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文华，杜凤刚
（大连理工大学，辽宁大连116023）
摘 要：社会性作为语言的本质特性之一，具有影响甚至决定特定语言生成、发展和消亡的作用。作为社会中重要的组成，男女两性在使用语言上的差异不仅体现出语言的性别差异特征，也指涉了语言的社会性会受性别差异的影响。不平等的社会关系是造成男女性别差异的主要原因。语言的性别差异和社会文化之间存在密不可分的联系。社会文化层面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语言的性别差异，而语言的性别差异也构成了社会文化的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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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语言；性别差异；社会性；社会建构
中图分类号：H0-05 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２－３２４０（２０１5）02－０152－04
收稿日期：2014-12-15
基金项目：本论文受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编号DUT13RW412及全国高校教学科研项目立项资助，立项文号:辽-0012-A
作者简介：胡文华（1977-），女，辽宁大连人，大连理工大学人文学部博士生，大连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语言哲学，社会语言学，语用学；杜凤刚（1957-），辽宁大连人，博士，大连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大连理工大学人文学部博士生导师。
一、语言的社会性及社会建构
社会性是语言的本质特性之一，同时语言又具有各种变异，其中性别差异就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方面。两者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的关系。只有将两者综合起来考虑，才能瞥见负责的语言的一角。
语言具有建构社会现实的作用，这种观念的提出主要是受西方哲学关于“语言的转向”的相关理论。其中，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理论、奥斯汀的“言语行动”理论以及哈贝马斯的“沟通行为”理论等是西方“语言的转向”最不能忽视的。
通常人们认为，现代“语言的转向”等理论始于德国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1]它促使哲学家关注语言的社会性质，重新思考自笛卡尔以来西方哲学界的思辨方向。长期以来，人们认为语言是一种交流工具，是反映客观现实的一面镜子。它的意义存在于其对事物、行为，以及外部世界的特征所进行的客观准确的描述与再现。维特根斯坦对此提出了质疑。在他看来，语言的使用是人们对现实进行构建的一种行为方式。它如何被使用是决定其含义的重要所在。也就是说，语言的含义并非是反映事物本质，而是在社会沟通中体现出来的。只有在社会中使用的语言才是真正的，有生命力的语言。
不同的语言是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的产物。如在英语中，blueboy（蓝色的男子），指经过变性手术，由男性转变为女性的人；PinkLady（红妆女人），指一种鸡尾酒名等。还有些词语则源于宗教、神话、传说、风俗习惯等。英语中有些动物词的文化内涵汉语中是没有的。英语中swan（天鹅）用来指才华横溢的诗人。根据希腊传说，音乐之神阿波罗的灵魂进入了一只天鹅，由此产生毕达哥拉斯寓言：所有杰出诗人的灵魂都进入天鹅体内；oyster（牡蛎）指沉默寡言的人。据说英国肯特郡产的牡蛎最好，而最好的牡蛎总是口闭得紧紧的。这些词汇的文化内涵在别的语言中很难找到，是特定的社会文化的产物。
从上面这个例子我们还可以看出，语言与社会文化之间存在相互建构的关系。正是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下，语言才得以产生，并且具有跟别的语言不一样的特征。相应地，语言对社会文化也起着一定的建构作用。受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思想的启发和影响，美国学者尼古拉斯·奥纳福首次提出建构主义的概念。在他看来，社会和语言之间不是彼此独立的，而是相互构成的。[2]由于语义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以及语言符号的离散性与客观事物连续性之间的矛盾，通常人们无法精确地标志客观事物。如，“江”、“河”、“川”的界限其实很难区分开来。在英语中，“mypicture”可以指我本人的照片，即照片上的人是我，也可指照片属于我。还有一些泛指和特指也是模糊不定的。如“neighbor”一词既可以指家庭住址紧挨着的，也泛指任何人。
语言的这种并非一对一的特性决定了说话者和听众具有阐释语言的功能。也就是说，语言必须在具体的使用中，在社会语境中也有意义。说话者和听众具有建构这种社会关系的能力。
二、语言的性别差异及其社会影响因素
在社会交际中，由于语言使用者的诸多差异和复杂性，语言也变得看似变化莫测。虽然遵循一定的规则，但是在一个社会中，所有成员均使用相同的语言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现实的。对一个词语的使用，不同的人因对这个词有不同的理解而会有不同的使用方法。在具体的表达中，因个体所掌握的，或者习惯使用的语法结构不同，语言使用者也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形式。此外，任何语言的使用都是在一定的场合中进行的，而交际语境的不同也在规约着语言的使用不可能套用完全一致的模式。地域之间的差异也是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各个地方方言的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表达，不同地方的人在表达同一或相似思想时倾向于使用与自己方言相接近的方式。民族和种族的影响也是语言社会性的一个重要体现方面。不同的民族和种族在形成一个政治社会之前，基本都有自己的语言，甚至在形成一个政治社会之后也依然保留自身的语言。然而不论是保留使用自身民族或种族的语言，抑或是逐渐学习使用他人的语言，人们都会或多或少地受原先语言的影响。如，美国黑人的英语表达具有明显的特征，与欧洲白人所使用的语言不同。不仅是这些方面，阶级、阶层之间的差异，年龄的差异，职业的差异，以及性别不同都会对语言的使用，也即语言的社会性产生影响。
男性和女性使用不同的语言这个观点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就引起了语言学家、心理学家和交际研究者的注意。[4]（Mary Crawford， 1995:22）在这种研究新语境下，学界出现了所谓的“女性语言”（women’s language， Lakoff 1973）、“女性语域”（the female register， Crosby & Nyquist 1977）、“性别语言”（Kramer，1974）和“与性别相关的语言”（gender-related language， Mulacet al. 1986）等专门指称这种语言现象的术语。有些研究把女性语言看作是偏离男性语言的变异，还有些学者把女性语言看作是一种有别于男性语言的语言变体，这些研究从不同层面上运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对语言性别差异进行探讨，客观上推动了人们对语言性别差异的认知。
男女在使用语言上是存在差异的，“这种差异具体体现在语音、词法、词汇及语法等各个层面上”[3]。在这些方面，男女之间使用语言的差异在各种语言中都可以找到例子。如在西伯利亚的楚克奇语中，男人常常将元音之间的/n/和/t/去掉。在语法方面，说英语的女性倾向于在陈述句中使用反意疑问句，如You rung me last night，didn’t you？ 在词汇方面，女性的词汇相对于男性来说更加具体和丰富。如在文学作品中，女性作家所采用的词汇与男性作家存在较大的差别。这在现代以前的文学作品中更加明显。
相比较而言，早期的语言与性别研究多局限于这些对语音、词汇和语法等微观语言现象的研究。之后，一些语言学家将研究对象扩大到会话和连续的语篇。此时，话语分析逐渐成为该领域的主要研究方法。这种研究方法希望通过对会话规律进行研究来揭示社会活动的构成。重视日常生活会话的顺序性是这一研究方法的一个重大亮点。在开展会话、交换语轮、传承话题、修补错误和结束会话等方面进行研究并提出一套分析概念和工具是这一研究方法的重大贡献。这些研究已经注意在社会文化的层面进行研究，并且形成一定的研究机制和规范，是对语言性别差异和社会文化的互构研究的重要贡献。
正是在这样的研究方法的推动下，语言学家逐渐通过实例分析发现，影响语言性别差异的社会因素。比如在会话研究中，研究者发现，男性在会话中的主导地位以及男女之间的不平等地位影响了男女语言的使用。在会话分析方法的指导下，语言和性别研究者对打断、模糊语、话题组织及分配、谈话时间、最少回应等会话活动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研究发现，会话特征与说话者的性别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这方面，次摩尔曼和韦斯特的研究、非斯曼1980年和1983年的研究以及侯尔摩丝1984年的研究是其中最早也是最有影响的。次摩尔曼和韦斯特在1983年的发表的对陌生男女会话的研究中显示，会话中的打断现象往往出现在与异性的谈话中，而且往往是男性打断女性。她们认为，“打断破坏了语轮的对称性，同时也破坏了话语权利的平等性”[5]。非斯曼通过分析三对年轻夫妻的谈话发现，女性比男性更多地使用you know和疑问句式(一般疑问句和附加疑问句)。分析显示，女性使用这些语言特征是为了推动会话进行下去。非斯曼认为，男性和女性在交谈中的分工是不平等的，这种不平等是宏观的社会秩序在日常交往中的反映[6]。
以上这些研究都针对语言的性别差异进行探讨，在揭示这种语言现象的同时，也指出了影响语言性别差异的社会因素。女性和女性之间的语言差异是社会不平等的宏观社会秩序在日常会话中的反映。男权社会中女性的从属地位决定了女性语言的特征。
三、语言的性别差异与社会性之间的互构关系
语言具有社会性，是在一定的社会中形成的。由于社会中男女性别使用方式的不同，语言又具有性别差异性。然而两者之间并非独立存在的，而是相互影响，关系紧密，存在着很大程度上的互构关系。
其中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例子就是语言学界对女性语言的固化研究加深了社会对女性的偏见，从而使得女性在语言的牢笼中更加无法逃脱。这肇始于1973年RobinLakoff提出的“女性语言”以及其在1975年出版的《语言与女性的位置》。该书强烈地激发了语言学家们对女性与语言研究课题的兴趣。以至于几乎所有的有关语言和性别的研究都直接或间接地引用和/或评论到她的观点。Lakoff在《语言与女性的位置》中提出了女性语言的几种特征。
第一，女性倾向于使用具体化的词汇（specialized vocabulary）。与男性相比，女性更多关注细节，也更多使用具体的，如颜色、质地等词汇。
第二，女性更多使用弱化的咒骂语言（milder expletives）。如在英语中，女性在咒骂时使用的同类词语要比男性弱很多。女性可能会使用“Darn!”，而男性则可能会使用“Dameit!”或“Shit”。在汉语中也存在这样的普遍现象。女性的咒骂语相对男性而言和缓了许多。这多是受着社会的规约。
第三，女性作为更加情感化的人更倾向于使用情感化的词汇，而这些词汇往往并没有含有很多信息，只是用来表达情感而已。Lakoff称之为空洞的形容词（emptyad jectives）。这个空洞本身体现出了强烈的偏见，也进一步加强了社会对女性的歧视。这样一些表达情感的词汇虽然信息量较少，但并非是空洞无用的。
第四，女性在表达观点时也倾向于使用反义疑问句（tagquestions）。在Lakoff看来，男性和女性在交际中都会使用反义疑问句，但是相对于男性而言，女性使用反义疑问句的频率更高，也更不在意场合。甚至在男性看来不能使用反义疑问句的场合，如在表达观点时，女性也会使用。
第五，女性在陈述句时倾向于使用升调，这在男性看来使得女性的表达充满了优柔寡断和不确定。事实上，在陈述句中不使用升调是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的规约，代表的更多是父权社会的观点。与之不同的，便都是错误的，是应该剔除的。这其实从最根本上是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偏见和歧视。正是在这样一种观念的指导下，女性语言的其他几个特征，如使用过度礼貌的形式（superpolite forms）、过分正确的语法（hyper correct grammar）等与男性有所不同的地方都被看成了错误的，不符合规定的，是被男性社会看低的。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此项研究认为女性语言没有幽默感（joke-telling and humor）。这也是对女性语言的一种误读。首先我们应该确定的是什么是幽默。幽默从广义上是指使人发笑的语言。我们可以发现，很多男人所谓的幽默事实上并不能使作为社会组成重要部分的女性发笑，只是自己男性团体认可而已。男人在要求女人认可自己幽默的同时却不肯认可女性的幽默方式，并将一切男人不能发笑的幽默都认为是非幽默。这其实很可笑的，显示的只能是男人的狭隘和无知。而男人却拿着自己的无知到处炫耀，并以此来指责女人。
Lakoff的这个研究充满了对女性的偏见，以及对女性语言的无知。但是由于研究极为符合男权社会对女性语言的狭隘认知而广泛地深入人心。Lakoff认为女性语言是顺从的、消极的、不确定的，而这种观念根植于男权社会对女性的认知。也即是说，语言的性别差异是根深蒂固于语言的社会性上的。女性在社会上的从属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女性语言的顺从和消极。而男权社会对女性的错误认知也是导致女性语言一再被误读的一个原因。这其中都包含着深层的社会机理。
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语言的性别差异影响着语言的社会性，而语言的社会性也在一定程度上规约了男女两性语言的表达和使用。两者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抛开语言的性别差异去谈语言的社会性是不全面的，而抛开语言的社会性去谈语言的性别差异是片面的。作为语言学家，在研究语言的过程中，要尽可能摒弃偏见，从语言性别差异和社会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中正确地看待语言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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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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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FISHMAN，P.Interaction: the Work Women Do [A]. B.THORNE，C.KRAMARAE ，N.HENLEY.Language， Gender and Society [C]. Row ley:Newbury House，1983.
［责任编校：周玉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