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运忠 廖志勤[西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 四川 绵阳621010]
摘要：《易经》卫礼贤译本是<易经》向西方译介进程中里程碑式的译著，出于译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挚爱和对西方文明的彻底反思，以及对中西方文化关系的深刻考量，卫译《易经》带有明显通经致用的目的。出于译者对《易经》的经学思考，译者采用了以传附经的结构体例和以传释经的解经方法；重在推阐语言文字之外的微言大义。纵观卫译《易经》，译本带有显著通经致用的经学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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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易经》 卫礼贤 通经致用 翻译
一、引言
《易经》在中国数千年的经学时代被尊为“群经之首”及“大道之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活水源头。自16世纪始，《易经》便被翻译成各种西方文字。在众多的《易经》西译本中，著名汉学家卫礼贤的译本无疑是最受人瞩目的佼佼者。1924年卫礼贤德文版《易经》正式出版，该译本在西方产生了巨大影响，被称为“西方易学史上的新约全书”。为进一步在西方世界传播易学思想，卫礼贤邀请并亲自指导当时著名的德译英专家贝恩斯(Cary F．Baynes)将卫译《易经》转译成英文。1930年卫礼贤去世后贝恩斯与同为汉学家的卫礼贤之子卫德明(Hellmut Wilhelm)继续合作，终于在1950年完成了这项浩繁的翻译工作。贝恩斯根据卫礼贤译本英译的《易经》开启了西方研究《易经》的新时代，成为西方公认的《易经》标准英译本，该英译本曾先后三次改版，并一再翻印，且作为蓝本再被转译成法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等在西方世界广为流传，由此可见卫译《易经》对西方易学研究影响之深远。然而任何一个译本的产生都与译者的学术思想和他所处的历史文化背景紧密相关，卫礼贤翻译《易经》缘于译者对中围传统文化的同情和挚爱，并受到晚清复兴再起的通经致用思潮的影响，译本带有明显通经致用的经学特征。
二、通经致用的复兴
通经致用的思想起源于汉代，并在西汉昌盛一时。后来由于古文字经学的兴起，经学转向史学研究和名物考据，通经致用的思想逐渐被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直到晚清通经致用的治学理念才得以复兴再起。通经致用在清末的复兴既是对清初古文字经学（又称朴学或乾嘉汉学）的反动，又是清末社会政治变化之使然。清初古文字经学认为欲求经义必假途文字，因而注重实证考据、名物训诂、校勘辨伪等。经学家们皓首穷经，而不谙世事，逐渐形成了“为考证而考证，为经学而治经学”的学风。①清初古文字经学不仅失之繁琐，而且严重脱离社会现实，经学家解读经典固守陈规而鲜有发挥的学风窒息了士人的思想火花，这种沉闷的治学风气在内忧外患的晚晴时代已难以为继，因此其自身的学术弊端促成了通经致用思想的复兴再起。而晚清政治腐败、社会动荡不安则是通经致用思想兴起的又一动因。随着社会危机的日益加深，一些饱读经书的有识之士将经学与救治时弊联系起来，通经致用成为他们改良中国近代社会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武器，主张“经术正所以经世务”。针对晚晴政府腐朽没落的政治统治，近代思想解放潮流的先驱龚自珍引用《易经》“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精神，大声疾呼：“一祖之法无不弊，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力主通过变革来挽救社会危机。晚清放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魏源进一步发挥了龚自珍务实的治学精神，明确提出了“以经术为治术”的思想主张。这些进步的学者强调治学的目的在于通经致用，明道救世，学术研究应该与社会现实联系起来，以解释古代典籍为手段，提出匡时济民的方案。出于通经致用的需要，经学家们一改古文字经学“以字解经”的治学方法，重在推阐语言文字以外的“微言大义”，阐发隐含在经文中的救世主张。
通经致用思想的复兴不仅改变了中国学者的学术思想，同时也对酷爱中国文化的西方学者造成了巨大影口向，德国著名汉学家卫礼贤便是其中一位杰出的代表。缘于对中华文化的炙热追求，卫礼贤与中国传统文化学者保持着频繁而紧密的接触，其中包括近代通经致用思想的积极倡导者康有为、梁启超，以及前京师大学堂总监劳乃宣等，并拜劳乃宣为师研习《易经》。在劳乃宣的指导下，卫礼贤经过十年锲而不舍的努力终将《易经》译成德文。卫译《易经》取得了巨大成功，著名心理学家荣格(Carl Gustav Jung)认为“卫礼贤翻译的《易经》在西方是无与伦比的”。卫礼贤与劳乃宣合作翻译《易经》是在浓厚的通经致用的思潮中完成的，译者的翻译目的、译本结构和内容，以及解经方法无不深深地印上了通经致用的经学特征。
三、译经目的
1．挽救危境中的中国文化
20世纪初的中国正处于一个新旧交替的历史变革时期，在西方列强不断强化对中国民众进行思想“殖民化”，强行推行西方文化制度和精神的同时，新文化运动思潮也正悄然兴起。新文化主义者将中国的积贫积弱完全归咎于中国传统文化，他们认为：“中国固有文化一无是处，汉字应当废除，国粹应当陈诸博物馆。”在彻底否定中国文化的同时，新文化主义者主张用先进的西方文化取而代之。新文化运动领袖陈独秀曾断言：“若是决计革新，一切都应该采用西洋的新法子，不必拿什么国粹、国情等鬼话来捣乱。”中国传统文化遭到了前所未有的质疑和批判，针对新文化主义者对西方文化的盲目崇拜，一大批中国传统文化学者和西方汉学家深感忧虑，并开始采取行动来捍卫中国传统文化。卫礼贤提醒中国人要认清西方列强的侵略本质，“虽然有不少欧洲文化的热情赞美者作为欧洲文化的先导和代言人在中国从事活动，但是老的欧洲国家并不愿意把新中国当作完全平等的一员接受到西方文化共同体之中”⑧。为使中国传统文化免于灭顶之灾，卫礼贤与劳乃宣决定合作翻译《易经》，希望通过“翻译”这一特殊的文化传播手段来保存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让圣人之道得以延续，在异域之邦扩展中华文化的生存空间，从而挽救危境中的中国文化。
2．寻找拯救西方文明的智慧
卫礼贤翻译《易经》与其对西方文明的反省有着密切的联系。卫礼贤将西方文明称为机械文明，机械给西方创造了空前丰富的物质财富，但同时也腐蚀了支撑西方文明的精神和道德基础。机械文明是“使一切事物机械化的历史，因为它既不需要智慧也不需要力量，所需要的仅仅是熟练的技巧和反复的练习”。对机械过度依赖使西方人逐渐失去了对机器的控制权，而沦为机器的奴隶。机械科技虽日臻完善，但人们的思想和灵魂却变得很贫乏。西方文明还具有强烈的扩张性，西方列强对世界各地的暴力入侵和掠夺“无丝毫高尚的情操和美感”。为夺取世界霸权，西方列强展开了激烈斗争，并最终导致世界大战的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灾难使“西方文明发生了可怕的崩溃”，文明的灵魂遭受了永恒的创伤。在反省西方文明的同时，卫礼贤将眼光投向东方，看到“中国智慧成为现代欧洲的拯救者”。卫礼贤将《易经》视为中国智慧的集中体现，期冀西方能够从古老的中国文化典籍《易经》中寻找到拯救西方文明的智慧。
3．架起沟通东西方的文化桥梁
卫礼贤本是来华传教的德国新教传教士，他来中国的初衷不外乎是想让中国的“异教徒”接受上帝的感召，但在旅居中国25年间，作为传教士“他没有发展一个中国基督教徒”，但作为一个文化使者却为东西方文化交流奉献了毕生精力。20世纪初，“黄祸论”在欧洲甚嚣尘上，西方列强宣扬中国文化是劣等文化，并鼓吹：“要是中国具备了文明的一切物质利益，却没有基督教的富有活力的精神所补救、革新和解放，那么真不能想象有什么事比中国处于这种境况具有更大的灾难性。”为阻止“黄祸”给西方带来更多的灾难，西方“应该热烈地祈求让天朝（中国）永远保持昏睡状态”。与“黄祸论”狭隘的文化观不同，卫礼贤认为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都是积极向上的，不能简单地说孰优孰劣，并预言人类将最终通过交流缔造一种综合东西方文化遗产的世界文化，他在翻泽《易经》的序言中写道：“《易经》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呈现的许多真理与基督教义极其类似。”德国作家黑塞(Hermann Hesse)“从卫礼贤所译《易经》的语言里听到孔夫子和歌德同时说话”。卫礼贤一生致力于东西方文化交流，竭力消除“黄祸论”对中国文化的敌视和偏见，在东西方之间架起了一座文化桥梁。
四、译本内容和结构
卫译《易经》主要采取了通行本《易经》以传附经的结构。《易经》由古经文和《易传》（包括《彖传》上下篇、《大象传》、《小象传》、《文言传》、《系辞传》上下篇、《说卦传》、《序卦传》和《杂卦传》）两部分构成。古本《易经》通常采用经传分离的原则，即经文和《易传》相互独立；而通行本《易经》一般采用以传附经的方式，即将《易传》的部分内容根据64卦拆分开并分附到每一卦或每一爻中。卫译《易经》由序言、正文和附录三个部分构成。序言是一篇详尽的学术导渎，译者在序言中详细地介绍了《易经》的使用、历史以及译本的安排，并将《易经》定性为“智慧之书”，呼吁广大的西方读者能够认真体会《易经》中的中国智慧，并深信“任何人只要真正吸取了《易经》的精髓，便能够丰富自己的人生阅历并体味到生活的真谛”。译本正文由文本( texl)、材料( material)和注释(commentar)三个部分构成。文本包括64卦的经文，同时又将《彖传》和《大象传》按64卦拆分开，分别附在每卦的卦辞后面；材料包括《说卦传》《系辞传》以及译者自己撰写的《卦的结构》；注释包括64卦的卦爻辞，同时将《易传》十篇按卦拆分，分别融合到64卦中。附录简要地介绍了《易经》的筮法、八宫卦以及重卦的识别。
《易经》古经被人们认为是卜筮之书，反映了一种神秘的原始宗教巫术文化；《易传》则是一部哲学著作，是对《易经》的理性解释，正是《易传》的哲学思想赋予了《易经》以经学意义。从形式上看，《易经》和《易传》本可各自独立成篇；但从内容实质来看，《易经》和《易传》却是不可分割的。没有《易传》的哲学阐释，《易经》只不过是一部卜筮辞而已，故不能称为经书，更不可能雄踞“群经之首”；而如果没有《易经》经文，《易传》就失去了赖以存在的原始依据，因此只有将经传融为一体，并透过《易传》的哲学意义来重新诠释经文，《易经》才能成为经学意义上的著作。卫译《易经》采用以传附经的编排方式，旨在尽量淡化《易经》的宗教色彩，而突出《易经》的哲学内涵。译者对经文和《易传》的翻译及阐释占据了译本的主体内容，而具有巫术文化色彩的筮法、八宫等内容则以附录的形式作简要说明。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卫译《易经》的汉语原著是清朝初年的《周易折中》，尽管该版本采用了经传分离的编排方式，但译者并未拘泥于原著的结构，仍然沿袭了通行本《易经》以传附经的排列方式，说明译者正是站在通经致用的高度来翻译和阐释《易经》的，旨在让读者领会《易经》中高深的哲学思想，明晓《易经》中的治世道理。
五、解经方法
1．以传释经
《易传》是最早系统解析《易经》经文的权威著作，卫译《易经》正是以《易传》为基础来揭示《易经》经文的人文思想。以卫译《易经》对《乾卦》卦辞“元亨利贞”的解释为例。历代经学家对“元亨利贞”的解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而卫译《易经》的解释则完全采用了《彖传》和《文言传》的说法。译者将“元”解释为“统领、源头、大”，这种解释直接来源于《彖传》：“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伟大的乾元是一切事物创始化生的源头，并统领于天道运行的整个过程。译者在阐述“元”的基础上进一步引申出对“亨”的解释：“万物在创始之时只是一个抽象的理念，还没有化成现实，但‘乾’将赋予这些理念以不同的形式，这个过程可以用‘亨’来表达。”译者对“亨”的解释也就是《彖传》的表述：“云行雨施，品物流形。”万物受乾元创生之后，逐渐成形而生长成不同的品类。但万物之形并非一成不变，而是永远处于生生不息的变化之中，而且整个过程将无比畅达亨通。乾道的运行经历了元和亨的阶段，便进入“利、贞”。译者将“利、贞”解释为：“万物之形不断地实现和区别。利，即乾赋予事物本来的性质。贞，即正和坚定。”译者的解释无疑来自《彖传》：“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乾道运行至“利”的阶段，万物将成就各自的禀性，各得性命之正，但此时万物尚未完全成熟，还必须坚定地保持自己的品性，待乾道运行至“贞”的阶段，万物才完成了整个生长过程，并处于一种最高的和谐状态。
译者首先从乾道运行和万物生长的自然规律来阐释“元亨利贞”，接着译者进一步将“元亨利贞”的解释引向人类社会层面，将其称为做人的四个基本道德：“元是最基本的准则，包含了其他三德，并且与仁德联系在一起；亨与礼相连，将规范和梳理仁德的行为，使之畅通无阻。利与义相连，将创造条件让人得到他本该得到而且能使他幸福的东西。贞与智相连，将辨明事物发生的定律和事物产生的恒定条件。”译者对“元亨利贞”在社会层面的引申与《文言传》的阐释一一对应。《文言》日：“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日：‘乾：元亨利贞。’”“元”是善举的开始，表现在个人修养上就是仁，只有具备了仁德才能做人的首领。“亨”是一切美的集合，美好的东西聚合在一起足以符合礼仪规范，事物才变得亨通。“利”是讲道义，彼此和睦。让人各得其分，各守其职，让道义和谐。“贞”是事物的根本，于个人修养就是智，只有睿智的人才能把握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并坚持正确的行为方向。因此，君子就是践行“元亨利贞”即“仁礼义智”四德的人。译者将“元亨利贞”与个人修养紧密联系在一起，与《文言传》的解释完全一致。
又以《中孚·九二》为例：“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卫译《易经》对该爻阐释道：“你只要坦诚而真实地表达情感，用行动清楚地表述观点，你就会产生广泛而不可思议的影响。你首先能影响那些虚怀若谷的人，然后能影响更多的人。你的影响都来源于你的内心，真诚地表达自己的言行将产生巨大的效果。”《中孚·九二》以鹤鸣于树荫兴起“我”欲邀好友共饮美酒的激情，描绘了一副和谐、欢愉的场景，充满了诗情画意；而卫译的解读却突出了一层道德说教功能和做人的精神价值，强调中实至诚的内心状态和行不失信的行为规范。《系辞传》日：“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况其迩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则千里之外违之，况乎迩者乎！……”善行产生好的影响，而恶行则产生坏的影响，言行的善恶对君子至关重要。《系辞传》和卫译《易经》对《中孚·九二》的阐释几乎如出一辙，都旨在阐发以诚实感召别人，自己则应该谨言慎行的道德哲学。
2.推阐微言大义
《易经》言辞简洁洗练，但蕴含的意义却深远微妙。受通经致用思潮的影响，卫礼贤翻译《易经》摆脱了文字的束缚，而重在推阐语言文字以外的微言大义。如《小畜·卦辞》：“密云不雨，自我西郊。”卫译《易经》阐释道：“卦象指的是，最初来自西方的文王正处于东方暴君商纣王的统治之下。采取大规模行动的时刻还没有来临，文王只能通过友好的劝诫在一定程度上来约束暴君。……只有通过友好劝诫这种方式我们才能产生影响。”《小畜》卦辞原本讲的是一种气候现象，天空中布满了乌云，但却没有下雨，云气是从西边的城郊升起来的。卫译《易经》对原文的阐释并没有谈气象，而是将对原文的阐释引向社会和历史层面，阐述了商代末期周文王劝诫商纣王的历史事件。周人发源于商王朝西边的岐山，并长期处于商王朝统治之下，商朝末年周人最终以武装革命的方式推翻了商王朝的残暴统治。然而，革命并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长期的准备工作。《小畜》即微小的储蓄，比喻革命的力量尚未成熟。“密云不雨，自我西郊”比喻大规模的革命行动正在酝酿中，一时还不会爆发，还需要一段时间的准备，因此周文王对商纣王的残暴统治并没有采取疾风骤雨般的革命行动，而是对其进行比较温和的劝诫，致使商纣王忽视了正在不断积蓄的革命的力量，从而为后来的“武王伐纣”赢得了充分的准备时间。译者用“周人克商”的历史来阐释原文，体现了译者对社会和历史的思考。
又如《损·上九》：“上九：弗损，益之，无咎，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卫译《易经》阐释道：“有人将自己的福祉与世人分享，他每次增加的权利都会给全人类带来利益，而不是去损削别人。通过坚韧的毅力和富有激情的工作，他将取得成功并得到别人及时的帮助。但是他取得的成就并不仅限于个人私利，而是让所有人都能得到的公共利益。”@损，即减损、损削的意思。从卦象来看，损卦上为山，下为泽，象征大泽侵蚀了大山的根基，有损下益上之象。将卦象应用到社会政治领域，意思是讲用损削下层人民的方法来增加统治者的财富，然而民乃治国之本，这种彻头彻尾的损削行为不仅损害了人民的利益，而且也动摇了整个社会的统治根基。损卦上九以刚爻据全卦的最高位，象征某人位高权重且财富殷实，但他不能继续损削于下，反而应当利用自己的权力和财富为民谋利，如此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卫译《易经》对该爻的阐释与社会政治联系起来，劝诫当政者不可肆无忌惮地盘剥下层人民，应当利用自己的权力和财富为民谋福祉，译本体现了“以民为本”的治国思想。
六、结语
翻译是有效的文化传播手段，但任何译本都是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将受到各个时代的文化因素和译者个人文化倾向的影响和制约。卫礼贤对中国传统文化推崇备至，同时又受到通经致用思潮的熏陶，纵观卫译《易经》，译本充满了通经致用的痕迹，但卫礼贤眼中通经致用的对象不特指中国，也不单指西方，而指整个人类社会。他以西方传教士身份来到中国，最终却成为“中学西传”的文化使者。在卫礼贤翻译的众多中国典籍中，《易经》的影响无疑是最为深远的，卫译《易经》促进了西方易学的形成和发展，同时也使《易经》成为全人类共有的文化经典。当现代文明在创造了空前繁荣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同时，也使全人类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和挑战，此时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应当以“通经致用”的精神去学习和研究经典，从古代经典中汲取全人类文明发展的智慧。
基金项目：本文是教育部2010年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基于国学经典的英语专业翻译教学理论重构研究与实践”（项目编号10YJA740057）和2013年四川外国语言文学研究中心项目“中国哲学典籍对外翻译——《易传》哲学英译研究”（项目编号SCWY13-22）
作 者：任运忠，硕士，西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典籍翻译；廖志勤，硕士，西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
编辑：杜碧媛E-mail: duhiyuan@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