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亚坤[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 南京210023]
摘要：贾平凹2013年出版的作品《带灯》中有着丰富的象征意象：带灯、萤火虫、虱子、综治办等。这些意象共同构成了作品的核心，表达了作者对当前乡土中国重重危机的担忧与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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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带灯》 贾平凹 象征意象
《带灯》是贾平凹的一部获得较大反响的作品，和作者以往的写实风格不同，这部小说遍布了多种象征意象。这些意象包括：带灯、萤火虫、元天亮、埙、虱子、天气预报、综治办等，它们构成了以“带灯”为核心的意象群。这密集的意象群使我们看到了作者对于当前乡土社会多重矛盾的担忧。
带灯原名叫作萤，在来到镇政府工作不久后改名为带灯。带灯意为夜间自行带着的一盏小灯，和萤火虫的微弱光线相比，这盏小灯已经足够光亮。带灯也以为凭借自己的努力和坚韧可以改变陈腐不堪的乡村现状。但最后疯掉了的带灯连自我也没有救赎。樱镇乃至整个乡土中国依旧沿着它锈迹斑斑的车轮向前碾压。个人的力量显得微不足道，尤其是在带灯这个还带有浓厚理想色彩的小姑娘去对抗改革步履艰难的强大社会机制时。作为乡镇基层干部的带灯，既要承担处理好乡镇上各种复杂事件的责任，同时又受着内心理想的强烈驱遣，试图去改造民众的惯性思维。带灯是这个舞台的唯一表演者和观看者，她越是试图挣扎越被缠缚得更紧，直到最后精神崩溃。与其说带灯是作者根据自己的乡土经验提炼出来的一个典型人物形象，不如说是作者在亲身体验了乡村困境后的最后深情而绝望的希冀：能够有如带灯般的年轻人敢于去冲破这种无物之阵。
萤火虫象征带灯最终幻灭的理想。作者最后写到樱镇飞来了无数的萤火虫，带灯被萤火虫包围，如佛一样，全身都放了晕光。带灯与萤火虫的形象合二为一，最终点燃了自己全部的光明，行将灭亡。从“达则兼济天下”退回到“穷则独善其身”，从带灯照人到萤火虫自照，身体的退缩寓意着精神的萎缩。这里作者表达了他更深重的忧虑：即使有如带灯的人出现，最后依然只能选择明哲保身，更遑论带灯本就不会出现。正如陈晓明指出的：“回到现实的她只能是一只萤火虫，或者梦游症患者，她不能连接起一度中断了漫长时间的经典形象，也不可能在新的时代想象鼓动下活生生地重现。”
元天亮是一个虚实参半的人物，是作者虚构出来的代表带灯精神境界的一个形象。元天亮从始至终都没有正式出场，而只是在带灯的想象和短信中出现，他是带灯的精神寄托。作为一个有着小资情调且刚毕业的大学生，带灯缺少可以进行心灵交流的朋友。而元天亮是樱镇的第一个大学生，且在省委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还会写诗文，这也是元天亮能够成为带灯精神寄托的根本原因。带灯给元天亮的短信是她对生活中各种烦恼和幽怨的诉说，对美好自然风景的由衷赞美，对元天亮纯洁的乌托邦式的爱慕。不过笔者认为此处有些瑕疵的地方是，整部小说缺少元天亮与带灯的互动，整部作品中的短信“有去无回”，只见带灯对元天亮滔滔不绝地讲，却没有元天亮对带灯的回应和情感表达。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将其理解为作者的“自恋”情结，即女主人公义无反顾地对男主人公一往情深、执着不悔，却缺少真切的现实依据和情感诉求。当然作者这么做完全是有意为之，元天亮只有作为一个半虚拟的人物出现在文本中，才能使带灯一直保持和元天亮的精神契合，否则任何一个现实人物都无法保证这种乌托邦式的感情寄托能如此纯粹地持续下去。作者只有将元天亮的信息半隐半明地透漏给读者和带灯，才能更好地扩展这个人物形象的张力。比如作品中提到元天亮在樱镇越来越神话化：“说元天亮爱吃纸烟，手里啥时都冒缕烟，他属龙相呀，云从龙么，烟缕就是云。”他的一句话可能会改变整个樱镇的命运，他曾经的到来也被视为樱镇莫大的光荣，而他的发迹甚至为元氏兄弟在樱镇横行霸市提供了现实依据等。带灯和若即若离的元天亮保持着精神上的契合，同时也将自己的精神追求提高到全新的层面。从这点上说，与其说是带灯被元天亮所感染，不如说是带灯对自己的救赎。
埙在作品中也具有不同寻常的象征涵义。埙的音色幽深、悲凄、哀婉、绵绵不绝，具有一种独特的音乐晶质。古人在长期的艺术感受与比较中，赋予了埙和埙的演奏一种神圣、高贵的精神气质。带灯在闲暇或心情压抑烦闷时，便会跑到山坡上去吹埙，吹给自己听，也吹给心中的元天亮听。带灯对埙的喜爱与自更名字相呼应，都体现了她与镇政府乃至整个樱镇的格格不入。埙的这种独特的音色与带灯在综治办工作中遇到的烦恼和不满相契合，构成了一幅协调的人文景观图。正如吴义勤所说：“而她所吹的埙也同样是一种象征，是她逃离现实的呐喊，是心灵的回声。”
虱子是贯穿全书的一个意象非常丰富的象征物。虱子是一种寄生虫，只有在非常不卫生的人身上才会生。在外界已经彻底战胜虱子的时期，樱镇却与虱子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樱镇所有的人（包括镇政府的人）身上都生着虱子，好像已经成为了身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们会在做着活计或闲聊的时候非常自然地捉住身上的虱子，就像赶走蹭到身边来的调皮孩子一样，没有丝毫的厌倦和恶心。因此，可以预料到带灯试图通过改善人们的卫生条件来消灭虱子是极其困难的。虱子就像古老的樱镇一样，早已深深地扎根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地域间人口的快速流动，甚至出现了跨地域产生的变种虱子——灰虱子，这种虱子在保守的樱镇居然也能被大家认可。带灯和竹子是樱镇仅有的不生虱子的两个人，她们也为自己的这种特殊身份感到自豪，为此她们还获得了可以把床借给县政府官员休息的殊荣。但最后她们俩也生了虱子，并且怎么也洗不掉了。
20世纪40年代在延安，毛泽东和美国友人谈话时曾戏说，如果你身上还没有虱子，那么你还没有理解中国。这句话读来意味深长。王德威说：“虱子与中国人长相厮守，也许表现了古中国藏污纳垢的劣根性，也许暗示了中国底层人民不堪但强悍的生物性本能，也许暗示了历史伟人民胞物与、感同身受的情怀。”虱子这个意象贯穿文章的始终，带灯处处躲着它，最终还是被虱子征服，寓意着带灯最终还是没能够“出淤泥而不染”。她一直在与这个强大的对手抗争，终以失败告终。这个强大的对手暗喻着樱镇的故步白封、人心不古，官场的相互倾轧、尔虞我诈，以及人生的黑暗与社会的不公。正像作者告诉我们的，基层社会有太多的问题，它像陈年的蜘蛛网，动哪儿都落灰尘。带灯依然没有撼动这个强大的体制，即使对其缝缝补补，自己也已遍体鳞伤。虱子还象征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苦难，大而化之，每个群体、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苦难。在樱镇，这苦难正如虱子一样，无处不在，令人奇痒不止。带灯和竹子最终和全镇的人没有了区别，一同葬身在了无边的苦难中。
天气预报在小说中也有着某种程度的寓意，象征着人们对天意和命运的无可奈何：天气虽是自然现象，却与国计民生乃至政权稳定有着微妙的不可忽略的联系。天气虽小，但雨多为涝，无雨则早，抑或来一场地震或一阵台风，都能将一个地方乃至一个国家摧毁，因而也就与国家政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我们整天说天意，天意是什么，天意就是天气呀。天意要你国泰民安，天气就风调雨顺；天意要你不好过了，天气就连年的大旱或大涝。”带灯每天都看天气预报，关注着天气变化，长时间的耳濡目染使得自己都可以看天象来预测天气状况，并且看到了天气可能会引发的大的震动。一场席卷大半个中国的旱灾也可以看出带灯具有樱镇常人没有的高瞻远瞩。
最后，综治办这个尴尬又不可或缺的单位，更直观地体现了基层单位的问题之棘手，解决之困难。随着国家形势的变化，它的统辖范围也在相应变化。由于农业税的取消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变化，它的工作也由催粮催款和刮宫流产演变为相对简单的发展经济和维护社会稳定。但是综治办却并不能切实解决问题，只能是拆东墙补西墙，作者借带灯与竹子的对话提出了这个尖锐而深刻的问题。综治办充其量只能成为国家基础建设的一个缓冲带和一剂润滑油。在小说最后，带灯作为兢兢业业、任劳任怨的综治办主任，却被撤销了主任的头衔。这更加体现了作者的忧虑之处，像带灯这种没有什么私心杂念的人尚且处理不好基层工作，又有谁还能胜任呢？换句话说，陈年问题越积越多，而新问题又不好解决，基层干部的工作任重道远却又收效甚微。这种部门又有多少实际作用呢？社会问题积重难返，上访、自然灾害、权力博弈、经济发展、地方恶霸等此起彼伏，此消彼长，你方唱罢我登场，即使问题将要解决，也会有王后生们一直上访甚至寻衅滋事，不得安宁。社会问题尤其是基层社会问题是一个改革难度很大的地方，它归根结底是经济问题。全国又何止～个樱镇呢！樱镇只是千千万万个乡村的缩影，而每个乡镇又多少有着不同程度的难以处理的陈年问题，从这亦可看出作者在思考这个问题时的深刻忧虑了。
带灯、萤火虫、虱子、综治办等构成的有机的意象群以“带灯”为中心环环相连，丝丝相扣，带灯如萤火虫般的微弱力量终于在综治办的长期浸染下没能摆脱虱子的纠扰。
①陈晓明：《萤火虫、幽灵化或如佛一样——评贾平凹新作（带灯）》，《当代作家评论》2013年第3期。
②⑤贾平凹：《带灯》，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9页，第72页。
③吴义勤：《“贴地”与“飞翔”——读贾平凹长篇新作（带灯）》，《当代文学评论》2013年第3期。
④工德威：《萤火虫与虱子》，《读书》2014年第7期。
作者：焦亚坤，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文学硕士，研究方向：中国当代文学。
编辑：杜碧媛E-mail:dubiyuan@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