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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变革情境下管理学术研究的社会责任
罗文豪1宋继文2（1.北方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2.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
摘要：植根于对中国管理研究的持续讨论，聚焦于思考管理学术研究的社会责任，首先，从知识创造取向、成果发布取向、实践互动取向和自我变革取向4个方面阐述了管理学术研究践行社会责任的路径；然后，结合当前时代特征在环境、组织和个体层次的一系列巨大变化，探索了管理实践和研究中涌现出的一些新问题，主张管理学者们更多地关注变化的现实世界；最后，从完整的学术研究历程、学术社群之间关系、本土化与全球化之争3个角度着手，为在变革情境下开展负责任的管理学术研究提供了行动建议。
关键词：管理学术研究；负责任的学术；变革情境；学术社群
1研究背景
2016年7月，笔者在《管理学报》上发表了《中国管理研究国际化的演进与展望——中国管理研究国际学会(IACMR)的发展范例与社群构建》一文(以下称《IACMR文》)[1]。该文在中国管理研究走向国际化的现实背景下，以“白描式”的手法梳理了IACMR的主要学术活动和发展脉络，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学术社群中不同主体未来的发展展望。意料之外的是，该文发表后引发了管理学界的关注和热议。《管理学报》也先后刊发了6篇与此文直接相关的讨论文章[2～7]。在这些讨论的字里行间，各位作者作为学界同道的谦逊诚恳和真挚热情令笔者敬佩且受益匪浅。对于文章中涉及到的一些学术观点，笔者有赞同之处，也有一些值得讨论的地方。这是一场意料之外的讨论，但绝对可以称之为一次极具建设性的学术对话。事实上，管理研究者们之间在学术期刊搭建的平台上进行讨论，本就是《IACMR文》中所倡导的初衷。作为这场讨论的延伸和拓展，本研究中首先澄清说明了几个议题，然后讨论了面向未来的、变革情境下的管理学术研究的社会责任及其实现方式。
首先，从研究方法的选取上看，IACMR自建立之初就强调质化研究与量化研究同等重要。由此，IACMR从来不偏重某一种研究方法，而是希望大家根据研究问题来应用适合的研究方法，并且大力支持“中国企业管理案例与质性研究论坛”及“中国·实践·管理”论坛，翻译出版了有关案例研究论文集以及质性研究的系列著作等。
其次，从推动本土管理研究工作来看，IACMR近年来尤为强调中国管理研究情境的重要性。IACMR年会以及旗下的《ManagementandOrganizationReview(MOR)》期刊，都非常鼓励情境化的研究。CHENG等[8]曾在MOR特刊上撰文指出，要由内向外来进行本土理论的开发与探讨，丰富管理学理论与实证的研究。
此外，从对于科学精神和理论贡献的强调来看，徐淑英[9]曾专门撰文讨论并强调管理研究者对社会的责任。IACMR还组织翻译了管理理论构建方面的经典论文、专门开发了管理研究哲学课程。所有这些工作都旨在强调科学精神，鼓励中国本土学者从不同道路努力开发原创管理理论。
在上述系列讨论的基础上，笔者进一步反思一个基本的问题，即管理学术研究应该承担什么样的社会责任。思考这样一个极为抽象和宏大的问题当然极具挑战性，笔者能做的只是给出一些自己的初步思索。为此，本研究从管理研究的基本使命出发，重点探讨了管理学术研究应该如何承担自身的社会责任，并将其具体化为4个相互关联的取向。进一步地，从环境、组织和个人3个视角着眼，本研究分析了当前社会环境呈现出的一些突出变化以及其中孕育的一些新的研究问题。管理学术研究需要去关注这些变化，并提供能够指导社会大众与管理者的理论成果。
2管理学术研究践行社会责任的取向
管理者和企业作为管理学者的研究对象，人们越来越期望他们能够践行社会责任；同样，学者和学术组织也是社会公民，也理所应当地践行自身的社会责任[10]。管理学术研究作为一门社会科学，无法脱离当下的社会而“独善其身”。从管理科学的使命角度出发，徐淑英[9]引用爱因斯坦的观点来强调“科学的首要目标是要让普通人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并将一门学科的使命归纳为“追求真理、至少是尽最大可能地去逼近真理”和“改善人类境况”这两个方面。由此可见，履行对于社会的责任是管理科学研究实现自身终极使命的必然要求。
遗憾的是，当前管理学术研究对于自身社会责任的思考和实践并不乐观。近些年来，国内外管理学界都共同面临着“管理研究与实践相脱节”的严峻挑战和质疑，而这种脱节恰恰是管理学术研究漠视社会责任的突出表现。考察目前的管理学术研究，造成研究与实践脱节的症结在于学者们常常陷入到“自说自话”的境地之中，学术研究的科学微世界和丰富的现实世界缺少对话。由此，管理学术研究关心的问题可能与管理实践的问题相去甚远。在中国的管理学界，或许由于发展的太快，追随西方学术界的脚步太紧，上述的趋势可能表现得更加明显。
基于对当前管理研究范式的深度反思，西方学术界提出了“参与型的管理研究”和“基于经验的管理研究”。在国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以及《管理学报》等学术组织提出与倡导的“直面中国管理实践”这一理念如今也得到了越来越多学者的认可及践行[11，12]。然而，即便有这些积极的探索，管理研究与管理实践之间的沟壑也并非能够轻易地弥合。除了在研究路径和方法上进行创新探索之外，整个学术共同体更需要深入思考管理学术研究应有的社会责任，并努力践行对社会负责任的管理学术研究。
徐淑英[9]认为，对社会负责的学术包括3个重点：①建立和发展能够平衡股东与其他利益相关方利益的管理模式，并且对研究组织的经济产出和社会产出给予同等关注；②学术研究要真正地解决现实世界中的管理难题，在现时环境下对重要的管理现象进行系统的、批判性的、精心设计的分析，并且发展有意义的理论来解释管理现实中的困惑；③以追求真理作为最高原则，以尽可能合乎道德的方式来面对文献和研究参与者。上述3个重点从不同层次探讨了管理研究社会责任的内涵，但从更加具体的角度出发，学者们仍旧不清楚应该从哪些地方着手，才能真正将社会责任落到实处？为了厘清和深化对于这一问题的讨论，本研究提出管理学术研究和管理学者履行社会责任的4种可能取向(见图1)，具体如下。
(1)知识创造取向：通过学术研究积累具有前瞻性、超越性、趋势性的管理知识从结果产出来看，管理学者开展理论研究的直接产出在于贡献关于管理活动的理论化知识。但是，这些理论知识是多样化的，既可能是对于当前管理活动的解释和描述，也可能是基于以往管理活动而探索出的原理、规律或机理，还有可能是对于未来管理实践发展方向的一种预测和推断。不同类型的理论知识与管理实践的关联程度不一致，其贡献和生命力也是不同的。从与管理实践的直接相关性来看，有关当前管理活动的具体化知识固然最有可能发挥直接作用，但这却可能不是管理学者最为擅长和最应该承担的责任。事实上，身在现场的管理实践者和咨询师或许更能够发挥这种当下的“有用性”。作为管理学术研究的社会责任，更为重要地是能够扎根甚至超越当下的管理情境，贡献出具有前瞻性、超越性、趋势性的管理知识，从而能够为管理实践者在思考和引领“管理向何处去”等问题时提供思路与参考。
在当前组织不断经历变革的互联网时代，管理者更需要获得的知识不仅仅是针对现有管理体系的完善，而是从管理活动发展的历史趋势来看，从面向未来的角度出发，如何优化和引领当前的管理实践。在一些情况下，管理者当前的实践做法可能是有效的，但并不符合组织与人性发展的趋势。管理学者便不能只是去论证当前实践的合理性，而更应该帮助管理者破除认识上的迷障，从而能够更好地推动组织和社会的进步[13]。正因如此，本研究认为，管理学术研究的主要任务不在于为当前的管理实践寻求合理依据或进行“背书”，而在于从未来的演变趋势出发来审视当前的管理实践。
(2)成果发布取向：更为积极主动地向社会大众和管理者推介管理学术研究的成果管理研究和实践脱节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研究者们往往更重视在学术社群中发布学术成果，重视在学术社群中的影响力和声誉，却不重视与管理实践者的沟通，久而久之便陷入到固步自封、自娱自乐的境地中。学术发表需要符合科学共同体的学术范式，一般更为强调科学术语和逻辑论证，而这对于实践者和社会大众来说既难以理解又价值有限。德鲁克作为影响全球的管理思想家，几乎没有什么学术论文发表，但其很多思想和观点通过《哈佛商业评论》得到及时广泛的传播。这也启示今天的管理学术研究者，专注学术发表固然可以部分地践行学者的“知识创造”使命，但在社会贡献使命上却可能是“跛腿”的。学术研究的成果如果只是停留在学术期刊上，自然难以期待管理实践者与社会大众学习应用这些研究成果。目前在国内，已经有了一批面向管理实践者的期刊(如《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管理视野》等)。尽管当前的学术评价体系或许并不完全认可这些管理实践期刊的价值，管理学者们也应当有责任借助这些平台去传播科学研究的成果。更进一步地，随着个人社会化媒体的快速发展，学者们相较以往有了更多发布自己研究成果和观点的机会与平台。在今天这样一个互联网时代中，管理学者们或许不宜再仅仅固守“象牙塔式”的学术研究，而是要更为积极主动地、更加具有理论自信地与社会大众和管理实践者进行互动。唯有如此，管理实践界才有可能了解学术界的研究工作，而管理学者也可以通过和实践者的互动汲取到新的思考。
(3)实践互动取向：主动拥抱管理实践和管理者面对管理学术研究和实践之间日益加大的鸿沟，不能一味地期望实践界打开怀抱，而是应该主动走向管理实践、主动去拥抱管理者，倾听他们的声音、需求和问题。正如陈春花[14]所说，中国管理研究承担的最重要的使命应是为中国的管理实践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并达到“发现规律、解释现象、指导实践”的目标。在很多情况下，管理实践和管理者的步伐已经遥遥领先于管理学者，而学者们却仍然在自己的学术圈内“闭门造车”。要破解这一难题，学者们应该发挥主动精神，积极地去走进并扎根管理实践，在管理实践中识别值得研究的问题，并通过科学严谨的理论发展和经验研究来为管理实践的进步作出贡献。尽管对于管理学者而言，主动拥抱管理实践和管理者面临着时间、成本、效益等多方面的挑战，但如果管理学者不付出主观上的努力，克服管理实践和学术研究的脱节问题将会愈加不可能。
(4)自我变革取向：对于学术界当前受到质疑的评价体系和行为规范，学者们和社群主体应该联合起来推动变革优化自2014年开始，徐淑英便多次推动和呼吁“有社会责任的”、“富有同情心”的管理研究[9]，这一倡议与社会各界对于管理学术研究的反思不无关系。在反思这些问题的同时，也应看到管理研究社群内部存在着一些并不尽如人意的制度性压力，尤其是受到不少学者质疑的学术评价体系[9]。这一现状恰恰是中国管理学界在快速发展中面临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不利于管理学术研究实现自身的社会使命。近几年来，包括《管理学报》等在内的一些中文期刊逐步推动研究取向的变革，“中国企业管理案例与质性研究论坛”及“中国·实践·管理”论坛等学术会议不断推陈出新，一大批关注中国企业管理实践的学者们也在持续耕耘努力，这些都是非常积极地践行学术社会责任的突出表现。正是依靠着同在一个学术社群中的学术组织和学者们，才能逐步推动学术社群的变革及优化，为实现管理研究的社会使命创造一个更加合适的学术环境。
最近10～20年来，中国的管理学术研究呈现出快速发展的态势，并在相当程度上体现出明显的追随和学习西方的特征。尽管一些中国学者发表了许多高质量的国际学术论文，参与甚至在某些主题上逐步引领国际舞台的对话，但中国的管理学术研究还需要在国际上做出更大的贡献[15]。更为遗憾的是，一些研究者也许由于模仿式发展走的太快，而忘却了学术研究中理论创新的基本来源，从而在贡献创新理论、对话管理实践、考察中国情境、营造学术环境等方面都陷入到一定的窘境之中[16]。面对着诸此种种的窘境，一个可能的解决之道便是重新审视管理学者和学术研究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明确“我们当前所做的”、“我们应该做到的”和“我们能够做到的”，从而更好地践行管理学术研究的终极使命。本研究在这里提出践行学术研究社会责任的4种取向，既各有侧重也相互联系，旨在从处理研究与知识、研究与大众、研究与实践、研究与学术社群这4类关系入手，为履行学者和学术研究的社会责任提供一个指导框架。
3巨变时代的管理研究新问题
在反思管理学术研究社会责任的同时，也需要注意到：当下是一个巨变的时代，外部环境的变化为开展管理学术研究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这些重要的现实背景及环境变化会影响所有工商管理学科的研究者。管理学术研究要想更好地践行社会责任，便需要走向当下的社会环境，基于对环境变化的深入思考开展研究，尤其表现为对当前时代中的新问题、新现象加以探究。近年来，互联网的影响已经远远超出了技术范畴，而是对人们的工作生活方式、行为规范、价值判断、人际关系、社会结构等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深入而广泛的影响[17]。对于身处这一时代的组织来说，变革发生的速度、频度、广度和深度都在呈指数级增长，从而不断改变着管理实践和管理研究的情境特征。由此，已有的管理理论在内容和前提假设上都可能会出现不适应，甚至被根本颠覆，从而迫切需要学者们去深入观察新的实践。本研究无意系统阐述当前变革时代的基本特征，而更多地是探讨今天的管理学术研究可能面临的情境条件。为更进一步进行阐述，本研究提出当前组织管理研究的情境特征变化(见图2)，具体如下。
3.1环境的变化
在全球意义上，正如GEORGE等[18]所强调的那样，诸如老龄化社会、电子货币、智能员工等重大挑战也会对企业组织的运行与管理实践带来冲击，从而改变和影响工作环境。考察当前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时，最为重要的变革力量便是由互联网和信息技术发展带来的。由于互联网的快速反应和广泛分布，商业环境中的动荡性与不确定性与日俱增，行业格局面临着不断被颠覆和重构的可能。物联网、智能互联、人工智能等颠覆性创新的技术，正在从实验室走向逐步产业化。与此同时，今天的消费者能够更为便捷地获取到有关产品和服务的海量数据与信息，因此，消费者的权力进一步放大，可以“用脚投票”来选择企业。在这一背景下，企业需要进一步明确顾客和用户之间的差异，明确以帮助用户创造价值作为企业价值的来源，这已成为海尔、华为等众多创新企业越来越认同的一个基本观点。除此之外，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和影响愈加突出。在跨国企业越来越多地进入中国经营的同时，中国企业国际化发展的步伐也加速推进。对于中国企业的管理者来说，在全球视野中经营、管理、竞争已经逐渐成为现实，中外企业在管理上的差异、冲突和融合也成为国际化企业所面临的一个现实议题。最后，在政策层面上，新劳动法的实施、二胎政策的放开都为企业面临的劳动力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国家对于创新创业的大力支持和“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也都是企业管理过程中正在发生变化的环境因素。对应于上述环境特征的变化，工作形态的变迁、员工与组织关系的转变、基于大数据的管理变革与创新、用户参与产品开发和创新过程、跨文化管理与文化融合等问题都值得管理学者们予以进一步的考察和关注。
3.2组织的变化
在上述外部环境的影响之下，组织内部的属性和形式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典型的趋势是去层级化、去权威化、组织平台化和组织内外互联。传统的组织管理活动以分工和层级为基础，旨在通过自上而下的控制提升管理活动的效率与效果，这一结构造成并进一步加剧了组织内部的信息不对称性。在今天的互联网时代，组织中不同层级个体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性正在逐步降低，组织继续沿用层级设计将不利于员工创新潜能的激发，并造成组织内部的僵化和行动缓慢。由此，去层级化、去权威化不仅在一些新创企业和互联网企业中普遍实施，在更为传统的大企业中也逐步成为现实。与此同时，在处理与外部利益主体的关系上，平台型组织的战略理念和实践也正在成为一项重要趋势。诸如腾讯、阿里巴巴等都在打造各自领域内的共享平台，海尔、小米等企业也在纷纷推动向平台型企业的转型[19]。总体上来看，在互联网时代，组织自身的属性以及组织和个体之间的关系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组织的平台属性、开放属性、协同属性、幸福属性正在成为许多组织业已拥有或努力转型的属性[17]。在此基础上，组织内部的结构和人力资源管理系统如何设计优化、组织中的领导力如何提升、组织内外的平台如何构建运行等问题目前并未得到足够的关注和研究，而这些恰恰是管理实践界迫切期待得到理论指导和启迪的现实问题[20]。
3.3个体的变化
与互联网技术快速发展几乎同时的是，以80、90后为代表的新生代员工正在成为企业中的主体，他们在行为方式上表现出的代际差异要求管理方式的调整。然而，代际差异仅仅只是当前社会环境下个体变化的冰山一角。在上述环境和组织变化背景下，个体最大的变化在于对自我目标、自我价值和成长的需要日益凸显。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个体选择成为创业者(或自我雇佣者)而非受雇于某一特定组织，他们将创业视作实现自身价值的最好平台；另一方面，即便没有选择创业而是在组织中工作，今天的员工与组织之间也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雇佣关系。员工越来越强调自身在工作中的自主性，更为重视工作的有趣性，更在意参与决策和自我的呈现，希望与组织之间建立合作关系，在帮助实现组织目标的同时实现自身的个人目标[17]。对于组织来说，只有更加看重员工的价值，并且积极创造有利于个体价值发挥的组织环境，才能够激发出个体的创新潜能，实现企业价值的增长。个体层面的这一系列变化对组织管理风格提出了根本性的挑战，今天的管理不能够再以严密的控制作为特征，而是要顺应和弘扬人性的光辉，为个体的成长与发展提供机会、创造平台。在这些变化的背景下，如何激发员工在工作场所中的活力、如何整合员工与组织的目标、员工作为追随者在组织发展过程中所能扮演的角色、如何从常规工作中和新型工作形态中寻求工作意义、如何管理和协调更为多样化同时更加松散联系在一起的团队等研究问题，都值得进一步的探索。诸如有关员工追随力的研究，正在国内外学者们中成为一个新兴的研究热点[21]，这与员工个体发生的变化不无关系。有关情境变化下的管理实践关注与可能研究问题的示例见表1。
如前所述，今天组织管理所面临的环境、组织和个体特征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在呼唤着组织管理的范式创新。针对于上述3个方面的变化，管理实践者面临着调整、适应和变革的现实需求，而与此同时也为管理学术研究孕育出一些新的研究课题。由表1可知，实践者与研究者之间的差异或许没有想象的那么大。尤其是，当认真观察和聚焦组织管理实践变革与转型中的现实问题，并努力通过管理学术研究引入新的观察视角、发展新的理论、提供新的思想时，管理研究者应该抱有充分的理论自信。当学者们将目光投向变化的现实世界，并借助科学研究回应现实管理者的问题与困惑时，管理学术研究便能够在实践探索之外发挥自身的独特价值。近年来，已经有一些学者将上述时代变化的特征融入研究之中，对当代企业管理实践变革的关注也不在少数(以定性或案例研究为多)。然而，与实践变革的速度和深度相比较，管理学术研究对于变革的反应整体上仍较缓慢和被动，为此也受到了实践界和学术界内部的一些质疑与批评。本研究从管理学术研究践行社会责任的角度出发，通过分析当前环境、组织和个体的变化特征，试图整理出一些值得进一步研究的新议题，旨在为开展更富社会责任的管理学术研究提供一些潜在的努力方向。
4更负责任的管理学术研究：行动建议
基于前文讨论，本研究认为，更负责任的管理学术研究应该聚焦于变化着的管理实践，从实践中提取出有意义的科学研究问题。在此之外，从事管理学术研究的学者个体、学术组织和整个学术社群，也许都应该从自身和整个社群角度深刻地反思如何推动更负责任的管理学术研究。
4.1更为完整的学术研究历程
如前所述，当前企业组织的管理实践处于一个快速变化期，这种变化带来的不仅仅是管理手段的挑战，还可能蕴含着管理基本假设的改变。由此，管理研究者无疑应当关注当前企业的最新管理实践，而不是固守常规，这是管理学作为实践性科学的应有之义，也是管理理论实践经验属性的要求[4]。对于管理实践的关注，既可以作为整个管理研究的起点，也可以在管理研究的全过程中发挥作用。
本研究认为，学者们要积极主动地“去看”管理实践，然而看的方式和程度却可能会有一定的差异。按照学者们涉入管理实践程度的高低，可以区分为外部远距离观察、内部近距离观察、参与式观察、介入改变式观察等不同形式。当与管理实践保持一定距离进行观察时，学者们既可以做到不干扰管理实践，也能够保留一定的独立思考空间；相对应地，当学者们更多地参与甚至改变管理实践时，管理研究成果将会得到更为直接的检验。这些程度不一的观察方式之间其实并不存在孰优孰劣的区别，而是都可以帮助学者们获取到研究所需的资料、信息和数据(不仅仅指量化数据)。对于管理学者来说，如果将观察管理实践片面地理解为参与到企业实际管理活动之中，其结果或许是既无法推动理论创新，又给企业造成一定的混乱。作为在管理实践界和学术界备受尊重的两位管理学大师，德鲁克通过担任企业的管理顾问进行观察，而更为学术派的马奇则始终与管理实践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方式虽有不同，但二位大师对于管理实践敏锐的观察力却都贡献了宝贵的思想财富。一味地要求所有管理研究者都深入地介入到管理实践中既不现实也无必要，观察管理实践本身并不是目的，从中发现问题并发挥学者对于优化实践的价值贡献才是负责任的管理学术研究追求所在。
一个有趣且有意义的研究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项管理研究的质量和可能贡献。德鲁克也曾经强调，管理学研究者的任务不是解答问题，而是提出问题。好的研究问题，往往具有重要性、新颖性、实践相关性等特征，能够对管理实践和管理研究产生一个全新的观察视角。陈晓萍等[22]总结了几种提出研究问题的不同方式：①从管理现象出发、打破砂锅问到底的“现象驱动法”；②从方法出发，考虑多层次、纵向、跨文化等不同新方法的“方法论驱动法”；③通过深度思考、与他人交流或者顿悟产生问题的“灵感驱动法”；④从广泛的文献阅读中获得问题的“文献驱动法”。在上述4种方法中，“方法论驱动法”和“文献驱动法”对于青年学者和博士研究生们来说更为熟稔，但也面临着创新不足、缺乏实践关联性的风险。不过，正如陈晓萍等[22]分析的那样，这4种方法并非互相排斥，也都各有成功和失败的例子。提出研究问题的过程往往体现着研究者的积淀和思考的深度，也通常需要综合上述不同方法。在当前的管理实践巨变背景下，学者们尤为值得关注的就是新的管理实践中包含着哪些新的研究问题？哪些问题是重大的、特殊的、尚未有已知答案的？哪些问题的出现能够挑战已有理论背后的基础假设？
在探索和回应研究问题的过程中，管理研究者需要保持足够的开放性，与古今中外的已有知识保持对话。对从事中国管理研究的学者而言，一方面，需要学习了解西方的管理理论和知识；另一方面，也完全可以从传统文化、从近现代中国的社会治理、从日常生活经验中获取研究的灵感和启迪。此外，管理学科本身也和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多个学科有着密切的联系，而跨学科的思考往往会带来理论创新的上佳机会。相反，无论是直接拿来西方的研究成果，抑或是直接从传统典籍中寻找当前管理问题的解决之道，或者人为地在管理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加以隔离，在长远看来都是缺乏生命力的，也并没有真正地践行管理学术研究的社会责任。通过与各种已有知识进行适度的对话，可了解中西方理论能否较好地解决当下所面临的问题，识别他们的边界，从而更为明确地做出当代研究者的贡献。此外，当管理学术研究真正地由问题驱动时，在方法的选择上也应变得更加开放和自如。时至今日，尽管实证研究方法尤其是定量研究方法得到广泛的应用，但这一方法并不适合于所有研究问题，其本身的局限性也得到学者们更为清晰的认识。在此之外，案例研究方法、扎根研究方法、诠释主义方法、定性比较分析方法、人类学方法等不同的研究方法也在不断发展。事实上，没有任何一种研究方法能够适用于所有研究问题与情境，方法上的多元化是管理学科能够繁荣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在面对不熟悉或新生的方法时，应当采取更为开放的态度认真学习和理解，而不是简单地以旧有的标准加以要求。
尽管管理研究应当植根于管理实践被一再强调，但管理理论建构仍然是管理学术研究的终极追求。勒温曾说过，没有什么比一个好的理论更具有实践价值、更有用；马奇[23]也更为强调理论的美而并不那么强调管理理论的有用性。如果基于这一观点来反思如今管理实践和管理理论之间的鸿沟，其实更应该看到建构好的管理理论任重而道远。诚如德鲁克所言，管理是一种实践。但是，管理研究并不完全等同于实践研究，直面实践的管理研究同样并不否认和拒绝理论研究[5]。尽管笔者十分认同研究管理实践的重要价值，但管理研究的主要目的应是建立管理理论，从而揭示出优秀管理实践背后蕴涵的原理和规律[13]。德鲁克的诸多著作虽然并没有冠之以“理论”的名称，但其思想和观点之所以能够引领众多中外管理者，其生命力正在于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前瞻性和启发性的论断。这恰恰具有典型的理论色彩，而绝非仅仅是对于实践的总结，或是从实践中总结出某些经验模式。建构管理理论不仅仅关系到管理学科的发展和成熟，更关乎到能否帮助管理者正确地解释和预测管理实践，能否借助理论合理地利用和改变管理实践，并最终更好地服务于人类的社会实践[24]，这恰恰是负责任的管理学术研究应该追求的目标。毫无疑问，从管理实践到建构与发展管理理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挑战，需要学者们付出坚毅的努力和智慧。既不能因为当前理论发展中存在的不足而妄自菲薄，更不能仅仅满足于在实践层面进行思考而漠视理论建构。在当前这样一个大变革的时代，管理研究者应有勇气和信心提出新的管理理论，并在实践检验中不断丰富和发展，这也是时代赋予管理研究者的使命与责任。
4.2学术社群之间的关系
在学者个体推动更为完整的研究历程之外，学术社群之间的有机互动也是促进管理学科发展和践行社会责任的重要条件。事实上，在当前的互联网时代，各种有形或无形的社群互动正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IACMR文》以IACMR的发展过程为例，强调了中国管理研究社群的概念和作用，包括学者个人、商学院(管理学院)、官方学术机构、专业学术组织和专业学术期刊等主体成员。笔者期望这样的一个学术社群是“一个开放的、相互联系的、共生共荣的学术生态系统”，并相互协同推动中国管理研究的进步和发展。
从之前的回顾中可以看到，IACMR经过15年的发展，已经成为国内管理学界规模较大的学术组织之一，并逐渐形成了强调中西交流互动、强调实证科学(包含定量和定性研究)、鼓励青年学者发展等特点。但是，正如蔡玉麟[2]指出的那样，从字面上和形式上看，IACMR确实取得了一些成效；但从实质上看，IACMR的理论创建目标“徘徊不前”。在新的情境下，包括IACMR在内的学术组织都需要认真反思自身如何发展以及如何更好地践行社会责任，认真考虑自身的定位、特点、使命、愿景和价值观等。笔者认为，一个健康的学术社群生态环境，一定是有多个有不同定位和侧重的学术组织能够百花齐放，是多个主体之间相互尊重欣赏、竞争批评、融合互动。IACMR作为一个不断演进发展中的学术组织，事实上正在以更为开放和反思的心态推动多元化的发展。
值得庆幸的是，近年来国内开始涌现出更多的线上和线下学术组织，并通过不同的行动来推动管理研究的发展。例如，由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和《管理世界》举办的“案例和定性研究论坛”已经连续举办10年；《管理学报》及其组织的系列会议活动在中国管理研究领域做出了许多有益的讨论和探索；陈明哲教授领衔组织的华人管理学者社群和中国管理学者交流营等也不断地发展。这些组织之中，有的已经有了明确的定位侧重，有的还仍在探索中，尤其是能够深入推动学术-实践对话的学术平台和组织还比较少。在不久的将来，当有更多的学术组织围绕着共同的学科发展目标、以更具社会责任感的方式协作努力时，中国管理学科的学术生态和健康发展值得期待，学者们具有原创性和时代性的研究成果也将能够产生更强的影响力。
4.3本土化与国际化之间的关系
在中国管理研究群体中，本土化与国际化这两种研究策略之间的选择和平衡是一个一直存在的话题，相当多的学者们似乎都面临着“羊肠小路”和“康庄大道”之间的权衡[8]。在经历了近30年的模仿和学习之后，中国管理研究者正在从“照着讲”走向“接着讲”[25]。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于2004年提出“直面中国管理实践”的呼吁之后，聚焦于本土管理情境和问题的本土化研究得到更快的发展。然而，正如一些学者开始反思和指出的那样，在今天这样一个全球化不断加深的时代，过多强调国际化和本土化之间的差异可能是弊大于利甚至值得警惕的[26，27]。国际化的趋势不可避免，并且国际化完全可以和本土管理研究两相促进，完全脱离国际趋势来谈本土化便很可能走向“闭门造车”的误区。中国经济社会3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涌现出许多新的、独特的、与西方不同的问题，这就使得直接照搬西方理论来解决中国问题是不合适的。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西方管理理论或学说都是不适应中国情境的。德鲁克明确说“只有中国人才能建设中国”，但这丝毫不妨碍德鲁克的著作和思想给中国企业的管理工作带来启迪。中国企业管理活动中确实存在许多本土化现象，这些本土现象也需要进行本土化研究，但并不一定需要发展出本土化理论才能得以解决，更不能是为了本土化而本土化。例如，将古代的管理思想信手拿来放在今天的情境中加以解读[26]。在面对中国管理情境中不同的管理问题时，既不排斥引入西方已有的相关理论，也可以在西方理论基础上进行改良创新，同样可以根据独特的问题发展本土的管理理论。整合东西方的管理智慧才是自信而开放的中国管理学者应有的姿态[27]。
笔者赞同蔡玉麟[2]所强调的观点，国际化可能更多地只是学术研究的“路径或手段”，而并非是开展管理研究的最终或首选目标。如前所述，管理研究的使命一在于贡献管理新知；二在于改善和增进人类的福祉，这两方面使命本身都并不要求一定要推进国际化。一项管理研究或一种管理理论的价值，不应该通过其国际化或者本土化的程度来加以衡量，而更多地应考虑其在理论上的创新性和对于管理实践的价值性。创建和传播有关管理的知识是管理学术研究追求的终极目标，而这一目标的实现本身显然不能够等价于国际化。即便中国管理学术研究达到了相当高程度的国际化水平，如果缺乏原创性的理论开发和贡献，在国际学术圈也仍旧只能是扮演追随者的角色[15]。由此，诚如周建波[3]指出的那样，“中国管理研究要撕裂国际化模仿与本土化暧昧，进入兼容并蓄与知行合一的创新前夜”。按照章凯等[28]提出的理论发展路径模型，本土化研究更多地关注某一具体情境，其发展路向需要进一步走向跨情境的抽象化理论研究，并最终追求构建和发展出情境兼容的普适化理论。
5结语
管理学科作为一门实践性学科，要求管理学术研究和学者不能仅仅居于“庙堂之上”，其成果应该能够帮助和引领企业管理的发展，这也是管理学术研究应有的社会责任。审视当下，管理学术研究的“尽责表现”整体上并不尽如人意，管理实践和学术研究之间似乎有着越来越深的沟壑。与此同时，当下的时代正在经历着各个层面的巨变。这种巨变对于弥合管理实践和管理学术研究的隔阂而言，既是难得的时代机遇，也同样是严峻的挑战。对于诸如管理学这样的社会科学而言，其研究过程应该是一种创造性过程。脱离了创造性和来自学者的深邃洞见，即便在严谨性上做到极致可能也只能产生“精致的平庸”。一面是创造性和洞察力，一面是严谨的研究设计和执行力；一面是国际前沿，一面是本土特色；一面需要深刻地理解本土管理实践及其变化，一面又需要有扎实的理论功底和科学训练[29]。以上种种，都对每一位管理学者提出了挑战，也应成为同道们不断努力提升的方向。
第2篇：古与今：南宋史家黄震的学术研究与现实观照
施建雄，马珂
摘要：黄震是南宋时期既具理学色彩又注重历史撰述和历史考证的代表人物之一。因身处内忧外患深重的动荡时代，他继承了中国古代学人观照现实的优良传统，将历史研究与现实主义情怀结合起来，运用于对职官制度的考辨、对水患治理的探究、对民族问题的审视、对同时代学者政治观点以及学术研究现实价值的发掘和提炼，并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对黄震治学特点做必要的总结和分析，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关键词：南宋；黄震；学术研究；现实观照
黄震（1213—1281）字东发，庆元府（浙江宁波）慈溪县人，学者称其为于越先生。宝祐四年（1256）登第，担任南宋中央和地方官计20年，是南宋末年著名的理学家、史学家和忧国忧民的能吏。度宗时，为史馆检阅，参与编修宁宗、理宗两朝《国史》《实录》，个人著述主要有《黄氏日抄》（后称《日抄》）97卷、《古今纪要》19卷、《戊辰修史传》1卷、《古今纪要逸编》1卷。清代学者全祖望认为，四明之专宗朱氏者，东发为最。《日抄》百卷，躬行自得之言也。①作为朱子学派的后学，黄震自然也不可避免地要谈理，但他反对空谈性理，而是将其落到实处。他曾论孔子于性理，举其端而不尽言，或言之，必要之践履之实，固可垂万世而无弊。②在此基础上，他引朱熹于《学而篇·入孝出弟章》“或问”篇所载苏氏之说云：“今之教人者，不亦异乎！引之极高，示之极深……教者未必能，而学者未必信……务以诞相胜也，风俗之坏，必自此始矣。”③并由此阐发“晦庵岂不悟苏氏此语之为讥伊川哉？而载之‘或问’，其惩伊川门人之弊欤！”④肯定朱熹对程氏门人误入歧途的批评。更有意味的是黄震援引陆九渊之说作为映衬，陆氏曾论空谈性理之无益，在与赵然道书中称“当今之世……所谓讲学者，遂为空言以滋伪习”，①由此表达对空谈义理的不屑。黄震的学术研究与同时代学者的认识和实践既有相似的一面，也有不同的地方，就是不空谈义理，学术研究不脱离实际，尽量与现实生活紧密联系。在南宋末年内忧外患深重的时代背景下，继承和发扬知识分子对现实给予关怀的优良传统既有其现实性，也有其必要性。
一、基于现实与历史经验的职官制度和水患治理研究
从《续资治通鉴长编》所记载的北宋历代诸多制度设计或有针对性的改革可以看到，大臣往往以唐代相关制度作为讨论的起点，唐宋沿革在制度层面上表现得较为突出，因此学者们对唐代的制度研究也往往将着眼点落到现实。比如《日抄》中针对韩愈《送许郢州序》所云：“为刺史者，恒私于其民，不以实应乎府；为观察使者，恒急于其赋，不以情信乎州。繇是刺史不安其官，观察使不得其政，财已竭而敛不休，人己穷而赋愈急。”②黄震考刺史，汉监司之名，在唐为州一级长官，如宋时之太守，盖守郡者。观察使，唐监司之名，宋时去其权，仅存虚号，在唐代则专有一道之兵，所掌财权重于宋代的监司。唐代观察使掌握地方的兵权和财权，其向支郡刺史征取赋税，犹如宋时州郡催促县道缴纳财赋。重要的在于，黄震认为，征取之欲无厌，生民之出有限，韩愈谓府常急于财可，谓州常私于民不可，“府既急于财，而州又不私于民，则竭下奉上，患将安极？此事岂可使州与府同耶！”“见观察使督赋支郡之难，而未见支郡督赋百姓之难尤可念耶？”③黄震本身做过此类官职，对刺史和观察使的历史变迁、行使职责的权限以及各自关心的目标认识得很清楚，因此能够联系现实，抓住关键给予分析。与洪迈于《容斋三笔》卷七“唐观察使”条所考“韩皋为浙西观察使，封杖决安吉令孙澥至死。一时所行大抵类此，然每道不过一使临之耳。今之州郡控制按刺者，率五六人，而台省不预，毁誉善否，随其意好，又非唐日一观察使比也”，④关注点各有所侧重。
针对曾巩所上“乞赐唐六典状”，黄震以为，唐初以尚书、中书、门下三省预天下事，至六官所主，则一本于尚书。但开元十四年（726），张说罢中书令为尚书右丞，不知政事，“自此政归中书，而尚书但受成。神庙印六典赐近臣，其书称中书令张说撰，疑张九龄所为，不过述先代遗法。时尚书已不得其职矣”。⑤其考辨关注宋代与此关联的中枢机构的变迁，尤其涉及神宗时期的有关制度改革。又如针对韩愈的《上张仆射书》，黄震将唐宋时期相关制度的沿革做了梳理。⑥唐制，持节某州诸军事，即以节度使统支郡之权，而其属有两，州院和使院，前者即宋代的曹官，于宋时为录事参军之居，后者即宋代的职官，于宋时为佥厅，不以使院称之，唯都吏孔目官所居。尚名“使院”，即其遗称。⑦韩愈《爱直赠李君房别》一篇谓，李君房在南阳公之侧，有所不知，知之未尝不为之思；有所不疑，疑之未尝不为之言。⑧黄震以为：“今之宾僚于所事，犹古者卿大夫士于诸侯，盖有君道焉。自封建废而为郡县之吏，自世卿易而为递迁之官，萍梗相逢，休戚无关，而治道遂不可以望古。若李君房，其行古之道者乎？”⑨一针见血地指出古今官员及僚属关系变化的实质。又就韩愈《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内所云：“判司卑官不堪说，未免捶楚尘埃间。”①黄震指出，“唐之判司簿、尉类然欤？然唐人之待卑官虽严，而卑官之行法于人，犹得以伸其严”，如刘仁轨为陈仓尉，搒杀中贵人折冲都尉鲁宁，“我朝判司簿、尉以待新进士，而筦库监当不以辱之，其于判司簿、尉，视唐重矣。奈何朝廷视之虽重，世俗待之益卑，苦役苛责，甚于奴仆。官之辱，法之屈也。此事关系世道”。②对宋代相关职务的地位与权限较唐代的变化作了比较分析。顾炎武在《日知录》卷二十八“职官受杖”条论唐宋之有关现象时部分采纳了《日抄》中黄震考证的内容。③
黄震对历史地理的考证更是与现实紧密联系在一起，其主要表现就是高度重视对水患的治理。他认为治理水患首先要搞清楚河流的来龙去脉，也就是从历史地理的角度进行考察，才能采取行之有效的防治措施。《日抄》卷八十三载其论太湖震泽泄洪的策问，集中反映了黄震治水的基本思想，卷八十四“代平江府回裕斋马相公催泄水书”，则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论述吴中水利之得失，与上述策问遥相呼应。其分析论述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揭示出造成当地水患的地理因素和人为原因。黄震考察太湖水系之原委后指出，就源头而言，溧阳之上有五堰，用以节制宣、歙、金陵、九阳江之水；宜兴之下有百渎，以疏导荆溪所受诸水，此等都是湖水的源头，却长久得不到治理。江阴以东，置运河十四渎，泄水以入江；宜兴而西，置夹苎于与塘口、大吴等渎，泄西水以入运河，这些都是泄水支流，也长久得不到治理。“震泽固吐纳众水者也，源之不治，既无以杀其来之势；委之不治，又无以导其去之方。是纳而不吐也，水如之何不为患而可诿之天灾耶？”④
第二，肯定前人因地制宜治理水患的成功经验。他指出吴中所在水系皆源高而流下，故泄之容易。惟独此郡西南，受荆溪以上江东数郡水，地势却高，东北自昆山之太仓连亘常熟，地势也高。造成诸水反流而趋内，四面皆源，独其中受水之流水，反蓄而不泄。故古人于宜兴以西金陵管下，设为伍堰，使西南水不入荆溪，而由分水、银林二堰入伍子胥伐楚之运河，以入大江东北；又于昆山、常熟以东之横塘设斗门等，闭高地之水以自溉高地之田，使水不得反而趋内。由此肯定古人措置四境之高仰如此，“随地形而为之计，则亦曲尽其妙”，进而感叹现实中有关工程“第废坏已久，有非一旦可复”。⑤
第三，剖析吴中湖水入海一途兴废的得与失。黄震考吴地中间，不仅太湖三万六千顷，而且长洲有沙湖、尹山湖，常熟有昆承湖，昆山有阳城湖。他如邪塘等诸瀼、黄天等诸荡、市宅等诸村，皆蓄水深处，脉络无不与太湖贯通。水面阔远，止凭借吴松一江，通注入海。若中间地卑水聚，不能以时入海，则又成为塘浦。浦者导诸处之水皆自趋吴松江以入海，塘者防水不得入民田，必使由浦以入于江。塘浦原有一百三十二条，浦之宽二三十丈，塘之高大约二丈。大要使浦高于江，江高于海，水驾行高处，“而吴中可以无水灾。古人之为此，夫岂一日一人之力？”⑥至黄震生活的时代，这些塘浦已不存在（具体原因见此下第五点）。另吴松江入海一途，旧有安亭江，由青龙镇入海，罔利者虑其走商税，将其堵塞；又有白蚬江以通青龙，后来也被堵塞而作为耕地使用，湖水因此更加郁积，也就是黄震所说的，自景祐以来，岁岁讲求，迄无成功。盖但知泄水，而海口既高，水非塘浦不可泄。“旧说具区（笔者按，太湖之古称）三万六千顷，积之既多，泄之已难”，“湖之浸淫，又不知其比旧增多几千顷，非原委之不究而致然耶？”⑦
第四，对整个北宋时期吴中水利建设的缺失做了回顾。苏轼知杭州时曾将单锷之说进于朝，请去吴江石塘，谓庆历间欲便粮运，筑吴江岸，介于吴松江、震泽之间，洪水退去始涩而岁为灾，故请置千桥以易之，黄震认为此“可谓得其襟要者”。但他进一步考察后又实事求是地指出，“海滨高仰，江尾茭淤，使震泽之水骤入江，而松江之水未能骤入海，正恐并吴江岸以东茫然皆一震泽也，而何以制之耶！锷则谓茭淤之渐生，皆原于江流之不迅。苟东下之势峻急，则涨塞之患立空。此说可保其不害民田否？且地势中低而外仰，何以遽得其峻急耶？禹之治水也，决九川，距四海，浚畎浍。距川，其法于其下导之也。吴江岸苟未易轻议，盍自其当先者耶？”①根据地理形势的自然形态指出单锷的建议并不可行。此外，王觌也曾奏开海口诸浦，宋廷也疑不敢行。范仲淹守吴，曾开茜泾，亦止一时一方之利，而刘悫按行，建议开海口，宋廷则反有风涛驾入之忧。唯独熙宁初，郏亶力请于朝廷，曾起六郡三十四县之人以修塘，结果吏民喧诉，击坠幞头，卒鸣铙散众而止。政和六年（1116），朝廷下令修平江诸浦三十六闸，差赵霖措置，通役六十四万余工；宣和初再措置，支见钱四十一万贯有奇，卒又勾收人吏送狱根磨而止。结果使得后来浦闸尽废，较以往更甚，而海沙壅涨，又以往之所无，由此黄震得出“地之高下，非人力可移；沙之壅涨，非人力可遏。惟复古人之塘浦，驾水归海，可冀成功”②的精辟结论。
第五，进一步分析南渡以后造成水患的人为因素。他说，国朝幅员万里，观听不接。南渡生聚益繁，各便已私，上焉之五堰既以不便木箄往来而损坏，江东数郡之水尽入太湖；下焉之堽门、斗门又为侧近勤耕而毁坏，昆山、常熟二县之水反流入内地；中焉之塘浦，则或因行舟及安舟之便而破，其圩或因人户请射下脚而废，其堤或因耕垦增辟而攘斥其旧来之浦，“凡今所谓某家洪、某家泾者，皆古塘浦旧地。于是荡无堤障，水势散漫，与江之入海处适平。退潮之减未几，长湖之增已至；小迅之随去未尽，大迅之拥回反多。往复洄洑，水去迟缓，而一雨即成久浸矣”。因此，他感叹：“古人合江浙数郡之规模而成之，虑及万世；后人求一己田宅之利便而坏之，见止一时。坏之既久，则复之甚难。”③
最后，他总结指出，三江入则震泽定，震泽定则浙右无水灾；浙右无水灾则行都之根本固，民生不匮而军饷足，事孰大于此者！“夫何一雨为虐，水今三月犹未退，望有秋者号天于野，而议劝籴者龈舌于庭？是束手无策而坐视公私之交病也，不亟是图，患将安极耶？伊欲禹迹之三江皆入，于今吴松一江之七十二浦皆泄水，決运河所置泄水之一十四渎皆复于江，而五堰以西诸水不复入震泽，以重其泛滥之势。源委悉治，圩塘复旧，天雨虽甚，水不为灾，是神禹之功复续，而我朝万世永赖也。”④
上述分析具体而又全面，既有对历史经验的系统总结，更有对现实因素的深入思考；既有对自然环境限制条件的充分尊重，还有对人为因素造成破坏的深刻反省，由此体现出一位学者将学术研究与现实问题的探究有机地加以结合的优良品质。
二、政治与民族关系研究的现实观照
重视探讨民族关系并以史为鉴是黄震所处时代的特殊条件在其身上的具体反映，也是其论史的一个重要方面。在考评《春秋经》的过程中，黄震对中原诸国与戎狄之间的折冲樽俎，既有强调夷夏之辨的倾向，同时也有主张自尊自强观照现实的态度。如《春秋》隐公二年春载，公会戎于潜。⑤黄震以为，说者多谓讥隐公不当与戎会，是责人于难也，“亦公不能自强也”。⑥同年八月庚辰载，隐公及戎盟于唐。①黄震再次强调“不得已而与盟可也，终不能自强则非矣”。②成公十二年秋载，晋人败狄于交刚。③黄震引戴岷隐曰：“春秋于晋败狄之事，纤悉备书，幸中国之犹能自强也。”④襄公二年载，冬仲孙蔑会晋荀罃等于戚，遂城虎牢。⑤黄震针对后人相关见解指出：“今晋取此险，则可拒楚以安中国。诸儒之为此说者，岂不知夷夏之辨耶？何不责郑之不从晋，反责郑之不守险也。”⑥以上反复申论的“自强”其实恰恰表达出其自身对宋王朝与北方强敌相处时所抱持的一种期待。
黄震还就《史记》之“匈奴列传”论述了汉匈关系以及中原政权所应采取的策略。首先，他梳理了先秦至秦汉时中原政权与戎狄相处的基本走向，“大抵以其视中国为强弱。夏道衰，而狄始大”。周王朝之兴起，称其为荒服；周道衰，戎狄又世世为患。秦统一天下后筑长城，头曼单于乃北徙。秦末群雄征战，冒顿复兴，汉高祖不免白登之围，“非其视中国为强弱哉！”⑦也就是说，北方民族之强弱完全伴随中原政权之盛衰而起伏。其次，他具体分析秦汉与先秦时期政治形势的变化以及相应的对付北方民族政策的改变所产生的影响。他认为秦汉之待夷狄，不可与三代相比拟。三代以天下为公，诸侯各自为守，遇到外族来患，方伯联合诸侯用兵将之驱除而已。秦汉以天下为私，自京师去匈奴塞上，皆天子所自制，边尘稍惊，劳民万里，虽鞭之长却不及马腹，因此秦之备胡，不得不出于长城，“然此毒民之事，悖谬之举，适以自毙，不可为也”。因此，汉初为求得安宁，不得不与其订城下之盟，虽然黄震认为娄敬遣公主之说不可用，但对孝文帝赐之书所称天不颇覆，地不偏载，使两国之民若一家子，下及鱼鳖，上及飞鸟，跂行喙息，蠕动之类，莫不就安利而辟危殆，⑧不由赞赏道：“呜呼大哉！言乎文帝之心，天地之心也！持之坚，行之久，至孝景世，终无大寇。”评武帝时阻击匈奴，兵连祸结，使天下生灵肝脑涂地，“然匈奴益骄，亦终不我服。回视文、景之世，得失何如哉？”并由此联系到宋初太祖时的策略，不过因李汉超辈使自为之守，而边烽之警自不接于庙堂，故称“守在四夷，三代公天下之事也；兼爱南北，文帝得处之之道也。内兼制诸夏如汉，而外因疆圉之臣以御边，如三代其待夷狄之得，自有天地以来，未有如我太祖者也。不使守封疆者久任世袭，而欲身制万里如在目睫，天下无是理也。武帝穷追，且不能得其要领，夷狄之患，如之何不日接于中国耶？”⑨
进而他就《汉书·匈奴传》所载更加明确地将宋以前中原政权与匈奴的关系分为两个不同阶段，其策略各有得失。第一阶段为帝制以前，五帝三王时代，君主无富天下之心，己所自治者不过千里以待诸侯，而又卿大夫食采在焉。自侯服以至要荒，以至要荒之外，皆使各臣其民，各赋其土而已，不过以德为天下之共主，莫不尊亲用是道也，何夷狄之足患哉？第二阶段为帝制以后，“自秦去封建而郡县之，必使尺地寸天悉为己私……以一人之智力而欲兼制四海九州岛之广，虽使五帝三王复生于封建既坏之后，亦未知所以为计矣”。由此，他再次肯定“汉世绥御之方，窃谓于不得已之中而曲为之处，惟文帝为得”，文帝初即位，使告诸侯四夷从代来意，量时度宜与匈奴复修和亲，尉佗自帝，亦温辞以感服之，匈奴或背约入寇，逐之出塞即止。⑩然而，到汉武帝之时信聂翁狙诈之说，兵连祸结，海内萧然，“董生之论，似过于弱，而实足以药武帝之膏肓”。针对有学者称宣帝以后，外族款塞入朝皆武帝所致，不一劳者不永佚，武帝之功居多，他予以驳斥，认为此“又不思之甚也。盛极必衰，理有固然。五单于争立，痈自内作，不得已而求救，在汉何力之有？……劳师费财，赏赐巨万，视文帝之费几倍焉，是亦不得而巳乎？”①上述论辩也是有感而发，既与北宋末年与女真联合灭辽终遭靖康之耻的反思有关，也鉴于孝宗开禧时仓促北伐遭致溃败的惨痛经历相联，表达其对南宋现实问题的关注之情。
彰显黄震历史研究的现实主义情怀，突出体现在他针对叶适有关内政外交建言所做的评价。黄震考《水心别集》乃叶适论治之书。《别集·后总》有其救世之策，极论本朝兵以多而弱，财以多而乏，任法而不任人，一事以上尽出专制，而天下之势至挛缩而不可为。②黄震评其激烈愤痛开阖数万言，但论治犹医，论已坏之证易，而求必效之方难。何以言之？对此，他首先提纲挈领地加以概述：
水心始论历诋本朝先正大臣无一知治体，而要其究极，乃谓不能如秦之强；始论必欲取幽、燕，守关塞然后可以立国，而要其究极，乃欲于东南一隅，更裂两淮、江南、荆湖而授之人；始论欲尽省养兵之费以宽民，而要其究极，乃欲买官田，召民租佃如私家，以赡兵食。夫其欲取幽、燕者，欲强其国如秦也；欲省养兵以宽民者，欲厚其力取幽、燕也；欲买官田者，欲省以民养兵之扰也。千条万绪，宛转铺张，而卒归宿于买官田。③
由此提炼出叶适将宋之能否强盛如秦取决于是否能夺取幽燕，能否夺取幽燕又取决于所养之兵，能否养好兵又取决于是否能减轻百姓负担，能否减轻百姓负担又取决于政府能否提供官田供百姓耕种的相互关联的基本认识。内政优劣决定了外交之成败，经济基础决定政治军事的成效，看似合理，但基于他对基层盘剥层层加码必然性的了解，在对叶适脱离现实的理想规划做了深刻细致剖析的基础之上，对其倡议的可行性做出了否定，指出：
买官田，果必效之方否耶？世降俗漓，法密文弊……人情之于剥民，如蚊蟁吮血，苟有其隙，不约胥会。所谓监官一员，必且增监门，必且增斛面，必且以机察提督，江湖乞丐之靡，必且干势要挟，阔书求为司门，求为敖口，求为催租官，况于吏卒，何可预防？数之一者，必且增而十；数之十者，必且增而百，况其私取何可预限？官租之赢既倍，而吏卒之扰又烦，正恐佃户逃而追业主，业主逃而追亲丁，不特绕城三十里地荒民散，四境亦萧然矣！水心乃曰所行止傅城，而数百千里不预闻焉，岂但思其利而不暇思其害者乎？且水心遍举本朝法度，凡其为利，无一非害。祖宗之思虑亦深于水心矣，久且不能无害。岂水心之官田独能保其无害者乎？呜呼，必水心之言用也，天下之扰久矣。④
其剖析具体细致，客观而又现实，避免理想化的不切实际的幻想。与此相联系，他认为叶适能力主恢复是为正，反斥张浚则属大言；能力诋本朝兵财靡弊，天下而至于弱是为正，欲割两淮、江南、荆湖，弃诸人，以免养兵，独以两浙为守，又欲抑三等户代兵，则为靡弊削弱之尤者。⑤
总体而言，如何抗御外敌是叶适建言的核心要点，黄震联系历史及自身的思考表达了对此问题的强烈关注。他梳理了三代至秦汉以来中央集权的加强以及与外族关系的发展历程后指出，唐虞三代所自有唯千里，若侯服以至要、荒，则听其人之自守，“不过道怀以德，接以礼，故事少而国易治”。秦、汉尽并天下，制于一人，甚至反为夷狄，于夷狄杀无辜之民，以贪非其有之地，“鞭长不及马腹，而国无宁日矣”，并因此肯定太祖内收藩镇兵，“使无诸侯强大如封建末流之弊；外因边酋各为守，无直邻强敌如秦、汉守塞转粟戍兵之扰。处混一之势而能周尽天下之虑”。可见“必欲计二虏、定西北为尽天下之虑，谈何容易耶？”对叶适脱离实际的建言深不以为然。叶适又备言南渡曲折云云，黄震做出了自己的总结，认为“中原不失于南渡之前，因南渡而后中原失”。①并曾论靖康而后，中原尚有三次恢复的机会，“我朝当阳九之厄，所失才河北三数郡，中原固自若也。汪、黄谋拥驾而南，宗忠简二十五疏，力请还京而不见听。忠简忧死，中原始失，可不痛哉！”②至孝宗时，“已非南渡初愤痛方新、机会鼎来之比，况汤思退、史浩诸人遇中原思归者则还之虏，使甘心焉，儒生尚何以空谈为哉？”③故其评叶适淳熙上殿以复仇为第一大事，至开禧用兵，又指以为至险至危事，“宜识事机者”。但对他犹为韩侂胄用金陵之行一语不践而感到惋惜，感叹“兵固非为士者所宜轻言，非言之难而为之难也”。④
针对叶适请分两淮、江南、荆湖、四川为四镇，以当时驻扎之兵委之各镇，财赋皆得自用，朝廷不再输送，则经总制镇可罢，而中央政府也得以减轻负担。黄震以为叶适欲宽朝廷者，实际上欲宽民。就此，他做了深刻的剖析：一则，朝廷不予四镇财赋支持，四镇何以养兵？将不各竭其民乎！二则，他认为宋以仁立国，柔弱之弊大略似周，而夷狄之祸亦略似周，“周东迁不复振，我南渡能复振者？”从当时政治形势的发展强调宋政权对外政策采取以守为主的必然性。三则，从加强中央集权的角度分析。认为“可更尽举州县弃之四镇乎？且水心独不闻唐之藩镇乎！”太祖惩其弊而尽收诸道兵财之权，今若复弃之四镇，“四镇将各竭民力以自固，我亦将何所取以制四镇？”“若四镇之说行，天下事去久矣，岂特不能宽朝廷而已哉！”也就是必然重蹈中晚唐之覆辙。四则，叶适既欲分四镇以宽朝廷，又欲籍三等以上户为兵，罢厢禁军、弓手以宽州县，“州县纵宽，民不愈扰乎？且两淮、江南、荆湖傥属四镇，朝廷所自有，不过两浙，两浙将何以制四镇，州县又乌乎宽？”⑤批评其政策既不能达到控制拥有实权的地方强藩的目标，也最终无法解决基层越发沉重的负担。
黄震对叶适建言的评价凸显其知人论世的基本态度，也就是能够将历史人物的言行与其生活的时代环境联系起来加以辩证地分析，同时又能从现实生活的角度出发，对历史人物论述的可行性、合理性做出综合判断，由此提出符合实际的正确认识。
三、与现实紧密相连的学术史研究
黄震观照现实的治学旨趣，尤其反映在他对宋代理学发展的关注和探究上。《日抄》“读本朝诸儒理学书”“读诸儒书”部分多达十三卷（卷三十三至卷四十五），既有关于学派宗主的介绍、学派学术要点的辑录与评论，也有对学术渊源与学统分合的辨析，卷中或宏观综论，或微观探析，或考订评鉴，兼具思想和史料价值，与学案体极其相似，我们不妨说它就是一部简明扼要的宋代理学史。其中，他在注重对理学一脉相承关系梳理的同时，注意对理学正宗与较多掺入佛教禅学因素的人物加以区隔，进而将其分流情况做了重点强调，使宋代理学的传承演变变得眉目清晰。重点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是黄震所强调的理学源流的离合变迁。他说，本朝理学，起于周敦颐，盛于程颐。程子之门人，以其学传世者，杨时、谢良佐、尹焞为最显。其后杨时三传而至朱熹，始裒萃诸家而辨析之，程门之学因以大明。故他撰读先儒诸书，始于周敦颐，次以杨时、谢良佐，以见其流虽异而源则同；又次以尹焞，以见源虽异而其流有不变者；后次以张九成、三陆，以见其源流之益别。黄震指出，谢良佐、杨时虽均略染禅学，而杨时传之罗从彦，罗从彦传之李侗，李侗亦主澄心静坐，乃反能救朱子之几陷禅学，一转为大中至正之归。①最后至朱熹所传之黄干，成其始终。黄震的考察分析可谓准确精当。
第二是黄震特别予以关注的谢良佐和尹焞所起的正反两方面的作用。他认为，谢、杨二人皆不免略染禅学，唯尹焞坚守不变。黄震论谢良佐所言信得命及，养得气完，力去矜夸，名利不得而动，殆为百世师可也。第因天资之高，必欲不用其心，遂为禅学所入。虽自谓得伊川一语之救，不入禅学，而终身常以禅之说证儒，未见其不入也。但谢良佐以禅证儒，是非判然，后世学者尚能辨之。谢良佐死后，“往往羞于言禅，阴移禅学之说，托名儒学之说，其说愈高，其术愈精，人见其儒也，习之不知已陷于禅，此其弊则又甚矣！”②至于尹焞，黄震认为他虽亦以母命诵佛书，而未尝谈禅，能恪守其师说而不变。且高宗中兴，崇尚儒学之初，程门弟子唯尹焞在，故以尹焞次谢良佐，以明斯道之硕果不食，而程门之学，固有不流于佛者。黄震又指出，尹焞力辨程门之《语录》为非，其后朱子追编《语录》，又力辨尹焞之说为非，“然晦翁搜拾于散亡，其功固大，和靖亲得于见闻，其说尤的。今观程录，凡禅学之所有而孔门之所无者，往往窜入其间，安知非程氏既殁，杨、谢诸人附益邪？是虽晦翁不敢自保其于编录，犹深致其意，谓失之毫厘，其弊将有不可胜言者。然则和靖力辨《语录》之说，其可废也哉！”③由此肯定尹焞的贡献，黄震的分析评价十分到位。
第三是黄震所做的正本清源的工作。他指出，本朝理学，虽至伊、洛而精，实自安定胡先生、泰山孙先生、徂徕石先生三先生而始，故朱熹有“伊川不敢忘三先生”之语。黄震称己“既读伊、洛书，抄其要，继及其流之或同或异，而终之以徂徕、安定笃实之学，以推发源之自，以示归根复命之意，使为吾子孙毋蹈或者末流谈虚之失，而反之笃行之实”。④黄震的追根溯源符合实际。
对北宋时期几位大家的学术贡献给予实事求是的分析评价，也体现出黄震关注现实的学术史研究旨趣。如他论欧阳修所撰《春秋论》，谓学者不信经而信传，不信孔子而信三子；隐公非摄，赵盾非弑，许世子止非不尝药，乱之者三子也；起隐公，止获麟，皆因旧史而修之，义不在此，⑤“卓哉之见，读《春秋》者可以三隅反矣！”⑥赞赏其疑经辨伪的态度和始创性的学术贡献，这与两宋时期疑古辨伪思潮兴起的现实也有密切的关系。尽管他又对欧阳修《传易图序》言今《周易》所载非孔子《文言》之全，皆出乎讲师临时之说。且谓今行世者，唯有王弼《易》其源出于费氏，孔子之古经亡矣。黄震称“此公一人之言尔”，⑦表达出不太赞同的态度，因而显示出一定的局限性。他对欧阳修所撰的《集古录》的学术贡献给予肯定，赞其“多收墟墓碑间有事迹与史不同者，以证史之讹缺”，⑧则显示出黄震在学术思想上具有一定的创新意识，他对宋代兴起的将考古发掘文物与文献相互参订的学术风气的现实给予认同。黄震评价苏轼，一则赞叹东坡之文，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至其混浩流转、曲折变化之妙，则无复可以名状。盖能文之士，莫之能尚也。而尤长于指陈世事，述叙民生疾苦。二则将苏轼一生为文分为两个阶段，指其年少气锐，尚欲汛扫宿弊，更张百度，有贾太傅流涕汉庭之风；及既惩创王氏，“一意忠厚，思与天下休息，其言切中民隐，发越恳到，使岩廊崇高之地，如亲见闾阎哀痛之情，有不能不恻然感动者，真可垂训万世矣！”⑨将学者的创作与时代环境及个人际遇联系起来分析评价，一定程度上彰显出黄震自身关注现实的情怀。
对曾巩也能做出实事求是的评价，称其与王安石俱以文学名当世，最相好，且相延誉。其论学皆主考古，其师尊皆主扬雄，其言治皆纤悉于制度而主《周礼》。王安石更改官制，曾巩多为其拟制诰以发之，“岂公与荆公抱负亦略相似，特遇于世者不同耶？”①并对此加以申论，批评了自古以来重法不重人的弊端，所谓古人有言：有治人无治法。三代之治忽，各系其君之贤否，法之详未闻焉。三代君臣之谋猷，亦未尝有一语及于法者，详于法，必略于人，秦法之密，汉网之疏，其效亦可睹矣。黄震进而指出，《周礼》实际上是后人所杜撰的，周之所以为治者，尽见于《尚书·周官》之篇。后千余年，至王莽时，突然有所谓《周礼》六典者出，曰：此周公之法。因此他认为，即便此书果出于周，亦不过《周官》一篇注疏耳，结果却成为王安石变法的主要依据，“其烦苛若此，果可见之施行否耶？设果尝行于周，时异事殊，亦可行于后世否耶？我朝以仁立国，一切扫除烦苛，承平日久，或者反以宽弛为厌，荆公遂勇为新法。呜呼！不忍言矣。南丰比荆公，则能多论及本朝政要，又责诮荆公不能受人之言。使南丰得政，当有可观者乎？”由此表达出他对王安石变法的怀疑立场和态度，这同样反映出宋代变法与反对变法的斗争及其余波在现实中始终存在着，黄震不免受其影响有所取向。之后，他对二人的文章加以点评，称“南丰之文多精覈，而荆公之文多澹靖；荆公之文多佛语，而南丰之文多辟佛。此又二公之不同者”。②然而，黄震对王安石为文总体能秉持实事求是的评价态度，认为王安石《子贡论》，辟《史记》所载说齐、伐吴、救鲁之说，“理有文畅，可以成诵”；《洪范传》其字义多足取者。《兴贤》一篇亦可读，王安石谓商之兴有仲虺、伊尹，其衰也，亦有三人。周之兴，同心者十人，其衰也，亦有祭公谋父、内史过。两汉之兴也，有萧曹寇邓之徒，其衰也，亦有王嘉傅喜陈蕃李固之众，“‘亦有’之说极精神”。③又论其“律诗出于自然，追踪老杜；记、志极其精彩，髣髴昌黎。虽有作者，莫之能及”。最后借蜀人作书抚州求荆公集云，“人虽误国，文则传世”，称此为确论，④表达出他分析评价历史人物时一分为二的辩证态度。
对同时代的学者，黄震不仅关注和评价其理学思想，对他们其他学术领域的贡献也给予特殊的关注，也一定程度上体现其观照现实的治学旨趣。如他对吕祖谦所撰的《大事记》，一则，分析此书的构成及其价值，对其历史编撰的创造性贡献给予肯定。指其大要括类《史记》《汉书》所记之事，凡散见于表、志而不载，本纪及其余记传涉秦、汉事者，总为《大事记》，之后参订诸书异同，使之归一，或与易置其先后，及考究地理、制度和名物纤悉者，别为《解题》，最后撰为通释部分，因而形成一个有机的综合体。二则，分析此书各个部分断限的根据并由此发掘作者撰述的思想旨趣。黄震认为《大事记》始于周敬王三十九年，首书鲁人获麟，孔子作《春秋》，⑤而《解题》首载程颐的《春秋传序》，⑥“盖《记》以上续《春秋》，《解题》以上续《左氏传》，而载伊川《传序》，所以明《春秋》之义而寓所以继之之心也”。又将其与司马光所撰的《资治通鉴》以及朱熹所撰的《通鉴纲目》之断限做比较。指出，司马光作《通鉴》，始于威烈王二十三年，后于获麟七十八年，“始于三晋大夫封诸侯，特以继《左氏》末年载智伯事。盖自处以史而已”。《大事记》既以继获麟之绝笔，而入《通鉴》以后，又皆搜《通鉴》之所不载，“岂其意未以《通鉴》为足哉？”至于朱熹撰《通鉴纲目》，也始于三晋大夫，其事唯史，虽不以大事为名，而“纲”即所以继《春秋》，“目”即所以继“三传”，“剪裁出入，首尾贯通，视《大事记》又不同矣”。三则，评价《大事记》多取《战国策》，而与《史记》《汲冢书》考究异同，“其于名义、地理为详，学者亦不容不考”。⑦又论其书凡三，“其用工甚至，其考订甚详。晦庵尝见其书于身后，答书于其子弟而称之；他日《答沈叔晦书》，亦言东莱文惟《大事记》有益”。①对《大事记》的学术价值及考证成就给予充分肯定，也从侧面反映出宋代历史考证学开始兴起并达到一定高度的现实。
黄震对朱子所撰的《名臣言行录》评价甚高。朱熹在自序中表达了其撰述的目的，“予读近代文集及记事之书，观其所载国朝名臣言行之迹，多有补于世教者。然以其散出而无统也，既莫究其始终表里之全，而又汩于虚浮怪诞之说，予常病之。于是掇取其要，聚为此录，以便记览。尚恨书籍不备，多所遗阙，嗣有所得，当续书之”。②黄震指出此录名臣之言行实际上已经非常完备，“虽杂取传记之言，然诸贤出处之本末备矣。岂独诸贤，凡国朝盛衰之故，亦莫不隐然备见其间矣”，如释藩镇兵权而天下定，取幽、燕纳李继捧而狄患启，李沆镇以清静而民生安，寇准决策亲往而边好久，王旦苟且顺从天书、祷祠之妄作而国力几弊。王曾相仁宗初年，韩琦保佑英宗、神宗初年，而主少国危之日，安若泰山。王安石行新法、开边隙，而天下几危。高太后相司马光，而天下再安。范纯仁兼用小人，致章惇、蔡京辈绍述安石，而朝廷遂有南迁之祸。所谓“盛衰大要不出此数者，皆可考见”，对其史料价值给予肯定，并赞赏其总结权臣在宋王朝兴衰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以及造成的影响所赋予的借鉴意义，同时还表达出自身关于史无定体的历史编纂思想，“然则此录岂特记诸贤之言行而已哉？愚尝谓史无定体，《书》随事为篇，《春秋》纪年以书，班、马以来分纪传，而此录亦朱文公阴寓本朝之史”，③对朱熹在史书体裁创作上的贡献以及对当代历史编撰的积极影响予以表彰。
总之，黄震称得上是南宋时期既具理学色彩又注重历史撰述和历史考证的代表性人物之一。因身处内忧外患深重的动荡时代，他有意识地继承了中国古代学人观照现实的优良传统，将历史研究与现实主义情怀有机地结合起来，运用于对职官制度的考辨、对水患问题的探究、对民族关系的审视、对同时代学者政治观点以及学术研究现实价值的发掘和提炼，并取得值得后人珍视的丰硕成果。对黄震治学特点做必要的分析和总结，不仅对探讨宋代学术史有着重要的价值，对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中现实主义的积极因素也有着重要的意义。
第3篇：论马克思恩格斯献身学术研究的伟大精神
辛世俊1王丽丽2(1.郑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郑州450001；2.教育部高校辅导员培训和研修基地，河南郑州450001)
摘要：马克思、恩格斯既是伟大的革命家，又是严谨的学者。他们在理论研究上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展现了真正的学者精神和风范。马克思主义既是工人运动的思想武器，又是严谨的学术思想；既是一种意识形态理论，也极具学术上的学理性和系统性。马克思、恩格斯学术研究精神表现在具有坚定的立场和顽强的意志，有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执著精神；具有科学的态度、广博的知识和严谨的学风；具有真诚合作、无私奉献的品质与风范。
关键词：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
马克思、恩格斯既是伟大的革命家，又是严谨的学者。马克思主义既是工人运动的思想武器，又是严谨的学术思想。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从革命家的角度认识马克思和恩格斯，学习研究他们的思想和理论，而很少从一个学者的角度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很少知道他们研究的艰难和付出的艰辛劳动，很少了解他们作为学者所表现出的那种精神和风范。甚至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只是一种意识形态说教，没有学术上的学理性和系统性。其实，马克思主义作为严谨的学术思想，绝不比其他学术领域的学术性更少。英国学者特里·伊格尔顿曾写下《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从十个方面回答了人们对马克思的责难，阐明了马克思的主要观点，这无疑是必要的。但要真正回答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还必须深入到马克思、恩格斯研究学问的过程，只有弄清了马克思、恩格斯为科学探索所付出的艰辛和努力，才会从心底里为他们的科学精神所折服。在我国学界功利化现象日益严重的当下，学习马克思、恩格斯献身学术研究的伟大精神，对于发展我国的学术事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学术研究应具有坚定的立场和顽强的意志，有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执著精神
马克思指出：“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1](P594)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是革命性与科学性的统一。这种统一体现在他们个人身上，就是革命者和学者的统一。作为坚定的革命者和严谨的学者，他们一方面具有无产阶级的坚定的立场，坚决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上，批判资本主义制度，为无产阶级的解放而斗争；另一方面又具有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他们清醒地认识到，无产阶级要取得解放，光有武器的批判还不够，还要有批判的武器，有正确理论的指导，要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为此，就要从事科学的研究，为无产阶级提供解放的思想武器。而真正的科学研究并不是轻松的，就像真正的战士一样，需要坚毅的品格与崇高、无私的献身精神。马克思、恩格斯为自己提出的要求是：要把最好的理论武器交给工人阶级。为此，就必须下工夫真正去钻研经济学，钻研哲学，钻研一切科学。1890年8月5日，恩格斯在致康拉德·施米特的信中说，对德国的许多青年著作家来说，“唯物主义”这个词大体上只是一个套语，他们把这个套语当做标签贴到各种事物上去，再不做进一步研究，就是说，他们一把标签贴上去，就以为问题已经解决了。“这些先生们往往以为，一切东西对工人来说都是足够好的。他们竟不知道，马克思认为自己的最好的东西对工人来说也还不够好，他认为给工人提供的东西比最好的稍差一点，那就是犯罪！”[2](P588)
马克思、恩格斯既要领导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进行科学研究，又要谋生存，他们加班加点地工作，还要看书和研究，身体健康受到损害。1858年2月22日，马克思在致拉萨尔的信中说：“我并不是我的时间的主人，而宁可说是它的仆人。给我自己留下的仅仅是夜里的时间，而肝病的经常侵袭和复发，又使这种夜间工作受到妨碍。”[2](P149)1867年4月30日，马克思在致齐格弗里德·迈耶尔的信中说：“我一直在坟墓的边缘徘徊。因此，我不得不利用我还能工作的每时每刻来完成我的著作，为了它，我已经牺牲了我的健康、幸福和家庭。……我嘲笑那些所谓‘实际的’的人和他们的聪明。如果一个人愿意变成一头牛，那他当然可以不管人类的痛苦，而只顾自己身上的皮。但是，如果我没有全部完成我的这部书(至少是写成草稿)就死去的话，那我的确会认为自己是不实际的。”[2](P253)
马克思是研究资本的人，但家中经济状况却非常窘迫，为此，他不得不从事一些谋生的工作。1859年1月，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我所能支配的时间是特别受到限制的，是谋生的迫切需要。八年来，我一直为第一流的美国英文报纸《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写作真正的报纸通讯在我只是例外)，这使我的研究工作必然时时间断。”[1](P594)1862年4月28日，马克思在给拉萨尔的信中说：“为了不致饿死，最近一年来我不得不从事极其乏味的机械呆板的工作，而且往往整月整月不能为这部著作写一行字。”[2](P180)1862年12月28日，马克思在给库格曼的信中说：“1861年，由于美国内战，我失去了我的主要收入来源——《纽约论坛报》。我给这家报纸的撰稿工作直到现在还没有恢复。因此，为了不致使全家流落街头，我过去和现在都不得不从事大量的零星工作。”[2](P196-197)
1866年10月13日，马克思在给库格曼的信中说：“因为我长期生病和为治病花了很多钱，所以我的经济状况非常恶劣，以致在不久的将来会遇到财政危机，这除了直接影响我和我的家庭以外，在政治上对我也是极其有害的，因为在伦敦这里必须维持外表上的体面。我想向您打听一件事：您知道哪个人或者哪几个人(因为这种事决不能公开)能借给我大约1000塔勒，利率5%或6%，时间至少两年？我现在出20%-50%的利率借小额款项，但是即使这样，我还是无法应付那帮债主，因此我面临着彻底破产的危险。”[2](P245)1867年5月7日，马克思对恩格斯说，我最怕的是回伦敦，因为我在伦敦欠下的债务最多，使我不能以蓬勃的朝气毫无牵挂地进行工作[2](P256)。“我家里现在简直一文钱没有，但欠小商人、肉铺老板、面包铺老版的账却越来越多。”[3](244)“如果你能立即寄钱给我，我将非常感激你。我的女房东非常穷，我已经是第二个星期没有付房租给她了，她逼着要钱，逼得很紧。”[3](P174)谁能想到，马克思的《资本论》是在疾病缠身、债主每天登门逼债和为生计发愁的情况下完成的？
值得注意的是，以马克思的才华，如果他把心事用在赚钱上，不仅用不着为生活犯愁，而且会很快成为百万富翁。1866年10月9日，马克思在致库格曼的信中说：“如果明天我愿意去找一个有收入的职业，而不是为我们的事业工作的话，那么明天我就能结束这种情况。”[2](P242)马克思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的事业，尽管他没有固定的社会职业，但他是名副其实的职业革命家，是一个真正的学者！他的热情、生命都燃烧在了他所热爱的为人类解放的事业上。1866年2月13日，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说：“昨天我又躺倒了，因为左腰部的毒痈发作了。假如我有足够的钱——也就是说>0——来养家，而我的书又已完成，那我是今天还是明天被投到剥皮场上，换句话说，倒毙，对我都无所谓了。但在上述情况下，这暂时不行。”[2](P234)1868年3月25日，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说：“昨天我本来想在博物馆里给你写信，但是我突然感到不舒服，只好合上手中那本非常有趣的书。我两眼发黑，头痛的要命，胸部闷得慌。”[2](P283)1873年，恩格斯在给路德维希·库格曼的信中谈到马克思的病：“马克思若干年来就时常失眠，而且越来越严重，他为这种病作了各种各样的荒唐的解释，比如他说这是久治未愈的喉性咳嗽造成的；但是，在咳嗽治愈以后，失眠还是照旧。”[2](P394)1877年11月10日，马克思在致威廉·布络斯的信中指出：“我的健康状况迫使我把医生给我限定的工作时间全部用于完成我的著作。”[2](P423)1879年4月10日，马克思在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的信中指出：“我的医务顾问警告我，要我把我的‘工作日’大大缩短，否则就难免重新陷入1874年和以后几年的境地，那时我时常头晕，只要专心致志地工作几小时就不能再坚持下去。”[2](P433)1880年4月1日，恩格斯在致约翰·菲力普·贝克尔的信中谈到马克思的病情时说：“冬天过后，他总有一段时间很不舒服，痉挛性的咳嗽使他不能安眠。”[2](P446)
马克思曾经说过，时间是人的积极的存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正是实践这一名言的学者，他们夜以继日地工作，可以说分秒必争，不舍得浪费点滴时间。马克思逝世以后，繁重的工作压在恩格斯肩上，他除了废寝忘食的工作之外，没有别的选择。他在给很多朋友写信的时候，都要解释没有时间按时回信。1894年12月17日，恩格斯在致拉法格的信中说：“我的状况是：74岁了，我开始感觉到这一点，而工作之多需要两个40岁的人来做。……但是在现有的条件下我所能做的，就是继续我现在的工作，并尽可能做得多些好些。”[2](P682)
二、学术研究应具有科学的态度、广博的知识和严谨的学风
所谓科学的态度，就是要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原则出发。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结论，就必须让材料来说话，让事实来说话。这就必须认真研究前人的成果，搜集大量的资料，在认真研读资料和实地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自己新的观点。马克思主义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大领域，实际上是一个学科群，涉及的内容之丰富、理论之深刻是前所未有的。不要说全部精通，就是彻底弄懂一门就非常不易。马克思、恩格斯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他们采取的唯一的办法，就是下苦功学习。
1.充分占有资料是做学问的前提
马克思、恩格斯不是从抽象理性、永恒正义、绝对真理和美好愿望出发来描绘未来社会的前景，而是通过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形态来获得对未来社会主义的认识。1886年1月，英国费边社领导人爱德华·皮斯请求恩格斯为该社准备出版的小册子《什么是社会主义？》写一篇文章，简要地叙述一下社会主义者在经济、社会和政治方面的基本设想。恩格斯回答说：“无论如何应当声明，我所在的党并没有任何一劳永逸的现成方案。我们对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现代社会的特征的看法，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不结合这些事实和过程去加以阐明，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4](P676)
1843年9月，马克思在致阿尔诺德·卢格的信中指出：“我们不是教条地以新原理面向世界：真理在这里，下跪吧！我们是从世界的原理中为世界阐发新原理。”[2](P9)这实际上讲的就是继承与创新的关系，没有继承，就不可能有创新。而要继承，就必须弄懂前人的东西。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资料，任何学问都寸步难行。众所周知，马克思在写《资本论》的过程中，曾阅读了90多个经济学家的著作，研究过1500多种书籍，写了100多本笔记。恩格斯掌握了欧洲20多种语言，在哲学、经济学、军事学等领域有很高的造诣。马克思曾称恩格斯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第一手的原著资料最为重要，他们在经济学、哲学、军事学等领域多有创新，与他们独立地占有和研究第一手资料有关。马克思、恩格斯对他们同时代的思想家们的著作非常熟悉，尤其是对费尔巴哈和黑格尔的著作，进行过认真的研究，这对他们的思维有很大的帮助。尤其是黑格尔的逻辑学所阐述的辩证法对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叙述方法有很大的帮助。1858年1月16日，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信中指出：“我又把黑格尔的《逻辑学》浏览了一遍，这在材料加工方法上帮了我很大的忙。如果以后再有工夫做这类工作的话，我很愿意用两三个印张把黑格尔所发现、但同时又加以神秘化的方法中所存在的合理的东西阐述一番，使一般人都能够理解。”[2](P143)1868年3月6日，马克思又对库格曼谈到了他《资本论》运用的方法和黑格尔辩证法之间的关系：“我的阐述方法不是黑格尔的阐述方法，因为我是唯物主义者，而黑格尔是唯心主义者。黑格尔的辩证法是一切辩证法的基本形式，但是，只有在剥去它的神秘的形式之后才是这样，而这恰好就是我的方法的特点。”[2](P280)
对于占有第一手资料，恩格斯也做了明确的阐述：“不要根据第二手的材料来进行研究——这的确要容易得多。”[2](P593)1867年4月30日，马克思致信齐格弗里德·迈耶尔时谈到撰写《资本论》第一卷，他指出：“除了一般理论上的阐述，我还根据从来没有被利用过的官方材料非常详尽地叙述了英国农业和工业无产阶级最近20年的状况，以及爱尔兰的状况。您从一开始就会理解，我只不过是把所有这一切当做令人信服的证据。”[2](P254)
1868年3月25日，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说，毛勒的书非常有意义，不仅是原始时代，就是后来的帝国直辖市、享有豁免权的地主、公共权力以及自由农和农奴之间的斗争的全部发展，都获得了崭新的说明。还谈到弗腊斯的《各个时代的气候和植物界，二者的历史》(1847年)一书非常有趣，这本书证明，气候和植物在有史时期是有变化的。他提出：“必须认真研究全部近代和现代农业文献。”[2](P286)
除了在图书馆看资料外，马克思利用一切机会搜集自己所需要的资料，1868年10月10日，他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说，他在一家小旧书店里偶然发现了关于1867年爱尔兰租佃者权利的报告和记述(上院)，并称“这是一个真正的发现”[2](P292)。
从马克思、恩格斯与朋友的通信中可以看出，向朋友索要资料是经常的事情。譬如，1878年11月15日，马克思在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的信中说：“我收到了从彼得堡寄来的一些出版物，对此我十分感谢。”*在信的最后，马克思又提出：“您如果能提供一些关于俄国金融业现状的资料，我将非常感激。”*[2](P428)
掌握多国语言，是获取直接材料的最好办法。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使用了多种文字。据粗略统计，其中60%使用了德语，30%使用了英语，10%是法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等文字写作而成。恩格斯高度赞扬了马克思驾驭语言的能力：“马克思是具有最简洁最有力的风格的作家之一。为了确切表达这种风格，不仅要精通德语，而且还精通英语。”[5](P267)“只有通晓标准德语是不够的。马克思精于使用日常用语言和各地方言中的成语；他创造新词，举例时涉及一切科学部门，他援引十几种文字的书刊；要理解他的著作，必须彻底精通德语——口头语和标准语，另外，还要知道一些德国人的生活。”[5](P266)
马克思、恩格斯都非常注意对外文的学习。1870年6月27日，马克思在致路德维希·库格曼的信中说：“我发现有必要认真学习一下俄文，因为在探讨土地问题时，就不可避免地要从原文材料中去研究俄国的土地所有制问题。”[2](P339)同年，他还说：“弗列罗夫斯基的《俄国工人阶级状况》是一部卓越的著作。我很高兴，现在能够查着字典比较顺畅地阅读它。这本书第一次描述了俄国的整个经济状况。……在研究了他的著作之后可以深信，波澜壮阔的社会革命在俄国是不可避免的。”[2](P325)
恩格斯可以说是语言天才。1852年3月18日，恩格斯致信马克思说他正在学习斯拉夫语，“因为已经开始学了，并且已经到了不能丢下的程度，所以现在我必须经常用一些时间来学习。最近两个星期我在努力啃俄语，现在差不多学完了语法，再用两三个月丰富必要的词汇，我就可以学别的东西了。我必须今年学完斯拉夫语，其实这些语言并不太难。除了这种学习引起我对语言的兴趣之外，还有一个想法，那就是在下一场大型政治历史剧上演时，我们当中至少有一个人对那些恰好立即就会与之发生冲突的民族的语言、历史、文学以及社会制度的特点有所了解。”[2](P107-108)
只有占有最新的资料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1859年1月，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随着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金矿的发现，资产阶级社会看来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这一切决定我再从头开始，批判地仔细钻研新的材料。”[1](P593)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谈了他是如何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收集资料的。他说：“我非常认真地对待所获得的认识，研究过我所能找到的各种官方和非官方的文件。我不以此为满足，我想要的不限于和我的课题有关的纯粹抽象的知识，我很想在你们家中看到你们，观察你们的日常生活，同你们谈谈你们的状况和你们的疾苦，亲眼看看你们为反抗你们的压迫者的社会统治和政治统治而进行的斗争。我是这样做的：我放弃了资产阶级的社交活动和宴会、波尔图酒和香槟酒，把自己的空闲时间几乎全部用来和普通工人交往。”[6](P382)在该书序言中，恩格斯指出：“我曾经用了21个月的时间，通过亲身观察和亲自交往来直接了解英国的无产阶级，了解他们的愿望、他们的痛苦和欢乐，同时又以必要的可靠材料补充自己的观察。这本书里所叙述的，就是我看到、听到和读到的。”[6](P385)
在占有和掌握学术资料的过程中，吸纳前人的成果，提出自己的观点，在此基础上超越前人，这是搞学问的必经之路。我们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可以充分认识到这一点，作为过渡性的著作，《手稿》充分体现了马克思是怎样从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向唯物史观过渡的。马克思在《手稿》中明确批判黑格尔，却仍然带有思辨哲学的痕迹，赞扬费尔巴哈，却在很多地方突破了费尔巴哈的局限。研究《手稿》最能看出马克思继承与创新的学术特点。作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也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即由唯心主义经过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由革命民主主义经过带有空想成分的共产主义到科学社会主义的过程。
2.广泛的兴趣与知识的广博是做学问的基础
马克思在哲学、经济学方面有很深的造诣，他不仅打算在完成《资本论》后撰写一部关于巴尔扎克的书，还计划写一本关于伦理学的著作。自19世纪60年代起，马克思就开始研究著名数学家的著作，同时专门用笔记本作了1000多页的摘录。1878-1881年马克思撰写了微分学的历史纲要。恩格斯高度评价并计划公开发表马克思这个数学手稿。1881年8月18日，恩格斯致信马克思：“昨天，我终于鼓起勇气，没用参考书便研究了你的数学手稿，我高兴地看到，我用不着参考书。为此我向你表示祝贺。”[2](P464)
恩格斯除了哲学、经济学外，甚至还热爱军事学。1873年5月30日，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信中说：“今天早晨躺在床上，我脑子里出现了下面这些自然科学的辩证法思想。”[2](P385)接下来他阐明了物体与运动的关系，物体运动的形式、机械运动、物理运动、化学运动等。1876年5月28日，恩格斯在致马克思的信中说：“我重温古代史和研究自然科学，对我批判杜林大有益处，并在许多方面有助于我的工作。特别是在自然科学方面，我觉得自己对于这个领域熟悉得多了，尽管这方面还要十分谨慎，但行动起来毕竟已经有点自由和把握了。连这部著作(指自然辩证法)的最终面貌也已经开始呈现在我的面前。”[2](P416)在《自然辩证法》和《反杜林论》中，恩格斯充分显示了自然科学的功底。马克思曾称赞恩格斯是百科全书式的学者。
3.严谨的学风是学问成功的先决条件
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来不得半点虚假。科学性原则就是实事求是的原则，就是客观性原则。一切科学研究都要尊重历史，尊重作者当时的思想。在《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宣言》是一个历史文件，我们已没有权利来加以修改。”[7](P249)恩格斯还指出：“一个人如果想研究科学问题，首先要在利用著作的时候学会按照作者写的原样去阅读这些著作，首先要在阅读时不把著作中没有的东西塞进去。”[8](P26)尊重原著，根据原著提供的材料说话，有七分材料不说八分的话，这是真正的学者应坚守的基本原则。
一切结论都在调查研究之后。自己没有弄明白的东西，绝不拿出去公开发表。恩格斯在评价马克思的时候指出：“马克思在50年代一个人埋头制定了剩余价值理论，在他没有完全弄清这一理论的所有结论时，他坚决拒绝发表这一理论的任何材料。”[2](P647)理论是完整的，而不是支离破碎的。马克思非常注意自己理论的整体性。1865年7月31日，他在致恩格斯的信中说：“不论我的著作有什么缺点，它们有一个长处，即它们是一个艺术的整体；但是要达到这一点，只有用我的方法，在它们没有完整地摆在我面前时，不拿去付印。”[2](P231)
如何对待自己和自己的学术成就是衡量一个学者严谨学风的试金石。所谓的创新都是相对的，都是建立在前人基础之上的。1852年3月5日，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的信中对自己关于阶级斗争的贡献进行了客观的评价：“……至于讲到我，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历史编纂学家就已经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也已经对各个阶级做过经济上的分析。我所加上的新内容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2](P106)
承认错误，知错即改，与时俱进，是学者应有的品质。作为一个严谨的学者，马克思和恩格斯从不承认自己一贯正确，一旦有新的资料出现，他们总是纠正自己的错误或不确切、不准确的表述。《共产党宣言》曾以德文、俄文、英文、波兰文、意大利文出版，在新的版本出版的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了很多序言，加了很多注释，指出哪些提法、主张不准确，哪些已经过时、需要修改等。现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收录的《共产党宣言》共有7个序言，其中马克思、恩格斯共同署名的有两个，马克思去世之后，恩格斯写了5个序言。恩格斯在1873年德文版序言中说，《共产党宣言》是一个历史文献，我们已没有权利来加以修改。也就是说，《宣言》的正文，是历史的产物，历史的文献，是那个时代的反映，不管对错，不能修改，就是原作者也无权修改。这是对历史文献的科学严谨的态度。但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序言和注释的方式对一些过时的不适应新的条件要求的原理、口号、结论等进行新的说明和阐释。譬如，《共产党宣言》第一章的第一句话：“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恩格斯在1888年英文版上加了一个注：“这是指有文字记载的全部历史。在1847年，社会的史前史，成文史以前的社会组织，几乎还没有人知道。后来，哈科斯特豪森发现了俄国的土地公有制，毛勒证明了这种公有制是一切条顿族的历史起源的社会基础。而且人们逐渐发现，村社是或者曾经是从印度到爱尔兰的各地社会的原始形态。最后，摩尔根发现了氏族的真正本质及其对部落的关系，这一卓绝的发现把这种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内部组织的典型形式揭示出来了。随着这种原始公社的解体，社会开始分裂为各个独特的、终于彼此对立的阶级。关于这个解体过程，我曾经试图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6年斯图加特第2版)中加以探讨。”[7](P272)
1848年之后，西方资本主义发生显著变化，无产阶级革命风起云涌，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设想这场革命会较快胜利，当实践证明他们的想法并不正确时，他们就认真地作了自我反思。恩格斯在1895年写了《卡尔·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文章指出：马克思曾经判断，1850年革命以后，当统治权力集中到大资产阶级手中时，一切其他阶级团结在已经有了经验教训并聪明起来的无产阶级周围，将要爆发一场“多数人的革命”，但是，“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的程度；历史用经济革命证明了这一点，从1848年起经济革命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在法国、奥地利、匈牙利、波兰以及最近在俄国刚刚真正确立了大工业，而德国简直就成了一个头等工业国，——这一切都是以资本主义为基础的，可见这个基础在1848年还具有极大的扩张能力”[4](P512)。马克思后来认识到，在一种生产关系所能容纳的生产力没有完全发挥出来之前，它是不会消亡的。历史证明，马克思的这一论断是正确的。
有无计划性被当做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但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证实了这个观点的片面性，恩格斯在《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中，针对《草案》的教条主义观点指出：“‘根源于资本主义私人生产的本质的无计划性’这一句需要大加改进。据我所知，资本主义生产是一种社会形式，是一个经济阶段，而资本主义私人生产则是在这个阶段内这样或那样表现出来的现象……由股份公司经营的资本主义生产，已经不再是私人生产，而是由许多人联合负责的生产。如果我们从股份公司进而来看那支配着和垄断着整个工业部门的托拉斯，那么，那里不仅没有了私人生产，而且也没有了无计划性。”[4](P408)
劳资矛盾曾经被看做你死我活的、不可调和的矛盾，但在工人也广泛持有股份以后，这种矛盾却能够在一定条件下得到缓和。恩格斯晚年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德文第二版序言》中谈到了劳资关系问题。他说：“英国已经度过了我所描写的这个资本主义剥削的青年时期。”[4](P422)“资本主义生产越发展，它就越不能采取作为它早期阶段的特征的那些小的哄骗和欺诈手段。”“在工厂主对待工人的关系上也发生了同样的变化。”[4](P419)“他们学会了避免不必要的纠纷，默认工联的存在和力量”[4](P420)。
上述事实证明：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一个过程，随着这个过程的变化，马克思、恩格斯的认识也在不断发展。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恩格斯提供的是研究的方法，而不是教义。他们坚决反对教条主义地理解他们的学说，而他们自己则是与时俱进的典范。
真理是全面的，但由于斗争的需要，马克思、恩格斯为了回应质疑，往往强调真理的某一个侧面，致使造成人们理解的偏差，一旦发现这些问题，他们都予以纠正。譬如，经济是基础，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是经济基础的反映，这当然是对的，但对经济的决定作用也不能强调得过火。超过了一定的界限，就会犯“经济决定论”的错误。所谓“经济决定论”就是把全部的社会历史关系不由分说地统统还原为经济关系，把全部社会历史发展理解为一个自发形成的自然过程，在其中经济关系起着唯一决定性的作用。恩格斯晚年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在很多地方予以澄清和说明。恩格斯指出：“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的。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与相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但是，只要问题一关系到描述某个历史时期，即关系到实际的应用，那情况就不同了，这里不容许有任何错误了。可惜人们往往认为，只要掌握了主要原理——而且还并不总是掌握的正确，那就算已经充分地理解了新理论并且立刻就能够应用它了。在这方面，我不能不责备许多最新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也的确造成过惊人的混乱。”[2](P593-594)
1893年7月14日，恩格斯在致弗兰茨·梅林的信中说：“我们大家首先是把重点放在基本经济事实中引出政治的、法的和其他意识形态的观念以及这些观念为中介的行动，而且必须这样做。但是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为了内容方面而忽略了的形式方面，即这些观念等等是由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产生的。这就给了敌人以称心的理由来进行曲解或歪曲。”“这一点在马克思和我的著作中通常也强调的不够，在这方面我们大家都有过错。”[2](P657)恩格斯还指出：“我觉得我们大家都有不应有的疏忽。这是一个老问题：起初总是为了内容而忽略形式。如上所说，我也这样做过，而且我总是在事后才发现错误。”[2](P659)
对著作不断进行修改，使之日臻完善，是马克思、恩格斯学术研究的重要特点。1862年4月28日，马克思在给拉萨尔的信中说：“我还有这样一个特点：要是隔一个月重看自己写的一些东西，就会感到不满意，于是又得全部改写。”[2](P180)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马克思写道：“对于《资本论》的文字上的缺点，我本人的评判比任何人都更为严厉。”[9](P19)正因为马克思以科学的态度进行科学研究，他自豪地说：“我的见解，不管人们对它怎样评价，不管它多么不合乎统治阶级的自私的偏见，却是多年诚实研究的结果。”[4](P35)
三、学术研究应真诚合作、无私奉献
马克思与恩格斯是最亲密的战友，也是学术研究的最真诚合作者，他们合作出版的著作有《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等。《资本论》虽然是以马克思的名字命名的，但恩格斯可以说是幕后英雄，他不仅参与了《资本论》很多问题的讨论，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而且在马克思逝世之后，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整理出版了《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交付排版之后，校样都要寄给恩格斯看，请恩格斯提意见，恩格斯不仅是《资本论》的第一读者，而且完全可以说是参与了《资本论》的创作，《资本论》也凝结着恩格斯大量的心血。马克思非常看重恩格斯的意见，认为恩格斯的评价比所有其他人可能作出的任何评价都更为重要[2](P263)。马克思请恩格斯把他的“要求、批评、问题等等写到清样上。这对我非常重要”[2](P269)。1867年6月16日，恩格斯于曼彻斯特给马克思写信，对样稿提出批评建议，他直言不讳地说：“你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没有多分一些小节和多加一些小标题，使这种抽象阐述的思路明显地表现出来。这一部分你应该用黑格尔《全书》那样的方式来处理，分出简短的章节，用专门的标题来突出每一个辩证的过渡，并且尽可能把所有的补充说明和纯粹的例证用特殊的字体印出来。这样，看起来可能有点像教科书，但是对广大读者来说要容易理解得多。读者，甚至有学识的读者，现在都已经不再习惯这种思维方法，因而必须尽量减少他们阅读的困难。”[2](260-261)恩格斯把几处印刷错误一一指出，并把那些确实失去原意的列成勘误表。
1867年6月22日，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就他的批评做了回答：“至于对价值形式的阐述，我是既接受了你的建议，又没有接受你的建议，因为我想在这方面也采取辩证的态度。这就是说：第一，我写了一篇附录，把这个问题尽可能简单地和尽可能教科书式地加以叙述，第二，根据你的建议，把每一个阐述上的段落都变成章节等等，分别加上小标题。另外，我在序言中告诉那些‘不懂辩证法的’读者，要他们跳过x-y页而去读附录。”[2](P263-264)
1867年8月23日，恩格斯给马克思写信，说他已经仔细地读完了将近36个印张，称赞马克思把错综复杂的经济学问题变得简单明了，出色地论述了劳动与资本的关系，个别的笔误用铅笔在旁边做了订正，但紧接着又对马克思的结构提出了批评：“你怎么会把书的外部结构弄成现在这个样子！第四章大约占了200页，而且只有四个部分，由于这四个部分的标题是用普通字体排印的，很难找到。此外，思想进程经常被说明打断，而且对所说明的问题从未在说明的结尾处加以概括，以致经常从对一点的说明直接进入对另一点的叙述。这会让人感到非常疲倦，要是不全神贯注的话，甚至会感到混乱。在这里把题目分得更细一些，把主要部分更强调一些是绝对合适的。”[2](P267)
1883年3月14日，马克思积劳成疾，不幸逝世，但《资本论》仅出版了一卷。整理第二卷和第三卷的繁重任务责无旁贷地落在了恩格斯肩上，这是因为，只有恩格斯最理解马克思的思想，也只有恩格斯才能看懂马克思的手稿。从马克思与恩格斯的长期交往中，从恩格斯整理出版马克思《资本论》的过程中，可以看出两位战友最珍贵的友谊、深厚的感情以及伟大的人格与宽广的胸怀。
第一，恩格斯自己“从事倒霉的商务”，目的是从经济上接济马克思。马克思是职业革命家，要推翻旧的国家机器，这个国家机器当然不会给马克思任何报酬。恩格斯是工厂主的儿子，他才华出众，思维敏捷，非常厌恶商业。1867年4月27日，他在给马克思的信中，表达了这种心情：“我最渴望不过的事情，就是摆脱这个鬼商业，它耗费时间，使我的精神完全沮丧了。只要我还在经商，我就什么也不能干；尤其是我当上老板之后，负的责任更大，情况就更糟了。如果不是为了增加收入，我真想再当办事员。无论如何，再过几年我的商业人生活就要结束，那时收入就会减少很多很多。”[2](P250)恩格斯从事商务的主要目的，是给马克思以经济上的资助，从他们之间的通信中，我们可以经常看到恩格斯给马克思寄钱，5英镑、10英镑，30英镑……对此，马克思多次表示感激之情。譬如，1862年8月2日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说：“10英镑已经收到，非常感谢。你为了我在钱的问题上作难，使我非常不安，但是有什么办法呢？”[2](P185)
第二，恩格斯称马克思是第一小提琴手，而自己是第二小提琴手。恩格斯认为马克思是无产阶级运动的导师，马克思的理论建树、宽广眼界是无人能够超越的。1883年3月14日，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在给伯恩斯坦的信中说：“这个人在理论方面，而且在一切紧要关头也在实践方面，对我们究竟有多么大的意义，这只有同他经常在一起的人才能想象得出。他的广阔的眼界将同他一起长久地从舞台上消失。这种眼界是我们其余的人所达不到的。”[2](P500-501)当天，恩格斯给李卜克内西的信中说：“我们之所以有今天的一切，都应该归功于他；现代运动当前所取得的一切，都应归功于他的理论活动和实践活动；没有他，我们至今还会在黑暗中徘徊。”[2](P502)1884年10月15日，恩格斯在致约翰·菲利普·贝克尔的信中说：“我一生所做的是我注定要做的事，就是拉第二小提琴，而且我想我做得还不错。我很高兴我有像马克思这样出色的第一小提琴手。当现在突然要我在理论上代替马克思的地位去拉第一提琴时，就不免要出漏洞，这一点没有人比我自己更强烈地感觉到。而且只有在时局变得更动荡一些的时候，我们才会真正感受到失去马克思是失去了什么。”[2](P525)1887年8月20日，德国社会主义民主党人布·舍恩兰在信中向恩格斯表示，要把自己准备付印的《菲尔特的水印制镜业和该行业的工人》一书题献给恩格斯，恩格斯在回信中不同意这种题献的做法，并指出：“我觉得我的功绩被许多人估计得过高了。谁有幸在40年间同一个比自己高大的人物合作并能够每天与之相比较，谁就有可能学会正确地估计自己个人的功绩。而对我的活动的任何过度赞扬，在我看来都是无意中贬低了我们大家都应归之于马克思的功绩。”[2](P564)1893年7月14日，恩格斯在致弗兰茨·梅林的信中说：“如果说我有什么异议，那就是您加在我身上的功绩大于应该属于我的，即使我把我经过一定时间也许会独立发现的一切都计算在内也是如此，但是这一切都已经由眼光更锐利、眼界更开阔的马克思早得多地发现了。如果一个人能有幸和马克思这样的人一起工作40年之久，那么他在后者在世时通常是得不到他以为应当得到的承认的；后来，伟大的人物逝世了，那个平凡的人就容易得到过高的评价——在我看来，现在我的处境正好这样。”[2](P657)
第三，《资本论》是马克思树立起来的一座无法超越的精神丰碑，整理《资本论》是恩格斯对马克思最好的纪念。1885年3月8日，恩格斯在给劳拉·拉法格的信中说：“不管怎样，我要把整理摩尔的书的工作坚持下去。这部书将成为他的一座纪念碑，这是他自己树立起来的，比别人能为他树立的任何纪念碑都更加宏伟。”[2](P531)恩格斯还说：“我钻研得越深，就越觉得《资本论》第三册伟大。”[2](P530)对恩格斯来说，《资本论》连结着他与马克思深厚的感情，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说实在的，在整理这部书时，我感到好像他还活着跟我在一起似的。”[2](P531)“我喜欢这种劳动，因为我又能和我的老朋友在一起了。”[2](P509)
恩格斯把整理出版《资本论》看做最重要的工作。马克思逝世之后，恩格斯几乎完全停止了自己的研究工作，全身心地投入对《资本论》的整理出版工作中，在他给很多友人的信中都谈到了这方面的情况：1883年5月22日，恩格斯在给约翰·菲力普·贝克尔的信中说：“首先，要出版《资本论》第二卷，这不是一件小事。第二册的手稿有四稿或五稿，其中只有第一稿是写完了的，而后几稿都只是开了个头。这需要花费不少的劳动，因为像马克思这样的人，他的每一个字都贵似金玉。”[2](P509)这件工作，恩格斯夜以继日地进行，有时生病了不能执笔，就采用口授的方式进行。1885年6月3日，恩格斯在给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的信中说：“新年以后，经我口授誊清的稿子已经过半，我打算再用四个月的时间结束这第一阶段的工作，然后开始真正的编辑工作，这件事并不容易，因为最重要的几章写得很乱——指叙述方式。但是，所有这一切都会做好的，只不过需要时间。你知道，在完成这一工作之前，我不能不把其余的工作全部搁下来。它甚至影响到我的通信，至于写文章就更谈不上了。”[2](P535)
整理资本论工作的难度之大，超乎一般人的想象，不仅马克思的手稿多，而且难以辨认，只有恩格斯一个人能看懂，这对恩格斯来说工作量太大了。以至于1889年1月28日，恩格斯在给卡尔·考茨基的信中，希望能够培养新人也能看懂马克思潦草的笔迹。恩格斯说：“我预感到，在最好的情况下，我也还需要长时期地少用眼睛，以便恢复正常。这样，我至少在几年内不能亲自给人口授《资本论》第四册的手稿。另一方面，我要考虑到，不仅马克思的这一部手稿，而且使其他手稿离了我也能为人们所利用。要做到这一点，我得教会一些人辨认这些潦草的笔迹，以便必要时能代替我。在目前哪怕能够帮助做些出版工作也好。为此我能够用的人只有你和爱德(指爱·伯恩斯坦)。所以我首先建议，我们三个人来做这件事。……一旦我教会你们两人熟练地辨认马克思的笔迹，我就如释重负了，那时我就可以少用眼睛，同时又不至于忽略这项重要的义务，因为到那时，这些手稿至少对两个人来说，不再是看不懂的天书了。”[2](P572-573)
由于事情繁多，加上视力下降，使恩格斯不能集中全部精力整理马克思的《资本论》，这使他感到非常苦恼和焦急。1891年3月24日，在致麦克斯·奥本海姆的信中，恩格斯再次表达了这种急迫的心情：“一旦能从那些恼人的意外琐事和与世界各地许许多多的书信往来中抽出时间，我将重新着手进行第三卷的工作。到那时，我要来一场革命：锁起门来，不许别人再来打扰。希望今年能完成，这项工作刻不容缓，我必须完成它。”[2](P607-608)
第四，捍卫马克思的思想，批判对马克思理论的任何歪曲与诽谤。恩格斯自称为“马克思的著作方面的遗嘱执行人”[2](P603)。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其他著作出版之后，一些人发表文章对马克思的思想进行有意无意的曲解，马克思在世的时候，他自己曾予以批驳，对那些自诩为“马克思主义”的自大狂们，马克思明确与他们划清界限，说：“我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2](P590)马克思逝世以后，恩格斯担当了捍卫马克思思想的任务，他在很多文章、书信中都对歪曲马克思思想的人进行了批判。譬如，1891年5月1日恩格斯在致奥古斯特·倍倍尔的信中指出：“我再也不容许靠损害马克思来维持和重新宣扬拉萨尔的虚假声誉。”[2](P611)
世界上很多人赞美友谊的价值，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友谊，堪称人类最伟大、最高尚、最珍贵的友谊，为了全人类的解放事业，他们紧密地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他们用真挚的情感谱写了友谊的新篇章。他们之间的通信，字里行间体现着彼此的关切与牵挂，他们彼此都认为有这样的友谊是他们的福分。正如1866年2月20日，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所指出的：“亲爱的朋友，在所有这一切情况下我比任何时候都更感觉到，我们之间存在着这样的友谊是何等的幸福。”[2](P236)1867年5月7日，马克思对恩格斯说：“非常感谢你在最紧急危难关头伸出援手。”[2](P255)“没有你，我永远不能完成这部著作。坦白地向你说，我的良心经常像梦魇压着一样感到沉重，因为你主要是为了我才把你的卓越的才能浪费在经商上面，使之荒废，而且还要分担我的一切烦琐的苦恼。”[2](P256)
马克思主义虽然是以马克思的名字命名的，但却包含着恩格斯的观点在内，正如列宁所言：“要正确评价马克思的观点，无疑须要熟悉他最亲密的同志和朋友恩格斯的著作，不了解恩格斯的全部著作，就不能了解马克思主义，就不能全面地阐述马克思主义。”[10](P72)列宁在纪念恩格斯的文章中指出：“自从命运使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相遇之后，这两位朋友的毕生工作，就成了他们共同事业。”[10](P88)“欧洲无产阶级可以说，它的科学是由这两位学者和战士创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