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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代表:来北京就想好好地“代表”

  • 投稿百花
  • 更新时间2015-0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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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景洋

“两会”的舆论圈不只属于官员代表、明星委员,越来越多的公众更想知道谁能代表自己在此刻发声,甚至是批评或质疑。

在人民大会堂向西约4公里,中国职工之家,来自陕西法士特集团公司的人大代表曹晶正跟几名记者聊着,这名普通工人今年要为自己调研的关于规范职业资格准入制度的建议争取到更多支持,形成能够产生影响的议案。谈到为谁发声,曹晶拿出手机,“你看,咸阳的一个工人朋友在我朋友圈留言,‘总算有了一个替我们发声的人’。”这让人感到担子很重,人大代表不光要发声,更要发好、发准,产生影响,引起关注。

“我们多聊一会儿。”这是曹晶作为全国人大代表第三年履职,经验不断丰富。今年,这名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41岁高级技师,他来北京,就想好好地“代表”。

【一问】作为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中的新人,“代表成熟时”,找到定位了吗?

当选初期是兴奋、激动,也有生涩。全国人大这两年都组织我们培训,积累了一些经验,我希望能提出更有价值更有分量的建议,为一线工人群体发出声音。

【二问】你参加的代表履职培训,都有什么内容?

2013年是讲代表职责、如何与媒体打交道,还有法治等,多数都是新代表,一共4天。2014年讲的是国家发展、大数据等。我还作为基层代表参加了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

【三问】过去一年,你都怎么履职?

我是兼职代表,要尽可能利用好工作中跟外界接触的机会,展开调研和与群众接触。因为经常招聘工人,我比较关注职业技能教育,2014年4月份,我受邀参加陕西省中等职业学校数控技能大赛,做评委。10月,第六届全国数控技能大赛陕西选拔赛,我参加了命题。这期间接触了许多老师同学,做了很多调研。年底前,我又以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调研了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为我的建议搜集资料、开展座谈。

【四问】你出差调研过吗?有助手吗?费用怎么解决?

除了人大代表的集中调研,我自己还是立足本地,到现在还没有为调研异地出差过,在西安的我都公交解决,稍远的公司很支持给派车。全国人大会通过省里的全国人大代表联络处与我们联系,如果需要到北京,来回交通费会由全国人大报销,住在人大会议中心。

我没有助手,材料都是我自己写。如果有不明白的,会经常向我们董事长请教,他是一位老全国人大代表。

【五问】你质询过吗?什么时候出示代表证?出门是否如传说中走要客通道?

列席过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保障房的一次质询。代表证,进出省人大门的时候拿过,在公众场合还没有拿出来过。有人跟我说,遇到麻烦事儿拿出代表证好使,但我觉得代表更应该带头守法。还有一个老代表告诉我,有时候不暴露身份更能听到真实情况。

要客通道许多代表一起出行的时候走过,自己从来不走。自己出门也没有一刷身份证就识别出我是全国人大代表给予优待的情况。

【六问】你桌上的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纸是干什么的?还有这些神秘的信封?

建议纸是要填写好交大会的,根据建议数量领取,我领了4套。这些信封是让代表随时直接与全国人大联系用的,之前我还没用过,今年我要再调研一下,打算专门写一个加强全国人大与代表之间联系的建议,用这个信封递过来。【七问】很多人都关注官员代表、明星委员,作为“草根代表”,你要拿什么引起关注?

无论是谁,都不能当哑巴代表、举手代表。要想提出更好的意见建议和议案,引起高度重视,是要付出的,说到底就是没有调研就没有发言权,不熟悉的情况不要乱说、乱附议。

人大和人大代表的地位是靠自身的工作来提升的,你自己不工作,你的监督权力就弱化,你主动工作,地位自然就提升。

【八问】你这次为什么要提规范职业资格准入?

公司招聘,我负责面试和实操部分。一个刚从本地技校毕业的小伙子,20岁左右,给我出示了三个职业资格,有车工证、铣工证、焊工证,而且有两个初级、一个高级,我都惊呆了!这样的人在工厂里一辈子都少见。

其实,一个初级车工,就需要最起码3年的系统学习。我细问了一下,三年制的技术学校,实操合计就3个月,结果能拿到3个职业资格,简直就是胡闹!本身是对劳动者的不尊重!

【九问】根据你调研,问题出在哪?

国家在职业资格等级鉴定工作中,有严格的工种和从业年限的规定:每晋升一个等级,一般要经过3年-5年时间在岗学习,并通过严格的考核鉴定。有些学校为帮助学生尽快就业,乱发、滥发职业资格证书。通过调研,我了解到很多大型企业根本不承认这种国家级的认证,反而要重新考试认定,甚至是重新培训、重新培养,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十问】所以你要为这件事“放炮”吗?

你说的是讲真话,行使监督权。说实话是很有压力的,找毛病、挑刺儿大多数人都会干,但是找到解决方案是很难的,要做很多工作,学习知识,了解政策,才有可能提出合理的意见建议,就这也不一定能站在全国的高度上,尤其作为一个基层代表。这次我从规范职业资格证书管理、严格职业资格准入制度、在全社会创造良好的劳动用工环境三方面提出了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