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良芹，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教授
现代世界的相互融合，促使更多史学家从全球相互联接的角度思考问题、分析过去。哈佛大学柯伟林教授曾指出， “现代中国一个本质的，也许是最为本质的特征，就是中国已经融入全球体系当中”。抗日战争时期可以说是现代中国历史上融入全球体系最集中、最具代表性的体现。因此，以战争经济为切入点，从全球化视角重新审视抗日战争，便显得尤为必要。
经济对战争的胜负是至关重要的因素，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正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列宁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就精辟地指出： “战争是对每个民族全部经济力量和组织力量的考验”，战争中， “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经济”， “谁的后备多，谁的资源多，谁的群众基础雄厚而能更长久地支持下去，谁就能在战争中取得胜利”。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场现代化战争，人力、物力、财力的消耗空前巨大。以军费支出为例，其占国民收入及国家预算的比重越来越大。如德国，1938—1939年度的军费开支为172亿马克，占国家预算的54%；到1944—1945年度，军费增加了4.8倍，达994亿马克，占国家预算的66.5%。日本1944年的军费在国家预算中所占比重高达78.8%，绝对值比1938年增加了11倍。反法西斯国家的军费也成倍增长，如美国的军费在1940～1944年间增加了38倍，在国家预算中所占比重从24.4%上升到88.9%。苏联1944年的军费比1940年增加近1.5倍，占国家预算的比重从32.5%提高到52.2%。因此，无论对德意日侵略国还是中美英苏等反法西斯国家，战争经济都是事关战争全局的重大问题。
战时日本对中国的经济掠夺
抗战时期，日本采取“以战养战”的经济政策，靠对占领地的经济掠夺，扩充它的战争经济。以1939年为例，日本进口总产值中，23.4%的物资掠自中国。日本进口战略原料和农产品中，掠自中国的，铁矿砂占1/3，铁、煤、锡各占1/4，大豆占100%，肉食占73.8%，毛皮占37.6%。
日本对中国沦陷区的经济政策主要是破坏、掠夺和限制、利用。
日军占据农村后，肆意屠杀农村平民。由于日军大肆烧杀、强征夫役、大量捕杀耕畜、破坏农具，造成农业生产耕作失时，许多县份主要农产品产量不及战前半数。由于日军的掠夺，向来被誉为鱼米之乡的京沪杭农村，在日据期间长期处于米荒中，甚至出现易子而食的惨况。整个京沪杭农村的副业经济，包括蚕业、林业、棉业、渔业和手工业等均惨遭破坏，受灾破产的农村人口之多，为历史上所未有。
在城市，日军对占领区所有企业采取摧毁劫掠的手段。中国重要的工业城市如上海、武汉，以及各地支柱型产业如纺织业、面粉业、缫丝业等无不惨遭毁劫的命运。以京沪地区为例，战争给该地城区造成的破坏极为严重。南京沦陷一年后，伪政府的调查报告仍指出： “京沪、杭沪一带，如无锡、苏州、南京、杭州等地工厂林立，男女工人借以生活者约计有数百万之多，商业亦因是繁荣。此次战后各地工厂多被焚毁，无锡为尤甚。即或厂屋幸存，机械物件亦十不留一，工人失业生活无着，嗷嗷待哺，弱者死于沟壑，强者铤而走险。”日本夺取沦陷区工矿业的手段极为野蛮，使用了诸如军管、委任经营、中日合办、租赁、收买等五种形式。另外，为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日本在以苏、浙、皖、沪为中心的华中地区还设立了“华中振兴公司”，作为掠夺资源及统制各类企业的机构，按日方的规定，可直接经营交通及运输事业、通信事业、电气、自来火及水道、矿产、水产及其他产业。该公司对掠夺中国各类资源以维持侵略战争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八年抗战期间，中国军民伤亡3500万人，直接财产损失600亿美元（按1937年币值计算，下同），战争消耗400多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达5000亿美元。“生命之牺牲、财产之损失、预期收获成为泡影、公私事业之转变、土地之被蹂躏、人民心理之不定等等直接间接损失之巨大，同盟国中无可比拟，即历史上亦复少见。”中国之伤亡和损失超过了任何一个参战的国家。
战时中国的经济应对
经济是战争的物质基础，现代化战争必须要有与之相适应的经济保障。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初，立足未稳。中央财政汲取能力极为薄弱，不得不依靠举借内债来弥补财政之不足。战前十年间，南京国民政府财政的债务依存度是非常高的，1928～1936年的内债依存度平均达42.9%，财政收入过分依赖内债发行，财政收支平衡处于非常脆弱的状态。此时，日本正逐步加紧对华北进行蚕食，进一步侵略中国的野心日益明显。对此，国民党内高层亦有较清醒的认识。国民政府在加快工厂内迁、实施经济统制政策的同时，亦加大了争取经济外援的力度。
1937年4月，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部长孔祥熙访问欧美各国，时间长达半年之久，其目的就是争取西方经济援助。对于孔祥熙的这次外交之旅，各国的反应耐人寻味。其中主要者为英美德苏四国。因参加英皇加冕典礼的缘故，孔氏首先访问了英国。英国政府的态度是：同意向中国提供借款以稳定中国的货币及健全财政政策，这笔借款的数额应为1000万英镑至2000万英镑之间；但是，若中日交战， “英国立即远避，中国不可空望帮助”。德国之行收获颇丰：德国同意继续以合步楼公司出面向中国提供武器，并统一由中国军政部或由其指定机关接洽办理，中国则以国内农矿产品予以补偿；同时德方还同意派遣军事和技术专家来华工作。应该说，这批军火对抗战初期中国军队抵抗日本侵略具有重要的贡献。向苏联寻求合作也较有成效：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日本侵华战争甫一爆发，中苏两国便立即开始谈判，并签定互不侵犯条约及易货协议，1938～1939两年间，中苏间共完成三次易货，借款总额达2.5亿美元。三次借款均用于向苏联“购买工业品及设备之用”；中方以向苏方出售农矿产品的方式抵偿债款。在抗战初期最艰苦的岁月中，苏联率先向中国伸出了援助之手。在美国，中美之间正式签署购银协定，当时虽没有宣布双方购买白银和黄金的确切数量，但从抗战爆发后的最初几年看，美国政府继续援引购银协定，先后购人中国白银36200万盎司，价值13700万美元，这对坚持抵抗的中国政府来说，也算是一个巨大的间接经济支持。
可以说，在抗战初期，中国直接的援助国是德、苏两国；美英两国因采“孤立主义”政策，美国采取的是间接援助形式，英国则由于英日同盟关系，采取了观望的态度。美英在对中国经济援助上表现出来的摇摆态度，是中国政府实施“苦撑待变”对日抵抗策略的一个重要判断依据。
战争是不断发展的，战争与经济的相互关系也在不断变化。综观整个抗战八年，中国主要是从苏、英、美、法四国获得借款的。如果以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为界，基本情况为：前期达成的借款协定共约51350万美元，其中苏联25000万美元，约占48.69%；美国17000万美元，约占33.10/0；英国7850万美元，约占15.92%；法国1500万美元，约占2.92%。这一时期，苏联的借款数额最大，约相当于英美借款的总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只和英美两国达成新的借款，中美之间达成5亿美元财政借款；中英之间达成约合20100万美元的财政借款。经济是为政治服务的，反之，政治也是经济关系的一种映射。这些借款的达成，在经济上有力地支援中国抗战事业的同时，也深刻影响了中国未来的政治走向。
战争经济对中国发展的影响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起步于19世纪60年代。但现代化进程的明显加速，是在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以后。从1927年到全面抗战爆发前的十年里，中国现代化工业每年的平均增长率约为7.6%，而且这种增长突出地表现在基础工业上。有学者因此提出这样的假设：如果没有1937年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中国的工业化步伐必将大大加快，在1940年代初期，早就进入“起飞”阶段。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爆发打断了“南京十年”中国工业化的黄金时期，中国工业化遭受严重阻碍。战时，由于中国大部分在战前较为发达的地区多处于日军的占领之下，被纳入了日本占领当局“以战养战”的战时轨道。为了发展战争经济的需要，国民政府大后方工业发展计划的实施，抗战期间西南、西北的工业获得一定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工业地域布局不合理的格局。但是，这种战争经济的特殊性决定了整个经济建设必须服务于抗日的要求，根本谈不上以改善人民生计为目标的现代化建设。同时，由于战时经济财政紧张，国民政府实行大规模通货膨胀政策和优先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的政策，控制了以“四行二局”为首的全国金融体系，和以资源委员会牵头的国家重工业，对于集中有限的物质资源应用于战争需要，起到了重要的重用。但是，统制经济政策的实施也加速了政治体制的“威权化”，并进而在抗战胜利前后诱发国共矛盾的激化。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外政策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争取外援，因此努力与英美苏德等国斡旋，不仅在各个阶段都取得一定援助，而且进一步加速了中国的国际化进程。但由于战争经济过分依赖外交，中国作为一个事实上的经济弱国，最终难逃被操纵的命运。中国战时经济对美国经济依存度的加深，在抗战后期达到高峰。中国也因此卷入了美苏战后国际构想的布局中，成为美苏冷战思维下的牺牲品。这一结果，不仅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初没有预料到，中国政府也是始料未及。
总之，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不仅改变了中国政治的走向，改变了东亚政治格局，更刷新了世界大国的构成格局。战争经济在其中起到的作用，值得我们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