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小梅，黄志亮?
（重庆工商大学长江上游经济研究中心，重庆４０００６７）
摘要：当前是西部地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发展创新型经济，构建经济繁荣、人民富裕、生态美好、社会和谐的重要时期。人力资源的进一步开发和人口素质的进一步提升是西部地区能否成功转型的关键。本文通过对西部地区人力资源现状的分析，阐释了西部由人力资源大区向人力资源强区转型的学理依据和现实意义，指出建设人力资源强区是西部地区从生态修复向生态积累转型的需要，同时也是应对我国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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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西部地区；人力资源；学理依据；现实需要
中图分类号：Ｃ９３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４－３９０Ｘ （２０１５）０４－００５８－０７
我国西部地区幅员辽阔，面积６８７万ｋｍ２，占全国总面积的７１?６％。人口３?６５亿人，超过三分之二的土地上生存着不到三分之一的人口，人居分散。再加上自然环境恶劣、基础设施薄弱、教育发展滞后、人力资源的开发不足等原因严重制约了西部经济的发展。西部大开发以来，中央加大了对西部地区干部交流、引进智力、人才培养等方面工作力度，并加大力度延揽急需紧缺的海内外优秀人才来西部地区创新创业，出台了引进人才的系列工程。当前，西部大开发已经１０余年了，西部地区的人力资源现状究竟如何，是否得到了改善和提升？西部要从人力资源大区向人力资源强区转化升级是否具有可能性和必要性，其学理依据及现实需要是什么？本文将就以上问题进行一一梳理和剖析。
一、西部地区人力资源现状
（一）人口数量
从人口数量来看，人力资源丰富，西部人口占全国比重逐年降低，但部分省市人口增长迅速。据统计数据表明，２０１１年我国的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分别为１１?９３‰、７?１４‰、４?７９‰。从总体来看，传统意义上的人口转变已基本完成，进入“低出生、低死亡、低自然增长”的现代人口再生阶段。从西部来看，２０００—２０１１年间，人口总量从２０００年的３５６３５万人增长到２０１１年的３６５２２万人，１２年内增长了近５８７万人，增幅仅为１?１９％，增幅较小，已进入人口低速增长阶段。从西部人口比重占全国的比重来看，自２０００年的２８?１２％ 下降至２０１１年的２６?８８％，下降了１?２４个百分点。从分省区来看，少数民族聚居区，增幅显著，新疆从２０００—２０１２年高达１９?４５％； 其次为西藏， 增幅高达１７?５６％，宁夏增幅亦达１５?４２％。我国针对少数民族相对宽松的计划生育政策对这些民族地区人口增长有一定的推动作用，而其他各省均保持着低速的人口增长，见表１。
（二）人口质量
从人口质量来看，西部人力资源总体素质仍然偏低，基础教育落后。至１９９９年西部大开发以来，西部各地区文盲人口率已幅度下降，受教育程度整体提升，十年来推行的全民教育工作取得初步成效。但目前西部人口素质仍然偏低，各省区中仍然存在较高的文盲率，尤其是西南地区，受教育程度最低。２０１１年文盲人口占１５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全国平均水平为５?２１％，而西藏高达２９?５４％，贵州达１２?２４％，青海为１０?６０％。２０１１的就业人员中，小学文化程度全国平均水平为１９?６％，但西部省市除了内蒙（１７?２％）和陕西（１２?４％）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外。其余均远高于平均水平，其中云南高达４２?４％，西藏高达３４?８％，贵州为３３?３％，重庆为３１?８％，四川２６?７％。少数民族聚居区，文盲、半文盲比例又远远高于汉族地区。西部地区不仅人才总量不足、高层次人才尤其紧缺，就业人口中高层次人才的比例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和东部地区，２０１１年就业人口中大专以上学历全国平均水平为１２?９６％，广西仅７?９６％，贵州为８?３９％，四川为８?８４％，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每１０万人的高等学校在校生数全国平均水平为２２５３人，而青海仅１０８２人，贵州仅１２５４人，其余的西部省市除陕西和重庆外，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三）人才流动。
从人才流动来看，人才外流特别是高层次人才外流的现象依旧严重。改革开放以来，东西部发展差距拉大，东部发达地区凭借优越的区位条件、发达的经济社会水平、优渥的薪资待遇和广阔的发展空间，对人才尤其是高层次人才有着极强的吸引力，更导致西部人才“孔雀东南飞” 大量外流。统计数据显示，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西部人才流出量是流入量的两倍以上，特别是中青年骨干人才大量外流。甘肃省每年在外地高校培养的非师范类毕业生的回归率只有４０％。在过去１０年，百年高校兰州大学流失的高水平人才，完全可以再办一所同样水平的大学［１］。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兰州近代物理所虽有着全球领先的实验条件，但近５年来，该所有５０多名学术骨干与资深研究人员相继离开，人才流失量占到所里骨干团队总人数的１／１０［２］。
（四）居民的健康
从居民的健康来看，西部地区居民健康状况较差。根据２０１０年人口普查资料，全国人均预期寿命为７４?８３岁，西部１２个省、市、自治区中，只有广西和重庆人均预期寿命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分别为７５?１１岁和７５?７０岁，其余省区均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其中，西藏的人均预期寿命最低，为６８?１７岁［３］，由此可见西部地区人均预期寿命偏低，人力资源健康状况较差。
（五）外出务工者多
外出务工的农民工队伍庞大，但素质低，职业培训远远不足。西部地区农业人口数量庞大，有相当部分农民选择外出务工。虽然各级政府、企业对农民工的培训有所重视，农民工培训的各方面条件也在逐步完善，但仍然存在诸多问题。从２０１２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来看，多数农民工没有参加过任何技能培训，接受过农业技术培训的占１０?７％，接受过非农职业技能培训的占２５?６％，既没有参加农业技术培训也没有参加非农职业技能培训的农民工占６９?２％。教育水平方面以初中文化程度为主，占６０?５％，高中文化程度占１３?３％，中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占１０?４％。
（六）西部地区人力资源的总体判断
从总体来看，西部地区人力资源是大而不强，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主要是：教育水平偏低、人力资本积累相对落后、结构不尽合理、区域发展不均衡、高层次创业创新人才和高技能人才短缺、人才流失严重等。未来一段时间，是西部地区加快推进改革开放，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全力推动跨越发展的关键阶段。而人力资源是推动西部地区跨越发展的第一资源，人才优势是最具潜力的优势，人才竞争力是核心竞争力。
二、西部地区建设人力资源强区的学理依据人力资源作为一种经济资源，是包含在劳动者体内的一种生产能力，以劳动者数量和质量表现的一种资源；尽管物力资源与财力资源在传统上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 实力的重要尺度，但都是有限的资源，而人力资源却是可通过不断开发使其不断增值的增量资源。因此，人力资源作为一种具有创造力特殊资源，是其他资源所无法比拟的，其他资源只有通过人力资源才能发挥作用。尤其是随着当今知识经济的到来，人力资源与经济发展的内在联系越来越密切，人力资源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这一观念也日益成为各国政府与学者的共识。在学术界，学者关于人力资源的研究也由来己久。
（一）相关基础研究
早在１６７６年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创始人威廉·配第，强调人的能动性在生产财富中的关键作用，提出了“土地为财富之母，而劳动则为财富之父”的著名观点［４］，被认为是人力资本最早的思想萌芽。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可带来收入或利润的社会资本中，除物质资本外，还包括可通过学习而获得的才能。”并研究了人力资本投资和劳动者技能对个人收入的影响路径。因此，亚当·斯密把教育支出看作投资的一种，是可以赚取利润的。斯密建议应由国家推动、鼓励，甚至强制全体国民接受最佳的教育［５］。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舒尔茨于１９６０年发表了《人力资本投资》的论文，引起了美国经济学界的轰动，被界誉为“人力资本之父”。舒尔茨认为，体现在人身上的技能和生产知识的存量，即人力资本。这种资本是人的一部分，可以带来未来的受益和满足。因此，他认为“完整的资本应该既包括物质资本又包括人力资本，前者物质产品的形式体现，后者则包含在劳动者体内，表现为凝结在劳动者身上的知识、技能等”［６］。舒尔茨因其在人力资本理论方面的贡献而荣获了１９７９年诺贝尔经济学奖。２０世纪８０年代ＲＯＭＥＲ、ＬＵＣＡＳ等为代表的内生增长理论，将人力资本、知识等要素纳入经济增长模型中，弥补了传统人力资本理论的不足，并用严格的数理方法分析了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机制，其研究结果表明人力资本增长率高的国家其经济增长率也高。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表的《１９９６年度人力资源开发报告》中指出：“一个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的四分之三是靠人力资源，四分之一是靠资本资源。国家、地区之间的发展，是知识与技术的竞争，实质上是人才的竞争。”世界银行２０００年发表了《增长的质量》报告提出的“国民财富新指标” 中，把人力资源成为全球国民财富中的最大财富。
（二）人力资源开发中的教育和健康
学术界对如何进行人力资源开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教育和健康两方面。
（１）教育的角度。除前面提到的亚当·斯密外，２０世纪５０—６０年代，西方许多学者也非常重视教育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并提出了教育的双重效应：知识效应（由于学习而获得技能、专长）和非知识效应（因教育而提高纪律性、责任感、积极性）。美国的爱德华· 丹尼森（ＥＤＷＡＲＤＤＥＮＬＳＯＮ）对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美国１９２９—１９５７年期间的经济增长有２３％归功于教育的发展，从而有力地支持了舒尔茨的理论。此后，世界各国据此迅猛地增加了教育经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研究也表明：劳动生产率与劳动者的文化程度呈现出高度的正比例关系，与文盲相比，小学毕业可提高生产率４３％，初中毕业可提高生产率１０８％，大学毕业可提高生产率３００％［７］。
我国学者沈利生等（１９９７） 运用宏观计量模型结合中国的经济发展实践，验证了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的积极影响。丁兴富（２００１） 分析和比较了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的几种较有影响的计量方法，并应用劳动简化法核算了１９５２—１９９７年期间中国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李晓纯（２００９）认为教育年限较短制约了我国人力资本的形成，而人均教育年限的增加，对人均ＧＤＰ的增加具有较大作用。由于我国存在劳动力人口多，素质低的问题，同时人力资本利用效率极低，因此，提高人力资源质量，增强劳动力素质，是实现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袁锦（２０１１）提出了东中西部地区应该加大教育投资，调整教育投资结构，充分发挥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的建议。
（２）健康的角度。世界卫生组织关于健康的定义： “健康乃是一种在身体上、精神上的完满状态，以及良好的适应力，而不仅仅是没有疾病和衰弱的状态。” 早在１９０９年，费雪（ＦＩＳＨＥＲ）在给美国国会的“国家健康报告” 中指出，从广义的角度看待健康首先是一个财富的形式，界定了疾病所带来的损失包括：（１） 因为早亡而丧失的未来收益的净现值；（２） 因为疾病而丧失的工作时间；（３） 花费在治疗上的成本。由此，估计美国的健康资本存量在１９００年２５００亿美元，大大超过了其他形式的财富数量。舒尔茨在提出人力资本概念时，就包含了教育、健康和移民等方面投资所形成的资本［８］。此后，学术界对人力资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教育投资方面，健康作为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被忽略。直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后期后，对健康人力资本的研究才逐渐丰盛起来。早期研究主要从理论和历史经验事实等方面肯定了健康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ＢＡＲＲＯ （１９９６）首次把健康作为人力资本纳入到经济增长模型中，研究了健康、教育和物质资本的相互关系，他还进一步指出医疗卫生服务不仅可以促进经济增长，还可以改善收入分配、降低生育率等。ＢＬＯＯＭ，ＣＡＮＮＩＮＧ和ＳＥＶＩＬＬＡ（２００１）使用ＰＷＴ数据从教育、工作经验和健康三方面解释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ＢＨＡＲ?ＧＡＶＡ，ＪＡＭＩＳＯＮ，ＬＡＵ和ＭＵＲＲＡＹ （２００１） 对１９６５—１９９０年的高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中健康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以探寻不同收入水平下健康影响经济的路径和程度。
我国学者刘国恩等（２００４） 将健康作为人力资源质量的一种形式，认为其在中国经济奇迹中发挥了明显作用。罗凯（２００６）应用ｐｏｏｌｅｄ－ＯＬＳ和ＧＬＳ的模型方法对我国人口健康与经济增长之间关联进行了研究，发现在我国，健康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有显著的正向关联，说明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必须充分关注有关健康的各类社会问题。牟小俐等（２０１３）通过构建包含人力资本的经济增长收敛模型，并利用我国１９９８—２００９年３１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健康投资对我国西部的经济增长具有０?７％ ～１?４％的促进作用。徐彦仓等（２０１３）利用时间序列－截面数据进行分析，时间跨度为２００２—２０１１年，空间跨度为１５个省市，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健康的投资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黄小平等（２０１３）选取影响健康人力资本的６个因素，构建健康指数，利用１９９７—２００９年的宏观经济数据，通过面板数据模型，采用工具变量估计方法估算健康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我国大部分省市健康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明显大于物质资本。
（三）西部的人力资源研究
主要集中在我国西部地区的人力资源现状、存在问题及对策等。白永秀等（２００１） 考察了西部地区人力资源的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西部大开发中人力资源开发的大体思路和相关对策。峻峰（２００５）分析了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中人力因素及其效应，认为西部地区劳动力丰富，但素质整体水平较低，且各省之间存在较大差别。人力资源质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处在较低的水平，由提高人力资源质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具有巨大潜力。王金营（２００５） 通过东西部地区的比较，证实在未来西部发展中应注重人力资源的集聚和开发。白运朋（２０１１） 通过分析西部人力资源开发现状，借助柯布—道格拉斯函数初步分析，得出人力资本积累促进技术进步使资本的收益率提高，从而使经济的增长速度加快，提出促进西部地区人力资源开发和经济增长的对策。总的来说，学者普遍认为西部应该努力提高人力资源水平来促进经济发展。
（四）本文的主要观点
根据以上对人力资源开发的学理依据探讨，本文认为提高人力资源水平不仅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产品和服务的数量，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而且还有以下作用。
（１）对个人而言，是提高人力资源水平是告别贫困和愚昧的核心法宝。贫困问题是世界性的难题，也是全球性的热点问题。而西部地区，尤其是西部偏远的少数民族农村地区更是我国反贫困的重点和难点地区。据统计，现在我国仍有８０００多万贫困人口，在湖南、河南、广西、四川、贵州、云南这６个省份的贫困人口都在５００万以上。到２０１２年底，５９２个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农民人均纯收入不足全国平均水平的６０％，农民医疗支出仅为全国农村平均水平的６０％，劳动力、文盲、半文盲的比例比全国要高３?６个百分点［９］。贫困带来的不仅仅是物质上的匮乏，贫困导致愚昧，愚昧导致更加贫困，教育是摆脱贫困的钥匙，知识是改变命运的宝藏。世界银行认为，教育、医疗卫生和营养等方面的改善，尤其是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有助于铲除贫困之根源。经济社会的发展历程表明，劳动者的文化程度影响着劳动生产率，两者呈高度正相关关系。教育投资是提升人力资本的重要途径，因此，只有通过接受良好的教育，掌握现代科学知识，提高综合素质和能力，才能降低物质贫困，思想贫困和能力贫困，能够独立完成自身的职责和义务，实现自我价值。
（２）对国民而言，是增进国民幸福最坚实的物质基础和文化基础。
第一，国民幸福的物质元素：是指国民持续不断地满足和提高其生产劳动和消费活动等方面的物质需求。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适应就业的必要的教育需求的满足，以及适应职业要求提高和职业交换需要的及时的职业培训需要的满足，还有对富于创新性劳动的国民深造需求的满足，国民的就医、健身健康需求的满足。
第二，国民幸福的自然元素：一切有助于国民的持续健康生产生活的环境均是自然财富，这样的自然财富也是国民幸福不可缺少的元素，这样的自然财富使人与自然的关系总体上处于和谐状态。当然，这样的自然财富不全是天生的，主要是人顺应自然调节自身行为的结果。然而，当人认知能力比较低下时，往往会对自然资源过度索取，带来环境的破坏和资源的枯竭。相关知识的普及和传递是使其改变自己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约束自己的生产和生活行为的重要方式，从而使其与自然和谐共生发展。
第三，国民幸福的文化元素：它是指国民在阅读、书写、交流、音乐体验与欣赏、艺术欣赏、影视欣赏、自然历史文化欣赏以及文学创作等方面的文化需求得到持续满足和提高。教育的重要途径就是通过文化艺术对于人进行塑造和熏陶，并培养其审美趣味，提高其鉴赏能力，丰富其心灵世界。
因此，从根本意义上来说，人力资源开发和培养就是以人为本，关注人的幸福，培养人的幸福能力，包括感受幸福、创造幸福、享受幸福的能力，指导人们过幸福的生活。
（３）对西部而言，是永远摆脱贫困和落后的最有效的武器，是本地区由弱变强的核心要素劳动者作为生产力要素中最积极、最活跃的要素，在生产力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人口优势只能是一种潜在的优势，必须通过提升教育水平、增加人力资本投资，才能转变成现实的优势。否则，大量低素质的人口不仅不能推动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反而会成为沉重的包袱。而人才是人力资源中能力和素质较高的劳动者，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或专门技能，进行创造性劳动。西部地区必须通过人力资源强区战略，提升人才竞争力，不断开创人才辈出、人尽其才的新局面，以人力资源的优先发展支撑引领西部地区的科学发展、跨越发展。
三、建设西部人力资源强区的现实需要
根据前面的论述可知，学术大家的共同指向，提升人力资源水平是国强民富的坚实基础。从本研究的主题而言，建人力资源强区更是西部经济发展战略目标转向、战略路径转型、战略要素升级的现实需要。
（一）西部经济由资源依赖转向创新型的需要
西部地区拥有十分丰富的能源矿产资源。目前西部地区煤炭保有储量占全国的６０％，原油的探明储量占全国的２７?８％，天然气的探明储量占全国的８７?５％，水能资源理论蕴藏量占全国的８６％，可开发的水能资源占全国的８１?１％；锌矿储量占６４％，锡矿储量占６９％，镍矿储量占９０％，钛、钒、锂、锶等稀有金属储量分别占９５％、６４％、８３％、８２％；已经探明的稀土资源储量８７００万ｔ，占全国总储量的９６％；钾盐占９９?７％，钠盐占８９％，富磷矿占８６％［１０］。在这种资源禀赋下，西部地区很自然地形成了以采掘业和制造业为主的产业结构，由此导致了资源能源的高消耗。再加上西部地区由于科技水平、管理水平和资金实力的限制，高耗能、高污染、低科技含量、低附加值产业大量存在。
党中央国务院确定了我国２０２０年建成创新型国家的战略目标，而我国经济向创新型经济转型是是建设创新型国家建成的基础。所谓创新型经济，是指体现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要求，以知识和人才作为依托，以创新为主要的驱动力，以发展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新技术和新产品为着力点，以创新产业作为标志的经济。但当前我国的创新能力不足，经济发展主要依靠资金大量投入、低成本的人力资源、大量消耗能源和资源；对外来技术、品牌、销售渠道严重依赖，导致我国只能获取低廉的加工费，而高额利润被发达国家攫取。
随着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目标的确立，西部经济也正从资源依赖型向创新型转变。未来十年，是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步入结构调整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时期，必须由传统工业化转向新型工业化实践，有城乡分割转型为城乡发展一体化实践，有多种经营农业转型为现代特色农业实践，由传统服务业向新型服务业转型实践。这些转型均是西部经济在更高层次上的跃升，要求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从由物质资源消耗向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转变，需要一大批掌握精湛技能和高超技艺的高技能人才作支撑。为此，必须加大人才资源开发力度，加速优秀人才聚集，不断提高人才与经济社会发展适配度，努力构筑人才新高地，逐步形成人才发展比较优势，切实提升人才发展竞争力。
（二）西部从生态修复向生态积累转型的需要西部地区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也是生态环境最为脆弱的地区。随着西部大开发的实施，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严峻的环境问题：“先污染、后治理” 的工业化道路未得到根本扭转，“三废”的排放依然严重，综合利用率不高，荒漠化、水土流失和沙尘暴仍未得到根本治理。同时，西部地区生态环境脆弱，环境保护难度较大。目前，我国水土流失面积３６０多万ｋｍ２，８０％分布在西部地区；全国荒漠化面积２６０多万ｋｍ２，每年新增荒漠化面积２４００多ｋｍ２，９０％以上分布在西部地区；全国７０％以上的突发性地质灾害也发生在西部地区；西部地区森林覆盖率为１０?５６％，低于全国平均森林覆盖率１３?９２％［１０］。
由于生态破坏和全球变暖造成气候异常，旱灾逐年加重，西部地区生态系统正呈现出由结构性破坏向功能性紊乱演变的态势。
再加上西部地区大多处于工业化的初期水平，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水平低，财政收入少，这给西部地区政府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带来强烈的追求经济增长的内在冲动。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长西快东慢现象日趋明显，以内蒙古为代表的西部地区经济增长速度已经超过东中部地区，但这种粗放型经济增长给环境带来的压力也随之加大。西部地区经济结构滞后，经济发展粗放，随着人口的增加，对资源的过度开发，使本来就脆弱的生态系统更加雪上加霜。西部的生态环境保护，需要在产业结构转变的同时推进城镇化进程，将农民从环境恶劣不适宜人居的地区迁出，集中到居民点或城镇居住，通过实行定居和培育新职业，转变牧民“游牧”的生活习惯。这都就需要进一步提升人力资源水平，加强其知识技能培训，以适应新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
（三）西部地区从由市场ＧＤＰ转向绿色ＧＤＰ，进而转向幸福ＧＤＰ的需要
从中外的发展历程来看，虽然市场ＧＤＰ主导国家的经济发展实践在一定历史阶段具有必然性、合理性，但同时，这种实践指向又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从世界各国发展历程来看，无论是现行的工业化国家还是后起的工业化国家，如果不顾内外部条件的变化，不顾资源环境等条件的约束，长期奉行追求ＧＤＰ高速增长的实践目标，甚至掀起一轮又一轮的ＧＤＰ大跃进，并不必然带来民众生活水平的持久改善，不必然带来他们生活质量的稳定提高，不必然带来人类生产生活的生态环境的持续维系，不必然带来不同地区之间的协调发展，不必然带来社会的久远和谐。单纯ＧＤＰ战略迅速提升了中国的经济水平，同时也大大改善了人民生活水平，但其局限性也日渐暴露，环境恶化、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城乡割裂等一系列问题越发突出。西部地区过去也因过分关注经济增长的目标取向引起了一系列的社会及环境问题。我们迫切需要制定新的战略目标，以适应新时期的发展要求。为此，本文提出西部地区未来的实践目标是由市场ＧＤＰ转向绿色ＧＤＰ，进而转向幸福ＧＤＰ。绿色ＧＤＰ是把经济活动的环境成本，包括环境退化成本、环境保护成本和生态破坏损失成本等从ＧＤＰ中予以扣除后得出，以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西部地区政府因经济发展水平落后带来了很大的压力，都不约而同地把发展地方经济作为政府执政的首要目标，形成了追求ＧＤＰ增长的强劲动力。近年来，以内蒙古为代表的西部地区经济增长速度已经超过东中部地区。伴随着经济总量的扩大，这种建立在粗放式扩张基础上的经济增长造成的环境压力越来越大。幸福ＧＤＰ是我们认为在绿色ＧＤＰ的基础之上，西部地区发展的长远目标应在追求物质进步的同时考虑国民的精神进步，而且更进一步把国民持续幸福作为其发展的长远甚至是终极目标。而幸福的最基本元素就是身体的健康和精神的愉悦。为此，建议西部地区要着眼于提高教育水平和居民健康水平的持久性民生导向。其中最重要的措施就是建立健全义务教育体系和终身培训体系，长期致力于提高劳动人口的总和素质；构建全覆盖的医疗保障保障体系和大病治疗补助体系，长期致力于提高全体人的健康水平。教育水平的提升和健康状况的改善是人力资源开发的两个重要内容。因此，建设人力资源强区，是西部地区由市场ＧＤＰ转向绿色ＧＤＰ，进而转向幸福ＧＤＰ的核心保障。当前，我国经济已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资本、土地等要素供给下降，资源环境约束强化，随着劳动力供给减少，人力资源稀缺性凸显。习总书记１２月９—１１日召开的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我国“生产要素相对优势” 由过去“劳动力成本低是最大优势” 变为“让创新成为驱动发展新引擎”，未来要“更加注重加强教育和提升人力资本素质”、“更加注重科技进步和全面创新”，西部地区也应趁势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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