庾虎1，2
（1.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山东济南250100；2.桂林航天工业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广西桂林541004）
摘 要：马克思所处时代的经济社会具有了全球化的表象。马克思认为现代经济社会生成的推动力是大工业的出现、分工从自然分工转向社会分工与企业分工、交往的普遍化趋势逐渐形成，在三者基础之上形成了世界市场、国家间的紧密联系等。马克思并没有将这些客观存在僵固化，而是辩证的将这些存在既视为社会发展的结果也为前提。从而，马克思在分析经济现象与社会发展时形成了现代经济社会生成的三要素论：生产力、交往、分工，分工同时是生产力与交往的内在部分与中介。这就为把握中国道路与经济全球化之间的关系，认清中国的国情、世情，解决中国道路存在的问题提供了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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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马克思；经济社会理论；中国国情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２－３２４０（２０１5）03－００26－04
收稿日期：2015-02-10
基金项目：2014年广西高校科研项目“基于生态文明视域下的广西生态立区建设研究”（项目编号：YB2014441）
作者简介：庾虎（1981-），广西全州人，山东大学哲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在站博士后，桂林航天工业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经济社会发展。
把握国情、世情历来是中国改革与发展的重要前提，历史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着经济全球化导致的各种问题，问题的解决方法必然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南。马克思在分析现存经济社会时形成了唯物史观，又从唯物史观的角度反过来分析了现代社会的经济现象及现代社会生成的必然性。
一、生产世界化
通过生产力来分析社会经济形态是马克思唯物史观最为根本的立场，马克思通过生产力的基本要素之一——生产资料——区别了不同时代的社会经济形态。“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1]马克思时代的经济形态就是以蒸汽为主要代表的大机器工业时代。这一划分为理解不同社会结构、不同经济形态做了基础性的工作。
大机器工业代替了工场手工业，加速了社会生产，创造了与以前任何时代相比都要（在种类与数量上）丰富得多的物质财富。在马克思看来，大机器一经出现就造成了经济社会的巨大变革，出于对利润的追求，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再也不愿意离开将大机器作为核心的生产力。追求利益最大化是现代生产的目的之一，利益最大化的首要前提则是在尽可能少的时间内生产尽可能多的商品，这就产生了一个生产效率的问题，生产效率的提高又是建立在“大工业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学并入生产过程，……这一点是一目了然的”[2]。
大机器生产为企业主获得更多的市场提供了便利。不断地竞争，更多更好地利用机器，更有效地占有市场，这一逻辑使工业主义在欧洲盛行；这种生产方式已经不再局限于国家与地域，它的拉力更多的来自整个世界。马克思时代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机器对手工业的取代”成为“世界市场”初步形成的动力源之一，同时“世界市场”的形成也促使机器进一步取代手工业。
马克思注意到了现代经济社会发展中生产力的基础地位，同时也注意到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引起对整个世界的影响。机器大工业，标志着一种以资本为中心的物质基础已经建立。在这种以资本为中心的物质基础的建立过程，世界历史出现了一种新的状况——各国在生产上相互影响成为可能并日益普遍化。这种生产方式首先在一国之内扩大了生产力，而当生产发展所需要的原料与商品销售市场因国内市场的狭隘性时，便打破了一国之内生产的要求，并向国外扩展。这是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它与以往的国际间互补性贸易不同，它首先是以生产力为基础，其次是以竞争为动力。马克思在对国际价值问题进行研究时，就发表了如下经典论述：“在以各个国家作为组成部分的世界市场上……一个国家的资本主义生产越发达，那里的国民劳动的强度和生产率，就越超过国际水平。因此，不同国家在同一劳动时间内所生产的同种商品的不同量，有不同的国际价值，从而表现为不同的价格，即表现为按各自的国际价值而不同的货币额。”[2]西方世界靠这种生产方式，为其跨越发展提供了财富，形成了以英国为中心的欧洲世界，“欧洲中心论”从此开始。并且，通过跨越发展最终超过了以中国为经济中心的亚洲世界，将西方的机器大工业生产带入了各大洲，其巨大的影响力最终将相对封闭的各民族、国家统一到了世界市场中，也改变了各国的生产方式与意识形态。
伴随生产力发展与生产社会化的出现并日益世界化，生产也日益成为一种世界性的生产。马克思在1846致安年柯夫的信中，指出世界市场是大机器工业的必要前提，“奴隶制使殖民地具有了价值，殖民地造成了世界贸易，而世界贸易则是大机器工业的必不可少的条件”[3]。由于贸易的需要导致社会化生产超出了一国，产品不再满足于一国之需要，而是销往全世界。世界经济越来越成为一个统一的、联合的全球经济体。生产力发展与生产世界化导致了世界分工的出现，并且欧洲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成为世界经济的中心并有能力控制其它民族和国家。
二、交往普遍化
交往方式变化首先体现了人扩大其活动领域的能力，在历史生成的过程中不断得以提高。这种提高的最初后果是将人从某一个地域放逐至另一个地域，包括人的行为与思想。可以说，在交往中逐渐使人从一个点的活动扩散至许多个点的活动。人类的跨区域交往始于很早，传统经济也在不断突破地理限制，由于技术、知识的限制，手段的有限，交往一直处在一个有限的、时断时续的状态中。经济交往在前全球化时代，有着明显的地理特征，如古代世界就曾出现过的罗马时代的地中海贸易圈、始于秦汉的东亚贸易圈、开始于中世纪的波罗的海和北海贸易圈，但是这些经济圈都逐渐消散了。经济生活除了在一个种族、民族、国家内部慢慢增长，它的外部刺激受限于地理的障碍，交往关系处于一种封闭状态。突破地理限制的经济交往在这一时代是相当的简单、简单得大部分交往为奢侈品贸易。不过，交往的世界化还是在这样的境遇中不断生成。
肇始于18世纪60年代的工业革命，促进了大工业的发展。大工业的生成不仅促进了生产的社会化与世界化，它的直接后果还导致了人类交往方式的变革。马克思、恩格斯在1845-1846年期间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对交往扩大化进行了细致、精彩的论述，“大工业创造了交通工具和现代的世界市场，控制了商业，把所有的资本都变为工业资本，从而使流通加速（货币制度得到发展）、资本集中……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1]。在这段论述中，可以看到现代交往方式的巨大变革作用。
第一，大工业创造了便捷的交通工具，将人类的活动从地域转向世界范围内，个人、企业的活动直接影响了遥远的地方，个人不再是地域的个人，民族性的东西已经成为世界性的东西；第二，大工业创造了世界市场，将生产的社会化转为世界化，产品在全球销售与交换，这种全球交换方式导致了人类的整个生存方式得到了变革，狭隘的产品生产向商品生产转型，并将人从直接的社会关系向物的社会关系转变；第三，货币制度成为主要的交往方式之一，促使交往加速；第四，国家的边疆一方面由于暴力而伸缩，但贸易的世界化导致国家失去了闭关自守的状态，（被迫）对外开放成为国家的职能之一；第五，技术与资本相结合，原有的社会分工被新的广泛交往的社会分工代替；第六，城市逐渐成为经济中心，经济交往围绕着城市开展；第七，阶级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逐渐形成了两大阶级的对立——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并成为社会革命的导火线，也成为交往关系变革的直接动力。
交往方式变革最直接的后果是交往不再是地域性的、独立的、家庭的，而是世界性的、联合的、工业化的、技术性的。从而，新的交往方式日益代替了古老的、僵化的、封建的生产关系。大工业导致了全球性生产，也将全球的日常生活联系了起来，“单是大工业建立了世界市场这一点，就把全球各国人民，尤其是各文明国家的人民，彼此紧紧地联系起来，以致每一国家的人民都受到另一国家发生的事情的影响”[1]。新的交往方式在工业上、在生产上、在人的日常生活中成为必须的事物。
马克思进一步分析了机器大工业、世界市场、国际交换、国际分工之间的关系，它们之间的联系导致了社会历史生成新质变化：一是现代工业的建立成为民族与国家存亡的关键，适应现代工业的民族与国家，或拥有现代生产力的民族与国家逐渐成为世界经济的中心，占据交往的主动地位，而那些古老的经济中心在大炮与廉价的商品面前失去了往日的光辉，也不得接受先进国家的交往方式；二是生产力的保存与持续发展，每一种“发明”不用每天都在重新发明，每一种“发明”再也不用在每一个地方再另行发明，生产力也不将因自然灾害与外族的入侵而中断甚至从头开始，“某一个地域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特别是发明，在往后的发展中是否会失传，完全取决于交往扩展的情况”[1]；随着交往的日益普遍化，新的生产力一经出现就立即成为世界性的东西；三是使生产力的发展进程在交往手段与内容变革中加快，普遍的世界竞争使技术创新成为民族、国家与企业的关键要素之一；四是生产和消费成为世界性的，生产不是为了满足个人，而是为了满足民族、国家以及全世界，消费再也不是限于地域的产品与奢侈品，而是来自全世界的有竞争力的日常生活用品，改变了产品交换的内容。五是民族、国家之间的相互影响不再限于暴力，交往本身成为一种世界范围内各种力量的相互影射。
三、分工国际化
15世纪之前的商品交往不外是那些具有地域资源优势或那些生产成本差异巨大的少数商品，如欧洲的呢绒、金属制品，东方的珠宝、丝绸、瓷器、香料等名贵物品。这种贸易以地理环境而形成的地域与自然分工。这种分工在人类文明的历史舞台上占据了大部分时间，但是，这种分工一旦遇到了大工业与交往方式的变革，分工就立刻摒弃了它的自然属性，并直接引起了整个社会结构——功能的质的变革。
马克思在对待现代经济社会现象时，观察到的一个与其它经济形态不同的经济现象，就是生产社会化的普遍化。生产社会化的根源是大机器工业，大机器工业造成了生产方式的革命，“大工业的本性决定了劳动的变换、职能的更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性”[2]。从而，马克思看到人类生产中的一个质的因素已经形成，并且这个以大工业为中心的生产力的质的因素对人们的社会地位、社会关系造成了不可逆的影响。
大机器工业改变了生产过程中的三个基本状况：用什么生产、谁在生产、怎样生产。相比以前的手工生产，机器大生产具有更强大的生产能力，它同时要求合作式生产的普遍化，改变了家庭式的生产方法。机器生产本身就具有社会化的要求。生产的社会化表明生产脱离了地域、脱离个人生产与家庭生产，生产不是直接满足个人需要，而是通过商品交换来满足个人需要。生产逐渐形成专业化，个人不再生产自己需要的大部分或全部生活资料，而是生产某一种产品，或者更直接的在一种合作的生产条件中共同生产某一种（类）产品，每一个产品的某一部分，然后通过交换获得自己所需的其它产品。每一个人的分工从自然分工转向的社会分工。这种分工关系的进一步扩大，就是每一个企业只生产某一种产品，某一种产品的一部分；进一步的扩大则表现在许多企业形成一个行业共同生产某一种产品。分工在生产方式与交往方式的不断变革中得到具体的扩大。
在分工扩大的过程中导致了生产中的各种关系相互依赖，生产的各个部门之间相互依赖，一个生产部门只有通过同其它生产部门进行交换才能获得生产资料进行生产。社会分工的扩大还导致人们不再单独生产自己的必需品，而是转而生产他人的必需品，加强了社会有机结构的整合。
在大机器工业的应用与生产力的影响下，分工的扩大必将超出一国，“由于机器和蒸汽的应用，分工的规模已使大工业脱离了本国基地，完全依赖于世界市场、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3]。生产力的发展导致分工扩大，而分工扩大又导致生产力应用的世界化，这种生产力应用的世界化又取决于同生产方式一起建立起来的交往关系的变化。机器大工业越来越成为将世界各个国家社会生产吸引到国际分工体系中的技术基础。分工成为提高生产力的关键，从而分工也是提高生产效率的关键，越来越精细又广泛的分工导致分工不断提高生产效率。不仅是企业内部，也是民族-国家与全球的生产效率的提高。
不过，这种分工在马克思时代显然是通过暴力畸形发展的。19世纪70年代以后，更多地完成了资本主义上层建筑改造的国家加入到这种国际分工，英国、欧洲和北美各国、日本成为主要工业国，原料供应地突破了少数殖民地，将世界所有落后地区纳入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随着分工的扩大，私有制也在转换形式，“分工和私有制是相等的表达方式，对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1]。从而，以大工业为基础的私有制也在全世界扩张。
在分工超出一国的情况之下，马克思分析了分工对各国生产价值的影响，即由于分工的扩大，产品在世界交换，但由于劳动效率与生产效率在各国的不平衡导致了各国在产品交换上出现了问题，这种问题又直接影响了世界各国在分工中的地位。马克思认为，在世界市场上，“例如棉花的价值尺度不是由英国的劳动小时，而是由世界市场上的平均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4]。在这种由平均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产品价值就导致了国际分工中的不平等性。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就指出，“两个国家可以根据利润规律进行交换，两国都获利，但一国总是吃亏……一国可以不断攫取另一国的一部分剩余劳动而在交换中不付给任何代价”。[5]造成那些富有的、拥有较高生产力技术基础的国家剥削那些比较贫穷的、处于技术基础压迫的国家。伴随着生产方式的转变，一种起初是为生产服务的货币交易转变成了一种独立的产业，这就是金融业。金融业的形成更是具有天生的国际性。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中心——英国的政府及银行体系不能满足生产力急剧变革而形成的资本集中的要求，催生了当代资本运动的一种新形式——金融全球化的前身：股份制经济的出现。金融业的天生性格就是要将世界各地的货币重新的、不断重新地组合。关于金融世界化，马克思说道，“一种崭新的力量——信用事业，随同资本主义的生产而形成起来。起初，它作为积累的小小的助手不声不响地挤了进来，通过一根根无形的线把那些分散在社会表面上的大大小小的货币资金吸引到单个的或联合的资本家手中；但是很快它就成了竞争斗争中的一个新的可怕的武器；最后，它变成一个实现资本集中的庞大的社会机制”[2]。马克思在对金融世界化的初始状态进行分析时，就已经认知到了金融世界化将对未来整个全球经济生活形成巨大的、可怕的后果，这一认识在当代依然是正确的。
四、结语
经济全球化在马克思时代已经盛兴，马克思在一脚注中曾援引17世纪意大利数学家和天文学家蒙塔纳里《货币论》中的论述可以看出，这一脚注这样写道：“各民族之间的联系遍及全球，几乎可以说全世界变成了一座城，其中举行着一切商品的不散的集市，每个人坐在家里就可以用货币取得别处的土地、牲畜和人的勤劳所产生的一切来供享受。真是一个奇妙的发明！”。[5]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大机器工业繁荣的时代，一个交往成为世界行为的时代，一个社会分工与企业分工取代自然分工的时代，也就是一个经济全球化已经到来的时代。
马克思在分析现代经济社会时，既看了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存现象，又从这些存在中准确地的把握了经济发展的规律与经济发展的动力因素。马克思在考察他所处时代的经济社会时，将生产力的发展与转型、交往方式的不断变革、分工日益引起进一步的分工视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生成因素。这为分析与把握经济全球化的复杂表象、中国在经济全球化中的作为、中国道路的开展面临的经济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指导。
在今日经济全球化时代，仍未达到物质财富“四处溢流”状态，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依然是中国社会主义道路面临的最关键问题，要求中国在社会生产力方面形成跨越发展。跨越不是一种口号，是一种行动，行动必须建立在现实的条件之上。经济全球化给社会主义国家形成了阶段式的普遍跨越的条件。中国目前能够形成跨越发展的积极因素有下：生产力空前提高并已经成为科技大国，社会财富能够支撑跨越发展所需要的物质力量；社会关系在不断调整以便适应经济全球化，并且这种适应确实是一种适应，所有制则是一种比资本主义更高级的经济关系；民主、公共领域、公共性在中国当代的社会转型中其“素质”不断提升；最为重要的一种因素是中国在与世界交往中表现了强烈的发展意图。虽然有了众多有利的条件，中国也能够参与全球化，但更关键的是把握住全球化，驾驭全球化，才可以形成与经济全球化同步自为的过程，“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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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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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8)[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19.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31)[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2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