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柳娜[汕头大学文学院， 广东 汕头515063]
摘要：严歌苓的小说《扶桑》，一方面，从白人克里斯、华人大勇和叙事者“我”的角度出发，对扶桑这一“他者”进行凝视，揭露了殖民主义和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双重压迫：另一方面，这被凝视的第二性，却反过来拯救了男性克里斯和大勇。相对于白人克里斯的主体身份，大勇和扶桑又是“他者”，但严歌苓通过对东方主义的颠覆，赋予了大勇和扶桑新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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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他者主体《扶桑》大勇
《扶桑》通过名妓扶桑与华人恶霸大勇，以及白人小男孩克里斯之间的情感纠葛，反映了异邦华人生存的艰辛、种族之间的斗争、性别歧视，以及文化压迫等社会问题。在东西方文化相互的碰撞中，扶桑从被“凝视”对象变成改造她自身的“镜子”，“他者”身份也由本来的被动、受制的状态成为了主动的、解救主体的状态。
一、由异到弱的“他者”
漂洋过海到美国旧金山的华工和妓女是怪异的，这些留着小辫子的男人和裹脚的女人身上散发着古老东方的气息，让年轻的西方国家充满窥视的好奇。我们可以从克里斯眼中来捕获这些新奇：“每一样廉价的饰品都在克里斯的眼里呈现出古典的繁琐，都呈现出东方的晦涩。黑发终于一泄而下，黑得如同原始一样难以看透。”此外，洋人眼中的中国人的怪异还表现在他们的相互戮杀和欺压：他们温和地处理一路上死去的女奴，安详地将尸体抛进海洋，他们的残忍在那样永恒的温和中也像女人的脚一样带有谜的色彩，变成鸦片般的幻奇。在罢工潮中，他们殴打上工的“汉奸”同伴，过后自己却也跑去上工了；为了躲避警察的搜查，他们把一个五个月大的女婴掐死，他们拥有“相互残杀式的亲密”。他们身上的谜一样的东西引发起白人的敌意和迷恋是对等的，白人将一个捉蟹的中国男人吊起来，并开始往他身上下刀，割裂了他的舌头、耳朵、鼻子，正是因为他的温良与沉默使他们震怒。他们还将一个十二岁的男扮女装的小戏子追上屋顶，直到扒光他的衣服让他现出男儿身以后才肯善罢甘休。白人厌恶地看着这群来自遥远东方的“两足无毛动物”，他们将抓起来的中国人革去辫子来给以他们精神上的惩罚，连十几岁的小孩子嫖着低廉的中国妓女，口袋也还揣着一张列满中国人十几条罪状的“请愿书”。由此可看出，处于“他者”地位的中国人是被动的、受控制，所有不好的东西都是和这群异类挂钩在一起，他们的“异”代表的就是弱，并且使得他们成为被解决的问题，白人想认清楚自我，就需要“他者”作为参照系，通过不断对“他者”进行否定来树立自身的权威。
中国人“他者”身份还体现在话语权的丧失，掌控话语的权利在西方人手中，“他者”是“无声”的。他者也是“被失声”的，所以修铁路的功劳归功于“德国人的严谨，英国人的持恒，爱尔兰人的乐天精神，从来不提一个字的中国苦力”。在《东方学》中，爱德华·沃第尔·萨义德就指出了“他者”始终处于失语症的状态，并为西方建构自我的主体地位和身份服务。话语权属于强者，华人恶霸大勇就有这样的话语权，他要求雇主代表给钱才愿意当他们的翻译，还在翻译到关键的时候停下来，顿戏弄了两个洋人，让他们对自己另眼相看。 二、双重凝视下的“他者” 相对于华工，身处异邦的中国妇女受到的压迫是双重的，她们不仅受到洋人的种族歧视，还要忍受来自男性的性别压迫。斯皮瓦克就把种族、性别、权利的概念引进后殖民批判理论当中，揭露殖民主义和男性中心的权力话语对于第三世界女性的遮蔽和歪曲，她认为来自第三世界的男性受到了压迫和话语权的剥离，而第三世界的女性则是“边缘的边缘”，受到的压迫更甚。扶桑十二岁的时候就被接到婆家，跟一只象征着丈夫的大公鸡拜堂成亲，二十岁时又被拐去旧金山，被老鸨当成物品在拍卖会上拍卖。
作为美国男权社会的代表，克里斯分别从文化和性别两个角度对扶桑进行凝视。他对扶桑充满了一种“东方主义”的窥视欲，在第一次与扶桑见面之前，他就已经“用一面小镜子将她一个细部一个细部地观赏过”：他观察扶桑的小脚、他看扶桑吹冷茶水的动作、他观看她吃田螺、啃瓜子、从容流血的样子……他从未见过这样一系列女性动作，他不懂这些动作为何有着如此异样的诱惑，全方位的窥视让他对这位东方女性着了魔，因为扶桑满足了他心目中传统东方的秘密形象。克里斯站在主体的位置，将客体“扶桑”当成是一个需要被拯救的对象：“他一次次幻想自己是神话中的骑侠，有个遥远国度的美丽女奴需要他去营救。他得以剑斩断囿她于其中的罪恶。”可以说，克里斯代表着年轻的西方文明，而扶桑代表着古老神秘的东方文化，克里斯对扶桑的拯救，也是新生的西方文明对落后的东方文化的拯救。所以当扶桑被救送进医院脱掉了红绸衫并穿上纯洁的白色衣服时，克里斯差点认不出她来，因为红绸衣是东方的象征，扶桑脱下了红绸衣就等于脱下了东方文化的外衣，也不再需要别人的拯救。
大勇代表了中国父权文化，他也从性别的角度对扶桑进行凝视。从第一次在拍卖会上见到扶桑起，大勇就以买主的身份凝视扶桑这个物品，并且由他来决定这个物品的价格。扶桑在大勇的手下当妓女，大勇是“爱”她的，但这种爱是对宠物或畜生的爱，就像大勇爱他的狗、鹦鹉、首饰盒一样，所以当别的男人在扶桑身上瞟来瞟去时，大勇是得意的，因为宠物就不该单单被一个人宠，乃至他用抚摸鹦鹉劲羽那一模一样的手法去摆弄扶桑的鬓发。大勇“爱”扶桑还因为他喜欢扶桑听懂他的话时和他的狗几乎相同的神情；还因为扶桑面对大勇的“好”时不言谢的反应，因为狗和马及鸟都不对他的宠爱做出语言的反应。于大勇而言，扶桑就是使他脸上有光的一样物品，他占有支配这个物品的完整的权利，别人对扶桑的欣赏就是对他这位主人佩服的表现。
我们可以看出，扶桑从头到尾都是处于一种的失语状态，她与丈夫成亲、她被买卖、她接待哪位嫖客，这都是别人说了算。纵然这是因为她性格里那点“痴”以及她宽容的胸怀所致，但也是因为在异邦土地上，女性是没有支配自己身体和精神的权利的，妓女阿绵思念自己被卖的孩子，她过于沉溺于自己的精神世界乃至发疯就是最好的教训。
三、他者形象对东方主义的颠覆
在西方作家的作品中，中国人的形象常常是这样的：女人都裹脚、温柔而顺从；男人都是小眼睛、扎辫子、麻木、贼眉鼠眼。西方人通过自己的主观臆想，以俯视的态度建构出一个另样人种来作为自己本民族的陪衬和强大的证明，而在严歌苓笔下的大勇和扶桑，他们的形象解构了东方主义的建构和想象。
大勇的身上既有东方主义的恶魔形象：杀人放火、买卖妓女、无恶不作的一面；也有刚烈、正义、同情弱者的一面。大勇的辫子是力量的象征：散开是匹缎子，编起来是条麟蛇。大勇身上还配有五把神奇的飞镖，洋人们只要看到大勇腰间露出的飞镖，马上会吓得夺命而逃，事实上，大勇并没有用过它们，这些被符号化了的飞镖比它们本身更具征服力。另外，大勇又不完全是一个恶霸，在看到同胞被洋人无情打死的时候，他站出来煽动工人罢工；当四十个中国男人被剪去辫子的时候，他将上百个洋人的后背衣裳割出了口子；他认为死是人生的最后一次登场，即使再急着逃命他也会将死者收拾干净；他将内心最温柔的地方留给自己未曾谋面的妻子……这样一个邪恶却又刚烈、足智多谋的复杂性格，解构了传统东方主义的看法，成功塑造了一个新的中国男人形象。
扶桑有着传统东方主义建构出来的女性形象中的美丽、顺从、软弱，但她的颠覆之处在于：她不是一个被奴役得麻木没有思想的东方女性，她有着自己内心的自由，她还以第二性的沉默宽容拯救了奴役她的克里斯和大勇。小说中多次出现扶桑跪着的形象，她跪着原谅了一切的不平等，使克里斯意识到这个跪着的扶桑之所以动人，是因为她体现了最远古的雌性对雄性的宽容和悲悯，弱势对强势的慷慨的宽恕。至此，在这场东西方遭遇的情感中，“主体”克里斯是从属的、被动的，而“他者”扶桑却占据着主动、控制性的地位。这种对换的“主体”与“他者”关系颠覆了西方主流文学中东方女性被动的“刻板印象”，“主与客”“男与女”“尊与卑”的二元对立关系在其中也发生了奇妙的变化。扶桑的下跪是西方自我存在的一面镜子，她从一个本该被救赎的“他者”身份最终救赎了别人。
扶桑对大勇的救赎在于她用至柔化解了至刚，以宽容感动了这个原本恶贯满盈的汉子。扶桑是处于远古时代的、没有一切文明概念的，她产生于一切尊严、屈辱等概念的形成之前。她受难却不麻木，她内心中有一片专属的自由，别人的解放或奴役都不算数。圈
①②③④严歌苓：《扶桑》，中国华侨出{版社1998年版，第12页，第80页，第9页，第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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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罗钢，刘象愚．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2]爱德华·沃第尔·萨义德，东方学[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3]爱德华·沃第尔·萨义德．萨义德后殖民文化理论研究[M]．
[4]姜智琴，镜像后的文化冲突与文化认同[M]．北京：中华书局，2008．
作者：郑柳娜，汕头大学文学院文学硕士，研究方向：文艺学。
编辑：赵红玉E-mail:zhaohongyu69@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