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俊秀，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2014年最后一天，上海外滩跨年活动中发生36人死、48人伤的踩踏事件，一向被认为政府管理水平最高的上海市发生了这样的风险事件，再一次敲响了风险防范的警钟。特大型城市因其人口规模大、空间聚集度高，公共管理难度大，具有中小城市和村镇没有的风险的脆弱性，一场大雨、一次火灾、一个大型活动就可能引发巨大的灾难。因此，对当前特大型城市的风险要有深刻的认知。从个体角度看，风险认知问题涉及影响个体对风险预测和评估的因素。从社会角度看，风险认知问题涉及影响风险的组织、社会和文化因素。目前，无论是个人、组织还是社会，普遍存在不当的风险认知，这是许多社会风险的根源，是风险治理必须首先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消除目前存在的一些不当风险认知
（一）提高全社会风险意识，不仅要重视危险回避，更要关注风险防范
在笔者完成的一项风险认知的问卷调查中，排在最前面的被人们认为最危险的10项风险源分别是：核泄露、毒气泄漏、战争、燃气爆炸、核武器、传染病流行、恐怖袭击、地震、癌症和交通事故。这个结果显示，人们更多地关注那些对生命危害性更大而发生概率低的风险，而对于那些发生概率更高的身边的风险却重视不够。对于危险，每个有常识的人都会去本能地躲避，而面对众多的风险人们却经常忽略了。因为风险是对于危险发生可能性的认识和判断，每个人的知识、经验不同、接触的信息不同就会产生不同的判断，致使许多高的风险源被忽略。
为什么同样的事故会反复发生？反复发生就说明其属于高风险，而这种高风险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和应对。当灾难事故发生后，个人、社会、国家都会不惜代价做出应急响应，但往往在杜绝类似灾难和事故的努力上却远远不够，因为人们并不习惯为可能的危险付出成本。比如，一个人得了癌症，全家会不惜一切代价治疗，但很多人不愿意自费去做一次体检。公共管理也一样，在灾害救援、事故应急上政府财政可以紧急拨出专款，但财政对防范风险的常规预算往往不足。我们都懂得“防患于未然”的道理，在风险治理方面，我们要转变观念，学会如何科学地为“没有发生的危险”埋单，也就是以小的风险防范经费支出来节约大的事故应急经费。
（二）对事故和灾难的风险性反思要推动制度的健全和政策措施的完善
风险认知的另一个突出问题是对发生的事故、灾难的风险性反思不足，这就造成同类事故不断发生，低级错误一再复制。上海外滩踩踏事件调查报告值得赞赏的一点就是提到不能“因噎废食”。我们看到因为一些学校组织学生课余活动发生事故后，教育部门明确要求取消这类活动，这不是真正的对事故的反思。风险性反思不仅仅是追查事故原因，追究责任人。对事故和事件的反思不应该仅仅停留在思想上，除了要让涉及的个体获得风险认知，更重要的是要形成全社会的风险认知，一次、一类风险的发生应该推动一种制度性解决，通过制度和政策措施避免和降低此类和相关类别的风险。
（三）改变人们普遍忽视风险距离的侥幸心理
笔者最近的一个关于汽车使用风险的研究发现一个奇怪的结论。我们在考察影响驾驶员危险驾驶行为一系列的变量时发现：倾向违反交通规则和法律的态度、驾驶员驾驶过程中的愤怒情绪和紧张情绪、驾驶员驾驶过程中对刺激性的追求、驾驶员具有的应付突发事件的防卫驾驶能力，都使得风险驾驶行为增加。但一个出乎意料的结果是：对不当驾驶行为危险性的认知越高，越倾向风险驾驶行为。也就是说，驾驶者明知超速、不系安全带等行为是危险的，他们依然这样做。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现象？就是因为很多人认为风险是存在的，但他们侥幸地认为危险不会落在自己头上。而风险社会下正确的风险认知应该是，使得每个人都意识到风险可能时时都会在自己身边发生，时刻不能放松。
（四）建立有效、及时的全媒体系统，实现准确、恰当的风险“媒介化”，来降低风险
现代社会中许多风险是人们认知不足的， “风险社会”的风险多数属于“媒介化的风险”，即风险事件通过各种不同媒体的表述、呈现，成为大众了解到的风险信息，这个过程就是风险的媒介化。如果说传统社会的风险意识来自自身及周围人的经验的话，现代人的风险认知和风险焦虑主要来自媒体。而风险媒介化的过程本身可能会造成风险失真，一种情况是媒介化过程释放了错误的信息，另一种情况是风险媒介化不足或缺失。
在信息社会、网络社会、移动互联时代，风险的防范要依赖恰当媒介化的风险信息。比如，北京“7·21”暴雨灾难后，北京市政府开始在特殊气象时向市民发送风险预警短信。如果上海的安全部门提早发出举办地点变更的信息，或者在2014年12月31日晚上及时发现人群聚集的风险，采用微博、微信、短信发出提醒，呼吁市民不要前往外滩，外滩市民迅速离开，这场灾难可能就不会发生。因此，要利用目前互联网、社交媒体在传播中的优势，结合传统媒体，形成全媒体的准确、有效的风险媒介化体系，防范和应对各种风险。
（五）普及风险防范知识和技术，提高风险认知能力
媒介化后的风险在认知过程中也可能失真，因为风险认知是一个风险信息主观化的过程，这就不可避免出现风险的个体差异，不同的人对于相同的风险信息会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态度和行为。对于一些新的风险，人们没有感知和判断能力，或者把风险放大或者把风险缩小。有些人会信谣、传谣，有些人则能够轻易识破谣言。究其原因，就是风险社会理论提出者贝克所言的“风险社会是知识依赖的”。现代社会信息的传播途径多样化，信息量巨大，过量的信息就需要人有能力筛选，矛盾的信息会使人出现判断错误，而不充分的信息也可能使人们的风险认知发生偏差、行为失当。对于特大型城市来说，时刻暗藏着各种风险，政府部门应该组织专业机构和全社会来排查风险，编制风险地图以及市民风险防范的指南、功略，采用灵活多样的文字和可视化手段，发布及时更新的风险信息和风险防范措施，提高全社会的风险认知和应对能力。“个体化”社会要依靠新的社会动员方式实现公共风险治理
（一）提高风险认知水平的目的是提高风险治理效果
风险认知包含了四个方面的影响因素：个体层面的风险认知、群体层面的风险认知、社会和政策层面的风险认知、文化与价值观层面的风险认知。个体如何规避风险取决于个体的风险认知和风险应对能力，社会如何应对风险取决于风险的社会认知和社会政策水平，也依赖于风险的传播和社会的风险知识，以及全社会的风险防范技术，使不断形成和固化的社会行动上升为一种文化和价值理念。要提高风险治理效果就要从影响风险认知的不同层面人手，同时采取措施从个体层面提高每个人的风险认知能力、风险意识。从风险的社会政治制度人手，深入到风险治理的文化建设的高度，才能实现高水平的风险治理。
（二）认清特大型城市社会风险的新特点、新形势
目前风险治理的突出特点是“个体化”社会背景下的公共风险规避，但这本身就蕴含着巨大的矛盾。中国的现代化转型过程也明显表现出个体化的特征，特别是特大型城市，单位社会式微，家族社会已经不存在，代之以核心家庭，而年轻一代越来越追求个性和人格的独立，甚至一些家庭成员的个人财产也是独立的，个体成为社会的基本单位。但个体化的社会所要面对的却是社会化的风险，越来越多的风险不是个人可以规避和承担的，需要社会协同应对。上海外滩踩踏事件就是典型的个体化社会下的公共风险，跨年活动参与的单位基本上是个体、家庭或少量朋友小集体；当大量个体聚集，便形成了风险，一个人的在场成为别人的阻力和伤害，而这个过程中多数在场的人又是不自知的。
对于特大型城市来说，这样的事例比比皆是。我们计算了北京汽车拥有量和道路面积之间的关系，发现北京的道路刚刚够容纳北京所有的500多万辆汽车，并保持一个安全行驶的车距，而且要行驶的话须步调一致，同步、低速、匀速。实际上，整体道路面积下汽车总量理论上的匹配是毫无意义的。因为道路分布在整个北京行政区域，而汽车多数活动在中心区和主干道，在多数时间、多数汽车停驶的状态下北京的道路已经拥挤不堪。在一些重要的时间节点上，局部交通接近瘫痪，如果遇到突发事件，就会酿成灾难。就像北京“7·21”大暴雨京港澳高速房山段几百辆车淹没在洪水中，每辆车都互相成为了路障，陷入险境无法逃脱。
（三）通过自组织、民间机构，利用新媒体形成新的风险应对和治理模式
个体化社会意味着社会的组织和社会动员更为困难，也意味着个人将不得不学习独自面对风险社会的新挑战，要求个体具备成为风险应对主体的能力。但仅仅这样是不够的，因为个体所能规避和应对的是个体风险，社会共担风险依然需要组织化和社会化的应对和治理。因此，在正式组织无法满足风险治理的情况下，应该培育社会的自组织能力，来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如北京“7·21”暴雨致使快轨停运，机场滞留旅客几万人，北京望京小区居民利用微博半小时集结了20多辆私家车，免费送旅客回家。
除了鼓励社区、民众自组织进行风险防范外，应该鼓励那些具有特定专业技术的公司和民间机构积极参与风险治理。比如，目前电话和短信诈骗现象普遍，依靠公安部门很难实现源头治理，而类似360手机卫士这类软件的做法起到了很好的作用。通过一些接过诈骗电话和短信用户对来电号码的标注，并把这些数据通过分享转化为提醒信息，有效地减少了诈骗电话和短信的成功率。除了鼓励360这样的企业行为外，更应该把这种风险防范的手段扩展为电信运营商的基本服务，同时鼓励其他商业机构开发更有效的应用手段。
在社会动员困难的情况下，如果能够发挥新媒体传播的优势，不仅可以弥补层级化组织功能的不足，而且可以比传统的手段更高效。目前，微信等社交工具已经非常普及，很适合进行一些风险警示、应急处置的信息发布和紧急社会动员。这次上海外滩的跨年活动，几十万的参与者并不是组织化行为而是个体自发的，因此，不会有组织化渠道的信息，而社会自发行动信息如何收集，特别是其中的社会风险信息如何收集、处置都是一个全新的题目。上海外滩踩踏事件后，人们在讨论当景点室内空间达到每人1平方米，室外达到每人0.75平方米时就要启动应急预案，但是目前对于开放空间人流密度主要依靠人工观察，难以准确估计。如果按照景区总面积和进入景区人数来计算，在总体未达到预警密度的情况下，一些局部的热点地区可能已经远远超过了安全的密度，这样的标准目前难以操作，景区或公共管理部门很难执行。但如果我们用信息化、移动互联、大数据的理念，并请社会各方参与的话是完全可以实现的。比如高德导航软件就利用移动互联的GPS导航反馈信息提供路况提示，这类信息以及电信部门的手机基站信息、移动社交客户端的网络信息、公共场所的监控信息，都可以作为一个地区人流密度和机动车密度的预警。
未来的风险治理就是要提高全社会的风险认知能力，推动全社会来参与风险应对和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