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复旦大学历史系、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及《历史研究》编辑部联合举办的近代中国经济与社会学术讨论会，于2001年4月9日至12日在复旦大学召开。80年代，史学界曾展开对中国资产阶级与中国资本主义的研究，1983年和1988年，《历史研究》编辑部与复旦大学历史系两度联合召开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学术讨论会，对推动相应研究起了很好的作用。本次学术讨论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所突破，把研究的对象和视角拓展到经济与社会更广阔的领域。中国史学会会长金冲及教授及30余名专家、学者与会，提交专题论文并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一关于中国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理论的探讨
近十多年来，学术界对于中国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的理论研究涌现了大量成果，此次会议提交的论文和讨论对这方面的理论研究有所进展。
朱华(上海市委党校)的论文对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条件进行了再探讨，对学术界长期流行的“外国资本主义入侵说”提出质疑：为什么中国在明清时代就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但严格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只出现在近代？认为作为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发生的历史前提与基本条件的三个要素，即市场、自由劳动力和货币财富的积累，不是鸦片战争后由外国资本活动呼唤出来的，它们早已生成于中国封建社会内部。通过对马克思主义价值增殖理论的分析，他得出一定高度的生产力水平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能否发生的决定性物质前提的结论，进而认为“大大高于家庭手工业的生产力水平是中国资本主义发生和发展最为重要的物质条件”。因此，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是中国原已存在的若干经济条件同来自西方的先进生产力碰撞、结合的结果。朱华在推演中国资本主义发生条件的理论公式时，导入了“生产力”这一变量，因而引起激烈的讨论。
姜义华(复旦大学历史系)着重指出，应从“大一统的封建体制”中去研究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展到资本主义的问题。旧中国是官僚国家机构与小农经济占主要地位的国家，国家的核心问题是满足小生产安全与稳定的需要，这就需要大一统国家的协调作用，特别是对游牧民族的防御；而小农经济则成为强大国家机器的基础。旧中国政府常采用意识形态、政策、理论等方法对其中间部分予以控制；而下层民众所常采取的暴动与破坏的方式也直接影响到中间部分，因此，大一统封建国家体制下的异己力量始终发展不起来。鸦片战争后，这种结构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改变，为中间力量的发展留出一定空间，同时也使上层有了改变，但却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其关键在于这种变化只是在原来大一统的封建体系中打破了一小块，但问题是国家政权仍要在此基础上重建大一统的体制。马克思讲资本主义发生和发展，主要讲的是英国模式，不能推及世界各地。在中国，处于庞大国家体系和小农汪洋大海之间的商人阶层一旦力量膨胀，就会受到来自上下两方面的压力，直到遭受毁灭性的打击。这可以视做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发展艰难而缓慢的重要原因之一。
戴鞍钢(复旦大学历史系)从对中国近代手工棉纺织业的分化和发展的研究着手，考察中国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认为中国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的历史前提，是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分解；这种分解不仅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且各地差异很大。他通过对大量地方志的梳理、分析，把近代中国的手工棉纺织业分为“以耕织结合为主要特征的小农家庭棉纺织业”和“主要为市场生产的城乡手工棉纺织业”两大部分。指出非商品性小农家庭棉纺织业，在大批廉价洋纱洋布进口的挤压下，逐渐放弃自给自足性质的生产方式，与市场发生了联系；而城乡手工棉纺织业则通过生产结构的内部改组，逐渐与近代工业形成一种互补互动的经济关系。他强调指出：在近代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资本主义工业的发生发展有其历史的独特性，它并不意味着以往很多人所认为的个体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没落和破产”，而是通过后者生产结构的内部改组，逐渐与近代工业形成一种互动的经济关系。这种双向关系是近代中国国情的产物，其社会环境是以农民为主体的国民的普遍贫困、地区间的发展差异、大量廉价劳动力的存在、就业途径的狭隘和市场购买力的低下。在考察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和不发展的历史进程时，对此应有足够的认识。朱英(华中师范大学近代史研究所)则指出，近代中国各地区、各行业的经济发展都是极不平衡的。手工棉纺织业对于整个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影响，应做客观的估计和评价，不宜不适当地夸大。
二关于金融制度、同业团体和观念的研究
在中国近代化和社会变迁的进程中，金融业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长期以来，金融史问题的研究实际上从属于近代经济史和政治史，在研究对象及理论、方法等基本方面，都较为薄弱。这次讨论会涉及了关于近代中国金融制度、金融业同业团体以及若干重要金融观念的研究，在研究方法和理论方面也力图有所突破，引起了与会学者的兴趣。
杜恂诚(上海市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在对抗战前中国金融业市场活力的弱化的研究中，引入了新制度经济学派的理论。他认为中国的金融业在1927年以前是一种自由市场制度，其发展属于诱致性变迁，而国民党南京政府在抗战前则逐步建立起一种政府垄断型制度，属于强制性变迁。他提出了“错位”的概念，即指制度变迁的利益主体发生了大转换：1927年前的利益主体是商业性金融，而南京政府时期则变为政府本身。即使没有抗日战争的爆发，这一以政府利益取代市场利益的制度错位也必然会发生。因为南京政府成立后，随着政治能力的加强，这一趋势已经日益强化。基于上述立论来观察抗战前中国金融业市场活力弱化趋势中的典型个案，他认为中交两行的改组过程表现出中国私有制一贯的处置权和转让权不完整，政府拥有凌驾于私有产权之上的最高产权或最终决定权；中交两行被迫改组的过程，实际上也是注重金融市场的信用基础和注重政府自身利益这两种金融体系价值取向的对立。戴鞍钢认为，在讨论南京政府对金融业的干预时，研究政府如何实施控制固然是必要的，但也应加强金融业方面态度的分析，如原来作为商业金融体系领袖人物的张嘉、陈光甫、李铭等人，先后发生了角色转变，成为官方或半官方人士，那么这一角色转变的原因是什么？究竟是出于无奈，还是同样没有受民主化洗礼的金融业人士也有国家强权的观念？值得深入探究。虞和平(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戴建兵(复旦大学历史系)等人提出，一方面1927—1937年期间中国金融业的活力逐渐弱化，但与此同时，银行业本身，包括政府银行和其他商业银行，其资力和业务额却都在急剧增长。对于近代金融史上类似的复杂现象，究竟如何理解并做出科学的解释，确实有待深入探究。
银行业和钱庄业是近代中国金融业的两大势力，以往的研究对于两者之间的联系与区别过于简单化。吴景平(复旦大学历史系)从考察上海银行业与钱庄业围绕“废两改元”问题所开展的争辩入手，分析了银钱两业间力量对比的消长、废两改元对银行业和钱庄业的不同影响，揭示银钱两业的不同态度的实质所在。指出就整体而言，废两改元一方面使钱庄业的经济利益和传统优势受到直接冲击，另一方面标志着新式银行业在金融业的主体和主导地位的确立，对银行业的进一步发展有着积极的影响。不过，在与钱庄业的争辩中，银行业内在的问题，尤其是准备不足、发行失控和无法应对非常情况下的提存兑现，也引起了社会和有关当局更大的关注。因此，这场争辩在相当程度上为1935年国民政府取消中、中、交三行之外其他各相关银行的发行权、推行不兑现的法币政策，做了学理和舆论两方面的准备。有关废两改元的争辩还体现了国民政府与上海金融业之间的复杂关系，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的许多重大政策措施，均有赖于金融业特别是上海金融业的支持，在金融领域，包括货币制度改革和金融机构监管的许多政策措施，既出于巩固其统治的需要，也在一定程度上符合经济社会发展和时局演变的需要。国民政府的有关决策，直接影响了上海银钱两业关于废两改元争辩的基本进程和最终结局。废两改元以后，上海金融业中能够对国民政府金融政策起到重要影响的，主要是银行业。
与会者对近代金融业同业团体的作用及其变化进行了讨论。杜恂诚指出，1927年以前，金融市场的规则，大体由中外银行和钱庄的商业惯例加以体现，或通过其同业公会出面，各方协商后产生。那时同业公会的力量强大，在社会生活中拥有不可忽视的发言权，公会的头面人物也是社会的头面人物，他们的意见举足轻重。然而，同业公会的作用与政府的作用似乎有种一强一弱、此长彼消的关系。南京政府成立后，银钱业同业公会的地位和作用便有弱化的趋势，不仅在有关金融法规和条例的制定上政府握有决定权，政府的权威甚至渗透到银钱业的营业规则之中。
上海银行公会连制定和修改同业营业规程的自主权都没有了。另一方面，银行业同业公会自身也在发生微妙的变化。中国、交通、南小三行等被政府控制的银行在公会中已不再代表民营银行的利益说话。1935年10月，宋子良、杜月笙、唐寿民这三位政府背景人士还被选为上海银行业同业公会的理事。在这种情况下，公会也就自然而然地蜕化为政府的工具了。
马长林(上海市档案馆)对民国时期信用观念的提倡和征信机构的兴衰进行了研究，认为这一时期信用观念和信用制度的建设，相对于金融业其他制度而言，呈现了比较迟缓的过程。民国时期有关现代信用观念和信用制度的启蒙宣传，在20年代前后和30年代初期出现过高潮，主要表现在上海银行公会所办专业刊物《银行周报》上发表的一系列专题文章。华资银行中，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最早设立调查部并开展信用调查，这与陈光甫对信用调查重要性的认识有关。1933年创办的中国征信所是中国第一所专门的征信机构，为各银行和工商界提供征信服务。由于地区经济发展的差异，各地金融界对信用制度的接受和征信机构的认同也存在一定差异。近代中国征信机构发展缓慢的主要原因是：理论介绍及探讨未能持续和深入，各地金融界对现代征信制度重要性的认识程度不一，战乱使征信化机构的发展受到很大挫折。闵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朱荫贵(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等提出，应注意旧中国的社会信用、银行信用与钱业信用之间的区别，征信所和其他金融机构之间的区别；对于导致征信所业务兴盛和式微的原因，还可以从更广的视角进行考察。
陈光甫是近代中国著名的金融家，但迄今为止没有系统刊布有关的资料。邢建榕(上海市档案馆)介绍了关于上海档案馆藏陈光甫日记和书信等第一手资料的整理情况，包括这批资料的基本特点和史料价值，引起与会学者浓厚的兴趣，相信日后陈光甫日记等资料的刊布将会推动近代金融史和相关问题的研究。
三关于商会史研究的史实、理论与方法
在近代中国经济史和社会史的研究中，商会史的研究颇受重视，成果迭出。在这次讨论会上，结合商会史上的某些重要事件、重要地区性商会的个案，对史实、理论与方法的研究有了新进展。
朱英对以往已有定论的五四运动期间上海总商会“佳电”风波，进行了重新评价。提出导致“佳电”风波愈演愈烈的原因，除了“佳电”中与日本直接磋商的主张和全国舆论不一致外，还与上海总商会内部派系斗争相关；而上海商会内部的派系斗争自清末到民国一直存在，且在重大事件中表现得尤其突出。“江浙帮”在上海总商会中处于主导地位。其他籍贯的成员则处于边缘化。“佳电”风波发生后，上海总商会内部对领导者提出批评的多为闽粤帮或鲁帮的会董，江浙籍商人则罕见参与。朱英认为上海总商会致北京政府的“佳电”，并非完全是当时舆论和后来论著所称之“媚日卖国”主张，而是提出了一种收回青岛的独特策略与方案。并且“佳电”风波还是后来上海总商会改组的直接导火索，这一次改组标志着上海总商会新时代的到来，其领导人员的构成和知识结构等均发生了重大变化。
宋美云(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对1928—1937年间天津商会进行考察，从经济与社会功能两个方面论述了市场经济中的天津商会，认为虽然国民政府力图削弱天津商会的调控功能，但商会凭藉其在工商界根深蒂固的影响，在经济社会中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她进一步剖析了天津商会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认为商会与政府的关系既有合作形式，也有冲突形式，采用何种互动形式是由二者在特定环境中的利益是否一致所决定的。近代天津商会面对国民党政府的强权政治大致经历了两个过程：从时间来看，经历了一个由开始的强反控逐步转变为中期的弱反控到最后完全沦为驯服工具的过程；从领域来看，经历了一个从经济、组织以及政治层面的全方位反控逐步转变为单项反控到最后百般顺从的过程。宋美云进一步认为代表工商利益的资产阶级所采用的以上表达方式，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对南京政府的决策从未产生过决定性的影响。因此，商会只能屈于从属地位。她认为这也正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软弱性所致。
杜恂诚则进一步提出了第三部门(即近代介于政府与个人之间的机构、行业组织、职业团体等)与政府的关系问题，认为第三部门的存在对降低交易成本起了很大的作用，特别在政府势力较弱时，第三部门甚至承担了某些该由政府负责的任务。在西方，第三部门可以与政府的作用同时加强，政府并不取代市场；但在近代中国，政府与第三部门的作用却表现为一强一弱，尤其是1927年至1937年的10年间，这个趋势表现得比较突出。但他不赞成把国民党政府与商会之间控制与反控制的关系定位在所谓的“互动关系”，进而提出，不应把商会屈于从属地位简单地归之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软弱性所致；而对国民党政府自身为利益主体时，其行为模式、社会垄断利益等问题，也可以从理论上做进一步的探讨。
以往对商会的研究重点多集中于早期，而这次讨论会上不少学者都认为有必要加强对20世纪30年代之后商会的研究。同时，对通常作为商会属会的同业公会以及其他民间社团的研究，也应得到更多的关注。
四关于其他问题的研究
本次学术讨论会虽然与前两次资产阶级研究讨论会有一定继承关系，但改题为近代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已经表明相关研究范围的拓展与深化，这在大会提交的论文中有所反映。
朱荫贵以“引进与变革”为题对近代中国企业的“官利”制度做了分析，认为官利制度在中国出现有其必然性：中国的社会资本比较缺乏，高利贷大量存在，要改变传统的社会资金流向，使社会资金投到工业上来，必须事前规定官利的保证，才有可能招募股本。在当时中国的社会条件下，不接受官利，就根本不可能筹集到兴办企业的社会资金。另外，官利制度的存在与中国企业特殊的资金筹集和运作方式有关，吸收存款是中国企业的特色，存款在运用资金中所占的地位非常重要。股票的转让和变现不易，在某种程度上也强化了官利制度存在的必然性。与以往简单否定官利制度不同，朱荫贵认为官利制度的存在有其合理性，但也指出官利制度是一个利弊共生的结合体，它不仅加重了股份制企业在创办期的资金紧张状况，也使企业在今后发展过程中的利息负担变得更为沉重。应从更深的层面，如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和中国企业赖于生长的历史文化土壤等，来研究和评价官利制度，这恰恰是以往经济史研究所缺乏的。虞和平认为，“官利”制度的产生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即官方垫款的存在，因为最初的企业多半是官办或官督商办，所以官方要保证自己的利息，也由此波及商股及商办企业；官利制度最主要的负面影响，就是加大了企业的创办成本，要求企业盈利率必须要高，因而企业必然加大剥削率，否则企业破产的可能性就比较大，也导致企业技术改造的基础更薄弱。
近年来，有关清末铁路的论著已经不少，但对于清末铁路政策的形成这一重要问题，却缺乏有分量的成果。闵杰提交的论文以芦汉铁路招商承办过程为案例，分析了清政府铁路政策形成过程与变化原因。指出在1895年以前，清政府并未形成一以贯之的铁路政策。1895年后，随着洋务运动的破产，清政府急欲寻求民族资产阶级的支持，官办不如商办在舆论上成为一种时尚。在芦汉铁路的修筑过程中，因清政府缺乏足够的资金，而中国商人也不具备修建铁路的资力，就出现了借债官办的铁路政策，并一直延续到清朝覆亡。闵杰据此对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要理论———甲午战争后中国面临被瓜分的局面，帝国主义主要以路矿瓜分中国，以铁路来划分势力范围，提出了质疑。他认为清政府惯用的“以夷制夷”政策同样表现于铁路政策中，并不见得都是西方列强强修中国铁路，也有清政府在修筑铁路过程中不得不主动提出的。清政府的铁路政策出现了三次反复，对这样重大的经济政策摇摆不定，使民间对政府信心下降。
周育民(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从高度货币化财政与农业经济收入的再分配、财政与物价及货币、财政与近代工商业三个方面，阐释了晚清财政与经济变迁的关系。他认为清朝财政是一个高度发展了的货币化财政，这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但清朝财政体制是在自然经济环境下形成的，随着商品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中国经济日益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中以后，其不适应性逐渐暴露出来。即便厘金、关税和盐税三大收入成为新的财政支柱，也并不意味着由自然经济转移到了市场经济。整个19世纪下半叶的清朝财政扩张的方向始终与资产阶级的利益相冲突，有效参与资本主义发展的体制始终未建立起来，清朝财政也终未能完成向近代财政的过渡。从财政史的角度看，清政府的垮台只是近代一系列重大政治变革中的一个必然环节。朱荫贵指出，晚清财政始终没有完成向近代化的转化，没有确立起工商税收，其原因值得思考；同时应注意晚清中央和地方在财政关系上的变化，如各省督抚征税力量的增大。马陵合(复旦大学历史系)进一步提出，不少地方发展工商业是通过就地筹款的方式，这个事实在考量晚清地方财政和中央财政之间的关系时，应加以注意。王立诚(复旦大学历史系)认为，关于晚清政府主要财政收入都是与资产阶级对立的观点，应做进一步的分析，如比较当时中国税收的比例和发达国家的比例，进而搞清提高税收的影响究竟何在。倒是应注意晚清有很多以捐代税的情况，且极不平衡，造成市场发育的不健全，商业风险极大。
汪朝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则试图对抗日战争结束后的国统区经济做整体评价，认为至1947年国民党宣布“勘乱”前后约两年的时间内，从工业、农业、财政和经济体制等方面来考察，国民政府曾试图重建经济，但由于在土地政策上的失当、国家资本的剧烈膨胀和恶性的通货膨胀等主客观因素，使中国经济非但未能在战后有所发展，反而更为残破，濒临崩溃。例如在土地问题上，由于中国共产党的介入，两种土地政策的冲突，使得土地问题显得格外重要，土地问题已不再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成为一个政治问题；以往的研究对国家资本在战后的作用给予猛烈抨击，但却往往忽视国家资本对公教阶层乃至国民政府本身的影响，受通货膨胀影响最大的实际是公教人员，对农民的影响其实并不大。通货膨胀一旦进入恶性阶段，首先摧毁的就是当政者自身的经济基础和统治基础。
这次讨论会在中外经济关系的研究方面，也做了新的探索。陈谦平(南京大学历史系)分析了民国时期在华英商投资的发展状况、扩大直接投资的基本动因和直接投资进入的效应，进而强调指出，以往在此问题上的评价体系、参照数据体系等缺乏规范性及客观性标准，受“帝国主义论”影响较深，统计数字选择的标准与西方出入较大，这在以后的研究中亟需引起重视。他提出，应全面和客观地评价外商在华投资对中国近代化发展过程的作用。戴一峰(厦门大学历史系)认为以往对中国近代中外经济关系史的研究，大多被定格在中西经济关系的框架内，而近代中国与周邻亚洲地区(除日本外)的经济关系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而且相关的研究多取时间视角而缺乏空间视角，即没有把所研究的经济关系置于展开的区域经济圈加以考察，因而缺乏一种与此相连的总体史观。他认为应当打破国界，进入跨国领域，并从大层面的视角提出“环中国海华商跨国网络”。鉴于以往的研究往往集中于政府层面，缺乏在民间社会层面上所做的深入探讨，尤其缺乏对本土民间社会的研究，他建议采用“地域经济圈”的视角，重构近代环中国海华商跨国网络的历史风貌，从而在民间社会的层面上揭示近代中国与东亚、东南亚地区经贸关系展开的若干地域性人文特征以及中国商人在其间的历史地位与作用。周育民对这一研究视角进行了补充，认为应注意货币流通问题在华商网络体系中的作用，以及华商网络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
与会学者认为，今后在工商实业史、商会史、城市史和社会史等领域的研究，仍有待继续深入。而研究基础相对薄弱的金融史、赋税史、内外债史等，包括相应的制度政策的沿革、思想主张的递变等，无论是属于基础性、系统性的梳理，还是具体个案的突破，都应有更显著的进展。这除了要进一步发掘整理有关的档案、地方志和其他资料之外，还需要在研究方法与理论的层面，处理好继承、借鉴和创新之间的关系。这也是当今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向历史学科发出的召唤。
〔作者吴景平，1950年生，教授；陈雁，1973年生，讲师。复旦大学历史系2004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