”博士论坛正在开展职业教育功能的大讨论，这可是个重大的理论问题，我一向缺少讨论重大理论问题的勇气、能力与技巧，所以一直没有动笔。这个寒假里，在同学聚会上遇到了一个老同学，之后，又读了两本书，觉得可以说几句了。
这个老同学在初中时与我同班，毕业后就没有见过面。酒过三巡后我开始以访谈的技巧套他的话。他初中毕业后就跟着家人外出打工，做过汽修工，现在无锡一家重装备企业担任维修部的经理，手下有二三十人。他告诉我，他这个经理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招工，因为员工流失率实在太高，他们部门常年处于招工状态。他们在无锡本地甚至江苏省已经无法招到愿意做维修工的青年人了，所以主要到陕西去招工。我问他招工时倾向普通高中毕业生还是职业学校毕业生，他回答：我坚决不要技校生（他显然听得懂我所说的职业学校是哪种学校，但仍然坚持用“技校”来代替我所说的职业学校，他可能仍然停留在我们那个时代对职业教育的感觉——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职业高中还很少，人们所知的职业教育大概就是技校和中专，但中专那时是很吃香的，往往是最好的初中毕业生才能考上中专，所以，那个时代的人不会把中专归类进今天的职业教育，技校也就成了职业教育的代名词）。我问他为什么？他回答：技校生没有高中生聪明，领悟能力不行。高中生三个月能学会的东西技校生要半年才能学会。他们在学校里学的那点东西在实际中根本没用，还是要我来重教，与其费这个力气，还不如直接招一个高中生。我问职业学校的毕业生学的东西真的没用吗？他回答：技校生有时能说出一些名词，但动起手来根本不行，他们学的东西太过皮毛，而且做人不踏实，没有高中生好用。
他的这些观点我也曾在其他地方听过，但他以如此直接的方式否定职业教育仍然让我这个自诩为职教研究者的人感到不舒服：职业教育并未像我们这些人一厢情愿认为的那样培养了更高素质的劳动者，反而有可能为社会提供了新的标签，增加了孩子们在就业市场的受歧视程度。职业教育不仅没有使他们成为高技能的劳动者，反而可能使他们以无技能或低技能的形象出现在就业市场上。
于是我想起了《学做工》这本书。这是一本严肃的学术著作，成书于上世纪七十年代，作者深度访谈了几十个在英国一个工业镇的学校里读书的工人子弟，他想了解的问题是，为什么工人阶级的子弟会子承父业。作为一个工人的儿子，作者威利斯在这本书的开头提出了他自己的困惑：“要解释中产阶级子弟为何从事中产阶级工作，难点在于解释别人为什么成全他们。要解释工人阶级子弟为何从事工人阶级工作，难点却是解释他们为什么自甘如此”。对此，威利斯的结论是：“正是那些孩子自己的文化，最为有效地让部分工人阶级子弟准备好以体力劳动的方式出卖劳动力”。中国的职业学校很像威利斯所说的汉默镇男子学校，不仅为孩子们贴上了失败者、愚笨者、懒散者的标签，还使他们浸濡在一种反中产阶级的文化中（威利斯更倾向于认为是工人阶级子弟自己创造了这种文化）。职业教育就像一锅放了很多芡粉的浓汤，把孩子们粘着在最底层的劳动阶级中。
我读到的另一本书则没有《学做工》那么学术，是一个叫高汀的美国人的博客合集。书名本来是《请别再偷走梦想》，中文版译做《盗梦工厂》，这样的一个好莱坞式的译名使得京东网将其归在了小说类。高汀表达了教育学界长期以来的一个观点：现代教育是工业化的产物，现代教育的功能在于培养大工业生产所需要的有知识、会技能、守纪律、无梦想的劳动者。如果说这本书还值得教育学专业人士一读，不是因为这一观点，而是因为这一观点在社会加速步入信息化的今天显得更加正确了。而这一观点放在中国职业教育的场域中似乎尤其具有解释力：中国人正在试图在学校中复制工厂的一切，从设备到工作服直到企业文化，当然更包括老师对学生的管理。职业学校的功能就是把工人阶级的文化在学校期间就传递给学生，让他们以为工人阶级的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在他们走上社会后自然而然就会失去抗拒工人阶级文化的力量。
我见过的一个人和两本书形成了一根逻辑链条：现实中职业教育没有改变接受职业教育者的失败者形象，这些公认的失败者形成了自己的文化圈，他们在有意、无意地抵制主流文化，从而使他们牢固地粘着在既有社会阶层，而这一切并不都是孩子们自己的过错，人们在发明现代职业教育时处心积虑想做的正是这一点——精英教育去培养社会的领袖，职业教育去培养领袖麾下的“工蚁”。
这套说辞当然存在很多漏洞，但在实际中接受了职业教育的年轻人的垂直上升通道没有其他人通畅也应该是个事实。所以，从实然的角度出发，职业教育多多少少也是阶层固化的工具。
（作者系江苏理工学院职教研究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