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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托邦祭坛上的挽歌——读扎米亚京《我们》

  • 投稿霸霸
  • 更新时间2015-0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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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宝民

相信在中国,知道《1984》的读者远远多于知道《我们》的读者,因为作为同类型的作品,《1984》对中国读者的影响更大,但事实上,奥威尔正是受了《我们》的启发,才创作了《1984》,奥威尔还为《我们》的英译本写了序言,称《我们》是“焚书年代的文学珍品”;《我们》(1984》《美丽新世界》被称为“反乌托邦三部曲”,除了《1984》之外,《美丽新世界》也是受到了《我们》的启发而创作的,因此,《我们》被称为是“反乌托邦三部曲的源头之作”,它启发、影响了另两部同类型作品的创作,足见它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及作者才华的惊人影响力。

《我们》是一部融科幻与社会讽刺于一体的长篇小说,以“我”(数学家、宇宙飞船一统号的设计师)的日记的形式呈现,是一部关于未来(26世纪)的幻想故事,在这个叫做“一体国”的专制帝国中,所有的居民都被塑造成整齐划一的、统一的个体,完全泯灭了人的个性:穿同样的衣服;走路的姿势也完全相同;连名字都用统一的代号,比如,“我”的代号是D一503……这个国家的居民没有任何自由,一切都处于被监控中,他们生活在透明的玻璃房子里,随时受到“观护人”(秘密警察)的监视,这一点,和英国哲学家杰里米•边沁所提出的圆形监狱蓝图十分相似,圆形监狱由一个中央塔楼和四周环形的囚室组成,环形监狱的中心,是一个瞭望塔,所有囚室对着中央监视塔,每一个囚室有一前一后两扇窗户,一扇朝着中央塔楼,一扇背对着中央塔楼,作为通光之用。这样的设计使得处在中央塔楼的监视者可以便利地观察到囚室里的罪犯的一举一动,对犯人却了如指掌。这个国家不允许民众有任何自由意志,一切都得按照党的安排行事,就连性交都得接受安排,政府给每人发了一张粉红色的配给券,每人份内有六个性交日,只有在性交日内,民众才能按照配给券上的安排与某个异性进行性交,除此以外的性交行为都是违法的(婚姻也是违法的),一体国为此公布了《性法典》,“自此之后一切都只是技术层面上的问题了。你先在性部门接受严格的体检,判定你血液中的性荷尔蒙含量多寡,接着给你一张量身定做的性交日历,之后,你宣布在性交日希望能使用某某号民,你会收到一本配给券(粉红色的),这件事就搞定了。”这个帝国的居民连作息时间都严格按照王国发下的《作息时间戒律表》来进行,几点几分做什么……事前都规定好了,居民只需要照着规定去执行就可以了。

一体国的统治者们通过施行外科手术的办法,摘除人的想象力,《一体国官报》中这样写道:“想象力是一只虫子,在你们的额头上咬出一道道黑线。想象力是高烧,迫使你们逃得更远,不顾这个‘更远’的起头是在幸福的终点。想象力就是我们通往幸福的最后一道障碍。但是欢呼吧:这道障碍已经炸毁了。国家科学最近发现了这个想象力中枢的位置一脑桥部位一个小小的瘤。三道X光就可以切除掉这颗瘤,而你就能治好你的想象力一永不复发。”前面说了,在一体国,自由恋爱是违法的行为,可是有一天,我(D-503)遇到了女号码1-330,不由自主地爱上了她,并稀里糊涂地参与到了她推翻大一统王国的计划中。最后,I-330的计划被国家护卫局侦破,“我”及相关人等被捆在手术台上接受了切除幻想的手术;I-330被送进了一种叫做“气钟罩”的刑具里处死……经过了手术的“我”在日记的最后一页坚定了对王国理想的信念:“40号横街上已经筑起了一堵临时高压大墙。我希望胜利会属于我们。我不只是希望,我确信,胜利属于我们。因为理性必胜。”这说明一体国对民众的洗脑获得了极大成功。

扎米亚京是一个不合时宜者,在他的思想观念里,一个真正的作家,必须坚持自己的自由精神和独立意志,“真正的文学只能由疯子、隐士、异教徒、幻想家、反叛者、怀疑论者创造,而不是那些精明能干、忠诚的官员创造。”扎米亚京身处俄罗斯的白银时代,在那个遍地赞歌的时代,他却坚持自己独特的创作理念,因为他的创作思想不为统治阶级所容,官方对他没有好感,所以,他不得不去国离乡、流亡法国,最后客死巴黎。1920年他就完成了《我们》的创作,但在国内却无法出版,1924年英译本《我们》在国外出版,直到1989年,《我们》才在他的祖国俄罗斯出版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