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来“修昔底德陷阱”这个概念被各界广泛关注和使用，那么修昔底德陷阱自何而来？它背后反映着什么样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其理论的根源在哪里？这些都是中国人在“大国崛起”的征程上必须思考的问题。本文从西方历史、文化、宗教、人性、神性和国家性等方面进行了探索与揭示。
关键词：修昔底德陷阱；现实主义国际关系；根源
“修昔底德陷阱”的概念源于古希腊世界的文明。说它是陷阱不如说是人类历史长河里一颗耀眼的明珠，闪烁着夺目的光芒，而这颗明珠本身却是由一个接一个的大国悲剧凝结而成。这种古希腊式的悲剧往复上演，只是不同的时代主角不同而已。
1修昔底德陷阱的产生
古希腊学者型将军修昔底德在他的伟大著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记录道：“这次战争的真正原因，照我看来，常常被争执的言词掩盖了。使战争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势力的增长和因而引起斯巴达的恐惧……”最后一句话令人觉得深刻揭示了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原因。自此后人总结出了一条铁律“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成大国，而现成大国也必然会应对这种威胁，这样战争变得不可避免。”这条铁律就被称为—“修昔底德陷阱”。自公元1500年以后，许多冲突和战争总是围绕这条“铁律”展开，在16个新崛起国家挑战守成大国的例子中有12个都选择了战争。
2修昔底德陷阱背后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
修昔底德堪称现实主义国际关系之父。他的史诗巨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已有2500年的历史，但对当代现实主义国际关系学及大国对外政策产生了超乎寻常的深远影响。在当今世界里大行其道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从修昔底德的思想及著作中都能找到自己影子。
2.1国家利益与国家权力的观点
“修昔底德陷阱”背后呈现出：国家利益才是主导国家政治行为的永恒标准，任何政治都会受到以权力界定的利益所支配。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写到“雅典的繁荣使这个城邦是没有不顺利的……他们都同样的可以做到，不管他们运用的军队是强大也好，完全不够也好”。所以他认为：一个城邦对外实力才是决定胜利的基础。这与汉斯·摩根索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中“以权力界定利益的概念”的基本原则十分吻合，因而具有典型的现实主义理论特征。修昔底德还在他的著作中记载道“雅典人的干涉和各民族的血缘联系是没有关系的，他们攻击我们，不是因为他们仇恨这个城邦或那个城邦，他们所垂涎的只是西西里的好东西——我们大家的公共财产”。修昔底德这段话在回答雅典扩张动力的同时，也向我们揭示了国际政治的非道德性，这也是典型的现实主义思想。
2.2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每个国家都是自在自助的个体
修昔底德陷阱”背后呈现出：国际体系中不存在一个高高在上手握实权的政府，无法向体系内的成员提供任何强有力的保障，每个国家都是自在自助的个体，只有通过自身实力在体系内争夺权力才能维护自身安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记载了一段关于斯巴达移民——弥罗斯人与入侵的雅典人之间的辩论。大兵压境的雅典人在进攻前派遣代表与弥罗斯人交涉。雅典人提出“正义的标准是以同等的强迫力量为基础，……强者能够做他们有权力做的一切，弱者只能接受他们必须接受的一切。”雅典人如此冷静又残酷的态度只基于一个国家个体自身的实力和强权。而弥罗斯人则希望保持中立并与雅典人做朋友，并且认为一旦发生战事同宗同族的斯巴达人必将来帮忙。结果弥罗斯人在向斯巴达人求救被拒后惨遭雅典人的杀戮。从雅典人、弥罗斯人正反两面和侧面的斯巴达人的选择与事件的结果进行考量，一定程度上印證了现实主义国际关系里国家自在自助的正确性和重要性。
2.3当生存成为了各国追求的最低目标就会出现安全两难和均势问题
“修昔底德陷阱”背后呈现出：各城邦间出现的安全两难困境、摩擦与冲突、结盟与背盟、造就与维持均势的行为，这些都是以生存为最低追求目标的结果，并且贯穿了整个《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公元前451年由于双方都感到势均力敌，雅典率领的提洛同盟与斯巴达率领的伯罗奔尼撒同盟签订了和平条约。决定如果有冲突就由一个第三方来裁定谁对谁错，这就出现了一种“均势”。然而均势可以是一种特殊状态的稳定，但也可以看成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对抗。例如冷战中美国与苏联的关系，那是一种恐怖的平衡。这样的均势一旦被打破，必定会导致严重后果。从修昔底德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读到，雅典人创新进取、富有冒险精神，为了自身安全不断追求权力；而斯巴达人传统守旧、习惯循规蹈矩，为了保证自身的安全竭力维护权力。这种状态直到斯巴达人因为担心和惧怕不受任何制约的雅典人将控制整个希腊，最终选择向雅典宣战而结束。修昔底德向世人揭示了无政府状态下的“安全两难困境”，即一个国家追求安全的独立行为很可能导致所有国家的更不安全。
3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的根源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是古希腊世界的内战，也是各城邦之间的“准国际战争”。后世在研究修昔底德的著作中得到灵感和启发，逐渐形成了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并且不断演化成为三种主要的现实主义学派：一是经典现实主义，二是防御性现实主义，三是进攻性现实主义。那么现实主义的根源又是什么呢？
3.1是西方化的世界和西方理论
无论我们主观是否愿意承认，当今的国际关系理论是西方的理论。它的概念、体系、逻辑都源于西方并且深深的映射着西方思维，现实主义学派表现的更为明显。欧洲继承了古希腊文明的文化基因并且由美国发扬光大。两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成为了西方世界的领导者，国际关系的西方性自然就带着鲜明的美国性。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家们几乎垄断着国际学界的话语权，而且对于非西方世界的国家和理论具有很强的排他性。例如“中美能否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的问题，美国学界的现实主义学者就认为是“绝对不可能的”，理由是：大国要发展必须扩张与征服，这是生存的必由之路，中国在崛起中也不能避免。中国势必会挑战与威胁世界上其他国家特别是大国的利益，故此产生大国的悲剧。其实这是典型的美式思维印证了认识论的“镜像原理”—人们只有从自己熟悉的背景认识对方，思考的是别人，折射的是自己。但是由于国际社会才刚开始进入“去美国化”时期，世界上的国家依旧按照美国主导的西方法则、西方影响下行事，所以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仍具有最大说服力和最高解释力。在中国也是信徒云集。
3.2是源自基督教文化的理论
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是源自西方基督教文化的理论，它的命运紧紧的与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命运连成一体。西方世界其实就是基督教世界，欧洲是天主教、俄罗斯是东正教、美国则是基督新教，这些都是基督教的分支。乌克兰危机表面上看是乌克兰与俄罗斯、美国与俄罗斯、欧洲其他国家与俄罗斯之间，为了各自的国家权力和利益而进行的一场充满现实主义性的国际较量。但是看得更深一点，这其实都是基督教世界内部运动的结果。再看美国对日本的控制、对伊斯兰世界的干涉和对中国的敌视，本质上讲是基督教文化对世俗文化崛起的防范。基督教的“宿命論”对现实主义国际关系也有着深刻的影响。例如米尔斯海默在他的进攻性现实主义中指出“美国人认定美国是世界政治中的慈善力量，而把美国现实或潜在的敌人看成误入歧途或胸怀恶意的麻烦制造者”。但是米尔斯海默没有指出的是为什么会这样？这是因为在美国的基督教文化里，首先认定自己是建立“山巅之城”的神选之民，是来净化这个罪恶世界的人类领袖。而经典现实主义更是以基督教“原罪论”为前提，认为人性本恶，人与人如狼、国与国如狮。
3.3是人性神性与国家性分离的结果
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从修昔底德思想的起源到开始形成是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其原因是人性、神性与国家性的分离。国家性：西方世界的历史中，神性、人性和国家性是三位一体的。直到欧洲“三十年战争”后诞生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才确立了一系列如：民族国家、主权、外交和国际法等概念。从此将国家性释放了出来。也就是说现代西方国际关系起源于民族国家（nation-state）概念的诞生。即，先有“国”再有“际”。神性：马克思讲，不是神按照自己的摸样创造了人，而是人按照自己的摸样创造了神。从古希腊的奥林匹斯众神到中世纪欧洲的天主教，西方人总是生活在神性的神圣禁锢之中。直到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才将人性从神性中解放出来。王权和教权分离开来—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在自我认识的过程中，人们开始重新审视和思考神权与人权、信仰与道德、利益与生存间的关系问题。这就出现了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的思维起点。人性：汉斯·摩根索的经典现实主义是现实主义的典型代表，长期以来一直主宰者学界国际关系的研究。它的基本观点是国家受人性支配，人生来就有权力欲望，人性本恶故权力本恶；国际处于无政府状态，民族国家林立，势力均衡；人性是自私的、理性的，故国家是自私的、理性的；人的的欲望是无穷的，国家对权力、利益、安全的追求也是无止境的。
当神性、人性与国家性分离后，就产生了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逻辑：以权力追求安全，以实力争取利益。
参考文献
[1]修昔底德.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M].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
[2]王大千. 浅析修昔底德的国际关系思想[J].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08.
[3]蔡翠红. 中美关系中的“修昔底德陷阱”话语[J].国际问题研究，2016.05.
作者：盖金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