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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纪念新文化运动在上海发起100周年，2015年6月19～21日，由《探索与争鸣》编辑部、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北京大学儒学研究院、上海东方青年学社联合主办的“现代化与化现代——新文化运动百年价值重估”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上海举行。来自中国大陆、台湾、澳门以及美国、瑞典、澳大利亚的180余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在主旨演讲、分组讨论和圆桌论坛三个环节中，不同学科、不同专业的学者围绕“新文化运动价值重估”“儒学转型与新文化运动”“‘启蒙’的百年流变”“新文化运动反传统主义与激进主义反思”“学衡派与文化保守主义”“新文化运动中的世界主义、国家主义、民族主义与个人主义”“文学、启蒙与现代性问题反思”“中西文化融合与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与公共理性”“新文化运动在各阶层的传播”等13个主题，展开对话和讨论。
新文化运动的复杂面向
今天认识和理解新文化运动，必须放置于21世纪的文化语境中做新的审视。有学者认为，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的文化生态发生了较大变化。对古典文化的偏好日益占据文化的中心，去新化的倾向越来越受到各种鼓励，对新文化运动批评、恶诋的声浪自然愈演愈大。文化复古的后果之一是“去新化”。宗教势力的复活，正在填补意识形态崩解所造成的思想真空，各大宗教重新构建自己的信仰系统，由此也大大压缩了新文化的空间。古典主义与宗教势力曾在新文化的打击下，已经支离破碎，如今却又重新整合，新文化面临前所未有的新的危机。在这种情势下，我们确有必要对新文化运动之“新”意义再确认、再评估。在此认识基础上，与会学者就一些基本问题做了深入的讨论，限于篇幅，本文择要综述如下。
1．新文化运动价值重估。北京大学杜维明教授重点阐述了“化现代”视野下的中国文化问题，强调了儒学与新文化运动的复杂关系和相通之处，他认为，对“人”的问题的反思是中国人反思的中心对象，这种反思是人世的，这里的人是活生生的具体的人，是文化中国的人。他继而论及了“化现代”就是对现代理性观念的反思，其中包括自由、法治、人权、个人尊严等，尤其是工具理性的反思。最后，杜维明论述了人间社会的重组问题，他认为应该有一个新的观念，重构人学，达到人类和自然和谐相处。华东师范大学高瑞泉教授认为，今天重估新文化运动的价值，应该坚持基本的共识，那就是我们应该看到，现在进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自由”、“平等”、“法治”等观念，其之所以逐渐被中国人所接受，与新文化运动之提倡有莫大的关联。今天无法断然离开的“进步”、“竞争”、“创造”等观念，在新文化运动期获得了最重要的进展。所有这些都深刻地改变了中国人的观念世界，也间接地改变了中国的社会进程。不过，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秋风教授则认为，由于所处文明脉络不同，新文化运动实大不同于欧洲启蒙运动。如同其命名所昭示的，新文化运动是一场文化革新运动，而非欧洲意义上的启蒙运动。以欧洲启蒙运动范式思考、讨论新文化运动，既导致历史叙事之扭曲，又无助于准确理解新文化运动之后，现代中国文化、政治演变之轨迹。中国人民大学高旭东教授并不认同用“反帝反封建”或“民主与科学”等词语来概括新文化运动的特质，他更倾向于认为，新文化运动是一场伦理道德（善恶）的价值革命与审美观念（美丑）的文学革命，它颠覆了合群的伦理本位而推崇自由的个人本位，试图通过价值革命与文学革命为民主政治与科学的发展扫清道路，进而使中华民族走上强国之路。上海交通大学王宁教授认为，在纪念新文化运动百年之际，我们应更加珍视欧洲的人文主义传统，因为它确实对中国现代的人文主义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我们在纪念新文化运动百年时，应该继承在新文化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人文主义精神和传统。
2．新文化运动中的激进主义与反传统主义。对于新文化运动，因为其话题的丰富性，不同的时代被注入不同的内涵，不同立场、观点、见识的学者又基于时代的需要而与之形成思想的激荡和碰撞，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话语场。认同新文化运动的学者，把百年来中国的问题归咎于新文化运动启蒙事业之中断所导致的启蒙不足，而主张欲全盘、彻底地解决中国问题，需要再来一次启蒙，一次更为全面、更为彻底的启蒙；而对新文化运动持反对意见的学者则认为新文化运动是一场错误的运动，是一场断送了对接传统与现代契机的激进变局，导致了中国文化传统的断裂。
对此，台湾中央大学汪荣祖教授认为，百年后的今日，重估新文化运动的遗产，不宜再奉行故事，而宜仔细辨析、严肃批判，认知到新文化运动遗产的负面后果：旧学的脐带不绝如缕；古文对一般读书人而言，犹如天书；一味追慕西风而乏自主性；重功利，而轻人文。上海师范大学萧功秦教授则分析了激进主义产生的深层次原因，他认为，在心态情感上，浪漫主义崇尚自发的冲动，独特的个人体验，强调人在冲决世俗平庸生活的规范信条时，在破除习俗、铁笼般的制度对人心的束缚时，所产生的高峰生命体验，在他们看来，由此而形成的生命美感体验要比可能导致的实际后果更为重要。任何重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中都可以看到浪漫主义的影子，中国近代史上的浪漫主义，是对僵化的、死气沉沉的、铁屋般的保守习俗与现状的一种刚愤的反向运动。在思想逻辑上，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进化论是支持激进主义反传统思潮的学理因素。华东师范大学萧延中教授考察了“废家”说，剖析了激进主义的内在悖论，五四的遗产，经过各种各样的变形，其实更中国化了，使它具有了一种内在的生命力。最后个体把他对于家族的感情，对于家族的义务，对于家族的归属，对于家族的依赖转移到对于组织和个人的崇拜上。他认为，这是中国现代个人崇拜的依据之一。上海交通大学夏中义教授则以王元化对激进主义人格的反思为对象，剖析激进主义人格的“人伦不守恒”，这种政伦人格构成元素有四：一是“意图伦理”，判断一个对象的是非真伪，首先不是实事求是地用理智去陈述它“是什么”或“为什么”，而是生硬地受制于既定的态度、立场、利益去做不容证伪的裁决；二是“庸俗进化”，机械划一地断定新的总比旧的好，年轻的总比老年的好，太形而上学；三是“言行峻急”，既然我是新的，年轻的，是代表历史发展的必然，那么我就握有真理，我说话就可以非常粗暴，我粗暴也是造反派的脾气，而你儒雅，因你是代表旧事物，故也就理不直气不壮；四是启蒙心态，既然真理在我的手里，我不仅有权决定你对不对，我还能随时随地决定你的命运，不仅是政治命运，而且肉体存在，我也可以把你灭掉。
高瑞泉教授认为，当前学界存在把“激进主义反思”推向极端的不良倾向，除了造成某种声势，对于我们通过认识历史来认识当今中国，并无裨益。他认为，由于与政治权力的纠缠过深，关于新文化运动争论往往由于受到意识形态的干扰，而使得历史真实发生某种扭曲。前60年在激进主义思潮占据主流的语境下，和后40年随着激进主义反思而来的保守主义思潮的崛起，新文化运动（或者“五四”）被符号化了，而且是绝然不同的符号化。
如何看待新文化运动的激进的反传统，更多的学者持一种更加包容、同情的态度。如浙江大学高力克教授就认为，贺麟抗战时期的新文化运动论，是迄今仍不可多得的深刻精到之论，是探索中国文化复兴问题的重要思想成果。高力克引用贺麟的观点认为，五四时期儒家文化的危机与转机并存，新文化运动实为促进儒家思想新开展的一大转机。表面上，新文化运动虽是一个打倒孔家店、推翻儒家思想的大运动。但实际上，其促进儒家思想新发展的功绩与重要性，乃远在晚清曾国藩、张之洞等人护存儒学之上。新文化运动的最大贡献，在于对儒学去芜存菁，推陈出新，即破除儒家之僵化和腐化的成分，而阐扬孔孟的真精神。中国人民大学高旭东教授也认为，新文化运动激烈的反传统只能到中国文化传统内部寻找根源。虽然西方从达尔文、马克思到尼采对基督教文化传统的动摇与颠覆也是新文化运动反传统的精神源泉，然而，新文化运动反传统之根本的精神内驱力与内在根源，却是来自于中国文化传统中那种不以信仰为重的实用理性精神，以及家国社稷的兴亡是第一位的文化传统。
对于新文化运动为何未能成为主流文化，河南大学张宝明教授认为，民主与科学两位“先生”冠冕堂皇地成为至高无上的国民洗礼者后，它们在人文传统与法治意识“两头不到岸”中的进退失据，也为中国现代性的演进埋下了磕磕绊绊的隐忧。“理性”们和“先生”们构成了多维重叠、交互乃至错位关系。正是这种关系的错综复杂才导致新文化运动“砝码”的错码、乱码以至于失衡的面相。
3．学衡派与文化保守主义。在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影响下，近年来人们对学衡派也投以更多的关注。南京大学沈卫威教授将《学衡》时期“学衡派”的精神特征概括为批评、牵制、制衡新文化一新文学运动的激进、霸权；坚守旧体诗词创作；译介传播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尊孔奉儒，倡扬传统国学的精粹；守学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本分，不介入党争，呈现出政治上的白南主义与文化上的保守主义的双重特性。
不过也有学者认为用保守主义、守旧派来指称学衡派，忽略了学衡派内部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如华东师范大学杨扬教授认为，匆忙判定学衡派为“守旧派”、新文化运动的“反对党”或是“现代文化保守主义”，都还嫌早。今天谈论白璧德的“人文主义”以及“学衡派”的价值理想，不是要做翻案文章或在赞同还是反对的价值营垒之间站队，而是要重新思考中国文化的现代性问题，给出种种可能的选择，我们在探讨中国现当代文化语境中的白璧德“人文主义”和“学衡派”的文化主张，不是要从一种概念滑向另一种概念，而是要呈现在历史的缝隙中，那些新文化运动之外的人们是如何思考、比较和选择，如何为中国现代文化的出路想象更多的可能性。同样，对于新文化运动的复杂面向，用贴标签、归类的方式，不能回到历史的真相，也对解决中国的文化问题无济于事。
4．新文化运动在社会各阶层的传播。随着对新文化运动研究的深入，一些学者将研究视野投向地方，通过考察新文化运动期间地方知识分子的活动，来展示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复杂面向。如南通大学徐乃为教授通过对旧营垒中走出的张謇在新文化酝酿时期、发生时期、五四运动时期的等系列主张与实践的分析，认为其与“新文化运动”的思想理念、社会实践的内涵基本吻合，只是获取目标的手段有区别：华东师范大学瞿骏副教授利用些江浙地区基层读书人的史料来考察新文化运动究竟是如何与地方相联结的，主要讨论新文化运动传播到地方的渠道与方式，地方上接受新文化的基础和在地的新文化所呈现的内容，新文化与地方读书人生活世界的种种关联和反新文化的那些读书人如何抗拒新文化及其原因等问题。首都师范大学袁一丹博士则从书籍史的角度，将新文化运动还原为一桩“生意”，通过《新青年》与其他杂志间的交换广告为切入口，结合新文化出版物的发行网络，勾勒出新文化运动的“边界”，考察五四前后形成的杂志联盟和阅读共同体。华东师范大学王家范教授通过研究江南市镇的个案，对新文化必须靠废旧立新方得以成立的流俗之见提出质疑，他指出，新文化不可能脱离旧文化凭空从天上掉下来。任何断裂旧文化基础，悬空托出新文化，几乎是一种虚幻的狂妄。研究新文化运动，除了关注那些生产新思想的少数精英，还应该将研究的视野投向新文化运动中的大众，他们常常被研究者遗落在底层，但是这些大众，却有可能纠正对新文化运动不应有的错觉或成见，使之更加接近真实。
5．新文化运动与公共理性。近年来，学者呼吁在T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外建构交往理性，在此背景下，新文化运动中论辨话语也成为研究对象。中国社会科学院陆建德研究员认为，在1920年代的文坛，“骂人”成为一时风气：争论不在说理，而要看谁骂得狠，骂得妙，最好给予“论敌”致命一击，斗气争胜是最终的目的。晚清报人所追求的论是非、不争胜负的办报宗旨早被抛弃。那是一种文字的自由搏击，能不顾一切手段将对方打翻在地即胜，持论是否公允，手段是否正当，则是最不重要的，笔名泛滥就是这种恶斗造成的现象之一。结果，“战斗精神”养成的风气损害了判断、权衡、分析的能力，正常的讨论和批评很难展开。对此不加检讨，论辩中说理的能力就难以健康发育。北京大学夏晓虹教授考察了五四前后梁启超讲学路径的变动，1920年欧游归来后，梁启超的讲学路径发生显著变化，以“文献的学问”与“德性的学问”并举，分别倚重西方科学方法和儒家人生哲学。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徐贲教授分析了梁启超的迂回的启蒙的话语风格，认为梁启超的言论和话语策略都有明显的“非专业”特征，非专业不等于不专业，而是有专业之外的知识实践考量。知识人士应该对知识有专业之外的对待和运用方式。除非是琐碎而无关紧要的知识，知识是受到实际环境限制的，知识分子一般都会了解这种限制，因此，在他们所确实知道的与他们实际说出来的之间常常会有一定的差异。在审时度势的考量下，以迂回包抄、借力打力、打擦边球等方式发表言论，是常用的策略。
重建中国文化主体性
与会专家认为，新文化运动已经百年，重新讨论这场运动，其意义恐怕不是给它贴一个新的标签，分析地讨论前贤们如何给我们提示了建设中国文化的观念世界尤为重要。北京大学王博教授认为，缺乏坚实的社会文化根基，袁世凯式复辟的出现是必然的。新文化运动更像是一种补课，意图确立从帝制到民国转变的一种文化根基，任务是非常清楚的，这也可能就决定了新文化运动不得不采取激进的中西新旧对立的姿态。新文化运动100周年的纪念，给我们提供了特别好的契机，来思考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中国的文化定位和塑造。换句话说，中国到底应该建立在一个什么样的文化基础之上，这可能是新文化运动提出的最重要的问题。今天应该以更多的方式调动传统中各种各样的资源，在中西融合基础上确立当代文化基础。北京大学陈平原教授认为，我们应尊重古典中国的精神遗产，但更迷恋复杂、喧嚣却生气淋漓的“五四”新文化。汪荣祖教授认为，今日白当彻底回顾，检讨得失，规划未来，才能谈如何打通中西，融合古今，以重构2l世纪的中国思想文化之图谱。北京大学欧阳哲生教授认为，人们对新文化的认识朝着越来越理性、开放、包容的方向发展，寻求中西文化会通是中国文化获取未来机遇和发展的必由之路。
上海大学王晓明教授在发言中指出，王韬、严复等中国第一批思想家当时已经意识到整个世界历史面临一个新局面，一种新的“势”，但却不知这个“势”是如何形成的以及如何去顺应和评价这个“势”，他把这个问题称之为“王韬一严复式难题”，这个难题白1890年代初步成形，半个世纪以来中同知识分子一直在同应并试图化解该难题，但更多的是响应和发展该难题，一直持续到1940年代。王晓明认为“王韬一严复式难题”实际上体现了思想和行动、药方和诊断之间的张力，是中国作为方法的根本所在，而该难题则成为现代早期中国思想的出发点。
那么重建中国文化主体性的核心命题是什么？华东师范大学许纪霖教授认为，新文化运动百年之际，尚未解决的真正问题有两个：其一：如何将“好的”文明内化为中国人能够认同的“我们的”文化？其二，如何将“我们的”文化提升为全人类普世的文明？如何从“我们的”历史文化传统与现实经验的特殊性之中提炼出具有现代意义的普遍性之“好”，另一方面又将全球文明中的普世之“好”转化为适合中国土壤生长的特殊性之“我们”，这是重建中国文化主体性的核心议题。中国人民大学任剑涛教授认为，对新文化的倡导者而言，必须改变新文化似乎是背离传统文化的认知，更加清晰明确地指出新旧文化的精神一致性，指出民主与科学作为新文化之改善传统文化基因的不可或缺，并鲜明表达自己健全而不偏执的亲和传统文化的主张；对传统文化的捍卫者而言，必须改变传统文化对现代文化采取的抵抗姿态，秉持一种宽容的现代态度，放弃独占性的社会政治文化心态，真正发扬光大儒家与时俱进的进取精神，从而推动中国现代文化的健康发展。高力克教授认为，儒学是中国文化的血脉，中国的现代化归根结底是一个“儒化西洋文化”的过程。契合儒家精神又吸收西方文明之精华的现代中国，才是可欲而健全的现代中国。“儒化的现代性”关乎中国现代化的成败，也关乎儒学和中国文化的未来。贺麟之推陈出新的新文化观启示今日中国文化发展之道——超越反孔与尊孔、欧化与传统、激进与保守的对立，主张变革与认同、批判与继承并重。
华东师范大学陈赟教授借李明辉教授对大陆儒家的批评，提出新的命题——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问题，只有作为当今与未来世代中国人的自由幸福与文明教养问题的构成部分时，才得以构成今日意义上中国问题的内在构成要素。大陆年轻一代儒家学者通过重思、重估熊十力及其后继者牟宗三、唐君毅等展开，而这样一种重思恰恰是为了给出儒学在大陆当前及以后的开展方向。与港台新儒家被动适应现代性不同，大陆年轻一代儒家学者的任务应该从思想、制度、生活等各个方面提供现代性危机的解决方案，不仅要在文明论的高度重建中国成立的叙事，回答作为一个命题的中国从何而来的问题，而且要应对中国内外的种种问题和重重危机，实质性地参与当下与未来问题的解决。陈赟教授的这一番言论，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大陆年轻一代儒家学者浮出历史地表的文化主张宣言。
本次国际学术研讨会还专门开辟3场“青年专场”的平行论坛。《探索与争鸣》编辑部历时半年，从上百篇青年征文中遴选出20篇优秀论文，邀请青年作者参与此次研讨会平行论坛。受邀青年学者发表各白的学术观点，并与担任评议和主持的资深教授展开学术对话。通过这次研讨会，很多青年学者都觉得能够得到名家们的指点，在学术上获得了非常大的收益。与会学者均高度肯定了这种提携青年的形式，对促进中国学术的传承有重要意义。
[1叶祝弟，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2阮凯，《探索与争鸣》编辑部]
编辑 杜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