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书宗，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是有着5000年文明历史的世界大国，自近代以来却沦为世界列强共同宰割的“鱼腩”。抗日战争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成为中国作为当代世界大国崛起的转折点。
首先，由于中国坚持抗战，赢得世界反法西斯国家的赞赏，使中国从一贯被迫签订不平等条约，转变为废除不平等条约，签订新的平等条约，重树国际尊严，谱写中国对外关系的新篇章。
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中国被迫和英国签订《南京条约》开始，就不断被迫与世界各国签订不平等条约，不断地割地赔款。所以，从1842年到1943年的101年里，被迫签订不平等条约，几乎构成中国对外关系史的不变内容。中国第一次在国际外交舞台上以平等的一方参加会谈，废除不平等条约，签订新的平等条约，是1943年1月。
1943年1月11日上午，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关于取消美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问题之条约与换文》，简称《中美新约》，在华盛顿签字。同日晚间11时，中国与英国之间的《关于取消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其有关特权条约与换文》，简称《中英新约》，在重庆签字。这两个条约的签订，废除了美国、英国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通商口岸特别法庭权、英籍海关总税务司权、使馆区及铁路沿线驻兵权、沿海贸易与内河航行权、外人引水权，等等特权。随着这两个条约的签订，进而废除了《辛丑和约》。美、英两国宣布：将上海、厦门的公共租界，天津、广州的英租界，北平使馆区的各种权益，归还中国。 《中美新约》和《中英新约》在捍卫、维护中国国家主权方面，尽管还存在不彻底的地方，但是，这两个条约的签订，从法理上终结了美、英两国自《南京条约》、《望厦条约》签订以来所获得的一切在华特权，中国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的平等地位得到公认。宋子文说： “条约的缔结确实是划时代的事件，是本世纪中以中国为一方所签订的最伟大的条约。”因此，这两个条约的签订，对于转变中国的国际地位，确实具有划时代的意义。1月12日，中国报纸以通栏大标题刊登了这一事件。美国各大报也对签订这两个条约的消息，做了详尽的报道。1943年1月25日，中共中央也为此发表《关于中美、中英间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决定》。《决定》认为：“中美、中英旧约的废除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斗争的结果，是由于‘七七’抗战的发动、全国人民的英勇斗争、国际反法西斯联合阵线的形成，使中国国际地位提高的结果。”
此后，中国又与巴西、比利时、挪威、加拿大、瑞典、荷兰等国签订新约，废止各国的在华特权。战后，法国、丹麦、瑞士、葡萄牙等国，也宣布废除与中国签订的旧条约。这祥，一个世纪以来，作为中国对外关系基础的不平等条约体系，终于被砸毁。
其次，开罗会议及其发表的《开罗宣言》，以国际文献的形式，确认中国领土完整。
1943年11月22—26日，美、英、中三国首脑罗斯福、丘吉尔、蒋介石，在开罗举行会议，发表了中、美、英《开罗宣言》。开罗会议的主题就是远东问题。开罗会议期间，23日晚和25日下午，罗斯福与蒋介石夫妇进行了两次“非正式政治长谈”。关于中国的国际地位，罗斯福表示： “中国应作为四大国之一参加此后的国际机构，是他自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的一贯想法。”关于领土问题，罗斯福认为：美国应当发挥影响力，实现“把以前他国通过征服或强迫手段攫取的所有中国领土归还中国”。开罗会议结束后，罗斯福、丘吉尔即转道前往德黑兰，会晤斯大林。斯大林对三国宣言也表示赞同。12月1日，《开罗宣言》正式发表。《开罗宣言》庄严宣布：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群岛（应为澎湖列岛——作者）等，归还中国。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大片国土被日本割占。《开罗宣‘p》则明确宣告，被日本窃取的中国领土，必须“归还”中国。这是对中国人民收复失地作出的国际保证。因此，《开罗宣言》对中国领土完整的意义也是划时代的。正如罗斯福所说：通过开罗会议， “中国将重新取得广大而富饶的领土从而变为一个强大的、在东方起支配作用的强国”，开罗会议使“各国首脑决定中国应有一切机会成为一个大国”。 [3]
再次，中国在创建联合国过程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以及在联合国中占有的地位，使中国跻身当代世界四大强国的行列。
联合国是由全世界主权国家组成的、具有国际权力和义务能力的国际法主体，是当今世界最具广泛性、最具影响力的国际组织。中国作为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中文被列为联合国的五种正式用语之一。
中国是联合国的四个倡议国、创始国之一，参与了联合国筹建的全过程。还在1942年1月1日，美、英、苏、中依次领衔的26个国家的代表，在华盛顿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宣言》除了宣称要与法西斯德、日、意作战到底之外，还同意通过一个新的国际性组织，在战后建立普遍安全制度。中国从任人摆布到作为大国，领衔参与筹建国际性组织，这在中国近代以来的外交史上是破天荒的。“国际四强之一”之称，也由此而起。
1943年10月30日，即在开罗会议前夕，作为发起国，美、英、苏、中等四国代表，在莫斯科签订了《中、苏、美、英四国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曾想把中国排除在外。美国国务卿赫尔却坚持：中国理应作为宣言的签字国。他说： “对于中国形势，美国政府已经做了并正在做着一切可能的努力；在我看来，将中国从四国宣言中排除是不可思议的。我国政府认为，中国在战争中已经作为四大国之一出现在世界舞台上，如果在宣言问题上由美、英、苏三国将其当面摈弃，那就极有可能在军事和政治两个方面都引起极为不利的反应，从而可能需要我国政府作出种种调整，以保持太平洋地区政治和军事形势的恰当稳定……再则，我国公众可能把从宣言中排除中国解释为美国政府与苏联政府在莫斯科联手将中国抛出战争舞台，这一消息将使公众舆论令人失望地分裂并受到伤害。”莫洛托夫在赫尔的言正辞严面前，只能哑然。《宣—言》宣布：有必要尽快在可行的日期，根据一切爱好和平国家主权平等的原则，建立一个普遍性的国际组织，以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
中国非常关注这一普遍性国际组织的建立。1944年6月21日，蒋介石致电罗斯福，说： “中国向来主张早日成立此种机构，如其可能，并望在战事结束之前成立。” 1944年8月21日和10月7日，美、英、苏三国和美、英、中三国，分别在华盛顿附近的敦巴顿橡树园举行会议，签署《关于建立普遍性国际组织的建议案》，确定了联合国这一名称，制定了联合国的宗旨、原则、会员国资格、组织机构，等等。
1945年3月5日，美国代表中、苏、美、英等四个发起国，向各有关国家发出邀请书，提议以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建议案为基础，在旧金山讨论、制订《联合国宪章》。4月25日至6月26日，50个国家的代表在美国旧金山召开联合国制宪会议。中国代表团正式成员10名，其中包括中共代表董必武。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长宋子文任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6月25日，全体大会一致通过《联合国宪章》，以及国际法院规约。26日，各国代表在《联合国宪章》的中、英、俄、法、西等五种文本上签字。接替宋子文任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的顾维钧，最先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接着签字的是苏联、英国、法国的代表。其他国家的代表则按照各国国名的英文字母顺序签字。美国代表作为东道国，最后签字。各国代表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顺序，是精心安排的。联合国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产物。中国对反法西斯战争所做出的杰出贡献，也是对创建联合国的贡献。《联合国宪章》的签字顺序表明，通过反法西斯战争和抗日战争，中国作为坚持正义的大国地位，被世界认同。
有一种说法：中国之所以进入国际四强的行列，得益于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特别关照。这种说法是片面的、不正确的。事实是，在开罗会议和随后的德黑兰会议上，都讨论了中国在未来国际组织中的地位问题。前文提到，开罗会议结束后，罗斯福立即转道，参加德黑兰会议。在德黑兰，罗斯福同斯大林在谈及中国的国际地位问题时表示：《开罗宣言》已经确定了中国的大国地位，并力主把中国作为国际“四警察”之一（比喻中、美、英、苏四国在未来国际社会中的作用——作者）。为了说服斯大林，罗斯福还援引1943年10月30日中、苏、美、英四国在莫斯科签订的《普遍安全宣言》，说：中国既然是该宣言的发起国之一，就理应得到相应的地位。
罗斯福确实力挺中国作为国际四强之一。不过他之所以力主把中国作为国际“四警察”之一，一方面是由于他较为客观地看到了中国军民抗战、中国战场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和贡献；另一方面，也是出于他对战后世界安排的需要。
罗斯福认为：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法西斯国家被彻底打败；英、法、荷等老殖民国家衰落；原殖民地、半殖民地独立解放运动必然高涨，国家独立、民族平等将是未来世界的主流。在这样的国际格局下，罗斯福希望通过单一的国际组织，由美、英、苏、中担任“四警察”，保障世界在美国影响下的安定。开罗会议前夕，罗斯福曾对他的儿子这样说： “美国将不得不出面领导，领导并运用我们的斡旋进行调解，帮助解决其他国家之间必然产生的分歧：俄国与英国在欧洲，英帝国与中国、中国与俄国在远东。我们有能力做到这一点。因为我们是大国，是强国……美国是能在世局中缔造和平的惟一的大国。这是一项伟大的职责。”罗斯福认为，实现这一愿望，在远东绝对不能离开中国这样的强大盟国。
罗斯福不是仁慈的上帝，而是以维护美国国家利益为己任的、极精明的政治家。罗斯福力陈中国是世界四强之一，看重的，并且一心想借重的，正是作为盟国的强大的中国。他看准了：赢得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要倚重中国；维持战后世界的稳定，也要倚重中国！
因此，中国跻身当代世界大国行列，是中国军民凭着炎黄子孙的血肉之躯、中华民族的凛然正气，经过14年抗战，终于打败日本侵略者，为赢得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贡献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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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转引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北京：中华书局，1987: 185．
[2]转引郭加复等．抗日战争大事集．上海社联，1985: 434.
[3]转引战后世界历史长编1945.5-1945.12（第1编·第1分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10.
[4][5][6]转引陶文钊等．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对外关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823-826、414、3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