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天魁
内容摘要 老龄化社会是否必然失去活力？是否必然因老龄化而陷入养老危机乃至社会危机？老龄化不一定是危机，应对得不好，才会成为危机；应对得好，则会成为历史性的发展机遇。所谓“应对得不好”，指的是“只重视经济建设，忽视社会建设；只重视物质保障，忽视服务保障；只重视政府力量，忽视社会力量”，这是最差的应对策略。要“应对得好”，确实很不容易，需要创新思路，不要总在人口结构上打主意，不要总在经济上打主意，要着力搞好社会建设；需要创新策略，抓住时间性机遇，制定非常规的积极策略，留住、找回并发扬传统；需要创新政策，解决老龄化本身的问题，同时充分发挥老龄化具有的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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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活力社会 养老服务体系 策略创新 政策创新 更高阶段的文明社会
作 者 景天魁，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北京100732）
老龄化社会是否必然失去活力？是否必然因老龄化而陷入养老危机乃至社会危机？由于中国应对老龄化的过程，基本上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相重合，这个问题的意义就越发非同寻常。按照以往盛行的思路，“老龄化”总是被与“危机”拴在一起。但依我所见，二者不仅没有必然联系，而且那种思路本身正是导向“危机”的根源之一。我们必须正视的严酷事实是，中国大陆人口老龄化的速度是全世界最快的，老年人口规模是全世界最大的，现在人均收入水平仅排在世界80位之后，名副其实是“未富先老”、“未备先老”，因此，解决老龄化问题是全世界最难的。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按照常规的、过去习惯的思路去应对老龄化，即只重视经济建设，忽视社会建设；只重视物质保障，忽视服务保障；只重视政府力量，忽视社会力量，那么，陷入老龄化危机是难以避免的。只有创新思路，找到一条非常规的道路，才可能让最可能陷入老龄化危机，并且可能是相对更早、更深重地陷入此危机的中国，偏偏能够规避危机，并且化危机为转机。本文提出的思路是：发挥中国特有的传统优势，抓住极易丧失但还有可能抓住的难得机遇，制定积极的非常规的策略、创新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政策。这个思路当然只是一孔之见，希望借此抛砖引玉，推动解决这一前所未有的世界性难题。
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前提条件
对于如何应对老龄化，人们做了大量的研究和探索，这些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很有意义的。我们应该区分不同性质的意义，致力于创新思路的三个转向。
（一）总在人口结构上打主意，不是没有意义，而是没有决定性意义
老龄化表现为人口问题，但是否陷入危机，人口只是一个基础性条件，不是决定性条件。从总体趋势上看，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文明的进步，人的平均寿命肯定会大大延长，将来人类必将普遍进入老龄化社会。但这本身不是危机。人类自野蛮时期进入文明社会至今，平均寿命已经从二三十岁提高到七八十岁，这是文明的巨大进步，不是危机，更不是造成危机的决定性原因。只是由于种种社会和人为的原因，不论富裕国家还是贫穷国家，都可能造成人口结构不合理。
中国大陆随着生育水平的下降和预期寿命的提高，人口总量增速放缓，人口结构发生显著变化，少儿人口数量和比例逐渐下降，老年人口数量和比例均在上升。2013年总人口为136072万人，与1990年相比增加了21739万人。其中，0～14岁人口减少9343万人，降低了11.29%，65岁及以上人口增加6831万人，提高了4.13%。与此同时，抚养比也发生重要改变，2013年总抚养比为35.3%，比1990年降低14.5%，少儿抚养比为22.2%，降低了19.3%，老年抚养比为13.1%，提高了4.8%。据预测，中国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规模将从2000年的9019万人增加到2040年的30795万人，年平均增长率高达3.07%。这一增长速度有可能接近GDP增长率。换言之，即使没有计划生育的实施，中国人口也会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发生结构转变进而导致老龄化。自现在起，即使逐步放开计划生育政策，人口加速老龄化并且接近经济增长速度的趋势也不可能逆转。
采取措施改善人口结构，当然有助于缓解老龄化压力，也有助于延迟老龄化危机，但不可能改变人口老龄化的总趋势。即使人口结构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工业化和全球化带来的人口流动加剧，家庭结构小型化，代际伦理关系疏解，责任意识淡薄，也足以导致以养老危机为主的老龄化危机。因此，要从重视人口结构转向重视社会结构。
（二）总在经济上打主意，虽然很有必要性，但没有决定性意义
经济发达了，当然会给解决老龄化问题提供必要条件。但是，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把养老问题推迟到经济发达以后再解决，显然是不负责任的。况且我们的“未富先老”，在一定程度上是某些政策造成的结果，在道义上也不允许采取消极的态度。进一步说，即使经济发达了，单靠经济条件也解决不了多面向的养老问题。我们习惯于用经济建设的办法解决社会建设的问题，用物质手段解决精神、心理、心态层面的问题，事实证明，不仅经济不是万能的，经济发展本身也需要社会条件作为基础和前提。因此，要从片面重视经济建设转向重视社会建设。
（三）真正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搞好社会建设
要从片面重视经济建设，转向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的协调发展中，让社会建设统领经济建设。也就是说，要从社会建设依附和服从于经济建设，转向社会建设引导经济建设——经济建设真正以增进人民福祉为目的，以促进公平为导向，这是一个根本的转向。
搞不好社会建设，不论高龄化社会还是低龄化社会都不能成为活力社会，都不能进入更高水准的文明社会阶段。反之，不论高龄化程度如何，只要搞好社会建设，就能成为活力社会，就能进入更高水准的文明社会阶段。高龄化、低龄化是一个重要变量，但不具有决定性，具有决定性的是社会建设水平。当然，社会建设也不可能孤立进行，它依靠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支持和协同。对于中国这样的人均收入水平不高、社会和地区差距较大的人口大国来说，搞好社会建设，对于化解老龄化危机具有决定性意义。
第一，从需求结构来看，随着全面小康的实现，正在发生一个深刻变化，即在加强物质保障的同时，对社会服务包括生活扶持救助、人身照顾护理、医药卫生保健，以及文化娱乐、教育培训、法律援助、心理疏导等多种服务的需求，正在快速上升。这在目前比较富裕的阶层和老年群体已经初见端倪，预计在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基本物质需求得到满足之后，社会服务和精神需求的增长会快于物质需求的增长。拐点可能就出现在不远的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时。
第二，从供给结构来看，近年来，社会服务机构数量增长速度加快，截至2013年底，中国大陆共有社会服务机构156.2万个，比上年增长6.8%，职工总数1197.6万人，社会工作职工人数199.4万人，增速已经接近GDP增长率。预计社会服务机构数量和职工人数增长快于GDP增长的拐点在10年之内，即基本实现产业升级之前。
上述需求结构和供给结构的升降拐点，基本重合在5～10年之内。也就是说，化解老龄化危机的机遇期，出台相关政策的最佳“窗口期”，只剩下5～10年。时间很紧迫，幸好在2040年中国人口总量峰值之前，还有一段缓冲期。但是，如果得不到及时化解，老龄化危机完全可能在人口总量峰值到来之前发生；而且，需求结构和供给结构的升降变化，共同聚焦在以社会服务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上。
当然，以上仅仅是理论预测，实际进程将会怎样，取决于应对策略和政策。而毋庸讳言，以往那种“只重视经济建设，忽视社会建设；只重视物质保障，忽视服务保障；只重视政府力量，忽视社会力量”的做法，是最差的应对策略。过去几十年，在需求和供给结构还没有发生重大变化时，这种应对策略就被实践证明是很差的——为支持片面的经济增长耗费了巨大的社会成本，社会建设欠账太多，造成了大量的社会问题；在需求和供给结构发生深刻变化之后，如果还延续这种策略，效果只会更差。形势要求我们必须锐意改革，加强策略创新和政策创新。
策略创新：三个方面、七个重点
社会建设内容广泛，欠账太多，仅就应对老龄化而言，我们应该在三个方面加强策略创新。
（一）留住传统、找回传统、发扬传统
既然中国大陆的老龄化问题是全世界最难的，要解决我们的问题，就要找到比其他国家更具优势的资源。首先可以利用的就是传统文化，尤其是孝道。
1．从尽孝到尽责
中华民族几千年绵延繁茂，弘扬孝道是一条重要的治理之道，在全世界虽然不能说是独有的，但确是经验最丰富的。孝老敬老是中国传统道德的根基。孔子曰：“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不养老敬老，连做人的资格都不够。不仅要养老，还要敬老；不仅敬自己的长辈，还要敬所有的老人；不仅家庭要敬老，国家也要敬老。这应成为根深蒂固的社会规范。
孝道，通常理解为一种道德文化，其实它更是一种制度、一种社会体制。这种社会体制的核心是创造了最成熟的家庭养老模式。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重视家庭、重视亲情。子女尽孝，是尽道德责任、社会责任的主要形式，家庭是养老的主体。同时，国家制定敬老养老的一系列制度，包括对老人的礼遇和救助，对子女的教育，在选拔任用上的倾斜和激励，以及社会评价等。中国古代养老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传统孝道不能完全适应现代社会实际，但不是孝道根本不能讲，而是孝道要转化为“现代孝道”。肖波教授在《传统孝道与现代孝道》一文中提出，第一，现代孝道要强调两代人之间“义务对称”——平等、自南、民主相处；第二，基于情感，自觉自律；第三，兼顾养身与养心；第四，互助互利共享，从而完成从传统孝道到现代孝道的转变，使传统孝道获得新的生命力。这一转化，对于解决养老问题乃至现代文明社会建设，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
2．从熟人社会到陌生人社会，再到新型社区
中国传统社会是熟人社会，家庭成员世代“同堂”生活，邻里亲戚世代“同乡”而居，这种社会条件大大节省了养老成本，为家庭养老提供了可靠基础。随着丁业化、城市化以及全球化的发展，子女与父母独立生活，异地就业，不仅城乡空巢老人、留守老人、失独老人大量增加，即便子女与父母居住较近的，也常因生活压力加大等原因而难以尽孝。以往几十年的现代化过程警示我们，传统单位社会，不是简单地解体了之，更不是解体越彻底就越是“现代化”，而是要转型，要创造新型社区，以社区养老、机构养老支持和补充居家养老。
“社区居家养老”，便于保留家的氛围，适合老年人的心理需要；可以充分利用住房等现有条件，节省物质成本；便于开展邻里互助，志愿服务，易于重建熟人社会。据史料记载，中国历史上早就有一些大家族、宗族，实行集体养老制度。到现在，在福建等工业化、现代化较先进地区，也有一些村庄福利共同体。其说明，这种古代就有的社区（宗族）养老福利模式，在现代也是可以延续和发展的。比如近几年，在宁波市江东区等城乡社区，互助式、互助公助结合式等多种养老模式大量涌现，群众自发创造的养老模式显现出很强的生命力。
3．从公共服务体系到社会服务体系
“公共服务体系”，是指政府以财政力量建立起来的面向公众的服务体系；“社会服务体系”是指包括政府力量，也包括个人、家庭、企业和社会组织等社会力量合力建立的面向社会成员的服务体系。如果说家庭是“细胞”，社区是有边界的共同体，它们的养老作用都是有限的。政府的公共服务则是覆盖全社会的，而且政府力量应该与社会力量相结合，建设强有力的社会服务体系，以此支持、补充和提升以社区居家养老为主要形式的养老服务。
2011年国务院颁发《社区服务体系建设规划( 2011～2015年)》，提出大力提高社区服务项目的普惠性，力争到“十二五”期末，基本公共服务项目覆盖所有社区，要求社区服务设施综合覆盖率达到90%，每个社区拥有5个以上的社区社会组织等。据统计，截至2013年底，中国大陆共有各类社区服务机构25.2万个，社区服务机构覆盖率仅为36.9%，城市社区综合设施覆盖率为77.4%。其中，社区服务中心19014个，比上年增加3517个；养老等其他社区服务机构12.4万个，比上年增加2.8万个，社区志愿服务组织12.8万个。总体来看，覆盖社区的服务体系建设任务还很急迫，也很艰巨。
近年来，各地积极培育社区服务性、公益性、互助性社会组织，从降低门槛、提供场地、资金扶持、加强能力和制度建设等多个方面加以培育和支持。2013年，云南、安徽、福建、大连、宁波、厦门等地纷纷出台推进社会组织改革创新的政策，全面深化社会组织改革的氛围日趋浓厚。个人、专业人士、科研机构创办社会组织的积极性也激发出来，民办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的数量日益增多。它们提供的服务主要集中在社区安老服务、社区济困服务、社区助残服务和其他社区公益服务等领域。
（二）抓住难得机遇
1．抓住历史传统和历史记忆方面的时间性机遇
发扬孝道传统也好、加强社区和社会服务体系建设也好，都有一个时间机遇期问题。经过自五四运动起将近百年的不断讨伐和批判，孝道传统已经残破不堪，失去道德感召力和行为约束力了。子女对父母不尽赡养义务司空见惯，虐待、遗弃等不齿行为也屡见不鲜，要想留住孝道传统的确很难。幸赖这一传统已经绵延数千年，历史记忆痕迹颇深，社会舆论氛围犹在，只要下大力气找回和发扬，挽回的希望还是有的。
同样，中国的熟人社会绵延的历史更为久远，虽经过工业化、全球化带来的人口大规模、大范围的迁徙和流动，以及所有制改革和市场化，单位制大多基本解体，个人的原子化、人际关系的疏离化相当严重，在陌生社会如何重建社会共同体还在探索之中，这些都使新型社区和社会服务体系建设迟迟未如人愿。与之相对，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过程中，大量出现熟人聚居现象；城市居民也凭借种种利益的、文化的、地域的联系，而重建和谐的新型共同体。这表明，在具有悠久文化传统的中华大地上，重新找回和发扬传统是大有希望的。
所谓的找回和发扬传统，也意味着改造和创新，它本身是社会现代化的志业，不是“复古”和“怀旧”。这一番社会建设的志业，时间性机遇期已经不长。随着一代一代新人的更替，历史记忆越来越稀薄，越往后拖，希望就越渺茫。
2．抓住人口迁移和就业结构变动的时间性机遇
目前，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虽将过半，但仍处于高峰期。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监测调查数据，2013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6894万人，较上年增长2.4%，其中外出农民工16610万人，增长1.7%。从近年趋势看，农民工总量保持了增长，但增幅有所放缓，去年农民工总量增长2.4%，同比增幅回落了1.5个百分点；其中，外出农民工增长1.7%，同比增幅回落1.3个百分点。
人口的城乡迁移与社会服务体系建设有什么关联呢？其带来了就业结构的变化。有统计显示，大约44%的进城农民工在服务业领域工作，40%在工业，近16%在建筑业。这就告诉我们，抓住目前的人口城乡迁移机会，是赶快发展社会服务体系的最佳“窗口”期。以北京市为例，从事老年人长期照护、医疗护理、家政服务、餐饮服务的主力军是进城农民工，然而，随着人口城乡转移过程的变化，从事社会服务的农民工的来源地快速切换，十年前还是以安徽河南人为主，前几年改为以川陕人为主，现在基本以甘肃人为主了。
从2013年的全国数据看，农民工总量虽然还在增长，但增幅已经回落。从2012年到2014年的数据看，增幅回落已成趋势，用不了多久，农民工总量亦将逐年减少。与上述供给结构拐点的预测相印证，估计5～10年以后，恐怕愿意从事社会服务的农民工也就难找了。如果不抓住时机，赶快把社会服务体系建立起来，配套政策跟上去，拖到以后，成本只能成倍提高。社会服务体系建设与工业生产体系建设不同，不仅需要待遇水平的吸引，还需要社会氛围和社会习惯的养成。只有社会服务体系建立起来了，社会才能培育起热爱这些岗位的风尚和习惯。拖到找不到大批愿意从事社会服务人员的时候再来建立社会服务体系，那就太难了。目前，大批农民工进城从事社会服务业的待遇还大幅高于在家务农，对他们还是有吸引力的。可见，发展社会服务业与推进城市化进程是相契合的。单从上述农民工迁移的数据变化看，最佳“窗口”期已经很窄，如果错失良机，将是难以挽回的策略错误。
当然，社会服务业应该是覆盖城乡的，大部分农民工进城务工，也催生了对农村留守老人的社会服务需求。这个过程与推进公共服务的城乡一体化也是相契合的。城乡社区的生活服务业普遍发展和健全的过程，与一二三产业结构调整的宏观过程又是一致的。换言之，这是产业结构升级调整的应有之义。
（三）制定非常规的积极策略
为什么要制定非常规的积极策略？因为中国之所以发生未富先老、未备先老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我们在人口政策中执行了长达40年亦即两代人之久的计划生育政策。而非自然的、非常规原因造成的问题，不大可能仅仅通过自然的、常规的办法就能解决。
1．从投资于物转向投资于人
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常规性、习惯性做法，是高度重视投资，尤其是重视基本建设的投资。现在虽然强调加大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比重，然而政府驾轻就熟的宏观调控手段还是投资。其实，从发展社会服务业来说，消费并不与投资相冲突，也不是对投资的一种替代，本质上也应该把它看作投资，只是它不是投资于物，而是投资于人；不是投资于经济项目，而是投资于社会建设；不是为了直接获得经济回报，而是通过改善人的状况，增强人的能力，间接获得更长远的社会效益包括经济效益。
在投资于人的项目中，政府的思维定式首先是教育投入，甚至卫生投入（这当然具有一定合理性，大量研究都在论证和支持教育及卫生健康投入的高回报率）；而社会服务业，尤其是老年服务业，则被看作是纯粹的“消费”，回报率是不可期望的。这是短视而狭隘的发展主义，其极端表现形式是GDP主义。它忘记了发展的根本目的，支持长期发展的根本动力，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期望。只是在特殊的时期，人民才可能为了更大的、更值得向往的目的，而放弃眼前的消费。但这一般只在较短的时间内，在极端的动员条件下才有可能。从长远看，只有一代一代人的生活需求都能得到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才是可预期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对老年人社会服务的满足，是衡量社会的可预期性的重要指标。
2．从单向地重视儿童少年，转向兼顾重视老年人
在对人的投资中，还要重视代际之间的平衡。如果说传统社会的风尚是尊老敬老，现在的社会风气却是“宠小”、“啃老”，代际之间的道德天平严重倾斜。所谓“人老是个宝”，不过是说说而已，老人尤其是普通劳动者和低收入老人往往被看作家庭和社会的“负担”。儿童和少年固然是国家和社会的未来和希望，但如何对待老年人却代表了社会的良心。人人都会老，只有养老尊老敬老，这个社会才是有指望的，社会公平才是有保证的。善待老人应该成为衡量社会公平性的重要指标。
3．从鼓励致富转向鼓励服务
在推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政府确实需要出台鼓励致富的政策。但在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起来以后，它本身就会自发地引导人们在市场竞争环境中谋取利益最大化，倒是应该明确规范，划清界限。例如，不能权钱交易，当官就别想发大财等。这时的政策取向，应该鼓励人们积极参与社会服务。政策目标是保证愿意投入社会服务的人，即使不能致富，也能得到体面的待遇。这样，腐败就可能减少，人心就不再浮躁，社会就逐渐有序。
政策创新：转变思路，创新策略
积极应对老龄化需要大量的政策创新，这包括两个方面：解决老龄化本身的问题和发挥老龄化具有的潜能。
（一）化解老龄化带来的问题
1．支持居家养老
一说到养老服务，政府和社会公众的注意力就会习惯性地聚焦到专业养老机构上，常常提到的是机构养老床位与老年人口的比例，目前这一比例很低，确实需要大量投入，而政府财力有限，于是思路就钻进死胡同。其实，从老年人的实际需求和意愿来看，尚能自理的，应以居家养老为主；半自理的，应依托社区或社区为主的居家养老；只有不能自理或部分半自理的，需要专业护理，最好到养老机构。如北京提出90:6:4的比例，即90%居家养老，6%社区养老，4qo机构养老。
当下的关键是居家养老必须以社区服务体系为支撑，不然就与传统的家庭养老没有区别。要出台一套政策，推动社会服务进社区、进家庭：一是医疗服务进社区，建立家庭医生制度，鼓励医疗机构与社区挂钩；二是专业养老机构与社区挂钩，开展服务辐射如专业培训、轮回指导等；三是社会工作和法律服务进社区；四是家政服务进社区；五是餐饮服务进社区；六是安全服务进社区；七是文化服务进社区；八是公共财政向社区、基层倾斜，真正把社区居家养老作为政策支持的重点。
2．明确规定子女尽孝义务，建立社会服务网络，支持异地子女养老服务交换
应明确规定子女尽孝的基本义务，建立社会监督和评价制度。比如，子女与父母住在一起的，应规定尽孝的基本要求；同城同地但相距较远的，对子女搬迁到父母近处提供购房和租房的政策支持。子女与父母不住在一起，其固然增加了尽孝的难度，但不能成为推卸责任的理由。如子女在国外的，应向父母所在社区或养老机构购买服务；不在同城同地的，可为居住地的他人父母提供服务，通过社会网络，交换父母所在地的服务。
3．将志愿服务制度化
志愿服务应成为每个有服务能力的社会成员的必尽义务。大中小学生应将志愿服务列入学籍考评，作为升学毕业的基本条件；所有公共和私营部门的工作人员，应将志愿服务列入考核内容；公务员更应作出表率，将其列入任用升迁的必要条件。建立志愿服务备案制，应透明化，奖罚分明。过去下雪，都是“各家必扫门前雪”，现在政府掏钱雇农民丁扫雪。钱花了，志愿精神却没了，服务社会的理念淡薄了，社会的号召能力也弱化了。美国国务卿克里曾因为没有打扫自家门前雪，被罚款50美元。为了培育志愿精神，不仅要有道义惩戒，还应该有经济惩罚。
4．加强对专业社工队伍的政策支持
专业社工队伍的规模和状况，是衡量社会服务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中国大陆专业社工培养和队伍建设，目前尚处在初期阶段。从全国来看，南方发展早一些、好一些，正在由南向北逐步推进。虽然一般而言，经济发达地区专业社工队伍发展较快，但也不尽然，北部和西部地区也涌现出大批很好的典型。关键在政策，一定要鼓励社工人才愿意到社区和老人身边提供专业优质服务。而关键的关键是破除行政化，使到社区和老人身边提供专业优质服务的社工得到应有的待遇，受到社会的认可和尊重。对能够长期在社区和老人身边提供服务的，应建立随服务年限待遇提高的机制；对专业精神强、服务水平高的，应建立与其他专业系列相同的级别评定和待遇增长制度。此外，可探索建立以财政牵头、社会融资的专业社会工作待遇保障基金，保障社工待遇，与行政级别脱钩。
5．整合社会服务资源
中国大陆的社区服务体系尚处于初创阶段，总体看，服务资源不足，但一些资源闲置和浪费却很严重，主要原因是单位封闭，部门分割，一些资源富足单位高墙耸立，外人不能共享。最近，有些省市机关食堂逐渐向社区老人开放，部分部门文化娱乐健身设施开始提供给社区老人免费使用。其表明，我们应该并可以建立服务资源开放原则，由社区单位共建、社区成员共享，让社区成为人财物等所有优质资源倾斜的中心，成为社会建设的基础和平台。
6．整合医养资源
现有的养老服务中，最突出的问题是医养分离。就城市而言，养老机构如果建在市内，地价成本太高，进而抬高了收费标准，大多数老人住不起；如果建在郊区，就医不方便，城里老人不愿去，造成许多养老机构空置严重，影响了社会资本参与养老服务的积极性。就农村而言，医疗资源过分集中在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农村老人缺医少药局面没有根本扭转，致使医疗卫生不公平成为社会矛盾的焦点之一。建议在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中，将解决医养结合问题作为重点。比如建立医院与社区直通车制度、医院与社区医疗中心双向转诊制度、医院与养老机构服务挂钩制度、城市医院帮扶乡镇卫生院以及城市医生到农村巡诊制度等，从政策上促进医养结合，以此作为解决医疗卫生不公平问题的一个突破口。
7．加强农民工社会服务职业培训
既然社会服务的实施主要以农民工为主力，加强对农民工的职业培训就成为提高社会服务水平的重要举措。目前，北京市月嫂的工资超过了大学副教授，但不少人根本不知道给新生儿洗澡的水温应该是多少度；保姆的收入也增长很快，但不少人并不懂得怎样扶起活动不便的老人。加强职业培训已是当务之急。各级政府和社区应免费组织或减费提供职业培训，确定职业技术标准、服务规则，定期举行技能考试，颁发资格证书。
（二）发挥老龄化具有的潜能
1．壮大养老服务产业
中国大陆老龄人口，目前已超过2亿人，数量还会快速增加，这预示着老年人口消费和需求在社会总消费和总需求中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大。其将直接影响中国的市场需求、市场结构、供求关系和整个社会生产的变化，形成满足老年人需求的新型产业、新的行业，形成新的发展机遇。
养老服务产业的更大贡献是推动新的就业空间的开拓——从生产性服务业到生活性服务业，将形成最大的就业空间，后者的就业容量还会大大超过前者。老年服务业是巨大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单位GDP可容纳的就业容量最大，而且特别适合就业困难者、低端劳动者就业。当下正值产业升级和转移期，恰好可用来安置农民工、下岗职工就业，估计未来至少可新开发5000万个岗位。
2．实行灵活的弹性退休制度，鼓励老年人发挥余热
中国大陆已经进入劳动力短缺时代。据国家统计局2015年1月20日发布的数据，2014年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出现了连续三年的下降，16～59岁的劳动年龄段人口在2014年减少了371万人，降幅超过了2013年。
老年群体可进一步分为三种类型：60～75岁，绝大多数属完全自理型，一般不仅不需要别人照顾，还能服务社会；75～80岁是基本自理型，搞好社区服务一般可以满足需要；80岁以上，只有一部分不能自理的，需要机构养老。而在老年群体中，60—75岁的占70%多，曰前人数约有1.5亿。实行灵活的弹性退休制度，让身体尚好、有能力亦有热情的老年人自愿选择何时退休，填补未来约有2000多万的劳动力短缺，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老年人也是一种人力资源，老年群体是蕴藏着技能、经验、智慧的人才宝库，忽视老年群体的作用，会导致人才资源的极大浪费，影响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我国现行的退休制度是：女55周岁、男60周岁就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但退下来以后的十多年甚至几十年完全闲置起来，特别是那些经验丰富，有独到专长的高级人才闲置起来不做事，既是一种人才的浪费，也是社会的重大损失。市场经济各种要素要求自由配置，退休制度也不能一刀切。要支持老年人就业，发挥余热。把老年人当作一些产业、行业（如医生、教师、科研、艺术，以及慈善事业、心理咨询等）的主力军。现在农村60岁以上老人仍然是农业劳动的主力军。老年人既然能够健康地活着，就有可能健康地工作，老年人的生理变化可能正好适合一些岗位。
3．对于已经退休的老年人，要积极开发和发挥他们的经验和智慧
许多新兴产业和事业，不再靠拼体力、拼精力，而是靠智慧、靠经验。新的研究证明，“任何年龄的人都有创新精神”，老年人更有创新优势。特别是在社会建设、社区建设、家庭（家风）建设中，老年人能够发挥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即使退休了，也可以活跃在社区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人类文明的发展，归根结底依靠一代一代人的经验积累，依赖主要由阅历、体验和感悟所形成的智慧。现在“一刀切”的刻板退休制度，是工业社会的产物。在文明社会建设中，不能沿用工业社会的逻辑解决信息社会、更高类型文明社会的问题。机械地、消极地看待退休以后的老年人，只把他们看作负担，不再把他们看作财富、看作社会活力的来源之一，是一个很大的认识偏差和政策误区，从加强社会建设、文化建设的角度看更是如此。积极开发和发挥老年人包括已经退休老年人的经验和智慧，有大量需要探索和破解的新课题。
4．提倡不同年龄段老年群体开展互助式养老服务
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了，老年人抚养比加大了，就要在老年群体内部开发互助服务的潜力。75岁以下属年轻老年群体，不仅可能继续给社会各项事业作出贡献，而且可以作为照顾高龄老年群体的主力军；特别是大批55岁左右就退休的，大多身强力壮，在跳舞、旅游、做家务之外，完全有余力承担社区老年照护等志愿服务，或部分有偿社会服务。要培育和扶持老年人互助产业和事业，扶持和发展社区老人互助组织、老年群体互助基金、面向老年人特殊需要的老年志愿者服务等。上海市有些社区，开展年轻老人和高龄老人一对一的结对服务，再加上社工人员的带领和社区的指导，完全可以解决老年服务问题，一些有条件到专业养老机构的高龄老人也愿意留在社区。
5．遵循“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的尊重劳动、高扬劳动的原则，倡导积极的劳动观、正确的财富观、高尚的幸福观
应对老龄化、解决养老服务问题，要破除一些陈旧甚至错误的观念。所谓“退休”，只是退出原来的工作岗位，不是退出社会；所谓“养老”，只是更换活动方式，不是无所事事。从事劳动，对年轻人来说，是最好的学习、锻炼和成长途径；对老年人来说，是最好的养老方式；对社会来说，是形成健康社会风气的最佳途径。今天，人们几近疯狂地追求财富，误以为拥有万贯家财是富有阶层的唯一标志。我国不少长寿乡的老人们，以劳动终老，以健康终老，不需要多么高的医疗费，也不给社会和子女造成多大的负担。劳动是最好的养生养老方式，健康是最大的财富，无邪欲邪念是最高的幸福。积极的劳动观、正确的财富观、高尚的幸福观，对个人而言，是人生价值的灵魂和精髓；对社会而言，也是化解老龄化危机的精神法宝。
6．继承节用、勤俭、储蓄等优良传统，形成健康的社会风尚 社会建设不光是硬件投入，更重要的是软件建设。养老服务更加要重视社会舆论、社会风气、社会心态的建设。中华民族拥有绵延数千年的优秀传统，其中一个重要传统就是节用、勤俭、储蓄。有人认为这才是中国经济奇迹的真正秘密，“由于勤俭节约的中国价值观，中国经济将赶超美国”。尽管此说与目前主流经济学观点相左，但就解决养老问题而言，不无道理。适应老年人的生理和心理特点，饮食以粗茶淡饭为好，穿戴以宽松布衣为好，居住以方便习惯为宜，手中有储蓄，心里得安宁。当然，老年人也有消费和享受的权利，都应尊重，不可强求。但不论从生态还是心态来说，现在的风尚是富人吃粗粮，穷人吃细粮；高血压等基础性疾病正向年轻人蔓延。返璞归真，应是未来人类文明自我纠偏的方向。老年人何不在形成健康的社会风尚方面，开风气之先河呢？
7．推广健康生活方式，力行“天人合一”理念，促进形成新型文明社会形态
健康生活方式应是富有的首要标志，是高素质、高品位、更高文明形态的重要特征。我们不要以为养成健康生活方式会有多么困难。20年前，人们还讲究“精米精面”；10年前，人们还把安逸享乐当做“福气”；现在则争相健身、减肥。当人们的基本生活需要得到满足之后，一场真正深刻的“革命”——“生活方式革命”就会到来，其将极大地重塑人们的观念，改变人们的行为。这场革命一旦到来，我们今天所忧虑的导致老龄化危机的大部分社会因素和精神因素就自然消除了：这并不是天方夜谭。我的出生地蓬莱是“八仙过海”的地方，先人们在一千年前就坚信人类最终会进入半人半仙、亦人亦仙的境界，今天所说的“新型文明社会形态”，也许就是它的初级阶段。健康生活方式就是进入那个境界的“敲门砖”。
以上14条逐条上溯，其中的逻辑是：老年人数量和占比增加，但可以通过健康生活方式，减少甚至不增加社会负担量；必须发生的社会负担量，可以通过发扬节用、勤俭、储蓄等优良传统，形成健康的社会风尚，使之缩减到合理的底限；合理的底限的社会负担，可以通过高扬劳动的原则，倡导积极的劳动观、正确的财富观、高尚的幸福观，通过自身努力得到很大程度的化解；个人不能化解的社会负担，可以通过老年群体的内部互助，进一步化解；如果还有未能化解的社会负担，则可以通过开发和发挥相当一部分老年人的经验和智力优势，形成对社会的贡献而予以抵消；假设还有未能抵消的社会负担，通过实行灵活的弹性退休制度，扩大劳动人口所占比例，弥补劳动力短缺，不仅可以完全抵消，老年人口的贡献完全也可以大于剩余的社会负担；再通过壮大养老服务产业，老龄化完全可以转化为推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的巨大动力。
再进一步看，化解老龄化问题的过程，可以促进劳动力培训，提高劳动力素质；推动以医养资源和社会服务资源整合为主要内容的社会整合；扩大专业社工队伍和发展志愿服务，促进社会和谐；建立社会服务网络、支持居家养老，从而巩固基层社会基础。所有这些都是社会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是社会现代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将个人幸福追求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紧紧联系起来的重要纽带。
归纳起来，前七条是建设完备的养老服务体系，以“成本最小，效益最好”的方式，化解养老危机；后七条是把老年群体真正当作财富，需要开发的活力源泉，而不是负担，且能化负担为财富，打开产业和事业发展新天地，开发社会发展新能源，建设更高阶段的文明社会。
总的看来，不论是所谓策略创新的三个方面、七个重点，还是需要加强政策创新的14个具体问题，都不是应对老龄化危机的全部策略和政策。周际上以及我们自己关于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的制度建设，都是解决老龄化问题的基础。在总体策略上，我们必须继续加强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将物质保障和精神保障、资金保障和服务保障、家庭建设和社会建设结合起来。需要强调的是，如果国际上以及我们已有的社会保障制度主要是雪中送炭，加上中国传统的道德和礼义制度，健全家庭养老功能，强化社区养老作用，就可能是锦上添花，既弥补我们在人均收入水平等方面的不足，又契合中国人的生活和心理需要，从而可能发挥出意想不到的效果。
其实，不论在理论研讨上，还是在实践探索上，在华人社会和世界很多地方，已经创造了很多宝贵经验，只是还没有形成完整的社会体系，没有普遍成为人们的习惯，还有待养成更浩大的社会正气。只要充分发挥中国智慧，充分集中世界各国各民族的智慧，把老龄化社会建设成为活力社会就可能实现。
注释：
①本文系作者2015年4月9～10日在台湾宜兰召开的海峡两岸社会福利论坛——高龄化社会的应对及挑战上的主旨演讲修改而成一
②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4》，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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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李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