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洋[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 天津300387j
摘要：谢六逸钟情于小品文这一文体，曾翻译夏目漱石的小品文《火钵》《猫的墓》。其文学作品颂扬率真无伪的人物品格，描绘丑态百出的社会世相，致力于社会进步的文学理想，这些都与夏目漱石极为相似。
教育期刊网 http://www.jyqkw.com
关键词 ：谢六逸 夏目漱石 艺术人格
夏目漱石是日本近代文豪，其揭露现实的犀利笔触、倡导低回趣味的余裕主张对中国近现代作家影响深远。当前学界对夏目漱石与鲁迅、周作人、丰子恺等作家的比较研究层出不穷，而对谢六逸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新闻领域，鲜有涉及他的文学创作。谢六逸毕生躬耕于外国文学的译介，是中国系统介绍日本文学的第一人，曾翻译夏目漱石的小品文《火钵》《猫的墓》。他坚持译介与创作并举，其作品颂扬率真无伪的人物品格，描绘丑态百出的社会世相，致力于社会进步的文学理想，与夏目漱石极为相似，值得学界关注探讨。
一、去伪存真
（一）追求纯良正直的艺术人格
夏目漱石和谢六逸都曾留学海外，最早接受西方现代教育，具有鲜明的自由思想及独立的知识分子品格。文学作品中塑造的人物是他们主观创作的投射，笔下无不充满对理想人格的求索。他们歆羡超世俗的闲适、洒脱，崇尚天真无邪。夏目漱石旗帜鲜明地提出：“人只有最高大的理想才能感化别人，因此，文艺不仅仅是个写作技巧问题，一个没有人格的作家，他的作品也只能写些卑微的理想或者是无理想的内容。因此，是极难感动人的。”夏目漱石的作品受读者喜爱，与他在创作中渗透的艺术人格密切相关。在谢六逸质朴但不失趣味、平缓却不乏深度的行文中，其坚守文学阵地，不随波逐流的形象一览无余。郑振铎、徐调孚在忆谢六逸的文中提到，他是一个和善的好人，不曾有疾言厉色、怒发冲冠的时候，他埋头做事，不说苦叹穷，是一个温和笃厚之人。
夏目漱石笔下的哥儿独立高洁、乐观自由。哥儿最忌讳说谎，儿时淘气生事，但敢作敢当，看不起那种不敢认账的胆怯表现。哥儿的母亲去世后，父兄不喜欢他，家里的女仆阿清婆对他疼爱有加，经常趁父兄不在时偷偷给他吃食和零用钱，但生性坦荡的哥儿十分反感背着旁人独得好处。在四国当教员时，嫉恶如仇的哥儿对数学主任“野猪”、教务主任“红衬衫”之流假模假样、玩弄权谋的行径嗤之以鼻。他不逢迎权势，拒绝晋职加薪，甚至主动辞职。哥儿的形象是夏目漱石人格追求的艺术显现，即崇尚不仰人鼻息的独立人格和不受制于人的自由精神。在《草枕》中同样可见夏目漱石的人格追求，他批判西方现代画极尽雕琢之能事，赞颂观海寺和尚所绘的一幅达摩像。和尚对绘画毫不知晓，甚至问画工画家中是否有博士。漱石认为那幅达摩像无技巧可言，甚至算不上一幅画，但和尚心地通达、任性随缘、腹内无任何沉积，真正具备艺术家的资格。这一评价反映出漱石对人格不断完善的探索，对超然无累境界的向往。
谢六逸在《鸭绿江节》中显示了自己对自然之音的喜爱，他沉浸在微风报秋、小鸟啁啾的和谐音浪中。他不解大众为何趋之若鹜地涌向交响乐大厅，而对大自然的声音置之不理。在他看来，能与万籁之音相媲美的只有劳动者的歌谣。“乘着木筏，手拿小桨，顺流而下，不禁高歌。”“这些俗谣是撑着木筏顺鸭绿江流下的木筏人口中的乐声，是他们的冒险，尝艰辛时的兴奋剂。他们没有知识，讴歌出来的是天真朴质、不假思索的。歌词不免卑俗，可是这正是它的好处。”谢六逸不以形式和喜爱人数的多寡来判断艺术价值，真正流淌自心底的声音才会引起他的注目，此处对艺术真谛的理解与漱石相差无几。谢六逸直言喜欢白桦派作家志贺直哉的作品：“他的Realism是极自然的，毫无一点造作。不单是志贺氏的作品令人钦仰，他对于艺术的忠实也是少有的。”足以印证谢六逸对高尚艺术人格的探求。
（二）艺术创作“求真”
夏目漱石竭力主张写真实，他在讲演中明确地说：“既然要以真为目的，那么回避真实就是卑怯的。”夏目漱石直面现实，主张大胆、露骨的描写，向真实挺进。这里所说的大胆、露骨的描写不同于自然主义实验解剖式的客观，而指艺术真实，真实地描绘丑恶现象。如《哥儿》对教育界混乱不堪局面的揭示，充分暴露了官僚机构的不合理性和不良风气。《我是猫》以猫的视角揭露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罪恶以及人与人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夏目漱石提出“则天去私”，除意味着伦理道德范畴内无私无欲、宽容处事外，还代表着文学创作方法维度，即创作要做到天真地自然流露，不要有人工雕琢的痕迹。
谢六逸翻译过夏目漱石、志贺直哉等日本作家的小品文，并创作了数量可观的小品文。他之所以对小品文情有独钟，是因为它最真实。“日本的著作家虽然不少皇皇大作，但终未能掩盖这些小品文的价值。它们如睡莲上的滴露，如窗隙里吹进来的一线春风，是可爱的珠玑。再就文学理论上说，最能表现作家真率感情的，也非这些小品文莫属了。”谢六逸尤其欣赏日本的小品文，他说：“《近代日本小品文选》这一本薄薄的小本选集，乃是我的枕边集，对我的写作有若干限度的影响。”他在《三味线》中赞赏日本是最懂得生活情趣的民族，女子拥有恬静的气质，学习茶道、插花，精细、雅致。谢六逸的文学观与文学研究会成员倡导的“为人生”不尽一致，但都反对“载道文学”和“游戏文学”，也反对所谓纯艺术的文学，而推崇文学的真实。
二、幽默讽刺
夏目漱石洞察到日本明治时期社会飞速发展显露出的种种弊端，严厉地批判社会黑暗。谢六逸也撰文披露社会存在的诸多弊病，愤怒地同时代争斗。在谢六逸眼中，夏目漱石的创作饱含幽默、闲雅的趣味，又不失对社会人生的参悟体味。“漱石是一个真正懂得‘幽默’的人。他想在这迫切的世间，得到一点‘不迫切’的境界。只消看他的大作《我是猫》《哥儿》，以及现在所谈及的《草枕》，就可以知道他对人生的观察是怎样的精透。”
（一）讽刺社会世相
夏目漱石的名作《我是猫》以幽默、戏谑的口吻讲述了日本近代化大潮中人们经历的物质和精神层面的矛盾冲突，强烈批判了金田老爷似的人物，寡廉鲜耻，缺少人情，鞭挞了这一特定阶级人物的诱骗、欺诈行为，暴露了以苦沙弥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的软弱。《哥儿》讽刺了阴险狡诈的“红衬衫”，他表里不一，公报私仇，夺走古贺老师的未婚妻玛童娜，想方设法把古贺老师调往偏僻的异地。文中也用不少笔墨描绘了阿谀奉承的帮腔佬，他整日跟在“红衬衫”身后，溜须拍马，见风使舵。夏目漱石把这些人物的众生相刻画得栩栩如生，嘲讽了那些胸无点墨之人的附庸风雅，批判了官僚机构的晦暗风气。
谢六逸在文中也把那些装腔作势的人呈现在读者面前。《素描》讽喻现代所谓的名流，即“有名、有书、有势、有术”，这些人假惺惺地藏书，佯装有知识的人，实际只是用来“装点门面”，并不真正阅读。《辛亥革命与“英雄结”》刻画出头戴“英雄结”，空有一腔热血的人相互杀戮．并未真正参与革命。老老少少，连在吃奶的婴孩头上也有“英雄结”，这揭露了徒有其表，缺少实质的愚蠢行为。《中国人的“过多症”》以谐谑的笔触道出了中国人的自以为是——认为自己财产过多，食物过多，被割地、被掠夺都无关痛痒。运用反语明褒实贬，批评这些人缺乏斗志，不思进取，执迷不悟。《墨晶眼镜》一文讽刺道貌岸然的官员喜戴墨晶眼镜，作者分析这些人，一种是心怀鬼胎，一种就是瞎装，将官场形式主义的虚伪一语道破。
（二）讽刺拜金现象
明治维新时期，欧美资本主义文明“破门而入”，带来的功利思想对日本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反映在文学作品中，即为拜金主义。《我是猫》中夏目漱石揶揄拜金主义，说资本家要想赚钱，就得精通三缺：“缺义理，缺人情，缺廉耻。”知识分子苦沙弥也摆脱不了金钱社会的规则。《心》的主人公得出结论：无论什么样的正人君子，只要一看到金钱就立刻变成坏人。《哥儿》中，哥儿初到四国任职时住进一家旅店，客人很少，有许多空余房间，但哥儿被安排在一间狭小、环境差的房间。在他给了女招待五元茶钱后，待遇骤然升级，招待笑脸相迎，服务热情周到。即将与憨直的古贺老师订婚的玛童娜转而投向“红衬衫”的怀抱，也是拜金女郎之一。
谢六逸的《家》以给朋友回信的方式向读者吐露心中的万般无奈，在上海的人们崇拜富商大贾，而非学者教授。称上海是高楼林立的现代摩登都市，但没有真正的文化，不值得羡慕。可以看出作家对拜金之风盛行的担忧与无可奈何。
三、致力于社会进步的文学理想
夏目漱石和谢六逸都是具有社会正义感的文学家，自觉承担起了作家的使命，思考着改造社会的良方。
夏目漱石主张以维新志士的坚韧精神来从事文学，要求作家肩负起揭露和批判假、恶、丑等社会现象的使命，尊重正义，尊重自己的身份，并痛斥不尊重正义的艺术家及利欲熏心的实业家为畸形儿。“在漱石看来，社会若是越腐败，道德观念就越单薄，善之类的理想也就越是低下，文艺家的使命就是在于解说如何更好地生活，教给平民百姓生存的意义。”⑧无论是针砭时弊的《我是猫》，塑造理想人格的《哥儿》，还是俳句式小说《草枕》，都表现出夏目漱石的人世情怀，彰显了批判资本主义文明大潮的社会责任感，并自觉参与日本转型时期的文化重建。
谢六逸坚持译介与创作并举，在译介方面对中国文学的贡献功不可没。他向国人译介西方文学，在译介日本文学方面投入的精力尤多，他翻译文坛名家的小说、小品散文，还关注文艺理论的发展。如他给了本近现代文论家坪内逍遥以很高的评价，高度赞赏了《小说神髓》对日本文坛的贡献。在《中国文学系往何处去》中，谢六逸大声疾呼文学系的青年团结起来向前猛进，提示他们注意研讨世界文学，不可囿于一隅。他在翻译相马御风的《日本的随笔》时，在译后记中说：“介绍公安、竟陵的文字，不能不说是有意味的工作，但在推动中国新文艺一点，始终以为力量微弱。因此我推荐饱受西洋文学洗礼的小品文字，这就是我译本文的动机。”从中可清楚地看出，他的译介和创作均致力于推动中国新文艺的发展。
综上所述，谢六逸和夏目漱石都是心系国家前途，探索文学发展道路的作家。二者具有知识分子的独立思想与情怀，毫不留情地批判社会弊端，揭露不和谐现象，用幽默的笔调、讽刺的手法使黑暗世相、丑陋人物毫发毕现，以引起世人思考。同时他们将自己的文学理想灌注在创作中，通过鲜活的人物形象寄寓创作主体对高尚人格的追寻，并在创作中逐步完善。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项目“夏目漱石与中国”(10YJA752013)
作 者：张洋，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编 辑：杜碧媛E-mail:dubiyuan@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