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建国
（南京邮电大学校学术委员会办公室，江苏南京210023）
摘 要：当下科学哲学的剧情迷乱和观者困惑，是因对科学活动的“系列主体”区分不明、指认不清。基于不同理论语境中的科学活动主体的角色区分与深描，由此勾勒几种理论的语境差异与演展进路。理解了科学活动的系列主体指认区别，可更清晰地找到科学“发现说”与“建构论”的关键区别，厘清知识社会学时期的“知识二分”与“主体指认二分”现象，解说SSK与ANT的异同关系，明白马克思与这几种理论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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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科学知识；科学发现说；知识社会学；科学知识社会学；行动者网络理论
中图分类号：B029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２－３２４０（２０１5）02－００27－04
收稿日期：2015-01-06
作者简介：吴建国（1965-），黑龙江克山人，哲学博士，南京邮电大学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科学哲学、科学知识社会学。
随着对“科学活动”的解说理论从“发现说”进入“建构论分形（科学知识社会学SSK\行动者网络理论ANT等）”时代，对“科学知识”也进入了“碎象”时代[1]。尽管“科学知识”是指客体世界的说明书，这是在科学“发现说”与“建构论”语境均可成立的定义。但这定义联结复杂的“谁”系列主体指认问题：谁写的这说明书，这是制造主体问题；谁能获得它，这是发现主体问题；谁来鉴别真伪，这是认证主体问题；谁能持有，这是持有主体问题。尽管科学活动相关研究的文献已多不胜数，但在系列主体指认上，至今仍然不分不明，使得科学哲学“现代分形”让人愈发困惑。因为众多相关理论虽然都是描述“科学活动”的剧本，但所呈现语境的场景设置、角色设置、角色特征都有差异。从究问科学活动的相关主体区分入手，依科学发现说、知识社会学、SSK、ANT的语境演展进路，把这些理论所设置语境的几种科学活动主体（制造主体、发现主体、认证主体、持有主体）角色进行勾勒与深描，把场景变换给予特征比对性解说，可以减少剧情迷乱和观者困惑。
一、科学发现说语境的“系列主体”指认
科学“发现说”，是“建构论”产生之前关于科学活动的传统解释理论。在“发现说”语境中，只有“真知识（即真理）”与“假知识”的区分，或者说只有“对、错”问题，没有“优、劣”之别；科学活动主要涉及四种主体（制造主体、发现主体、认证主体、持有主体）的角色指认：
“制造主体”，归于“造物主”。认为科学的制造主体与客体世界的制造主体是同一的，是那个不但制造客体世界、也同时撰写说明书的造物主。当然，对造物主是什么？却有着不同的指认：或如宗教认为是神主（上帝等），笛卡尔仍然强调“我们不是自己的原因，只有上帝是我们的原因”[2]；或如黑格尔认为是既非神也非人的“绝对观念”；或者认为是客体世界的自我生成。被指认的造物主虽然有差异，但共同点是均为“非人类”，也都没把所制造的说明书直接交给人类，而是撕碎后埋在“现象”之土中，让人类去自己发现。“在科学的最初年代，人们相信真理就在我们身边，等着我们去收获；就像是成熟的庄稼，只等人们去收割采集。”[3]科学发现，在此是指人类获取造物主所埋藏说明书。“真理预设”，至今在现代社会成员的观念中也没消失，甚至在科研工作者观念中也没清除。其中，“神创真理”思想在欧洲中世纪盛极一时，至今几大宗教仍然宣传这种思想。
“发现主体”，归于科学家。谁能够获取到这份说明书？此时，认为是具有理性能力的人类，或认为只有人类，甚至只有人类中受到造物主恩赏的智者，才可以通过“发现”活动而获取，并把这理解为造物主预先确定的主体安排。或者说，造物主所写的这份说明书，是需要由科学家这类智者来发现的；当然，科学家也只能发现那些造物主让其发现的部分。此时，科学家作为受造物主恩泽的智者，去发现这份说明书是智者对于造物主的义务，是对于民众应尽的责任。科学家们在追寻与拼凑那份说明书的过程中，从经验中总结出一些有效方法（即科学方法），在这些方法的指导下会提高发现的效率。普通民众不具有发现的特殊能力，最多只是学习与运用者，是科学的享用者。
“认证主体”，归于科学家共同体。那些被发现的知识“真是”属于造物主撰写的那份说明书？这就需要通过一个认证机制来确认所发现知识的真假。此时认证原理是：相信同类中被认证主体“确认为真”的那份知识就是造物主撰写的。谁是这个认证主体？科学发现说视域下，造物主隐而不现，民众不具有认证能力，个别科学家不具有认证的社会公信力，甚至权威科学家也不具备；只有作为科学家组成的科学家共同体，才具有这份公信力。也就是说，科学家共同体是科学的认证主体。只有在通过这份科学认证后，科学家共同体才会把被发现的知识，当作科学知识（或称真理）写进教科书，供民众分享与使用。
“持有主体”，归于全体民众。作为发现主体的科学家、作为认证主体的科学家们，无疑属于科学知识的持有主体。民众也有持有科学知识的强烈意愿，也有从科学家那里分享科学知识的权利，因此也“可以”成为持有主体。此时，作为可持有主体的“全体民众”，还不能等同为“人类社会”；前者仅是范围意义的所有个体的集合，后者却是由所有个人结成的、可由“政府为代表来行使意愿”的一个结构体。此时，科学相关的活动，被认为本质上是个体的行为，而不是社会的行为。民众所能做的工作，仅是分享、学习与运用科学知识的活动。
二、知识社会学语境的“系列主体”指认
在马克思之前的时代，虽然笛卡尔等个别英才已经对科学的“制造主体与人类无关”产生怀疑，并开始倡导把“造物主”作为形而上学内容来努力“去除”，但这还只是个别的英才表现。而在马克思的“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4]思想进入社会之后，这种“去除”开始蔓延为群体共识。20世纪后的学者们，开始认识到“与社会有关的知识”均渗入了人类及其社会的因素，而且这种“污染”还不可避免；开始从认识论角度看问题，发现“人类”因素不但外在地进入了科学的发现与认证工作，而且也内在渗入到知识本身；从而导致20世纪20年代之后，“知识社会学”语境开始形成，知识被区分为：没受人类因素影响（没被污染）的纯粹知识、受到人类因素影响的非纯粹知识；也由此形成科学“发现说、建构论”混合设置的语境场景。从此，知识，与“真理”不再同义，对于科学知识仍然只有“对、错”问题，对于非科学知识出现“优、劣”问题；在知识的“制造、发现、认证、持有”主体上也呈现“指认二分”现象。
“制造主体”二分为：造物主、人类。在科学知识领域，制造主体仍然被指认为造物主；这也可以说是“建构论”给“发现说”保留了最后的城堡。在其他知识方面，制造主体已经被指认为人类，即其他知识已经被视为人类制造（至少是“参与”制造）的产品，是人类为使用客体世界而按自己的理解来撰写的说明书；然而，制造主体究竟是指“人类中的科学家”，还是指“人类的社会”等精细说明方面，还没有定论。也就是说，究竟是“社会因素”通过渗入科学家来（参与）制造知识？还是“人类的社会”作为主体来制造知识？对这两个问题还没能形成共识。
“发现主体”，二分为科学家、人类。此混合语境中，对于非科学知识而言，其“发现”工作本身就是“制造”工作，发现主体就是制造主体；但对于科学知识而言，发现主体仍然与制造主体不同。此语境中，一切知识的发现主体属于“人类”这一点是明确的，但被二分为“人类的科学家、人类的社会”。一种情况是仍坚持科学发现主体是，作为人类个体的科学家；但对科学家是“被造物主特选安排的智者”产生怀疑，开始把科学家指称为民众中那些已经发现科学知识的个体的人。另一种情况是，认为发现主体不是人类个体的人（科学家），而是作为民众的结构体的“人类的社会”，认为科学家也是“社会”的产物。
“认证主体”二分为：科学家共同体、人类的社会。此混合语境中，一种情况是，仍然将认证主体指认为科学家共同体（延用科学发现说的观点），认为“人类的社会”只是“科学家共同体”的外在环境，只对认证工作速度产生影响。另一情况是，将认证主体指认为人类的社会，而不再仅是科学家共同体这个“小社会”的事；人类的社会，不再仅是科学家共同体的工作环境，而是拥有公共知识系统控制权的“主体”。这两种认证主体指认，只是“大、小社会”范围上的差异，但对认证工作的方式理解上没有差异，均是采用“逻辑推论+实验裁决”方法。但此时已经将“科学认证”，不仅理解为按照“认证标准”（科学规范）进行科学知识划界，而理解为应用“认证标准”进行的知识领域的地位与权力斗争。
“持有主体”二分为：全体民众、人类的社会。此混合语境中，一种情况是沿用科学发现说观念，认为持有知识仅是民众的私人之事，“人类的社会”仅是在私人持有知识方面做些鼓励与提供便利条件。但另一种情况是，已经看到“人类的社会”拥有公共知识系统，控制着这个公共知识系统的知识吸纳与让民众分享方式；也就是说，看到持有主体是人类的社会，而民众持有知识只是“人类的社会”的知识分享计划的表现，有些知识并不在分享计划之内。
三、SSK理论语境的系列主体指认
20世纪70年代，英国爱丁堡大学成立“科学元勘小组”，主要成员包括巴恩斯、布鲁尔、沙宾和皮克林等。他们通过大量案例研究，指证科学知识的制造主体也是人类的社会，科学发现“就是制造科学知识的过程，形成科学知识社会学（SociologyofscientificKnowledge简称SSK)。SSK出现后，很快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正统地位和学术话语权，从而用科学“建构论”彻底终结了科学“发现说”，把包含科学知识在内的所有知识全部打回到“人造工具”原形，结束了“知识二分”时代。从此，科学知识也不再是真理，而是按认证规范在社会中取得优势地位的知识。SSK语境中，一切知识（科学知识与非科学知识）均是人类“社会制造”的产品，不存在“对、错”问题，只存在相对于某种标准的“优、劣”问题；其中，科学知识仅是人类建构的最好用的最接近真理的知识，从而彻底统一了制造主体与发现主体；所以科学活动只有如下“三个主体”归属指认问题。
“制造主体”归于：人类的社会。一方面，SSK把知识泛化为一切建构在“人类的经验”材料基础上的理性产品；或者说，把一切知识作为人类经验相关的认知产品，都在“建构论”的平台上同质化了。这种同质化的意义，并非是否定科学知识与非科学知识的差别，反而恰是能够用统一的标准进行更好地区分差别。另一方面，SSK认为科学知识的制造，总是在前人、他人的基础上完成的，是在接力式的社会性建构活动中不断完成的，是在当时社会所能提供有物质条件下完成的，是在社会的规制作用下完成的，体现着社会诸种利益主体的现实博弈。所以SSK强调，制造主体是人类结成的“社会”；由“政府”代表“社会”行使着对科学知识制造的控制，是“社会”的强大力量让科研步入“大科学”时代。
“认证主体”归于：人类的社会。SSK语境中，认证主体也不再是科学家共同体，而是“人类的社会”。它强调科学认证，是“人类的社会”整体性负责的事，而不是少数专业人士内部的事。它把认证的工作方式理解为“逻辑推论+实验检验+民众接纳”的社会竞争，认为如果“被制造的知识”不能在社会竞争中获得地位优势，就不能从社会那里获得“科学知识”这个荣誉称号。当认证主体囿于某个地域性社会时，通过此认证的科学知识也仅是地方科学知识；而如果认证主体是国际社会，通过认证的科学知识就是人类社会的科学知识。当这个认证主体仅限于一个人范围时（即没进入“民众接纳”阶段），能通过前两阶段认证的，就是“私人科学知识”；可以用此来解释私人的“科学知识、非科学知识”分类问题。
“持有主体”归于：人类的社会。SSK已然强调知识的“制造、认证”两个主体均为“人类的社会”，那么“人类的社会”也自然拥有这“持有主体”的权利。人类的社会，拥有公共知识体系，以供社会全体成员分享；也行使着对知识是否可被接纳与分享的选择权利。此时，“人类的社会”作为所有知识的持有主体，对民众的学习、运用行为，负有监督、促进、禁止等职责。如关于毒品生产等对于社会有害的科学知识，是不允许民众学习与运用的；甚至对核武器、生化武器等方面的科学知识，国际社会也“行使”对地域社会（国家）的持有权限制。
四、ANT理论语境的系列主体指认
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Theory简称ANT），是由法国社会学家米歇尔·卡龙、布鲁诺·拉图尔、约翰·劳提出的SSK变种理论，形成巴黎学派。1986年卡龙在《行动者网络的社会学：电动车案例》一文中明确阐明了ANT理论，主张科学研究的意义在于发现新的行动者。拉图尔曾以布鲁尔的强纲领为指导，对科学知识的生产进行微观研究，与人合著被视为SSK的重要文献的《实验室生活--科学事实的社会建构》一书，但1986年该书出第二版时拉图尔将书名去掉“社会”[5]，这标示其已经转向ANT。1992年拉图尔在《社会转向之后的进一步转向》书中，公开提出抛弃布鲁尔的强纲领。可以说，ANT源自SSK，它在科学活动的主体指认上有别于SSK。
SSK把科学活动的“制造、认证、持有”主体皆归于“人类的社会”，ANT则把科学活动的主体都变换为“行动者网络”。而所谓“行动者网络”仍然可以视为一种特殊“社会”，只是它的基本单元由“人”变为“行动者”。行动者，可视为是“人与其可支配物”的“结合体”。当“可支配物”要素被缺省，即行动者仅剩“人”时，“行动者网络”就是传统意义的“人类的社会”；而当缺少“人”这要素时，“行动者”就是通过“代言人”参与知识制造的物体。这“结合体（准客体）”，如人与刀结合成“刀客”，既可被视为具有行动能力的客体，也可被视为如马克思所说还具有“无机身体”的人（主体）。行动者可以相互作用（ANT诉诸为“转译”），从而形成具有“知识”产出功能的动态结构网络，也即另类意义的“社会”生产活动。在ANT中，非人的行动者可以通过有资格的“代言人”来获得主体地位、资格和权利；从而科研工作者、仪器设备、对象等，依靠“转译”结成实验室这个局域网络，由局域网络相互联结成一个行动者网络整体，从而“铭写”出知识。
ANT强调与SSK的区别，主要办法就是侧重强调对“物的因素”在“社会”中作用的重视。而SSK批评ANT时，则侧重强调科学活动是“人类的主体”活动，而“行动者”存在着主体能力、资格方面问题。对此，ANT采用“代言人”这个办法，来解决非人行动者的主体能力与资格方面问题。ANT在把制造、认证、持有等主体指认给“行动者网络”，与SSK把三种主体指认给“人类的社会”在原理层面等同，ANT只是把主体范围被扩大到“物的因素”。
但SSK\ANT两者所说的“社会”，都与马克思所指不同。马克思语境下“社会”单元，既不是SSK所说的传统的单纯的“人性主体”，也不含有ANT为“物”虚设的“代言人”，而是以可支配物作为无机身体的、能动的现实的个人。马克思所说的“社会”单元，既不失人性主体，也包含物性因素；既看到SSK忽视科学活动中的物性因素，也看到ANT没坚守科学活动中的人性主体。
综上可见，理解了科学活动的系列主体指认区别，就能更清晰地找到科学“发现说”与“建构论”的关键区别，分析知识社会学时期的“知识二分”与“主体指认二分”现象，明白SSK与ANT的异同关系，解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这几种理论的关系；就能消减科学哲学因相关主体指认不分不明而呈现的现代迷乱，也能认清ANT那种让科学活动隐形失去人性主体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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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吴建国.建构论语境下的科学知识“碎象”与“重塑”[J].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科版)，2009，（4）.
[2]笛卡尔，关文运．哲学原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8.
[3]梅多沃，蒋效东．对年轻科学家的忠告[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6．76.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2.
[5]拉图尔，伍尔加，张伯霖．实验室生活——科学事实的建构过程[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
［责任编校：赵立庆］