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友华1苗 国2
内容摘要 出于生育政策调整后生育率大幅反弹的担心，生育政策调整在过去30年显得举步维艰、异常谨慎。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后生育政策终于有所“松动”，但从2014年“单独二孩”政策落地情况看，之前设想的生育率大幅反弹纯属“杞人忧天”式的误判。从若干社会学视角探讨导致“单独二孩”政策遇冷的经济社会因素，可以发现“低生育率陷阱”在我国部分地区早已成为现实。中国生育政策要正视“方向性”的调整与优化，否则，中国将会全面陷入今天欧洲与东亚国家正在经历的“低生育率陷阱”风险之中。
键词 生育政策调整 低生育率陷阱 社会风险 单独二孩 文化延迟效应
作 者1陈友华，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苗国，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生。 (南京210093)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完善人口和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体系研究》(11AZD025)、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国性别失衡与社会风险控制研究》 (71173100)
自1982年党的十二大报告提出“实行计划生育，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以来，生育政策因其“敏感性”而成为意识形态色彩浓重的领域。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与此间的人口急剧转变形成鲜明对比，生育政策一直处于超稳定状态。鉴于人口再生产形势的变化，有学者认为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完成传统意义上的人口转变，进入“后人口转变”时期。然而，这些研究结果并未受到政策决策者的足够关注，直至本世纪初，关于生育政策调整的相关议题仍属于理论探讨的“禁区”。但人口发展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2003年在东南沿海地区出现的“民工荒”现已蔓延到全国各地，且愈演愈烈，由此引发关于中国“刘易斯拐点”的学术争论。为应对这一人口与经济现象的讨论也更加激烈，生育政策调整及其相关议题，通过公共舆论的发酵与论战逐步达成了若干共识。
2013年12月2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调整完善生育政策的意见》。1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调整完善生育政策的决议。两个月后，浙江省率先对《、所江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十九条做出修改，成为全国首个“单独二孩”政策落地省份。此后数月，全国各省份纷纷修改地方<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2014年11月6日，随着西藏宣布实施“单独二孩”政策，全国“单独二孩”政策调整已无死角。
“单独二孩”政策的实施，意味着生育政策调整的序幕已经拉开，它所带来的影响绝不仅仅限于人口数量的增减，而是与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社会稳定、人民幸福紧密相连。特别是由于生育政策所具有的“后滞效应”，更是提醒我们要关注各种与政策相关的潜在社会问题。 距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实施“单独二孩”政策已届一年，其效果究竟如何，与官方预期及公众期待是否吻合？诸如此类的问题都必须给出明确的回答。出于这样一种关切，本文运用全国31个省市区“单独二孩”政策执行情况的最新统计数据，从政策实施本身、执行效果与内在问题三个方面对这一新政进行分析评估。
“单独二孩”政策执行效果评估
生育政策牵涉到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生育政策调整自然会牵动百姓的神经。因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单独二孩”的政策决定，自然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媒体与政府相关部门的反复宣传，使得“单独二孩”政策广为人知。从“单独二孩”政策落地情况看，官方普遍认为新政“落地平稳”、“井然有序”、“进展顺利”，但从互联网舆论看，新政推进初期，不少群众反映由于申请手续复杂、认定标准存有异议、申请二胎后需要退还独生子女保健费等，使得新政在执行之初屡有“波澜”。当然，来自社会的质疑也使得政府相关部门得以调整工作思路与工作方法，如方便群众、简化手续等。但“单独二孩”申请者仍远小于预期。据事前测算， “单独二孩”目标人群有1100万对夫妇。截至2014年11月30日，申请并获批准的“单独二孩”夫妇仅有70多万对，相对于目前中国每年1600万左右的出生人口而言，显得微不足道。总体上说，由于事前准备比较“充分”，单独二孩新政落地“波澜不惊”，甚至在部分地区悄无声息。这种不曾料到的“冷遇”使得相关部门与学术界众说纷纭，这究竟是政策遇冷还是先前所有“假设判断失误”导致的必然结果，以下将从若干角度进行反思。
（一）政策遇冷还是预判失误？
原先担心的“单独二孩”政策实施后的井喷式申请者并没有出现，生育率大幅反弹目前看来有些“杞人忧天”。即便社会上有一种声音认为：政策变动效果需要一段时间观察，跨年度效应可能需要一些年份才能表现出影响。但“单独二胎”政策申请者稀少已是客观事实。究竟是“单独二孩”政策遇冷，还是之前“我国育龄妇女生育意愿强烈”的判断有误？笔者认为后者才是问题的根本。那么误判的根源在哪里？
（二）根源究竟在哪里？
1．基数不准
由于缺乏基础数据，学界在测算“单独二孩”目标人群时，多参照国家统计局2005年全国人口变动抽样调查所提供的30岁及以下分年龄与性别的独生子女资料。而问题在于：一是这次调查提供的基础数据本身存在较大的问题，突出表现在低年龄组人群存在一定程度的漏报瞒报，而漏报瞒报多是二孩及以上人群。以往多考虑出生漏报对生育率的影响，很少考虑育龄妇女孩次结构的影响，育龄妇女的孩次结构对“单独二孩”目标人群的影响实际更大。出生漏报的结果是对各年龄组独生子女数量及其所占比例的高估。二是2005年到现在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2005年推算至今所产生的“累积误差”不可小视，结果是对“单独二孩”目标人群的整体高估。全国各地实际调查摸底数普遍小于甚至远小于先前的测算数。例如，2013年末南京市人口计生委对全市户籍人口“单独二孩”对象进行了普查，结果只有5万多对，远小于依据2005年全国人口变动抽样调查的预测数。全国1100万“单独二孩”的目标人群，可靠性令人存疑。
2．统计口径不一
人口普查的统计口径是常住人口，而生育政策建立在户籍制度基础之上，致使计算得到的常住人口的城市化率远高于户籍人口的城市化率。而农村户籍人口多有“一女户生二孩”政策，全国七个省份原本就有“单独二孩”政策，因而本次“单独二孩”政策不会涉及上述人群。人口统计与生育政策所依据的统计口径不一，致使对“单独二孩”目标人群的高估。
3．预测方法失当
在预测模型中是假设随机婚配，但实际情况多是有条件的门当户对式婚配。独生子女条件相对较好，彼此之间的婚配可能性更大。 “双独”原本就符合生育第二个孩子的条件，而“双独二孩”的增加也相应减少了“单独二孩”夫妇出现的可能性。即使各种技术手段能够解释一些“误差”，但出现的“误差”实在太大，我们不禁要怀疑推断所使用的理论假设是否经得住考验。
4．文化滞后
奥格本的文化滞后(cultural lag)理论指出：物质文化变迁速度快于非物质文化变迁速度，进而会产生文化不同步现象。所谓“社会变迁是一种文化现象，应该从人的文化方面而不是人的生物本性中去寻求社会变迁的原因”。在社会转型时期，原有价值观念的失效以及新的价值观念的形成超出老一辈的理解范围，伴随着中国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年轻一代更加注重个人发展：担心生活水平下降而不敢再生育；担心因生育而影响个人事业发展；担心因孩子而影响自己的休闲娱乐时间……在只有一个子女时，父母把所有的资源都倾注于这一子女身上，希望其成龙成风，如果再生育一个子女，难以再有如此多的资源集中于子女身上，担心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等等。诸多物质世界的纷繁变化，让人们特别是年轻一代的生育观念发生了嬗变。尽管传统的婚姻、家庭模式与子女繁衍的文化传承依然影响着国人的生育行为，但与长辈所经历的社会氛围与思想状态相比，冲突与断裂不可避免。
令人担忧的是，政策制定者对急剧的社会变迁态势缺乏前瞻与风险意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变迁速度之快，农村衰败之快，传统文化衰落之快，生育观念与生育行为改变之快，大大超出一般人的想象。但由于文化滞后，加之计划生育宣传，多数人对生育问题的认识还停留在费孝通等老一辈学者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刻板印象的时代，对当下急剧的社会变迁认识不足，甚至视而不见。
5．“管生不管养”文化的形成
在中国的城乡早已形成了一种新型哺育方式： “父母管生”与“祖辈管养”，分工明确。现在养育孩子已大不同于以往：责任重大，孩子娇贵。虽然祖辈也曾经历过为人父母的艰辛，但今日孩子养育之艰辛是他们多数始料不及的。在经历第一个孙辈养育艰辛之后，部分祖辈特别是城市祖辈再也不愿意“重吃二遍苦”。再者，祖辈们也有自己的生活追求，不想因为孙辈养育而牺牲太多。于是，年轻夫妇再生育时面临两难选择：既管生又管养与不再生育。在权衡利弊得失之后，部分夫妇做出了艰难抉择：不再生育。事业发展成为其很好的“借口”，而社会保险为其解除了养老的“后顾之忧”，增加了其少生孩子甚至不生孩子的底气。殊不知，社会保险制度的可持续运营以人口可持续发展为基础，而人口可持续发展又以人类生育率维持在更替水平附近为基础，持续低生育率情形下是难以建立起一个可持续的社会保险制度的。
6．行为与意愿的悖离
以往预测时多依据“生育意愿调查”得到的意愿生育子女数，而现代社会，人们受到各种生活牵绊的几率远高于传统社会。 “不少生育预测往往是以生育意愿来代替实际生育行为，而具体社会生活和经济约束下的生育行为决策往往显著低于生育意愿。”这种悖离在城市居民中表现尤为突出。对北京市城区、河北省保定市、湖北省黄石市、陕西省西安市的实证研究表明：中国城市青年中确实存在着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相悖离的现象，虽然实际生育子女数大于理想子女数，以及实际生育子女数小于理想子女数并存，但后者更为突出。
个体生育行为与生育意愿之间的悖离，自古有之且十分普遍。即便实际生育率与意愿生育率相近甚至完全相同，也不能据此就认为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之间的一致性。因为实际生育率与意愿生育率是加权平均数，由于相互抵消效应的存在，在实际生育率与意愿生育率计算中，个体意愿生育数与实际生育数两者之间的差异部分相互抵消。在发达国家，普遍的情况是实际生育率低于甚至远低于意愿生育率。发展中国家同样存在生育行为与生育意愿悖离的现象，但更多呈现出与发达国家相反的规律。一般情况下，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低下时，由于非意愿生育的普遍存在，实际生育率大于甚至远大于意愿生育率。但伴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实际生育率与意愿生育率之间的差异逐渐缩小乃至消失。当社会经济发展达到较高水平时，实际生育率低于甚至远低于意愿生育率。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实际生育率与意愿生育率呈现出如下态势：一是意愿生育率与实际生育率均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呈现出下降的趋势；二是意愿生育率的变化幅度相对较小，而实际生育率的变化幅度相对较大；三是意愿生育率与实际生育率之间的悖离是常态，而一致是非常态。
中国不仅早已进入实际生育率低于意愿生育率的时代，而且实际生育率与意愿生育率之间的差异较大。在此情形下，运用生育意愿调查所获得的意愿生育子女数去推断生育行为愈发经不起推敲。因此，研究者与政策制定者要从思想与文化观念人手，重新认识今日之年轻人对婚姻、家庭、生育的理解与实践，避免因“文化滞后”而“误读”年轻一代，延缓生育政策的变革步伐。
7．放水养鱼与地方生育政策调整
在20世纪80—90年代，全国多数农村地区超生较多，基层计生部门也因“社会抚养费”较多而过得比较滋润。但进入21世纪后，民众的生育意愿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少生、优生、甚至不生成为社会普遍性现象。超生急剧减少伴随而来的社会抚养费也减少， “危及”部分基层计划生育部门甚至是贫困地区基层政府的生存。受社会抚养费利益驱使， “放水养鱼”已经成为部分地区特别是贫困地区的一个普遍性现象。此外，全国部分地区已经悄悄地对生育政策进行了微调，致使以往所积存的“单独二孩”生育势能提前得到部分释放。
预期与现实之巨大落差：谁之尴尬
（一）政策之尴尬
分析单独两孩政策“遇冷”之原因，政府相关部门的解释之一是： “受机构改革等因素影响，基层计划生育工作存在事实上的放松现象，宣传工作尚存死角，政策知晓率还有待提高。”既然“基层计划生育工作存在事实上的放松现象”，那么，2013—2014年超生人数应该增多，出生人数也应该相应增加，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成长于互联网时代的70后、80后与90后们，获得信息的渠道、及时性与容量远远超过其父辈，在全世界所有热点问题都“触手可及”的今天，多数年轻人对“单独二孩”政策的知晓度根本不是问题，只是“70后、80后”群体参与的热情极低，“90后”对此更无实质认知。当然，也有省市在报告中提到“尽管在生育意愿调查时，有相当大比例的单独家庭表示希望生育第二个孩子，但在是否实施生育行为时，有相当部分单独家庭却因种种原因而举棋不定。现代人更加注重自我，不是不想生，而是生不起、不敢生”。在如此“清醒”的理解之下，生育政策调整为何举步维艰？长期以来，国家宣传话语及其塑造的民众思维常识，习惯性地将这个问题归因于“人口多、底子薄”的基本国情。但是， “基本国情”并不会自动产生基本国策，它本身就是宣传话语持续建构的“成果”。作为新中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的一场改造运动，计划生育政策惯性其实只是某种“国家”话语主导建构的“人口危机”并赋予一胎合法性。中国民众的生育意愿一直被宣扬还很强烈， “单独二孩”政策“遇冷”使得以往说辞不攻自破。令人担忧的是，思维惯性所导致的政策惯性，使得中国人口政策迟迟不能对社会关切给予正面回应，这也是社会各界把计生部门视作特殊利益集团，并加以强烈诟病的根本原因，认为其漠视社会成员的个体选择权、忽视家庭结构优化与社会和谐之间的关系。失独家庭、出生性别比失衡、人口快速老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负面影响将会在未来20年集中爆发，换言之，政策的尴尬才刚刚开始，未来会有许多社会问题将归咎于“计划生育”。
（二）学界之尴尬
早在1995年前后，学界已有一波关于低生育率的讨论。而在10多年前热议的“后人口转变”议题，已经对低生育率发展趋势做出了预警。此后，学界在生育率究竟是多少，以及如何通过技术手段还原“真相”的争吵中错过了最宝贵的十年。当然，学术探讨（政策咨询）与政府决策之间的关系就如同“想生小孩”与“实际生下来”一样。但是，学术共同体的存在，其重要性正在于提供前瞻性思考，而这样的思考必须是在容纳多元甚至互相冲突的价值观的基础上进行的。对中国的持续低生育率并非是福等基本问题必须有清醒的共识，这种低生育率现象背后的价值判断，如公民的生育权保障、合理家庭结构的重要性、超低生育率的社会风险等，都是亟待学术界研究并回应社会呼声的重要议题。总之，学术探讨要求学者把自己视为“人”而非“神”。生育行为本身具有其客观规律性，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更不是某些学者头脑设计出来的“数字控制”工程，以科学主义为招牌只会蛊惑社会公众与误导政府决策。
（三）社会之“尴尬”
对于单独二孩遇冷深层次原因的分析，还绕不开生育主体——受到生活与工作压力双重挤压的现代妇女——其生育意愿较低这一基本国情。随着城市化进程与工作生活节奏的加快，照料子女和家务劳动负担对妇女就业和职业发展有较大负面影响，是妇女和家庭生育意愿降低的主要原因。媒体报道中不乏这种声音， “事业小成女主管要再升不要再生、怕影响工作放弃二胎等现象确实为数不少”，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这种现象还将会成为一种社会新常态。同时，中国婚姻家庭不稳定性上升，也会成为“低生育”社会现象背后又一重要影响因素。从社会学视角来看，“放宽二孩政策，国家并没有在保障妇女权益、家庭支持等方面有任何政策支持”，对“半边天”的社会关怀不足、却又担心中国的育龄妇女“大生特生”，这恰恰是整个社会之尴尬。今日之中国，其社会制度与文化氛围对“生育行为”的不友好，未来将带来巨大的人口与社会隐患，其暗含的风险在于，即便中国生育政策在不久的将来转向鼓励后，效果可能也难尽如人意。这种反面例子非常之多，如与同属东亚文化圈的国家和地区——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地区、台湾地区都鼓励生育，但效果甚微，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低生育水平是现代女性从传统生育束缚中“解放”出来“独立个性发展”的必然社会现象，就算使用再多的经济手段进行刺激，对现代女性来说，生育也早不是一个必然选项。文化嬗变固化低生育行为，中国未来也可能面临同样的窘境。
中国计生政策的未来前景及相关反思
（一）计生政策未来前景
回顾中国生育政策演变的历史，大致经历了如下两个阶段：反复无常期(1950～1972年)与计划生育期(1973—2013年)。1996年韩国废除限制性计划生育后生育率并没有回升，而是持续走低，计划生育走过头是韩国给世人留下的最深刻教训。从2014年中国“单独二孩”政策实施情况看，原先官方与学界预估的大量的补偿性生育现象现在看来难以出现，韩国的教训在中国可能重演。
中国在以往计划生育政策变革上“谨慎有余”而“行动不足”。“单独二孩”政策遇冷远远超出官方预设，从目前的人口形势与发展趋势来看，中国必须加快生育政策调整步伐。生育政策调整分步走方案尽管不是最优选择，但考虑到决策者与民众的思想认识转变过程与可接受程度： 2014—2019年应为从计划生育到家庭计划的过渡期，其中2014—2015年是单独二孩期，而2016～2019年则应考虑普遍二孩期。2020年后中国应进入家庭计划期，其中2020—2024年应取消对生育数量的限制，进入自由生育的阶段，而鉴于持续低生育率特别是超低生育率所带来的危害，中国在2025年应进入鼓励生育的阶段。
（图1）
（二）相关问题反思
1．预测误差还是系统性偏差？
回顾联合国等各大人口机构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中国人口预测的结果，并与实际情况作对比很容易发现：一是预测数总是大于实际数；二是中国达到峰值时的总人口数以每年1000万的速度递减；三是中国总人口达到峰值时的时间节点大约以每年1年的速度提前，20多年间中国人口峰值抵达时间提前了20多年。出现这一问题绝不能用预测误差来搪塞，因为如果是预测偏差，那么一些年份的预测数高于实际数，另一些年份的预测数应该低于实际数。但事实是所有年份的预测数都一致地大于甚至远大于事后的实际数，这不是能用预测偏差解释得了的，也不是人口预测方法出了问题，而是人们的认识出现了系统性偏差：中国妇女生育率下降的速度与所达到的低水平超出预期，我们的认识总是落后于时代。
2．“单独二孩”政策实施境遇：遇冷是“出乎意料”还是“情理之中”？
郭志刚等对中国生育率变动趋势的长期观察与系统研究表明：中国妇女的生育率已经下降至超低水平，而郑真真等对江苏生育意愿的系列调查结果，也一再揭示出政策内二孩生育比例极低。“单独二孩”政策实施后出现的情形完全在郭志刚与郑真真等研究的预期范围内，本属于“必然”的事情，但部分人总是对类似的研究、对中国民众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根本性转变抱怀疑态度。从科学研究角度来看，生育政策调整无疑会成为我国人口控制和规划这场社会实验的一种很好的检验。如果我们把这次大范围的“小调整”与之前小范围试点的“大调整”进行对比，不难看到今日所谓“出乎意料”的“遇冷”不过是情理之中，学界不少研究者一直担心的“低生育率陷阱”是中国未来发展的心头大患。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社会成员的“生育理性”，个人发展与家庭体面生活愈来愈成为“终极目标”。“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经济改革和经济的迅速发展，已经为稳定我国城市地区人口低生育率水平提供了必要的经济条件，同时，制度、技术和文化等因素的变革已经为我国个人生育决策理性化创造了条件，低生育水平的稳定机制已经开始从政策控制为主转向群众自我控制为主。”更何况，在中国特殊的政治与文化氛围下，长期有偏的一元化宣传导致人们甚至专家学者也逐渐失去了免疫力，把“一个不少，两个正好”视作正常，把“生育多个孩子”视作不可理喻。这种观念上的“异化”将会带来巨大的社会风险。从发达国家经历来看，中国一旦陷入“低生育率陷阱”，将会面临一系列人口问题，并将需要耗费巨大的资源促进生育水平回升。
“单独二孩”政策“遇冷”不是一时现象，笔者担心的是：生育意愿变成生育行为的过程中，还受到很多其他因素影响，包括第一个子女的意愿、妇女的职业发展、住房、就业等。从申请到生育完成，中间是一个波折过程，实际生育子女数低于申请数（包括事后申请）也是必然。长期来看，国人特别是年轻人面临的个人牵绊与社会困扰将长期影响中国的生育水平，使之维持在较低水平。
3．生育推后还是认知滞后？
从技术角度来看“单独二孩”政策遇冷，有种观点认为“许多省市政策出台不到一年，若是进行相应的修正，那么实际与理论误差可能会相对小一些”，特别是所谓“2015年为羊年，因此大量生育被人为推后”的说法仍然很有市场，但这属于典型的主观“臆测”。在传统文化较为根深蒂固的30年前，这种“属相”影响生育水平的判断尚有一定的经验证据支持，但即便如此，如图2所示，波动幅度也很小，且并不表现为龙年出生人数增多，羊年出生人数减小，有些年份甚至是相反情况。从过去60多年的数据看， “龙年”或“羊年”造成的出生堆积或出生人数下降都属于大海中的小小“浪花”，对于整体趋势的影响微乎其微。且对于今日年轻人来说，子女出生的“星座”远比“生肖”更为重要，这也从另一视角生动地展示了“文化滞后”的社会现实，我们不能总是拿旧思想来理解青年人。我们还注意到一点，无论是东部、中部、西部地区， “单独二孩”政策实施后都呈现头两个月申报人数较多，随后逐月递减的态势。这更加显示，若真存在所谓跨年度效应，那也只能是生育反弹远远不及预期。
4．生育率预设下的调查陷阱
事实上，近20年来生育意愿调查反复证实中国育龄人群的意愿生育率与实际生育率都很低。如郑真真跟踪了五年的江苏省群众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结果显示符合生育二孩政策的已婚育龄妇女理想子女数为1.69，意愿生育数为1.50，实际生育子女数为1.09，呈逐级递减态势。不仅城市人口如此，大量的实证调查同样显示“城乡生育意愿也在不断趋同” 。甚至给人“超生游击队”刻板印象的流动人口的意愿与实际生育率都很低， “流动人口同城市人口在生育数量偏好上已经不存在明显差距，只是在性别偏好观念上仍有显著差异”。然而，我们总是怀疑调查数据的准确性，总是认为中国的意愿与实际生育率不会如此之低，总是反复调查论证，从而陷入“意愿与实际生育率低(明显低于1.8) -怀疑-重新调查生育率一意愿与实际生育率低”的循环陷阱之中。
5．出生堆积：是喜是忧？
生育率过低对宏观层面的社会经济发展和微观层面的家庭发展都是十分不利的。 “单独二孩”政策调整的背后隐含着希望多生点孩子，生育率能有所回升的内涵。当然，生育政策调整的目的不仅仅是生育率的回升。生育政策放松所导致的出生堆积与生育反弹实际上是难以避免的，因生育政策调整而导致的出生堆积与生育率反弹超出社会所能承受的能力范围，也是政府、学界与社会普遍担心的问题。但出生堆积可能不是坏事，其说明中国人的生育意愿与行为没有完全固化，生育政策对人们的生育行为还有影响力。
问题的关键是：其一，我们要反思出生堆积究竟谁之过？人口再生产有其客观规律，从统计形态来看，应该是一条相对平滑的曲线，若是存在急剧的波动，一定有高强度人为干预或天灾人祸（如饥荒或战争等）所致。其二，教育与医疗资源配置不是人口本身的问题，而是政府责任。“单独二孩”政策所带来的出生堆积与生育率反弹目前看来极其有限，在动员能力强大的政府面前，教育与医疗等资源配置在短时间内有较大幅度的提高本身绝不是什么难事。其三，出生堆积又如何？1963年中国出生了2960万人，在当时经济如此困难的情况下，中国社会也没有因此而崩溃。中国如今已经今非昔比，社会经济支撑能力远非20世纪60—80年代可及，支撑出生堆积的能力大大增强。其四，出生堆积对中国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战后日本出现了补偿性生育，形成了团块人口效应，并为日本经济奇迹的出现创造了人口条件。现在日本经济长期低迷，无可救药的少子老龄化，再多的“安倍经济学”刺激也不能根本扭转人口结构恶化带来的负面冲击。历史经验同样显示，婴儿潮后，世界各国普遍伴随着经济的高增长。如此看来，中国可能的出生堆积所形成的“生育对经济的刺激”，或许正在为中国下一波经济增长创造人口条件。
注释：
①从实际统计数据看，符合“单独二孩”政策家庭申请二孩生育比例也被证实极低，不同地区基本在5%~8%之间。对比中国育龄妇女的数量，“单独二孩”目标人群占比最为乐观的估计不会超过10%，而“单独二孩”目标人群的再生育动能也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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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李建民后人口转变论入口研究，2000 (4)．
[2]风笑天．“单独二孩”：生育政策调整的社会影响前瞻，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4 (5)．
[3]陈友华．关于人口老龄化几点认识的反思．国际经济评论，2012 (6)．
[4]任远.澎湃新闻，即刻“全面放开二胎”完全可行，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286308, 2014.12.16.
[5]宋健、陈芳，城市青年生育意愿与行为的背离及其影响因素——来自4个城市的调查，中国人口科学，2010 (5)．
[6]杨菊华，意愿与行为的悖离：发达国家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研究述评及对中国的启示．学海，2008 (1)．
[7][8]国家卫计委．全国启动实施单独二孩政策座谈会（会议材料），2014.
[9]刘骥、德新健、熊彩，“一胎化”的政治学：理念，利益，制度．开放时代，2014 (3)．
[10][13]郭志刚、王丰、蔡泳．中国的低生育率与人口可持续发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11][14]郑真真．生育意愿研究及其现实意义——兼以江苏调查为例．学海，2011 (2)．
[12]李建民．生育理性和生育决策与我国低生育水平稳定机制的转变．人口研究，2004 (6)．
[15]马小红．趋同的城乡生育意愿对生育政策调整的启示——基于北京市城乡独生子女生育意愿的比较研究，人口与发展，2012 (6)；姚从容、吴帆、李建民，我国城乡居民生育意愿调查研究综述：2000—2008.人口学刊，2010 (2)．
[16]廖庆忠、曹广忠、陶然，流动人口生育意愿，性别偏好及其决定因素——来自全国四个主要城市化地区12城市大样本调查的证据．人口与发展，2012 (1)．
编辑李，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