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艳平[河南大学文学院，河南开封475001]摘要：崔莺莺作为《西厢记》中的女主人公，她在追求爱情过程中反反复复的“作假”行为以及对张生由欲到情的转变，一直是人们讨论的焦点，却很少有人从精神分析的角度去探讨。本文试从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剖析莺莺的三重人格，揭示出其“作假”行为和情欲的升华其实是封建社会一个被束缚的女性本我、自我、超我不断挣扎与较量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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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崔莺莺 本我 自我 超我
《西厢记》之所以在元杂剧中“天下夺魁”，成为“北曲的压卷之作”，除去因为它反映了一个“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永恒爱情主题之外，其人物形象的塑造也是功不可没。尤其是崔莺莺这一女性形象，敏感多情、善良勇敢，她与张生的爱情最终在反反复复的“作假”中修成正果，由“体之欲”升华为纯洁的爱情。正如弗洛伊德所说：“也许，就伟大的艺术作品而言，不利用精神分析学，有些方面就永远不可能被揭示出来。如果作品真是艺术家意图和情感活动的有力表现，那么作品本身一定得做这样的分析。”笔者希望通过精神分析的方法，揭示出莺莺在追求爱情过程中反反复复的“作假”心理，以及她对张生由欲到情的情感升华其实是本我、自我、超我不断挣扎与较量的结果。
一、追求情欲的本我
本我、自我、超我是弗洛伊德在《自我与本我》巾对人格结构划分的三个层次，本我是与生俱来的，处于最底层，是“一个充满沸腾的兴奋之大釜”，它遵循“唯乐原则”，即追求个体的生物性需求，如食物的饱足与性欲的满足，以及避免痛苦，也就是说本我的过程是潜意识的、非道德的，是本能和欲望的体现。
莺莺身为相同千金，一出场就是一个“针指女工，诗词书算，无不能者”的封建淑女形象。她从小生活在深闺大院，甘心接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深受“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封建礼教的熏陶，就连、r鬟红娘也传达出“男女授受不亲，礼也”的封建思想，又加上老夫人“治家严肃，有冰霜之操。内无应门五尺之童，年至十二i者，非呼召，不敢辄人中堂”，甚至私出闺房，都要受到老夫人责骂：“汝为女子，不告而出闺门，倘遇游客小僧私视，岂不自耻。”可见当时礼教对女子的束缚是多么强烈，此时莺莺追求“享乐原则”的本我是被压制的。
而“我们整个的心理活动似乎都是在下决心去求取快乐而避免痛苦，而且自动地受唯乐原则的调节”，m也就是说被压制的本我一旦找到某种时机或者受到某种刺激，就会自动释放，被激发为某种冲动。当莺莺得到母亲的允许趁佛殿无人烧香时“闲散心耍一回去来”，她本我的释放找到了有利时机。此时，园内的暮春之景成了本我蠢蠢欲动的催化剂，令这个正值妙龄的敏感多情的女子联想到自己的青春年华、如花容颜，不禁“闲愁万种”，伤春怜人，唱出了青春被压抑的苦闷。随即佛殿偶遇风流倜傥的张生，让很少见到成年男子的莺莺的本我再次受到刺激，内心深处萌动的情欲使她暂时忘记了自己相国千金的身份和父孝在身、已经婚配的事实，也顾不得“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看，非礼勿言”的礼数，不但不主动回避，反而“只将花捻笑”，最后红娘催促她回家，莺莺这时候的动作不是低垂粉颈，而是“回颐觑末”，这一看却是关键，让张生“迷留心乱”，“便不往京师应举也罢”，也正是这一看，“虽然是眼角传情，咱两个口不言心自省”，崔张互通情义，莺莺芳心暗许。
由此也可以看出，莺莺最初对张生只是停留在以貌取情的“体之欲”上，是一个多情女子在如花的年龄对爱情正常的呼唤和渴望，是本我在有利的时机受到刺激释放后的正常情欲冲动，还并非真正的爱情萌芽。
二、矛盾挣扎的自我
自我处于人格结构巾的中问一层，遵从“现实原则”，在自身和其环境中进行协调。自我是永久存在的，受到超我的指导，又是联系本我和现实的纽带，它能够根据现实环境调节本我和超我的矛盾。
佛殿相遇，莺莺的本我喷发，从此本我和超我一直并行存在并互相碰撞，而“在调解本我和现实的过程中，自我常常被迫用H己前意识中的理由来遮掩本我无意识的指令，以便掩饰本我与现实之问的冲突。即使本我顽固坚持不肯调和，自我也要用圆滑的手腕对现实表现出一些虚情假意”。细读《西厢记》，我们不难发现其主要人物形象都是在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矛盾中更加丰满，而崔莺莺算得上“作假”最多最明显的人物，连红娘也说莺莺“有许多假处”。
闹简与赖简，是莺莺徘徊在本我与超我艰难抉择巾最集中的表现。张生托红娘传简，聪明的红娘把简放在小姐妆盒上，而莺莺先是“拆开封皮孜孜看，颠来倒去不害心烦”，随后深知封建礼法的超我提醒本我冲动的越礼行为，这时有意识的自我就要调节本我与超我的矛盾，她随即“厌的挖皱了黛眉。忽的低垂了粉颈。氲的改变了朱颜”，假装发怒责问红娘，来转嫁矛盾冲突，并告诉红娘回帖让张生“休是这般”，实则帖的内容是私会张生：“待月西厢下，迎风半户开，隔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当张生如约而至，她又突然变卦并狠狠地教训了他一番：“先生虽有活人之恩，恩则当报，既为兄妹，何生此心？万一夫人知之，先生何以自安？今后再勿如此，若更为之，与足下决不干休。”害得张生相思病重后，又托红娘带去“药方”。莺莺的这些“假处”，看似让人费解，却是在深受封建礼教熏陶的相国小姐身上真实存在的。本我渴望爱情，超我则站在封建礼法的道德视角反对本我，而自我受到现实的约束，常常用一些东西去掩饰和调节本我与现实的冲突，不得不做出很多“假处”来。由此看来，莺莺反反复复“作假”，并不仅仅是“小梅香服侍得勤，老夫人拘系的紧”，自身本我与超我不断的冲突和碰撞，也是莺莺对张生忽冷忽热、欲拒还迎的重要原因。
如果说佛殿相遇时莺莺的“回顾觑末”只是本我受到刺激后情欲的一时冲动，那么，月夜和诗时莺莺再次“回顾下”，则是崔张真正爱情的开始。通过和诗，莺莺深知隔墙的这位书生不仅风流倜傥而且文采横溢，已对张生有几分爱慕，可受到遵循封建道德的超我的监督，还是只能随红娘离去。老夫人设宴谢张生，莺莺“扶病也索走一遭”，可见莺莺之情，月下听琴又显莺莺之意，随后经过闹简、赖简等一系列风波，莺莺本我与超我的冲突越来越强烈，导致自我一直在矛盾中挣扎与徘徊，而挣扎越强烈越能说明这位相国千金对张生的爱越深，已经超越了“体之欲”的低级追求。
三、善良纯洁的超我
超我受“完美原则”支配，是最高层次的，与本我几乎是永久对抗的，主要是用道德良心约束本我的冲动，指导自我的行为。超我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我们所说的“良心”，代表社会道德对个人的规范和约束；另一个是“理想自我”，南此确立道德行为的标准。
1．“良心”首先，莺莺的超我在人性道德层面表现出善良的品质，她把仁义孝悌之德诠释得淋漓尽致。孙飞虎统半万贼寇兵围普救寺，要掳走莺莺做压寨夫人时，莺莺作为一个不经世事的大家闺秀不是害怕和白保，而是劝老夫人“休爱惜莺莺这一身”，主动要求把自己“与贼汉为妻”，只为“第一来免摧残老太君；第二来免堂殿作灰烬；第三来诸僧无事得安存；第四来先君灵柩稳；第五来欢郎虽是未成人”，而后又怕辱没相国家门，希望能“白练套头儿寻个自尽”，把尸体献给孙飞虎，最后献计“不拣何人，建立功勋，杀退贼兵……情愿与英雄结婚姻，成秦晋”。在危急关头，偌大寺院有不少和尚和香客，莺莺并不知道能退贼兵之人是谁，却毅然决定用自己向往的爱情做赌注来换家人的平安、寺院的安宁。莺莺人性道德层面的超我在与本我较量中的胜利，决定了她善良孝顺的美好德行，也正是这种善良，给了张生一个退贼兵的机会，也给他们的爱情增加了砝码。
2．“理想自我”莺莺与张生的私情被老夫人发现后，老夫人逼迫张生进京赶考，她虽然默默听从母亲安排，十里长亭百般不舍地送别张生，但其实是反对母亲逼试的行为和“三辈儿不招白衣女婿”的门户之见的。她在分别时嘱咐张生“但得一个并头莲，煞强如状元及第”，希望张生“此一行得官不得官，疾便回来”。她内心深处是不满棒打鸳鸯的老夫人的，“蜗角虚名，蝇头微利，拆鸳鸯两下里”，她在乎的不是高官厚禄、夫贵妻荣，只是长相厮守的幸福，她把纯洁美好、长相厮守的爱情视为自己的最高理想。最终情欲得到了升华。
弗洛伊德指出本我、自我、超我“在一个健康的人格之中，这三种结构的作用必然是均衡、协调的。本我是求生存的必要原动力；超我在监督、控制主体按社会道德标准行事；而自我对上按超我的要求去做，对下吸取本我的动力，调整其冲动欲望，对外适应现实环境，对内协调心理平衡”。通过对崔莺莺的人格分析，我们看到了她身上本我、自我、超我的不断冲突与碰撞。佛殿偶遇，莺莺的本我喷发，她对张生产生了情欲，但崇尚情欲的本我与遵循礼教的超我不断发生矛盾碰撞，当自我在调和本我与超我矛盾的时候，来自灵魂深处强烈的内驱力会经常使她无所适从，做出很多看似的“假处”，实际并不是“作假”，而是自我真实情感的流露。最终情欲在善良的莺莺身上升华为纯洁、长相厮守的爱。
①③④⑤⑧⑨⑩王实甫：《西厢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93页，第1页，第20页，第20页，第104页，第121页，第49页。
②[奥]弗洛伊德：《弗洛伊德论美文选》，张唤民等译，知识出版社1987年版，第114页。
⑥[奥1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高觉敷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85页？
⑦朱刚：《二十世纪西方文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58页。
11转引白杜高明等编：《咨询心理学》．四川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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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王实甫．两厢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2]颜长珂．古典戏曲十讲[M].北京：中华书局，1986．
[3]邓建．元稹《莺莺传》的精神分析学解读Jl琼州大学学报，2005(4)．
作者：胡艳平，河南大学文学院2014级古代文学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编辑：杜碧媛E-mail:duhiyuan@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