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王朝六十周年的时候，大都还处于上升期或稳定期，但危机像致命的病毒一样，已经在王朝的肌体内潜滋暗长。所谓英明的帝王往往能够暂时抑制病毒的爆发，但终究不能改变其覆灭的命运。
屠雨迅
在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曾经有过大大小小数十个王朝，但能够一统天下并维持六十年以上的王朝却屈指可数，先有汉、唐与北宋，后有元明清。六十年是个不同寻常的年份，人活到60岁时通常就算进入了老年，我们的祖先把六十年作为一个甲子，并依此进行轮回。那么，当中国封建王朝六十周年前后的时候，分别是个什么状况呢？
一、汉朝。公元前206年，刘邦创建了汉朝，六十年后即公元前146年，当政者是汉朝第四位皇帝汉景帝。这一年，已是汉景帝在位的第十二个年头。由于汉初几代统治者都能认真吸取秦朝覆亡的教训，对统治方式进行了积极有为的调整，实施较为开明的政治，并延续了“与民休息”、“轻徭薄赋”（三十税一）等政策，到汉景帝时，经济不仅得到了全面恢复还有长足发展，社会出现了历史少见的富裕与稳定的景象，进而迎来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第一个盛世，史称“文景之治”。
景帝在位期间，大力推行削藩，平定了吴楚七国叛乱，使中央集权统治大大加强。为随后的汉武大帝奠定了充分的政治基础和物质条件。
这一年（公元前146年），汉武帝刘彻刚满11岁，史学家司马迁已躁动于母腹。汉朝如旭日初升，前景一片光明。
二、唐朝。公元618年，李渊创建了唐朝，六十年后即公元678年，唐朝第三位皇帝高宗李治在位，实际当政者是皇后武则天。
唐朝经历了二十多年的“贞观之治”，社会安定，经济也有了长足发展。但是到了唐太宗统治的后期，皇室与贵族奢侈之风盛行，动辄劳民伤财，部分地区的社会矛盾开始激化。早在公元653年10月，睦州青溪县（今浙江淳安境内）就爆发了一场较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其领袖陈硕真据传是一位美艳绝伦的女杰，她自封为“文佳皇帝”，其斗争锋芒直指当朝皇帝李治。
为了缓和社会矛盾、促进经济发展，武则天以天后的身份，于674年向高宗上了一道奏章，提出了治理国家的十二条建议，史称“建言十二事”，其内容包括：劝农桑，轻徭薄赋；免京师附近百姓租税徭役；停止用兵，德化天下；一律禁绝浮华淫巧；停止大兴土木；节省开支；广开言路，杜绝谗言；王公以下学习老子《道德经》；父在母亡，为母守孝三年；奖励有功；京官八品以上增加俸禄；任官长久，才高职低者超级晋升。武则天为了进一步巩固自己的权力，狠狠打击了李姓皇族和以长孙无忌为代表的外戚势力，并终结了关陇贵族从北周以来长达百年的统治地位。这也在客观上缓和了社会矛盾，为社会经济的持续进步和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因此，唐朝六十周年时，政治相对清明、社会比较安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边疆稳定，人口也迅速增长，王朝显出勃勃生机，为后来的开元盛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一年（678年），距唐明皇出生还有7年，距李白出生还有23年，距安史之乱爆发还有77年。
三、北宋。公元960年，后周大将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建立了宋朝，史称北宋。六十年后即1020年，是宋朝第三位皇帝宋真宗赵恒在位的第二十三年。
此时的宋朝社会安定、经济繁荣，史称“咸平之治”。此后又经过仁宗到神宗数十年的治理，北宋的经济文化空前繁荣，成为世界首屈一指的文明国家，胜过唐朝著名的开元盛世。北宋画家张择端后来在《清明上河图》中形象地描绘了首都汴京的繁盛景象：这座拥有百万人口的世界大都会水陆交通发达、客商云集，逢年过节更是热闹非凡。著名经济史学家贡德弗兰克认为：北宋的中国“无疑是世界上经济最先进的地区。”法国著名汉学家谢和耐曾说：“在社会生活、艺术、娱乐、制度、工艺技术诸领域，中国（宋朝）无疑是当时最先进的国家，它具有一切理由把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仅仅看作蛮夷之邦。”宋朝被周边小国视为天国，宋人被外国人视为优秀而高贵的人。
然而，宋朝给后人留下的印象却是“积贫、积弱”，一直备受外敌欺凌。克劳塞维茨说过，只有准备战争，才能得到和平。而一心想着和平，必然招致战争。宋朝的不幸恰好证明了这一点。北宋先是向辽、西夏求和，最终招致“靖康之变”。南宋偏安一隅，“直把杭州作汴州”，最终被蒙古人所灭。由于宋太祖赵匡胤当年是被人“龙袍加身”的，因而宋朝历任皇帝对武将都很不信任。从“杯酒释兵权”到岳飞等名将遭迫害，重文轻武成为宋朝316年历史中贯穿始终的治国方略。于是，赵普、寇准、吕蒙正、吕端、范仲淹、王安石、司马光等一大批文人政治家脱颖而出。他们有的鞠躬尽瘁、刚直不阿，有的勇于改革，在历史上留下了千古英名。
宋真宗共在位二十五年，后人将其归为“好皇帝”之列。其实宋朝的积弱和最终覆灭正是真宗埋下的隐患。他登基第七年，即1004年，辽国大军南下攻宋。真宗在宰相寇准的坚持下，勉强御驾亲征。正当宋军士气方振、战局对辽不利之际，宋朝却在次年与辽国订下了屈辱的“澶渊之盟”，每年向辽提供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开创了以财物换苟安的先例。更糟糕的是，真宗在政治上陷入了迷茫，找不到收揽天下人心的办法，竟然受小人指使，于1008年玩起了伪造“天书”的把戏。“天书”上说，宋朝皇帝的权力受之于天，将统治天下七百年。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一时间，各地官员都称发现“天书”，就连被贬到外地的寇准也跟着做假。所谓“天书”的内容无外乎对真宗的歌功颂德。真宗一直到死，都把这类自欺欺人的把戏作为维系其统治的法宝，对后世也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真宗在位期间还开启了北宋的“朋党”之争，此后“朋党”之争愈演愈烈。到北宋后期，文官们的意气用事，使得朝廷四分五裂，政令不通，一些重要的法律朝令夕改，令人无所适从，严重损害了朝廷的权威。以至当金兵大举入侵时，朝廷竟无法组织有效的抵抗，终于遭受靖康之耻。因此有学者把北宋灭亡的直接原因归咎于朋党之争。
这一年（1020年），王安石已躁动于母腹，距苏轼出生还有17年，距靖康之变还有107年。
四、元朝。1271年，元世祖忽必烈改国号为“大元”，六十年后即1331年，在位的是元文宗图帖睦尔，他已是元朝统一天下后的第七位皇帝。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国力最强盛、疆域最广阔的王朝。《元史·地理志》这样记载元朝的疆域：“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东，南越海表”，魏源在《元史新编》中说：“元有天下，其疆域之袤，海漕之富，兵力物力之雄廓，过于汉唐。”照此算来，元朝疆土面积近2000万平方公里，约为今天中国国土的一倍。
然而，元朝的统治却乏善可陈，因而好景不长。一方面是元朝统治集团内部的蒙古贵族之间为了争夺帝位，长期相互倾轧，政局动荡。由于军政大权落到了有实力的蒙古大臣之手，皇帝因而被频繁更换。在忽必烈去世后的三十七年间，皇位已经七易其手，元文宗图帖睦尔在位一共只有四年，却经历了两次登基。另一方面，到1331年时，土地高度集中在蒙古贵族手中，昔日的游牧民族已演变为封建大地主。如泰定帝也孙帖木儿在即位前就曾献出土地七千顷，顺帝时由朝廷拨五千顷土地作为公主的陪嫁。元文宗还把苏州一带肥沃官田包租给大臣燕帖木儿亲属，再由他们以苛刻的条件转租给农民，用租佃的方法进行剥削。元朝统治者兼并土地的速度与王朝的迅速灭亡有密切关系。关汉卿的后半生是元朝的子民，他在《窦娥冤》等不朽的剧作中深刻揭露了统治者的残暴，控诉了社会的黑暗，表明早在元朝初期，社会矛盾就已经空前尖锐。到元朝后期，元朝政治更加黑暗，官员卖官鬻爵，贿赂公行。蒙古族统治者公然与庞大的汉族人为敌，规定汉人不得持有兵器和寸铁，汉人遭到北方人殴打时不得还报。文宗时的御史大夫伯颜等人甚至提出了杀绝汉族张、王、李、赵、刘五大姓的疯狂主张。
这一年（1331年），距红巾军大起义还有20年，距元朝灭亡还有37年。
五、明朝。公元1368年，朱元璋创建了明朝，六十年后即公元1428年，是明朝第五位皇帝宣宗朱瞻基在位的第四年。
宣宗朱瞻基在位时间并不长，只有十年，后人也将其归为“好皇帝”之列。加上他父亲仁宗在位那一年，后代史学家将这短短的十一年称为“仁宣之治”，是中国历史上的又一个盛世。之所以有如此之高的评价，是因为此间实行了休养生息，清静养民的政策。而在此之前的永乐皇帝在迁都建造紫禁城、修建长城、疏通大运河、派郑和下西洋以及五次北征等过程中，国家财务支出过大，赋税徭役沉重，使民力严重透支。永乐后期，农业生产已经遭受了很大的破坏，导致很多地方出现了逃荒的现象，有些地区还发生了小规模农民起义，如永乐十八年（1420），青州就爆发了唐塞儿领导的农民起义。宣宗朱瞻基看到了王朝潜在的危机，明白现在已到了必须休养生息的时候。于是，他勤于政事，还经常微服私访民间疾苦。他出访时只带贴身侍卫，不讲排场，不向地方摊派，与秦始皇、隋炀帝以及后来的乾隆皇帝下江南完全不同。据说宣宗朱瞻基既不好色，也没有什么其他嗜好，唯一喜好的娱乐只是闲暇之余斗蛐蛐，不料却落下个“蛐蛐皇帝”的外号，被许多不明真相的人当成了昏君。
明宣宗朱瞻基即位第二年（1426年），突然下令设置“内书堂”，专门教宦官们读书。哪知道，此举却开启了名朝中后期宦官专权的潘多拉盒子，成为影响明朝命运的一件大事。明代司礼监的太监们是专门受理奏章的，再由他们呈送皇帝“批红”。因奏章太多，即使勤于政务的朱瞻基也无法独自处理，于是他只好委托有文化的太监代为批红，这样的太监叫“秉笔太监”。长此以往，皇帝越来越依靠宦官，他们不仅帮助皇帝减轻政务，还能在政治上牵制打压强势的文官集团。从1442年以后的两百年间，以王振、曹吉祥、汪直、刘瑾、魏忠贤等为代表的宦官集团先后登场，并一度权倾朝野。因此有人认为，明宣宗朱瞻基设置内书堂让宦官读书，给大明王朝的覆灭埋下了祸根。
明宣宗朱瞻基在位第八年（1433年），忽然颁布严苛的禁海令，要求全国停止所有远洋帆船的建造与修缮工作，若违反此禁令，不论商人和水手均被处死。在此之前，郑和率领的船队刚刚进行了七次远航。禁海令使举世无双的明朝海上力量从此衰落。禁海令后来不幸被历代统治者所沿用，对后世的影响更为深远，不仅使明朝中后期饱受海盗倭寇的侵扰，还导致了近代中国备受西方列强和日本的欺凌。
这一年（1428年），距小说家吴承恩出生约有72年，距明朝灭亡尚有216年。
六、清朝。公元1644年，清军入关，六十年后即公元1704年，是清朝康熙帝在位第四十三年。
此时的康熙对内已经先后撤除了吴三桂等三藩势力、统一了台湾、平定了准噶尔汗噶尔丹叛乱，对外抗击了沙俄对我国东北地区的侵略，取得了雅克萨战役的胜利，并签定了中俄《尼布楚条约》。所谓“康乾盛世”此时已初步形成。
当时的欧洲正在孕育工业革命。英国由于率先实行资产阶级革命，工场手工业在棉织、采矿、冶金、玻璃等行业中迅速兴起。随着生产的持续发展、技术的不断改进，全社会对大机器生产充满渴望，18世纪中期开始的欧洲工业革命已经呼之欲出。
非常令人扼腕叹息的是，就在这一年（1704年），康熙竟然发布上谕，认定开矿事情对地方无益，以后有请求开采者，都不准行。从此清朝推行禁矿政策，使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遭到了进一步的扼杀。康熙之所以违背时代潮流，禁止民间大规模开矿，主要是担心民众大量聚集，容易起事，进而威胁其统治。
更糟的是，康熙出于政治需要，延续了明宣宗以来的海禁政策，认为“海禁不可轻开”。希望通过封锁沿海水陆交通，限制民众出海，达到遏制郑成功等反清力量的目的。清朝统一台湾以后，康熙于1684年一度宣布废止“禁海令”，使当时的海外贸易得到迅猛发展，同时也促进了国内商品经济的发展，非常有利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本是一种顺应时代发展的政策。然而，康熙在其晚年（1717年），却重新实行了“禁海”政策，并被其后历任皇帝所沿用。乾隆就曾在南巡时说：“浙民习俗易嚣，洋商杂处，必致滋事”，于是长期限制海外贸易，对外国人严加防范，防止他们支持汉人反清。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鸦片战争之前。长期闭关锁国政策不仅严重阻隔了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破坏了国内工商业的正常发展，还将民众长期置于闭目塞听、孤陋寡闻的愚昧状态，最终导致中国失去了世界大国的地位，以至落到有被“开除球籍”的危险，教训十分沉重而惨痛。
这一年（1704年），距曹雪芹出生约有10年，距鸦片战争爆发还有136年。
上述封建王朝六十周年的时候，大都还处于上升期或稳定期（只有元朝除外），但危机像致命的病毒一样，已经在王朝的肌体内潜滋暗长。所谓英明的帝王往往能够暂时抑制病毒的爆发，但终究不能改变其覆灭的命运，这几乎是一种宿命。当初秦始皇“鞭笞天下，威振四海”时，满以为他创立的王朝可以由二世、三世至千万世。哪知道其尸骨未寒，秦朝竟二世而亡。此后的历朝开国皇帝无不与秦始皇有过同样的雄心和梦想，但王朝总也改变不了你方唱罢我登场，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局面。宋真宗似乎比较清醒，他在大宋如日中天的时候就料定其最终是要覆灭的。他只希望大宋统治天下七百年，并借“天书”昭告天下。然而，就连这个相对理性的目标也没有实现。历史的演进显然并不以统治者的意志为转移，正如法国思想家罗兰·巴特说的那样，历史似乎在自行写作。
有人说，政治家能看到十年后的社会，而历史家则能看到三十年后的社会。应该承认，中国古代许多帝王大都不是无知之徒，他们往往从小就接受最好的教育，对王朝兴衰史更是耳熟能详。汉唐初期的几代帝王吸取了秦隋灭亡的教训，于是有了“文景之治”和“贞观之治”。唐太宗李世民甚至深谙“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还说过：“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宋朝皇帝命司马光主编《资治通鉴》，成为治国宝典。尽管历代皇帝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已经竭尽全力，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程度（如文字狱、禁海令等等），仍然无法逃过“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这是人民诗人屈原的名句。“皇家愁马肥，百姓苦饥寒”是西汉末年的写照；“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是盛唐的一景；“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是元朝的现实。最后，鲁迅用“吃人”两字揭穿封建统治的本质。可以说，整个封建统治的历史就是人民饱受剥削和欺压的历史。正如黄仁宇所言，历代封建统治者“虽然宣扬大我精神，却无法掩盖以下事实：他们的所作所为，全是为了私人目标和私利。”虽然儒家宣扬“民贵君轻”的理念，儒家思想也长期占据统治地位，但是并没有哪一位帝王真心认同这一理念并付诸实践。《三国演义》中董卓的一句名言很能代表历代统治者的心态：“我为天下计，岂惜小民哉”。朱元璋甚至为此下令将孟子逐出孔庙。“民贵君轻”其实只不过是文人的理想，百姓从来就没有过这样高的奢望。
杜牧在《阿房宫赋》中无比感慨地写道：“呜呼！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这令人想起黑格尔的名言：“人类从历史中所得到的教训就是——人类从来不记取历史的教训。”
语丝
跑进一个大会场，尽多人，但一个都不认识，这有什么意思，还不如找一两个人谈谈心。
——国学大师钱穆谈读书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